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自由个体的形象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想象。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经常想象至高无上、完全独立的个人傲然对抗着一系列的侵犯势力：大政府、大公司，以及褊狭的多数人群体。在这类想象的一个主要版本中，这些侵犯者威胁了我们的权利。他们想要控制我们的身体或性，没收我们的枪支，侵犯我们的财产和隐私，或者逼迫我们违背良知。在与他们斗争中，胜利被视为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捍卫，使其免受有害侵犯。

另一个主要的版本则将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努力奋斗，同与生俱来的特权相对立。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我们崇拜企业家，他们的主动性和天赋为世界创造了新的价值；我们尊敬谦逊的白手起家的人，他们通过不懈努力而摆脱贫困，成为中产阶级。我们因为这些人物独自取得了成就而称颂他们，我们因为另外一些人声称自己对这些成就亦有襄助而憎恶他们。在大众的想象中，企图窃取别人成就的另外这些人往往戴着伪装面具：他们包括过分热心的、强行贯彻其共同利益构想的监管者，腰缠万贯、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巧取豪夺的寡头，以及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集体施压的穷人。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对美国社会精英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阻碍了这种精英统治秩序对个人自由选择的保护。

我们还设想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对个人依附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财产是最重要的独立标志：我们赞扬业主、小农场主和小企业主，他们都是自己私有领域的主人，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原型。另外，我们会为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未偿的债务、衰老本身及其所预示的多种形式的个人依附感到羞愧。在我们的社会里，关于社会政策的辩论往往围绕着如何鼓励“自力更生”而展开。

这类想象叙事在政治右派中更为突出，但它们在右派中的流行也长期影响着公众舆论的平衡。调查表明，与欧洲国民不同，美国人宁愿享受“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追求……人生目标”的自由，也不愿意他们的政府“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保证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帮助”。这些政治观点也有其他相关信念的支持。例如，美国人更倾向于否认个人成功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更倾向于相信人们可以自己摆脱贫困。同时，许多美国基督徒相信《圣经》的教导是“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这些观念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有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税收、言论以及枪支权利。它们构成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使美国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富裕的民主国家。

即使是政治上的中间偏左派系也有着自由主义的印记。主要的民主党政治家们经常宣称，无限的机会和无与伦比的个人自由是所有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可能会警告说，这些机会最近受到了公司企业的贪婪、工资的停滞和严重不平等的威胁。他们可能会谴责长期以来限制了许多美国人自由的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但是，他们同样赞美自主的个人通过向上流动在精英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

这些倾向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换言之，那么多美国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用这些术语来思考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将提出三个主要论点。首先，这些思想在杰克逊时代（1820—1850）逐渐形成。政治思想史学家们倾向于将杰克逊时代的美国视为一片荒凉的土地，夹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两次划时代事件之间显得沉寂无趣。与之相反，本书则认为，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开创性的时代，甚至最重要的开创性时代，流行的政治叙事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持续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其次，本书没有将美国个人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教条或信条，而是将其呈现为三个重叠的神话，每个神话都包含特有的个人自由理念和独特的美国例外主义叙事。这些神话是共享意义和身份的重要来源，它们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吸引了那么多不同的选民。第三，本书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包含了深刻的乌托邦愿景，这些愿景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历史学家经常将其描述为一种从根本上讲是实用主义的观点、一种对赚钱的专注，再加上发自内心地对权威不容忍。事实上，长期存在的乌托邦梦想一次又一次地支撑了个人主义修辞。我们将更详细地考察这些论点。杰克逊时代美国个人主义的兴起是由两次巨大的变革促成的，这两次变革震撼了美国人的生活，并重塑了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思考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大众民主的出现。在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选总统之后的几十年里，民众参与州选举和联邦选举的人数急剧上升，白人男性的选民资格不再受到财产数量的限制。现代政党体系逐渐成形，并由新兴的、职业政治家所领导，为了动员广大的普通选民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当所有白人男性都认为自己有权发表政治意见时，他们打破了主导整个18世纪美国政治生活的恭敬顺从的氛围。民主这个词曾招致建国先贤们的质疑，在这时却成了他们的政治口号。

这期间另一变化是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这一变革是由新技术、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廉价且不断扩大的信贷以及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蓬勃需求共同推动的。它们的累加效应是将美国各地的地方经济连成一个综合体系，从而重塑了数百万自由生产者和奴隶的生活，使其成为该综合体系的支柱。在北方，小农场主把生产的盈余销售到遥远的市场，并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调整自己的销售决策。他们出售大量的商品来换取现金，然后用现金购买消费品，包括织物、帽子、家具、乐器等。这些产品通过运河驳船、汽船和机动轨道车涌入美国内陆。他们的经济生活逐渐摆脱了世代以来支撑地方经济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地由非个人竞争关系和契约关系构成。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同属于一个经济体系，其中客观的法律和规范无所偏私地影响着每个人。在南方，这些力量同样加速了为全球市场而进行的棉花生产，加剧了国内奴隶贸易，迫使数以百万的黑人男女和儿童向西进入了南方腹地。

这些转变改变了美国白人对自己及其国家的看法：1820年至1850年间，民主和市场被添加进美利坚的核心概念中。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援引这些制度来说明其社会的显著进步和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国家，是其他国家注定要效仿的平等主义政治灯塔。同时，美国拥有一种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精英化的独特市场经济，在这个市场中，人们能够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必担心多余的政治干预。这两种看法共同构成了一种广泛认同的信念，即美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这些变化也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在一个赋予年轻白人无限机遇的富裕而变动的社会中，自由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私人生活的特征：它与个人对自己工作的控制、个人所享有的反对政府权力的权利、个人通过努力和自律提升社会地位的能力相关联。许多人开始将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视为自由的天然领域。此外，在一个分散居住、去中心化又长期质疑政府控制的社会中，民主常常被想象成一种削弱政治精英权力、赋权普通人捍卫其权利的途径。自由与民主越来越被视作至高无上的个人抵御不必要干涉的方法。

尽管这些个人主义倾向起源于更早的时期，但在杰克逊时代，它们融合成了一系列强大的政治神话，塑造了其后美国的政治思想和修辞。如果说建国初期是美国宪法结构的形成时期，那么杰克逊时的美国——所谓“平民时代”——就是美国政治神话的锻造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新的政治企业家群体成功地在一个更民主的时代重新阐述了建国先贤们的贵族政治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自由市场乐观主义注入政治思想，而这种乐观主义直到19世纪初才逐渐渗透进美国人的意识中。印刷出版文化的巨大扩张使廉价报纸进入众多的美国家庭，这确保了这些新思想在广大选民中的广泛传播。

由于本书旨在追溯这些思想转变的来源，因此主要关注的是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人。近几十年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他的政党理所应当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将美国民主建立在了种族等级制度和美国原住民种族灭绝之上。他们将白人霸权包装为平民主义，并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加以利用，这种方式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政治。但他们的思想遗产并不仅限于此：他们对经济、政府角色和民主政治性质的认识与观念，形成了广泛而多样的政治思想。他们是那个时期最成功的概念提出者和政治神话创造者，因此本书特别关注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人如何阐述建国先贤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向广大选民重新呈现这些思想。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在近2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个人主义通过三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神话得以表达和传播：自力更生的拼搏者的神话、自然权利的拥有者的神话和白手起家的英雄的神话。每一种神话都是关于何为美利坚的理想化故事。每一种神话都在向受众们确证，美国首要的特征是，这是一片非同一般的自由之地，在这里，普通民众和社会制度，甚至是土地本身，都特别适合个人自由的伸张与发展。每一种神话都借鉴了不同的知识传统组合，都包含有对自由个体和束缚自由个体的危险的解读，虽然这些解读稍微有不同。

在接下来的十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些神话如何影响了美国政治争论，以及如何影响了激发政治争论的思想。在那些激荡了杰克逊时代政治风云的争论中，政治神话并不专属于任何一方，相反，它们定义了一个共同的领域，任何想要赢得广泛听众的人都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辩论。它们以类似的方式贯穿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政治辞令中，甚至进入了废奴主义者和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激进观点中。它们的主导地位使各方之间激烈竞争，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个人自由的真正捍卫者。

在讨论这些神话时，我们特别关注包容与排斥这一对主题。这三种神话都被用来划定圈内人和圈外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这些神话定义了一种能够被深切感受到的民族认同感和使命感，使美国与旧世界区别开来。它们还塑造了白人形象和男子气概：正如历史学家所坚信的，个人主义思想被反复用于构建白人男性性格和身份的原型，与之相对立的，是对其他从属群体的定义。白人男性坚称，女性和有色人种缺乏一些必要的天赋，难以作为自主个体在自由社会和粗暴竞争的经济中出人头地。

因此，他们注定要屈从，或者，对美洲原住民来说，注定要灭绝。这样便产生了自相矛盾，个人主义思想支撑了白人男性至上的扩张主义政治，但是其前提却是天生的群体优越性，而不再是个人主义。

与此同时，那些提倡包容的人也使用相同的政治神话来挑战种族和性别等级。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谴责美国社会也是一个种姓社会（Caste  Society），赋予白人男性特权，而无视他们的个人品行或特质。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女性完全有资格拥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并有权自主生活。与此同时，废奴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包容性的个人权利理想，以突显美国的虚伪及其未实现的道德潜力。两者都使用了美国的个人主义神话来尝试重新划定公民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的界线，并建构更具包容性的美利坚民族形象。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美国个人主义是如何被用来扩大和缩小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界限的。

最后，本书认为，个人主义神话往往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刻的乌托邦愿景。这三种神话都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新兴的秩序井然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因为辛勤工作、自律和个人美德而获得回报与奖励。三种神话也都将这种择优秩序归因于上帝或自然。根据这些神话，美国是特殊的，摆脱了旧世界世俗的和“人为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政府不横加阻挠、任其蓬勃发展，自主的个人就可以在仁慈的上帝的指引下发展出公平繁荣的均衡关系。历史学家经常把美国的个人主义描述为一种根本性的实用主义态度、一种对赚钱盈利的专注，以及本能的对权威的无法忍受。相反，本书认为，个人主义也构建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乌托邦梦想。

尽管这类梦想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在自由市场的思想中有着最一致的表达。这种表达在杰克逊时代广为流传，并从那时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争论的措辞。对无数美国人来说，市场根本不会威胁人类的自由，因为他们模糊地认为市场具有一种自然的、恰到好处的秩序。市场的自发运转所带来的损失、失败或约束只是一种不幸，而不是一种压迫。另外，政府的监管所造成的挫折则是对自由的剥夺，需要揭竿而起地抵抗。这种基于乌托邦假设的、根本的不对称性对进入20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政治思想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有人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中夹杂着乌托邦梦想，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认识。而本书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梦想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的。这有助于我们去挖掘意识形态模式的起源，这些意识形态模式仍然束缚着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除其他外，本书也将阐明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和宗教思想的重要转变是如何催生这些梦想的。

至此需要澄清的是，本书对其主题仍会作一定的评论。本书的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会致力于细致梳理杰克逊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想，而第四部分会对这一时期的思想遗产进行批判性评述。这部分评述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美国个人主义的病态性和发展潜力。病态性主要在于其排他性、潜在的乌托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必胜信念，所有这些要素都有助于合理化或掩盖剥削和不公正。另外，它的发展潜力在于其能够包容对立的不同的思想潮流，这些潮流为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包容开辟了道路。

本文节选自[美]亚历克斯·扎卡拉斯（Alex Zakaras）著，罗鸣、王一鸽译《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的导论

叙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