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宗教改革，有些人认为它于1530年已在巴黎出现了。当年善良、温和的勒费弗尔·戴塔普勒执教于索邦大学，热心地注释圣保罗的作品；也在同一年，一个外国人退隐来到巴黎城门边的蒙马特尔，他已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这个人就是日后创建耶稣会的依纳爵·德·罗耀拉。事实上，赞成1520年修道院改革的勒费弗尔并不是一个“福音主义者”（译注：指新教徒。），至多是《福音书》的热心读者，被描绘耶稣钉在哥耳哥达山上十字架受难的生动的福音故事所打动；但是他没有走得更远，亦不接受路德多年来所提出的主张，即从圣保罗的一句不谨慎的话而得出“因信称义”的结论。

路德派

在加尔文出现之前，法国就已经知道了路德教（又译“信义宗”）。正当加尔文这位年轻人（生于1509年）还是纪尧姆·比代的学生，他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选择了自己的课题，准备出版他的《论塞内克的宽恕》（1532）时，宗教改革的新思想已传播至这位博学的年轻人周围，当时法雷尔正准备为另一场战斗写一篇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自从1517年路德在德意志的维滕贝格教堂门上张贴“95条论纲”以后，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遭遇，他被逐出教门，遭到皇帝下令的追捕，藏身于瓦特堡，他的思想通过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等地传到了法国。斯特拉斯堡是一座自由的城市，那里反罗马教会的抗议此起彼伏，城市向各种思想倾向的人开放，如同接纳各路商人一样，它是一个接纳地，两个世界的交汇点。阿尔萨斯通过莱茵河和伊尔河，直通米卢斯和巴塞尔，可达勃艮第境内，再分往巴黎和里昂两地。但是再往北的洛林地区则未受到改革思想的影响：梅斯比南锡更缺乏文化和宗教生活，无论对宗教改革思想还是人文主义都漠不关心。但是通过阿尔萨斯足以与另一边的弗拉芒—皮卡第地区相连接。奥古斯丁教派修士（译注：指马丁·路德。）的感人召唤要使信仰回归本源，清除几个世纪来因传统而累积在信仰上的一切赘生物。这个呼声肯定不止感动了少数人，还传到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周围的人士，却未能使布里索内或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接受德意志预言家路德的观点，两人坚持对最有争议的条文作更正统的解释。然而他们身边的许多较大胆、顾虑较少的人或许在1520年就已成为路德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不过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正当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对路德教的流行感到某种困扰和担忧之际，1534年发生了揭帖事件，宣扬路德教某些“真理”的小招贴竟然出现在国王下榻的城堡内！于是马上开始了镇压，尽管弗朗索瓦一世尚有若干犹豫——国王的犹豫主要来自外交（或其他）因素，即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外交政策；镇压一直持续到1598年，此后两派的公开斗争很少停息。

加尔文

然而在1534年目光忧郁的年轻人让·加尔文做出了选择，他决定离开危险的法国，经由斯特拉斯堡来到巴塞尔，在那里修改书稿《基督教要义》，并于1536年用拉丁文正式出版，1541年起用法文版再版多次。27岁的人文主义者加尔文也是法学家，他在巴黎和奥尔良结识了当时最杰出的大师，从此反对罗马教会，把因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态度转变而感到迷惘并遭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团结在自己身边——国王似乎直到1534年对新教还几乎抱同情的态度。加尔文不怕冒犯国王，还把《基督教要义》一书题献给国王。他说自己还希望得到国王的理解，于是不仅呼唤国王的良心还呼唤他的良知；他对同伴们的归顺提出抗议，但是在最后一封信中淡定地表示准备接受最坏的情况，这说明他曾对弗朗索瓦一世寄予多大的幻想：“相反，如果恶意者的诽谤遮盖了您的视听，而被指控者却没有申辩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您不加以纠正，这些冲动的怒火会以监禁、鞭挞、拷问、刀割和火刑等酷刑实施残暴：我们确信，当温顺的羔羊面临屠宰也会以死一搏，我们有忍耐我们有灵魂，我们等待上帝的强大之手，他将在时机来临时显示威力，解救不幸者于苦难中，也惩罚眼下如此大胆作恶的蔑视神明者。主啊，王中之王，将重建您正义的王位和公平的统治。”让·加尔文重蹈20年前路德走的路，但不打算重走奥古斯丁修士的老路，尽管路德也曾宣称反基督的教会必倒。加尔文走的是另一条路，人们或许可以粗略地说，加尔文走的是一条较少神秘而更逻辑的路，将加尔文教会（而非路德教）建立在对《福音书》的另一种解释上。1541年他在日内瓦定居下来，在那里建立了加尔文教会，体现出一个建立新罗马的杰出组织者的才能。而路德并不知道这样做。加尔文这位新预言家具有非凡的辩才（我们在前面已提到他对某些人文主义者的批评，参阅本章第二节中“改革者还是无神论者？”小节中有关纪尧姆·比代的内容。）把他们比作《圣经》中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此人表现得犹豫不决，在夜间去拜访耶稣，是个最怕事的胆小鬼），把迷惘中受到启发的法国新教徒团结起来，包括慈运理（瑞士人）、比塞、法雷尔和卡斯特利奥等人；写了《基督教要义》的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督教。

《圣经》和称义

或许加尔文的出发点和路德是一致的。回归《圣经》，以《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源泉，反对传统，反对教会早期主教们添加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上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所有的评论和注释还不如自己的沉思反省更有价值。改革派的理想仍是早期的教会，至少是“令人难忘的使徒时代”的巴勒斯坦。回归以耶稣为中心的宗教，上帝是天父；中世纪大量产生的圣人不再有任何地位，连圣母亦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或者只保留了很普通的地位，被夸大的圣母作用，特别是圣贝尔纳以来宣扬的圣母崇拜在加尔文眼中不过是某种偶像崇拜而已。最后加尔文还主张回归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特别是圣保罗，他的书简成为加尔文思想武库的主要部分。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对罗马教会的同样蔑视——罗马教会的滥用神权、非法获利和过分仪式——罗马已成为反基督的大本营。这些已由路德教提出的指控在加尔文那里变得更为严厉，因此两派在教义和实践中的结论亦大不相同。

加尔文否认善行（或因善行）可以称义，只主张因信称义。在要求信徒遵循与天主教徒同样的“道德”的同时，他直接提出了灵魂归宿命定论；这种建立在无偿道德行为基础上的“道德”比路德说的“罪孽深重，就更要信仰主”那句名言走得更远。加尔文认为，灵魂得救与否是上帝的自由选择，是神的莫大恩惠。如果说路德在复杂的灵魂归宿问题上仍模糊不清的话，加尔文对此没有任何犹豫，灵魂归宿命定不存在任何预知。同样在领圣体仪式上，加尔文摈弃把面包和葡萄酒作为耶稣身体和血，在这一点上路德教也作了妥协，法国的新教徒把面包和葡萄酒降低为仅仅是一种承诺的可见象征，加尔文根本不讨论这些。所以说加尔文思想不是重拾路德主义，而是清醒而热忱的沉思的结果，神秘主义的成分极少。

加尔文使新教的形象尽可能与《圣经》一致，正如他从《福音书》中所读到的那样：和路德教一样，它的本质是信徒本人与上帝的交流，教会的作用就是方便这样的直接交流，帮助信徒的爱主行为。不过人们可以说，加尔文与罗马教会之间的鸿沟更大，决裂更彻底。而且加尔文教在一切领域都有意将逻辑推至极点，在《基督教要义》阐述教会与国家关系这一点上，加尔文与路德明确切割，他拒绝像德意志那样以君权取代教权，主张分离教会与世俗权力（不管是君主还是法官），允许两者之间合作，以尊重基督的箴言——正如他在日内瓦所做的那样——但是保持两个权力的分离。这是大胆的构想，其政治意义十分明显，但没有马上被人领悟，以至于在日内瓦的最初实践中，市政议会过于偏重教会评议会的决定。此外，《基督教要义》中基督徒公民的义务、“基层权力当局”等定义亦相当重要，它们在加尔文设计的牧师、长老会议等教会行政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牧师和长老会议作为民主的小团体，有可能像“受惊扰的动物”一样影响教会评议会的审议。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每当从哲学上下定义时都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他面对的是被他称为畏首畏尾的文人，也面对着国家，从他的谨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按部就班、事必躬亲的人。他甚至还重视音乐，和当时人一样十分重视圣乐：在日内瓦曾编写过齐唱曲，但不是多声部重唱曲，如赞美诗宣叙调或净化的大众赞美歌；这类教堂乐曲对加尔文教在不同阶层中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日内瓦和加尔文教信徒

面对新教教义的各种预言家——他们在斯特拉斯堡这座新教实验的大都市，在维滕贝格、苏黎世等城市里，怀着对上帝的热诚创建各种昙花一现的教会，加尔文在日内瓦将一个贪婪商人居住的追求享乐的平庸城市改造成一个首都和新教圣地：1538年应法雷尔之邀来到日内瓦之后，又和泰奥多尔·德·贝兹等人一起，把日内瓦变为一个庄严质朴的城市，既无装饰也无雕像，长期作为加尔文教的首府。城市由教会评议会和市政议会严格管治，纠正任何越轨行为，对一切反叛行径严惩不贷。加尔文领导这个城市直到1564年去世。在这座如此快被一个严厉教会征服的城市里，加尔文开设了一座新教大学——日内瓦学院，培养的牧师将前往所有法语国家传播加尔文的教诲，甚至还包括非法语国家。在此造就的牧师具有教士的献身精神和扎实的文化知识，令人刮目相看。日内瓦学院既是神学院又是修道院，连续几年从瑞士各州、全法国各地以及莱茵河流域招募年轻学子：通过坚实的人文主义基础教育和深入的神学研究——必然是天主教教义和新的信仰相结合——培养出的新罗马的弟子，个个是热忱而博学的善辩者，他们在前去传教的城市马上争取到许多贵族和资产阶级，他们在法国倾注了大量精力，包括在巴黎城内传教，争取到分布于整个巴黎盆地的路德教信徒，而且还深入莱茵河河谷。所到之处他们散发小册子《教会教规》——每个加尔文信徒的必读书。日内瓦学院创建于1559年，然而早在日内瓦学院向各地（最远到波兰和苏格兰）派遣传教团之前，加尔文主义的小册子已广为流传，在1530至1540年间不但影响了许多普通的传教者，还争取到亨利二世治下相当数量的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商人。亨利二世在位时从未停止准备对加尔文信徒实行镇压：1559年他与菲利普二世签订和平协议就是为了腾出手来实施镇压。

在1560至1570年的十年间，法国人对内战局面已习以为常，加尔文教已传遍了全法国。但传教成功是相对的，内战前可以说没有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区完全被新教占领。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有了新教团体，甚至有了自己的教堂和市民大会——教会评议会之雏形，从里昂到蒙彼利埃，从波城到阿布维尔和亚眠，还包括卢瓦尔河流域城市和巴黎；但是农村的广大民众却毫无反应，除了城市周边地区外加尔文教未能深入乡村。广大农民无动于衷（但并不敌视），原因是日内瓦派遣的教士人数不足以深入乡村传播福音。随着1547年起当局的迫害逐步扩大，新教徒纷纷逃离法国和危险较大的城市，前往日内瓦避难。大批法国人的涌入，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不光是日内瓦，法国新教徒还逃往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阿尔萨斯和瑞士其他一些州。正如吕西安·费弗尔所说，他们是最初一批“为信仰而离乡背井者”，他们的迁徙成为加尔文教扩大影响的一大有利因素。到16世纪下半叶新教徒已形成了欧洲范围的互助网，在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后，从反抗菲利普二世的荷兰到德意志新教徒的互助进一步加强；他们得面临另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联盟——它以地中海的两个半岛为据点，毫不动摇地忠于天主教信仰（借助宗教裁判所和虔诚的菲利普二世的力量），这两处据点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

当信仰加尔文主义的贵族再无畏惧，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信奉加尔文的上帝的权利时，尽管各方都有人出面呼吁平息冲突——天主教方面有安纳·杜·布尔（Anne du Bourg），新教方面有S.卡斯特利奥（S.Castellion）[S.卡斯特利奥：《论异端》（1554）。安纳·杜·布尔曾是巴黎最高法院法官，他在1559年挺身反对迫害“在火刑时呼喊耶稣基督的人”。]——双方却都已摩拳擦掌准备对抗，天主教会集结了所有力量，还组成了一支民间征服队：耶稣会。

罗耀拉和再征服

这是为收复失地（这个战略名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恢复天主教在西欧独霸天下——正如在中世纪整整几个世纪——的统一局面而作的极大努力。这种努力亦显示出在“需要信仰的世纪”里宗教的大胆，吕西安·费弗尔的这句精辟的话高度概括了当时的信仰运动。对各国君主而言，王国的宗教统一即意味着政治统一（包括诸亲王的统一：奥格斯堡临时议会期间的德意志也是同样的想法）。1530至1550年间天主教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一部分人充满宗教虔诚，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宗教和解与妥协，至1560年持后一种想法的人依然很多。从1526年起撰写《神操》的依纳爵·德·罗耀拉，找到了摆脱精神危机、增强受威胁的信仰的方法。当1530至1534年路德教传入巴黎之际，他发起创立了旨在再征服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在获得罗马教廷的首肯后，耶稣会立即向德意志和法国这两个受路德教影响的国家扩展。罗耀拉曾是一名军人，他创建的这支队伍与日内瓦的加尔文传教团恰好旗鼓相当：十来年的传统和神学培训使为罗马教廷而战的耶稣会教士拥有与加尔文教士同样的知识素质；纪律严明，绝对服从罗马教廷，特别是教士的献身精神，使耶稣会迅速发展，不仅在欧洲，甚至还深入到从巴拉圭到日本的天主教新世界。尽管遭到仍在各地活动的不少修道院组织的阻碍，耶稣会仍在天主教世界取得了极大成功。

耶稣会的首战告捷是在特伦托主教会议上（会议几经中断，断断续续从1542年开至1563年），许多与会主教希望宗教两派能达成和解。而耶稣会坚持并使会议通过决议，重申天主教的传统立场，无论在因信称义的中心问题还是在诸如圣人崇拜等其他细节问题上都坚持天主教传统。耶稣会在重申天主教传统时用词极其谨慎，甚至原文摘引改革派文章并逐字逐句加以评论，逐行地批驳新教的论述。从下面引述的耶稣会阐述“称义”问题的一段文字，可见其辩论风格和思维缜密：“当使徒说世人‘惟靠信仰才能无偿地’（《使徒保罗致罗马人书》）获得赦罪时，这句话应当理解为，承诺并表达对教会的永远认同；要知道我们说因信仰而被赦罪，因为信仰是灵魂得救的开始，是称义的基础和根本……获得无偿赦罪，因为在称义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信仰和善行——配得到赦罪的恩惠。”（教谕例子：如果某人说，自从亚当犯罪后，世人便丧失了自由意志，又说这是有名无实之事甚至连名都是虚幻的，是魔鬼的捏造，那么这就违背了教会，应予咒逐……）最后特伦托会议在决议中给僧侣的纪律改革留了相当大的余地。天主教的这一改革从1563年起引入法国，同样引起争议，因为改革对1516年博洛尼亚主教会议承认的王室特权提出了质疑。

1560年以后，耶稣会的巨大成功在于重新征服失地。即使在内战烽火四起的环境中，善于说教的耶稣会教士（他们太精明了，下面还会谈到），个个是老练的心灵导师，他们会根据信徒的不同情况进行诱导，不会把《神操》手册当众发给每个忏悔者，因而迅速在城市内赢得很大声誉，吸引了最好的和不太热心的信徒；同时他们还在教会附近创办学校，城里人已经受到若干年的人文主义熏陶，耶稣会更向他们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写在1584年制定的《教育大纲》上：一如既往地采用拉丁语教育，保留部分经过严格筛选的有危险倾向的古典作家和作品（譬如卢克莱修，甚至西塞罗的部分章节），但是向基督教教义方向引导，由此将人文主义的精华纳入其教育体系；耶稣会学校还传授城市生活的良好方式，教授舞蹈、音乐、礼节和举止仪态，这些上流社会的交际知识对扩大学校的知名度肯定起了很大作用。从克莱蒙到巴黎和许多其他城市都出现了耶稣会的著名学校。耶稣会学校从1570年起取得惊人成功，后来在德意志和法国迅速推广。但这还不是其巅峰时期，1603年前后耶稣会迎来了更辉煌的时代：耶稣会教士成为王室的忏悔神父，城市的主宰和大教堂建造者，耶稣会成了教会的强有力的领导者……那时的耶稣会已经无所不在，拥有数千名教士，至世纪末有许多教士担任王室密使，学校遍布全法国——尽管战争给耶稣会带来不利因素，因为耶稣会参与宗教纷争太深，很快被认为是与主张法国教会自主的古老传统相对立的罗马教廷的代表，而且爱国主义激情特别反对外国势力的介入。至此，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无论对反改革人士还是新教徒来说都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时代。

本文选编自《法国文明史》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