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思想的这种转变的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在新教的禁欲信仰的发祥地迄今不衰。在美国，教派的重要性尤其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国家和教会是分立的，可是直到15或20年前，还没有一个银行家或医生卜居或缔结婚姻而不被人问到信仰的是哪一个教派，而且他的前途是好是坏也就看他答复的性质而定。任何人被吸收进一个教派都必须先对他的品行进行一番严格的调查。一个不承认犹太教关于内部道德法典和外部道德法典的区别的教派成员资格，无异是业务上诚实无欺的保证，而这种保证转过来又成为成功的保证，因而有了“诚实为最上之策”的原则，因而在教友会教徒、浸礼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之间把上帝会照顾自己这个基于经验的教条反反复复地加以申述。“不敬神的人路上交肩而过都彼此不能信任。当他们想做买卖的时候却找我们来了。虔诚是通往财富最可靠的道路。”这绝不是“伪善之言”，而是笃信宗教和既非始料所及也向未指望的一些结果的一种结合。

诚然，财富的取得既归功于虔诚，这就引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这个境况同中世纪寺院经常陷入的困境在各方面都颇为相似。宗教行会导致财富，财富导致堕落，而堕落又导致改造的必要。卡尔文主义设法通过人只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一切的管理人这一观念来规避这个困难。它谴责享乐，可是非但不许可逃世，反而把共同劳动和劳动的合理纪律看作是人的合理的宗教任务。从这个思想体系之中产生了我们的“天命”一词，这一名词是只有受过新教的《圣经》译本影响的语言才是熟悉的。明了这个思想体系对合理活动影响的价值，而所谓合理的活动就是根据合理的资本主义原则作为履行天降的任务所进行的活动。归根到底，清教徒和斯图亚特王室之间的分歧的基础也在于此。两者的思想都是受资本主义支配的，但是在清教徒看来，犹太人特别是一切惹人讨厌事物的化身，因为他专门从事于诸如战争贷款、包税和出租职位之类的讨好宫廷的既不合理而又不合法的职业的。

天命观念的发展很快就给了企业主——也给了勤勉的工人——一个完全问心无愧的感觉，企业主给他的雇工以永远得救的希望作为他们用苦行的精神专心致志于天命，以及同他通过资本主义而对他们进行的无情剥削的合作所给的工资，而这种永远得救的希望在教会纪律对于整个生活控制到了如今想象不到程度的一个时代里，是具有和今天全然不同的现实性的。天主教教会和路德派教会也承认这种纪律，并且也予以实行。但是在新教的禁欲社会中，准否参加圣餐却要看伦理是否适合而定，而伦理是否适合则又要以商业的荣誉而定，但是并不过问信仰的内容。资本主义个体生产的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在不知不觉之中纯化了的组织，在任何其他教会或宗教之中都向来没有存在过，而且相形之下，甚至连文艺复兴时对资本主义的贡献都微不足道了。它的实行者专心致力于技术问题，而且是第一流的实验家。实验是从艺术和采矿方面采纳科学而盛行起来的。

但是文艺复兴的世界观虽然并不像宗教改革的革新那样，改变了人的灵魂，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者的政策，16世纪甚至17世纪初期差不多所有的伟大科学发明都是在反对天主教的背景下取得的。哥白尼是一个天主教徒，而路德和梅兰克顿却摒弃他的发明。科学进步和新教绝不可混为一谈。天主教教会固然有时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但新教的各禁欲苦行教派却一直倾向于不跟科学打交道，除非在事关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的情况之下。但在另一方面，把科学提供给技术和经济学却是新教的特殊贡献。

现代经济人道主义的宗教根柢已经枯凋，如今天命的观念在世界上已经成为残渣。禁欲的信仰已经被一种悲观的，虽则并不是苦行的世界观所代替，这种世界观，正如孟德维尔（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样，认为私人的罪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是有益于公众的。随着各派原有的巨大宗教感化力的烟消云散，相信利益一致的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在经济思想领域中就作为新教的禁欲苦行主义的继承者而出现了，它变成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王公、政治家和作家的指导原则。经济伦理是在禁欲苦行主义的背景下勃兴起来的，现在它已经丧失了它的宗教意义。只要它还能给工人阶级以永世幸福的希望，他们就有可能接受他们的命运。这种安慰一旦幻灭，在以后飞速成长的经济社会中，那种紧张险恶局面的出现就在所难免了。这个阶段是在19世纪铁器时代开始之初，早期资本主义结束之际到来的。

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第三十章“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变”，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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