北宋熙河开边是影响其与西北吐蕃及西夏关系的重要事件，王安石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熙宁年间王安石“发明”《周礼》，积极致力于变法图强，推服儒家“朝廷既治，远人自宾”的天下治理模式。但王安石又主张“善遇辽朝”，积极经略西夏。王安石儒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有巨大的张力，儒家天下治理思想更不能为开边提供思想理据。宋夏经熙宁初年的系列争战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双方又达成和议并于熙宁五年在绥州进行了勘界。而王安石虽主张积极经略西夏，然对直接经略西夏终究是存有“畏难”情绪的，故绥州勘界后又以《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思想为理据，在“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的名义下支持王韶在熙河开边，以“威临夏国”。关注《老子》思想，对深入认识王安石及其主导的熙河开边，以及宋夏关系都大有裨益。

熙河地区即以今甘肃临洮、临夏为中心的区域，该区域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为吐蕃势力所占据。宋神宗以后始着意经营，此即学界常谓之熙河开边。熙河开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诸多学者从战争史的视角对其起因、结果及影响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陈守忠、蒲章臻等又着重探讨了王安石变法及文人党争与熙河开边的互动关系。近年黄纯艳从“汉唐旧疆”的话语出发对包括熙河开边在内的宋神宗整体性开边活动，以及开边的战争责任解说等都作了深入研究。以往有关熙河开边的研究中，多关注王韶“断西夏右臂”之说，对王安石的熙河战略则甚少讨论。其实神宗对王韶只是“异其言”而以幕职小官任之。重用王韶以及熙河开边的成功，王安石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角色。而此前关于王安石的对外政策及其思想亦多是从儒家的“外王”论及“王霸之辨”的视角去立论的。笔者认为，这一视角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王安石主导下的熙河开边，熙河开边其实是受《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思想的直接影响。为此，笔者拟从王安石学术思想形成史的角度入手，在分析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及与熙宁初年宋夏战和的互动关系中，详细论证王安石“临夏国”“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战略的形成以及《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思想在熙河开边决策中的具体实践等，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王安石的孔孟、瞿聃之学

王安石的学术有所谓“少学孔、孟，晚师瞿、聃”之论。瞿，指瞿昙，聃即老聃，瞿、聃分别为佛道之祖，后则为佛道二教的代称，可见王安石之学是贯通儒释道三教的。王安石少年亦致力于科举场屋，除了“孔孟”之道，王安石根本无从选择另一种学术生成范式。在儒家学术理路上，王安石则开宋儒探究道德性命风气之先，所撰《性论》《性说》《性情》《淮南杂说》诸篇都影响很大，如蔡卞《王安石传》所言“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其所撰《淮南杂说》尤为世人所推崇，曰“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子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邓广铭亦认为“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的探索研究方面，也起了由汉到唐诸代之衰”，“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意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

王安石探究性命之理，在“内圣”方面下功夫的同时，亦未忽视“外王”之道，也即王安石较早就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这点可从其“大人论”的相关表述中管窥一二。王安石“大人论”思想主要集中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所撰的《答王深甫书》及《大人论》的相关作品之中。所谓“大人”，王安石引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语，曰“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可见王安石所称“大人”，亦即“圣人”之谓，是王安石的理想人格。至于如何成为“大人”，则主要反映在其“正己”与“正物”的辩证关系之中。王安石指出“期于正己而不期于正物，而使万物自正焉,是无治人之道也。无治人之道者,是老庄之焉也”，“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无义也；正己而期于正物，是无命也”，故而特别推重扬雄“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论，认为“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自治而后治人”就是要把自身的精神领域修养的“盛德”与经世济民的“大业”有效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内圣”“外王”的统一。

王安石“少学孔、孟”诚然无误。然“晚师瞿、聃”则未必确切。其实王安石很早就接触到了佛老之道，并深受影响。王安石与佛教的关联，若从宏观层面而言，那么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北宋诸儒的道德性命之学则无一不受佛教“穷理尽性、至于本源”思维的影响。具体而论，早在王安石随父宦游金陵时其就与佛教僧人慧礼多有交往，曾自言“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图慧礼者从予游”。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在淮南节度判官任上，亦与慧礼多有交流。刘成国指出王安石出知鄞县时亦与常坦、瑞新、怀琏、虚白等佛教僧人的交往密切，且对这些人多有赞赏，认为王安石在治平以前，率先引起“道德性命”的讨论潮流，显然不能与佛教僧人的交流无关。

关于老庄之学，仁宗庆历年间王安石科举及第入仕之初，就已经明确表达了闲暇时欲习老庄的意愿，在《答陈柅书》中有言曰：“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老庄虽不及神仙，而其说亦不皆合于经，盖有志于道者。圣人之说博大而闳深，要当不遗余力以求之，是二书虽欲读，抑有所不暇。”至少在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就已经重点研读《老子》了，对此司马光熙宁三年（1070）二月写给王安石的信中即曰：“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光昔者从介甫游”，据王书华考证应为宋仁宗嘉祐四年到嘉祐八年（1059—1063）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同在京师开封为官之时。期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四人“特相友善”，“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人目为“嘉祐四友”。

至迟在嘉祐六年，王安石之学就已形成了以儒家为主，融贯释老的体系。王安石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即言：“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焉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焉八九。博阐该见有志之士，补苴调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无可为之地，故终不得。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不难看出，王安石认为“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亦属圣人所传道之一端。而且认为老庄、浮图之徒的行为亦颇合于儒家仁义之教，曰其“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当士之夸漫盗夺有己而无物者多于世,则超然高蹈其局有似乎吾之仁义者”。

当然，王安石的思想不光融贯释老，而且还常借释老之教来批判改造儒家思想，《礼乐论》即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曰：“礼乐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而世俗之言“未知先王建礼乐之义”，儒家“礼乐之意不传久矣”，而“天下之言养生修性者，归于浮图、老子而已”。将浮图、老子所传养生修性之教，说成亦是“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的礼乐之道。这也难怪乎南宋黄震评论《礼乐论》是以“道家修养法，释先王立礼乐之意”之作，认为系“异端之见”。

熙宁三年二月司马光甚至将王安石法先王之道，致君尧舜的变法行动称之为行“老氏之志”，言曰“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生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週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习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司马光此论中固然有抨击反对新法的不实之论，但这些言论都是司马光“私信”给王安石的，如上所论以司马光与王安石自仁宗嘉祐以来就相熟相知的历史表明，至少新法给司马光的主观体认上是与老子之教脱不了干系的。

二、宋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与“开拓”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宋治平四年（1067）正月赵顼即皇帝位，是为神宗。神宗时年20岁，血气方刚，意欲有为。治平四年十月，就与边将种谔等秘密策划并实施了“绥州事件”，即偷袭西夏嵬名山，迫其归降，占领绥州城一事。这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报复，西夏谅祚亦诱杀了知保安军杨定。后由于谅祚暴卒，才避免了局势进一步升级。神宗迫于朝中大臣反战压力，不得不处置了种谔、高遵裕等一干开边将领，并同意以绥州换取西夏安远、塞门二寨。当然，神宗的妥协除了朝廷的反战舆论外，开边造成的巨大“公私劳费”亦是一重要原因。如遣军队接管绥州城，“转运使所费凡六百万缗”。熙宁元年三月神宗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神宗“理财最为急务”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已然奠定了日后变法的基调。

而王安石自嘉祐八年因母丧去官，就一直留居江宁（今南京）。王安石进入神宗的视野，主要得力于神宗潜邸之臣，其好友韩维的大力推荐。神宗一登基就欲见其人，史曰：“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陶）、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见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神宗遂“诏安石赴阙，安石屡引疾乞分司”。后又诏王安石知江宁府，王安石稍作谦让便欣然赴任。不久神宗又召王安石赴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直至熙宁二年二月升参知政事实施变法为止。王安石为神宗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神宗“择术”，要神宗“以尧舜为法”，明先王之道。王安石对此非常看重，曰“陛下〔宜〕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然讲学的效果并不理想，王安石批评道：“陛下天资超迈，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财。凡利于理财者，则汲汲而用，至于讲道，则不以为急。不急于讲道，何由见理？见理有不尽，何能运动群臣？”陈瓘据《王安石日录》亦评论神宗曰“但慕魏（徵）、（诸）葛（亮），谓厥身不异臯（陶）、伊（尹）”。

王安石从翰林学士兼侍讲到快速升任参知政事，并进而主持变法，主要是与熙宁元年八月关于宰相辞郊赏问题所引发的一次“理财之争”有关。此间王安石所言“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思路，无疑让一向以“节用”方式理财的宋神宗耳目一新。此次理财之争后，神宗与王安石又有两次长时密谈，并与韩琦谈及欲让王安石担任执政一事。同时，神宗欲让重臣富弼复出协助王安石举行变法，由于富弼于熙宁二年正月才至京城，故神宗才于二月三日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组织变法，以二十七日设置独立于中书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开始标志。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理财之术”，但王安石还是尽量让理财符合先王之道，因此一方面发明《周礼》“修《泉府》之法”，另一方面又重视人才的道德行为，对神宗任用偏于理财“使能”之人表示批评，曰“既不得已以理财为先务，更召致无行义之人，则恐于天下观听不足”。引文“既不得已以理财为先务”，说明一向以讲求先王之道，“致君尧舜”，以“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的王安石对于神宗以“理财最为急务”的妥协，这无疑亦是其“王道之权”思想的集中体现。

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自是其外事辽夏的重要基础，这亦符合“《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的观念。王安石亦曾撰有《首善自京师赋》宣扬古人圣人“治远于近”，“制量于中土，鬯声明于普天”天下治理模式。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经制夷狄时亦言道：“且胜夷狄，只在闲暇时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次日，神宗君臣又有论及，王安石曰：“昔魏徵有言：‘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此实至理，自古未有政事修而财用不足，远人不服者”。吴充接着发挥曰：“诗有之：‘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盖先于治内尔。”同年三月王安石亦自言“朝廷既治，远人自宾”。王安石的这一系列论说，很容易给研究者造成其变法不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先深化国内军政改革再行开拓的一般观感。然而现实则是王安石在一面对内变法的同时，却要不失时机地积极经略西夏，所言所行颇不一致，并不符合儒家的天下治理传统，且在对外经略西夏问题上与神宗亦多有冲突。

前揭，随着熙宁元年三月神宗同意以绥州换取西夏安远、塞门二寨，以及西夏方面新即位的秉常对宋实施较为温和的政策，双方紧张关系逐渐趋于缓和。五月，秉常奉誓表，送还诱杀杨定的肇始者。十二月，神宗赐秉常诏，“许纳塞门、安远二寨，归其绥州”。但双方在二寨与绥州的具体交割上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如熙宁二年三月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时，宋方即以誓诏答之，曰“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双方虽有争端，宋还是于是月正式“册秉常为夏国主”，并约以二寨易绥州。但在具体交割过程中西夏仅欲还二寨，并不愿还二寨所附地界，而郭逵又站出来反对以绥州易二寨，神宗于是“不复以绥州易二寨，遂改绥州为绥德城”。双方矛盾迅速激化，西夏遂决定武力夺取绥州，熙宁二年十一月至熙宁三年五月之间，宋夏在绥德城附近多有战斗。熙宁三年五月西夏又在庆州荔园堡北筑堡，影响宋方蕃部耕作，宋知庆州李复圭等决定发兵攻击，并深入夏境攻击十二盘、多娘等多座城寨。八月西夏发兵30万举国来攻环庆，宋夏局势全面升级，宋夏大顺城之战爆发，且其兵峰直指西北重镇庆州城，幸庆州外围宋军取得胜利，才迫使西夏从庆州撤军。面对战局，朝廷遂命韩绛宣抚陕西，熙宁四年又起复在绥州事件中被贬的种谔，韩绛任种谔为鄜延钤辖，扩大对夏战争，在横山北筑啰兀城，“城成而庆卒叛，诏罢师，弃啰兀”，因庆州兵变加之西夏强力反击而不得不放弃啰兀城，此战以宋方失败告终。

面对迁延不绝的战事，熙宁三年十二月富弼就在大顺城之战胜利后上疏请求神宗停战，曰“况今天威己振，王师已捷，或且今退修边备，讲守御之策，更俟表里完葺别图后举，以为万全之计，亦为未晚”。此外，持续的战争亦使得宋方财用枯竭，与神宗以“理财最为急务”的变法主张相违背，亦有意停战，熙宁四年二月即曰“况今朝廷政事之弊，方议修理，国财民力，穷乏可知。平时无事，尚虞天灾流行无以待之，若四方有警，何以支梧”。因此将战争责任推给了李复圭，曰李复圭“擅易诏命，出师侵敌，遂致西鄙用兵”，要枢密院密谕边臣戒之。当然，神宗急于停战还有一重要原因即是听闻了西夏乞师辽朝，辽朝“发腹里兵三十万往西界”相救之的谍报。是年三月神宗就与王安石讨论了如何与西夏和议的事，王安石指出应“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的主张。五月西夏请和，六月双方即通和。

熙宁四年六月宋夏双方快速通和，这与上引王安石“明示欲和”，“徐与之议”主张相冲突，一年后也即熙宁五年六月王安石还批评神宗在此事上“失在不详虑熟计”，认为“西事了与未了”并不妨碍“措置边事”。而神宗之所以快速议和，无疑是要抓紧变法理财，神宗将财用足视为对外用兵的全部条件，如熙宁四年三月神宗就有言曰“庆历中财用未乏，而西事不振”，将财用足与西事振直接等同起来。从心理上讲，宋神宗其实是非常急切地想要对外开拓，但治平四年的绥州事件及熙宁初年宋夏的系列战争使其越来越明白理财的重要性。可以说，神宗对外开拓有多么急切，那么他就对“以理财最为急务”的变法抱有多大的期待，所以神宗不希望再有干扰变法理财之事。“待富强众大，然后可以有为”是熙宁四年以后宋神宗对措置天下内外的最基本看法，为此还曾招致王安石的批评。而王安石则与神宗针锋相对，认为“西事未宁，不害圣政”，“财用特用兵一事”，显示出了将变法与用兵独立起来的意向，主张不失时机地积极经略西夏。如熙宁五年王安石曾曰“臣窃观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方其国弱主幼，又无纪律，时不可失”。可以说王安石在对外开拓方面是矛盾且现实的。总体上讲，王安石是推服儒家“先内后外”，“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朝廷既治，远人自宾”的天下治理模式。现实的一面则是在变法的同时，又主张积极经略西夏，实践其“王道之权”的理念。当然经略西夏要努力“善遇辽朝”，“勿使其有疑心”，“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对西夏与辽朝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也更加体现了王安石现实的一面。

虽说，王安石经略西夏而非辽朝体现了其现实的一面，但其与神宗的现实态度相较，王安石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对于西夏，神宗还是顾虑较多，尤其是对西夏军队的战斗力颇为忌惮，如熙宁五年五月神宗曰“夏国用兵，亦似胜我”，而王安石则不以为然，认为“夏国主昏乱微弱，然庸人习见庆历以来元昊时事，自有惮彼之心；彼亦习见旧事，又见我边将尚畏避之如故，亦不深自知其微弱也”。同年十二月，神宗又言及夏人善战事，王安石则曰：“夏国安能用兵？但中国未修纪律故尔。”不难看出，王安石对西夏军队的战力认识，完全是基于儒家文化立场上的一种“可胜之理”。熙宁四年六月宋夏通和，熙宁五年正月双方开始在绥州地区划界，宋夏疆土之争暂获平息。此后不久，王安石则在《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思想的影响下，以“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的名义，转而支持王韶大力向与西夏本土并不甚相干的熙河地区开拓。这也许是王安石经略西夏最现实可行之举，当然亦可以看出其之于西夏终究还是存有“畏难”情绪的。

三、“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与王安石主导的熙河开边

如上所论，儒家的天下治理模式并不能为王安石对外经略西夏提供足够的思想理据。其实为王安石开拓熙河，威服西夏的思想提供支撑的是《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思想，这一思想很好地弥合了王安石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史载王安石与神宗先后两次提及《老子》这一思想，而且均是针对河湟吐蕃的。王安石首次引用《老子》此言是在熙宁三年七月，因王韶招诱河湟吐蕃董裕下人不当，导致蕃僧结吴叱腊及康藏星罗结两人“作过”，当朝廷议“厚立购赏”结吴叱腊时，文彦博曰：“待其复作过，乃议荡除。”王安石则说：“今尚荡除不得，若今不讨，则气势愈张；以为犯汉不敢校，则合党愈众；狃前事复来犯汉，则虽欲讨除，更费力。古人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今正细易之时，为之图之，不可以不早也。”第二次是熙宁五年二月王安石君臣讨论征讨河湟木征之时，文彦博曰：“自古用兵非得已，今若能服契丹、夏国乃善，至于木征，不足校计。”王安石则曰：“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使首尾顾惮，然后折服耳。”神宗谓：“此所谓图大于细，为难于易。”虽出神宗之口，但其来源无疑是熙宁三年王安石之论。

前揭，王安石在嘉祐年间就对《老子》多有研习。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言曾曰“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老子注》一般被认为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以后之作，是书久佚，今人蒙文通、严灵峰、容肇祖等多种辑本均未见王安石对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条的注文。当然，从必要性来讲，此理简明，似也无注解必要。而且王安石在引论时曰“古人”，并未指明老子，且将《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一语说成是“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顺序亦有颠倒。显然，王安石此为“意引”，且是在朝堂与文彦博争论时无意识情况下脱口而出的。王安石引《老子》语，固然是引“古人”语录作为自己开边的“解释话语”的，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论辩时“意引”的《老子》此语已然内化成了王安石自己的固有思想。需要注意的是，王安石择引《老子》语为其开边论说，似有违《老子》清静无为的主旨，但作为读者的王安石着意于《老子》片言并致用之亦并不令人意外。

王安石把视线转入西北吐蕃地区并能有所成就，这自然与王韶的努力分不开。熙宁元年秋王韶上《平戎策》曰：“愚以为国家必欲讨平西贼，莫若先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此即所谓“断西夏右臂”战略。而之所以能“招抚沿边诸族”，主要是河湟地区“自唃厮啰赍死，董毡继立文法，只能安集河湟间，而近边诸族自为种落，其在疆场之外者，皆强梗顽硬”，在内地者，又分离散处，不相统一。”秦州之外的熙河等地，则为唃厮啰长孙木征所占据，并言“木征孱弱，终不能自立”，“宜遣人往河州与木征计议，令入居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界相近，辅以汉法。因选官一员有文武材略者，令与木征同居，渐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羌。有不从者，令木征抉汉家法令以威之”。史载神宗见王韶此策，“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为管干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机宜文字，是经略司的幕职小官，可见神宗对王韶只是“异其言”而小用之。王韶被神宗擢用后，王安石还曾特意给时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的孙永写信推荐。而王安石之所以支持王韶“断西夏右臂”战略，亦当与王安石“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的战略有关。

王韶到秦凤路经略司后，即向秦帅孙永“首谈恢复熙河之画”，而孙永则曰“边陲方静，若无故搔动，恐变生不测”，其主张并未得到支持。后孙永因刘构堡失陷被降官，朝廷新任命李师中亦与王韶多有不协。如关于甘谷城屯田问题上，王韶称“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而李师中则坚决反对，曰：“昨展置甘谷城所拘占汤谷地界……臣已令体量其间有蕃户标拨入官地土数多，而今耕种不足者，欲却于元献纳数内给还三分之一，而弓箭手亦不得执元额，止据合入官地招人，庶几不害边计。”朝廷遂“诏令王韶等依前降指挥，体问元献地蕃部的实愿献多少地，如不系元初献者，并还之”。面对争议，朝廷先后派遣李克臣、李若愚、沈起等前去体量调查，最后神宗无奈撤换李师中等人，同时又降王韶为保平军节度推官以示惩戒。不过在王安石的大力支持下，王韶依旧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继续推进甘谷城营田事。此后韩缜、郭逵又分别担任秦凤路安抚使，直到熙宁四年八月王韶才被任命为秦凤路沿边安抚司兼营田事，才逐渐摆脱秦凤路经略司的掣肘。

熙宁五年二月王韶从数骑直抵俞龙珂帐“招诱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龙珂遂率其属十二万口来附”。俞龙珂部居古渭寨以北，又称“青唐族”，据有盛产青白盐的盐井，势力颇大。王韶招降俞龙珂引起木征的强烈不满与不安，准备投靠董毡，连结蕃部攻秦凤路，曰：“王韶元与我咒誓，约不取渭源城一带地及青唐盐井，今乃潜以官职诱我人，谋夺我地，我力不能校，即往投董毡，结连蕃部来巡边。”木征系瞎毡之子，唃厮啰长孙，仁宗嘉祐年间即迁入古渭寨附近龛谷城，后迁至武胜军（今甘肃临洮），谎称武胜即河州，故而获册河州刺史，史载木征“自知与汉有隙，日夜练兵，其党不能禁，部族往往归附”。董毡即唃厮啰第三子，唃厮啰死后嗣位为青唐主，据有青唐本部。前揭王韶《平戎策》即是欲利用木征与董毡多有矛盾，互不统属的情况而着力招抚木征。然事与愿违，面对王韶的进逼，木征却准备投靠董氈，这不能不令朝廷大为紧张。当秦凤路安抚使郭逵呈木征书于朝廷后，即引起了神宗君臣的激烈争论。文彦博首先指出：“若木征果来，须与力争，力争则须兴兵。”王安石则曰：“以天下之大，若果合兴兵，亦有所不得已”，并言“木征是河州刺史，朝廷自招纳生羌，又不侵彼疆境，却称我告董毡去，我结连蕃部去，此岂河州刺史所当言？”吴充言：“木征端为侵彼疆境故云尔。”神宗曰：“王韶所招纳并非木征疆界。”吴充曰：“恐渐次侵及之。”文彦博曰：“自古用兵非得已，今若能服契丹、夏国乃善，至于木征，不足校计。”王安石曰：“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使首尾顾惮，然后折服耳。”可见，王安石为“临夏国”是不惜与木征一战的，亦是熙宁五年九月王安石正式提出“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战略思想的前奏。

因此，所谓的“熙河开边”其实主要是熙宁五年七月以后宋朝与木征的战争行动。在战争开始前神宗非常担心，认为“木征骄蹇”，而王安石对曰“今木征，河州刺史也，以区区万人之聚，乃敢陵侮如此，我以天下之大，四夷不敢伐，不敢忽”。当然，神宗最担心的还是西夏的支援问题，如熙宁五年闰七月，战争开始后神宗言道“西人敢来助否？”王安石曰：“元昊、谅祚或敢来，今决不敢也。”就战争进程而言，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熙宁五年七月王韶出兵讨伐木征，历时月余便攻占要地武胜城(今甘肃临洮)，木征弟结吴延征出降。八月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设置熙河路，领熙、河、洮、岷等州及通远军。时河、洮、岷等州尚未收复，领于熙河路则明确宣告此即接下来的恢复对象。熙宁六年二月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王韶发兵攻打退据河州(今甘肃临夏)，负隅顽抗的木征。四月拔阿呐木藏城、香子城。王韶请筑香子城，以为屯聚辎重之所。七月，河州被木征重新夺回，宋军遂被迫撤出香子城。八月王韶卷土重来，用调虎离山之计，再克河州，木征遁走。收复河州后，王韶又率兵南入收复岷、宕、叠等州。熙宁七年正月趁王韶入朝述职之机，木征复扰河州，知河州景思立轻敌冒进，被诱杀于踏白城。时王韶自京师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被杀，则星夜赶至熙州率兵趋定羌城，进临宁河寨，又自领兵绕至踏白城木征后方，一战而木征等八十余人出降。王韶遂遣木征至京师，神宗赐名赵思忠，熙河开边暂告一段落。

西夏见宋朝克复熙河，如坐针毡。首先开始“外交”干预，如熙宁五年九月通过宥州牒延州言：“王韶筑城堡，侵夺旧属夏国蕃部。”神宗曰：“西人何敢如此？”王安石则曰：“然夏国一妇人，一儿子，一困敝小国，乃敢先自违约，加不直于我，所以报之不当逊屈。”但神宗还是担心西夏来干预熙河战事，王安石曰：“若作过，即全无计算，何足虑？”神宗曰：“彼不能举国来，若举国来，即镇洮未易当。”王安石曰：“举国来亦不妨，彼新纳誓，国人皆喜于息肩，我自于西蕃筑城堡，无预夏国事……若我自开边，无预夏国事，而夏国辄来按据，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国疆界乎？”是年十二月准备用兵河州时，神宗又曰“河州与兰州相邻，此可虞也”。王安石曰：“秉常必无能为，但不侵迫彼国，必不敢妄作。”事实上，当熙宁六年二月王韶发兵河州后，西夏确有军事策应木征之举，熙河路副都总管高遵裕有报曰：“臣初欲同领兵收复河州，以牒知夏国点集甚盛……大军行后三日告捷，会牒报西兵至，不知其数，见已过黄河，在天都山、芦子川，去本州裁三驿，又马衔山后康古见有人马五七千出没巡绰。”神宗却认为此乃高遵裕“以不得预河州之行”而“故张大夏国声势，希功生事”。

王韶在熙河地区的成功，神宗自是龙颜大悦。熙宁六年十月王韶收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二千余里地，王安石等上表称贺时，神宗“解所服玉带赐安石”，并遣内侍李舜举谕旨曰：“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神宗归功于王安石，王安石可说受之无愧。其实一开始神宗对王韶并非全力支持，如上所论熙宁初神宗任命孙永、李师中等秦凤路安抚司长官都主张安静，对王韶营田招抚蕃部等多有掣肘，幸王安石每次都力排众议支持王韶。熙宁五年正月神宗还以“韶轻易”“待其有功”等理由回绝了王安石让王韶出任秦凤路安抚司的长官的提议，任“易驱策”的吕公弼为秦帅。王安石自“不敢独当此赐”，归功于神宗，神宗再次谕旨道“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此自神宗肺腑之言。不管是从战略决策还是战争过程来看，神宗都是畏首畏尾，怕木征“骄蹇”，更怕木征与西夏联合。然而，王安石的坚持亦秉持了其一贯的儒家理想主义，极具盲目一面，认定西夏绝不敢来。当西夏真来交涉时，又以“我自开边，无预夏国事”回应，此显是自欺欺人之语，王安石自知“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西夏岂不明唇亡齿寒之理。王安石对西夏可能的强力干预亦无任何预案。可以说，熙河开边在决策层面上，神宗与王安石的表现都不足道，熙河的成功确有赖王韶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

四、结语

唐宋是儒释道三教融摄的关键时期，在此环境成长起来的王安石一方面致力于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摄取释道“瞿聃”之学以建构其道德性命之说。熙宁年间王安石受神宗征召为其“讲学”，王安石积极应召，力使神宗明先王之道，达到致君尧舜的理想。然神宗却一直汲汲于财利，后王安石又不得不行“王道之权”而向神宗妥协，于是发明《周礼》，主持“以理财最为急务”的变法。然而从儒家“先内后外”，“朝廷既治，远人自宾”的天下治理模式看，王安石变法自强的“外王”之道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积极对外开拓。宋神宗曾一度积极经略西夏，然兴兵后方知“理财最为急务”之理，将财用足视为开拓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熙宁初年系列争战后神宗便很快与西夏达成和议，一味着意于变法理财，其开拓精神反不如王安石积极。在熙河开边中畏首畏尾，生怕木征与西夏联合，对王韶也并非全力支持，甚者在文彦博等人的影响下“亦欲中止”，放弃开边。

王安石积极经略西夏的思想，显然亦不能用“王道之权”思想来理解，在政论中王安石确实表现出了“尚力”的霸道成分。但是王安石对西夏终究还是存有“畏难”情绪，其所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及对西夏的“可胜之理”说辞终究要服从现实。因此，熙宁五年宋朝一方面与西夏媾和并在绥德划界，另一方面却又在实力最为弱小的熙河吐蕃地区积极开边。这无疑是王安石“破秉常与破木征无异”战略的具体实践，而相应的战略思想支撑则来自《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之论，对此王安石亦有直接阐述，曰“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木征最为易者”。

至于熙河开边以“临夏国”的总体战略，以及西夏的外交干预与军事策应等，其实都是一种“扩张视野”下的战略行动。就现实而言，王安石曾言“我自开边，无预夏国事”，的确也对西夏本土未有丝毫损伤，而且对其地缘安全的压迫也非致命，故西夏也未举国而来并力一战。而且宋朝军队多为步兵，王安石曾曰“以韩绛之果，种谔之狂，然兵行百十里，已自行极危”，显然这种大迂作战以“临夏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人式的战略之累，将此前一直交好的河湟吐蕃变成敌人了。哲宗、徽宗时期在河湟地区投入巨大的财力军力，通过浅攻进筑的方式才在河西地区逐渐达到“临西夏”的战略目标，在地缘上逐渐形成对西夏的威慑。而随着金国崛起，北宋的迅速败亡，曾受北宋打击的吐蕃诸部迅速投入西夏怀抱，反为西夏作了嫁衣。

总之，关注王安石《老子》的有关思想，有助于打破王安石研究中偏于儒家一脉的格局，为认识更加“多元”“真实”的王安石以及在宋夏关系的大视野中重新思考与评价王安石主导的熙河开边等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窗口与契机。

《国际儒学》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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