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历史上，沙特阿拉伯的民族国家建构由于种种原因遭到搁置。而随着人口持续增长、政治参与预期上升和石油收入稳定性下降，沙特政治与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促使沙特重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2015年萨勒曼国王执政后，沙特国内政治经历一系列变动，王位继承制度从兄终弟及变为父终子继。为确保权力向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平稳过渡，萨勒曼父子亟需强化自身权威、赢得民众支持。与此同时，沙特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沙特需要打造国民新共识以应对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因此，沙特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沙特国族主义，构建与统治者高度绑定的沙特民族认同，打破瓦哈比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为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改革准备条件。

自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尤其是2017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立为王储后，沙特经历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转型。在沙特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沙特国族主义在沙特国内兴起，取代瓦哈比主义成为该国主流意识形态。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是沙特领导层有目的的叙事的结果，该叙事将对沙特阿拉伯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沙特国族主义的内涵是什么？沙特王室为什么要推行沙特国族主义？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对沙特以及国际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

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关注不足。现有的研究中，刘中民认为，沙特的国家转型突出表现为“2030愿景”框架下的经济多元化、政治集权化、社会世俗化、宗教温和化。丁隆指出，沙特在“2030愿景”建设目标指引下，实施“去瓦哈比化”改革，旨在吸引外国投资者和游客。唐志超提出，沙特经济社会改革涉及由“极端伊斯兰”到“温和伊斯兰”、由宗教国家到民族国家、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等三个层面的重大转型。总体上，国内学界相关学术成果侧重研究沙特经济转型与“2030愿景”，部分文献观察到沙特意识形态的变化，鲜有文献明确提出和解释沙特新的国族主义叙事话语。

国外学界近年来有关沙特国族主义的阐述越来越多。马达维·拉希德（Madawi Al-Rasheed）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在沙特阿拉伯兴起，这种民族主义淡化跨国情感认同，强调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将“王权的反对者”称为“叛徒”。金·加塔斯提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在向国民灌输一种不再由宗教意识形态主导、而是由民族主义驱动的民族凝聚力。伊曼·侯赛因认为，沙特在实施绝对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削弱了宗教神职人员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需要强烈的民族主义叙事来获得民众的支持。需要指出，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集中于阐发沙特国族主义兴起这一现象，没有对沙特国族主义进行横向和纵向分析，对沙特国族主义兴起的根源未作深入阐释。此外，国外学者受西方式民主政治思想影响，侧重于将沙特政权“不民主”的表现与沙特国族主义相联系，部分文章观点有失公允。

本文依托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献、中东学界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文献，以及田野调查获取的沙特义务教育教科书、宣传海报、公共舆论、社会和文化现象观察记录等第一手材料，对沙特国族主义的内涵、表现和动因进行学理分析，尝试为认识和解读萨勒曼父子领导下的沙特内政外交政策提供更为宏观的视角和更具解释力的阐释逻辑。

一、沙特国族主义的界定及内涵

在西方学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主张：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原生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即使不是自然本身，也是人类固有的。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为基础形成的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另外还有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的社会生物学联系观，认为民族、族群共同体和种族都是亲属关系延伸的表现形式。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民族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政治的建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强调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看来，“民族”没有先验定义，当任何一群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便可以接纳他们的自我认定，民族主义和国家造就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国家。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在现代是民族主义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民族。他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民族的疆界不得超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中，掌权者与其他人不应该被民族边界分割开。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约翰·布鲁伊利（John Breuilly）在各自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著中都采用了这一定义。该定义强调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的一致性，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可塑性。

本文对沙特国族主义的研究倾向于采取建构主义视角，即现代民族可以通过民族主义建构得以形成，而民族主义既包括争取政治自决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涵盖巩固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沙特国族主义是沙特君主制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爱国情感与统治者崇拜高度绑定，为统治者决策构建合法性叙事，进而加强政权统治、维护政治稳定。

从横向上看，沙特国族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沙特国族主义完全区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阿拉伯民族主义属于族裔民族主义（قومية / qawmiyya），主张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取决于族群、血缘、语言和文化。根据1938年欧洲阿拉伯学生会议对“阿拉伯人”（Arab）的定义，阿拉伯民族是建立于共同的语言文化联系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其基本属性是文化属性。旨在实现阿拉伯国家政治统一（political unity）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迅速衰落。沙特国族主义则属于国家民族主义（وطنية / waṭaniyya），不以语言文化为基础，而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为核心，追求构建公民民族（nation of citizens）,其基本属性是政治属性。

其二，沙特国族主义和将少数族群归编至主体民族的法兰西国族主义也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不是多民族国家，不存在所谓的“主体民族”，沙特国族主义并非旨在实现民族整合，而是要培育独特的沙特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在阿拉伯人之中区分沙特民族与“他者”。

其三，沙特国族主义是君主制政权启动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民族是在王朝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王朝国家无法解决由自身引发的民族是否认同国家的问题。本文认为，当王朝利益与民族利益相统一时，王朝国家也可以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在君主制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君主日益成为国家和主权的体现者，其特权来自于代表民族的君主身份。当统治家族成为国族认同的构成要素之一，而统治者决策总体上又符合民众现实生活诉求时，君主制民族国家建构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对于国家存在认同，君主制国家能够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其四，沙特国族主义是沙特政权实现国家主义（statism）的手段。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指的是国家拥有全面的、最高的权力。绝对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益及一切，只有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地位和意义，成为国家成员乃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转型中的沙特阿拉伯通过民族国家建构，将政治经济权力融入国家机制中，从以部落、宗教、裙带关系为特征的传统控制力转向由国家机器代表的现代控制力，实现对社会各要素的全面控制。

从纵向上看，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实际上体现了沙特国家叙事的转变。沙特王室用以控制民众意见、稳固君主制政权的国家叙事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瓦哈比主义作为沙特的国家叙事，引导沙特民众从宗教角度想象“伊斯兰乌托邦”。瓦哈比派宗教学者宣布沙特国王的领导符合真正的伊斯兰传统，从而赋予沙特君主制政权宗教合法性。马达维·拉希德将沙特阿拉伯这一时期的国家叙事形容为“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指的是纳季德（Najd）地区宗教学者基于瓦哈比派教义建立关于“虔诚民族”（pious nation）的理论，界定其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并训诫民族服从合法统治者、践行伊斯兰教法。

第二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沙特阿拉伯开始推行以瓦哈比思想为基础的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以及资源民族主义（Resource Nationalism）。这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冷战背景下沙特阿拉伯领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沙特通过主持组建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改“国王陛下”称号为“两圣地监护人”（خادم الحرمين الشريفين / Khadim al-Haramayn al-Sharifayn）、在海外资助建立具有瓦哈比思想倾向的宗教学校、扶植阿富汗抗苏“圣战”团体等举措强化泛伊斯兰认同，对抗埃及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二是石油经济繁荣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国有化进程，沙特通过参与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接管阿美公司（Aramco）等措施。实现了沙特石油工业国有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石油收入的巨幅增长赋予沙特经济手段来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并将自身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与此同时，沙特输出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以遏制社会主义思潮在伊斯兰国家的传播，这在冷战时期对美国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沙特地缘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其在与美国就阿美公司控制权问题展开谈判时争取到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阶段自21世纪初到2015年，是沙特国家叙事由瓦哈比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向沙特国族主义开始转变的过渡期。2001年“9·11”事件后，沙特相对减少了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壮大更让沙特政府重新审视跨国伊斯兰身份认同对于国家的潜在风险。刻意削弱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意味着沙特需要利用其他意识形态话语来填补叙事空白。在此过程中，一种模糊且定义不清的沙特民族主义趋势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宗教意识形态的替代选项，并奠定了当前沙特国族主义蓬勃发展的基础。1995年法赫德国王因中风丧失行为能力后，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并于2005年法赫德国王去世后正式继位。阿卜杜拉国王对内实行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借由领导全国对话会议、设立国庆日为公共假期等途径引导沙特民族主义叙事，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官方电视台播放音乐、建立男女共学大学等举措，打破瓦哈比派传统宗教解释所施加的社会文化限制。尽管阿卜杜拉国王仍然谨慎地在保守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但其有限的改革措施为萨勒曼父子推行沙特国族主义搭建了初步框架，体现了沙特国家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第四阶段自2015年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沙特开始全面构建和推广沙特国族主义。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沙特民族主义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出现，但过去从未成为沙特主流意识形态。而2015年以后兴起的沙特国族主义与旧沙特民族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沙特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被赋予新的特征，旧沙特民族主义叙事仍将沙特民族概念置于慷慨仗义、尊崇荣誉、虔诚信仰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框架内，而沙特国族主义打破这一框架的束缚，吸纳诸多现代元素，致力于构建一个投身国家经济发展、维护沙特官方立场、践行“温和伊斯兰”、认同沙特国家利益至上的沙特民族。其次，由沙特政府策划和主导的沙特国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官方建构属性，运用宏伟远大的经济发展愿景和引以为傲的集体身份想象来填补民众政治参与的空白，诉诸人民崇拜来巩固统治合法性，因而也被部分学者形容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最后，沙特国族主义是沙特官方目前最为重视的意识形态，其宣传力度和影响深度远大于旧沙特民族主义。

二、沙特国族主义兴起的表现

沙特国族主义是君主制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方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国家组织的宣传活动、官方的历史重写、国家展示的自主外交等手段实现，其兴起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化沙特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建构势必需要民族认同：公民超越他们对某个族群、部落、村庄共同体或宗教的依恋，开始将自己视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并对与他们同民族的人怀有忠诚感。沙特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突出沙特国民身份，构建并强化沙特民族认同。

在“2030愿景”的框架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领导的沙特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推出“沙特民族性格丰富计划”（National Character Enrichment Program）。该计划旨在通过宣传根植于沙特王国传统中的价值观，增强沙特公民的民族认同感，培养负责任的沙特公民。具体举措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国家控制下的义务教育来强化沙特民族认同。2019年，沙特教育部对公立学校课程进行了调整，开始实施新教材。修订教材以强化沙特民族认同为教育宗旨，重点调整了“社会研究与公民身份”的课程内容。在课本中，沙特被描述为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先知时代的国家和正统哈里发制”。课本向学生介绍了沙特民族认同的组成要素：温和中正的宗教观、阿拉伯语、国家所传承的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爱国情感和良好的公民表现以及沙特家族的历史沿袭。而沙特公民对“伟大祖国”的忠诚则表现为：以宽容、温和、中正的态度践行伊斯兰教义；维护国家利益；勤恳工作；坚持使用阿拉伯语；发自内心的拥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归属感；为祖国而求知；热爱工作并追求成功；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并为其感到自豪。另外，沙特新编的历史教科书对奥斯曼帝国采取了批判的叙事模式，讲述奥斯曼帝国对沙特王国的“占领”和所犯下的“罪行”。这种叙事模式通过强调外部侵略来塑造和强化沙特国民的集体认同。沙特义务教育中的公民身份和爱国主义课程，以及官方教材对历史叙事的调整体现了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

第二，通过国家组织的宣传活动向公民灌输民族自豪感。自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沙特对国庆日的庆祝活动愈发重视。2020年是沙特国庆90周年，这一年沙特的国庆标语为“勇往直前”（همة حتى القمة），沙特娱乐总局（General Entertainment Authority, GEA）推出了一系列印有沙特国旗和国庆标语的文创产品，举办了包括烟花表演、音乐会和纪录片展映在内的多场庆祝活动。沙特政府还通过社交媒体帐号创建了“沙特属于沙特人”（السعودية للسعوديين）、“沙特是伟大的”（السعودية عظيمة）等一系列爱国主义话题标签。2022年2月，萨勒曼国王颁布国王令，宣布将2月22日定为沙特阿拉伯建国日（Founding Day），以纪念1727年2月穆罕默德·本·沙特建立第一沙特王国。在过去，沙特历史学家一般将1744年穆罕默德·本·沙特与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结盟视作第一沙特王国的开端。萨勒曼国王下令将1727年而不是1744年定为第一沙特王国建立的年份，不仅标志着沙特官方主动与瓦哈比主义的旧叙事脱钩，还展示了以沙特国族主义为核心的新叙事。此外，沙特对于“2030愿景”的大力宣传，实际上也是在向沙特国民灌输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2030愿景”将深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底蕴、连接三大洲的地理位置、强大的投资实力列为沙特阿拉伯实现经济多元化的三大优势，而愿景的目标是将沙特阿拉伯打造成在全方位领先世界的成功典范。对沙特发展优势的强调和对国家雄心壮志的高调宣传，正是沙特政府向民众灌输民族自豪感、宣扬民族主义的突出表现。

（二）吸纳非伊斯兰元素

沙特国族主义旨在强化国民对王国本身而不是任何宗教派别的忠诚，强调的是沙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特定历史和文化，而不仅是伊斯兰教。因此，对非伊斯兰元素的包容与吸纳是沙特国族主义的重要表现。

首先，沙特进行社会改革，摈弃极端保守的瓦哈比意识形态。沙特基本剥夺了宗教警察（مطوّع / mutawwa）的所有特权，并淡化了宗教学者在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作用。沙特君主领导的国家而不是宗教机构开始重新定义公共秩序。2017年9月，沙特当局逮捕数十名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其中包括著名教士萨勒曼·奥达（Salman al-Ouda)和阿瓦德·卡尔尼(Awad al-Qarni)，指控他们“与穆斯林兄弟会等外部实体有联系”。2018年，沙特女性正式被允许持有本国驾照。2019年，沙特取消了公共餐厅中的性别隔离制度，沙特女性被允许在没有男性监护人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2021年斋月期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接受采访称，沙特阿拉伯不受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教义的约束，瓦哈比主义不能代表沙特。

其次，沙特对非伊斯兰宗教展现出包容姿态。2018年5月，沙特与梵蒂冈签署协议，允许罗马天主教会在沙特阿拉伯修建教堂。11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利雅得会见了美国福音派人士。12月，应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邀请，埃及东正教大牧首在沙特进行了首次圣礼。2019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采取新举措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鼓励不同宗教间的包容与对话。沙特内政部定期向清真寺神职人员发布通告，指示他们在布道时强调有关平等和宽容的原则，拒绝对其他宗教的偏见和歧视。受沙特政府资金支持的穆斯林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与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团体进行了公开的联系。2019年4月，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伊萨（Mohammed al-Issa）访问美国纽约的一座犹太会堂，并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进一步增进穆斯林和犹太人的相互理解，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同年11月，穆罕默德·伊萨会见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领导人，双方就“如何促进不同宗教信徒间交流、增进宗教间和平与和谐”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沙特将非伊斯兰元素纳入到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沙特政府组织修订的历史教科书将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纳入沙特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在官方教材里，沙特阿拉伯和沙特家族的历史被追溯至伊斯兰教兴起前的200年。而致力于介绍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与文化的沙特国家博物馆，也开始陈列阿拉伯半岛前伊斯兰时期的文物展品。2019年2月，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宣布启动大型旅游建设工程，旨在将欧拉（Al-Ula）打造成为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欧拉属于纳巴泰文明遗迹，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将欧拉发展成为沙特头牌旅游景点的愿景，显示了沙特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对非伊斯兰元素的吸纳。沙特官方对非伊斯兰元素的包容和吸纳体现了不受伊斯兰属性桎梏的新型沙特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与强化。

（三）打造以沙特王室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叙事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王室是沙特国族主义的核心要素。沙特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沙特国族主义，强调沙特王室和沙特民族（nation）本为一体，将民族认同、爱国情感与对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忠诚高度绑定。

一方面，沙特政府以沙特王室为核心重新书写并强化国家历史。2023年沙特政府官网推出“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栏目，开篇即介绍沙特家族的起源，后文则主要描述历任沙特领袖的杰出作为。第一沙特王国建立的标志被确定为1727年穆罕默德·本·沙特成为阿拉伯半岛中部城镇迪里耶（Diriyah）埃米尔。因此，沙特政府格外重视宣传迪里耶在沙特国家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力图把迪里耶打造成为国家历史文化活动枢纽。沙特官方成立迪里耶大门开发局（Diriyah Gate Development Authority），投入近200亿美元，在迪里耶开发建设博物馆、学院、艺术中心、传统和现代餐厅等多个项目。标志着沙特家族重新攻占利雅得、恢复统治权力的马斯马克宫（Qasr Al-Masmak），也被打造成为重要旅游景点。马斯马克博物馆内循环播放190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本·费萨尔·阿勒沙特（以下简称“阿卜杜勒·阿齐兹”）以少敌多夺回堡垒的历史故事影片，强调沙特家族领袖的勇敢和智慧，将沙特王室统治作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的叙事轴心。

另一方面，沙特将统治者形象融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的宣传活动中。如今，沙特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挂有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创建者阿卜杜勒·阿齐兹、现任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画像。在沙特国庆日和建国日，沙特官方会发布由国王和王储图像构成的庆祝海报，并使用国王和王储的语录庆祝节日。沙特官方还引导和资助了沙特国族主义流行歌曲的制作。《萨勒曼万岁》（عاش سلمان）和《你是国王》（أنت ملك）不仅在国庆庆典上演唱，而且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流行。在沙特阿拉伯，广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媒体X（原Twitter）是沙特政府鼓励和宣传沙特国族主义的重要平台。在沙特政府的支持下，X平台上出现了一批非常活跃的沙特国族主义账号，这些账号自称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坚定捍卫者，欢迎并赞扬沙特政府的政策决定，攻击任何冒犯沙特统治者的人。而在展示沙特民族自豪感、宣扬沙特民族主义的推文中，萨勒曼父子的名字和图像经常与沙特国旗一同出现。沙特政府通过街头海报、网络新媒体、电视节目等形式反复将沙特统治者刻画为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借此感召沙特国民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认同和对萨勒曼父子的忠诚。

（四）重塑沙特文化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要素之一。迪克·斯坦利提出，文化是权力的来源，可以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来构建意义和符号，进行身份识别。而文旅融合理论认为，文化旅游体验是游客寻找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联系与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近年来，沙特阿拉伯积极重塑沙特文化身份认同，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开发文化旅游项目，构建以纳季德文化为代表、沙特家族历史传承为核心的沙特文化身份认同。一方面，文化场景的增强和文化意义的突出有助于构建沙特文化身份认同、增强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文化的交互式体验和高水平展示有助于拓展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者体验。

首先，沙特阿拉伯愈发重视考古发掘，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将文化遗产地打造成为旅游景点。对于历史遗迹进行修复和宣传，是传统文化的当代创造，有助于国民产生民族自豪感，凝结身份符号。沙特于2017年7月成立欧拉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for AlUla），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主席，致力于欧拉地区的考古、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位于欧拉以北的玛甸沙勒（Mada’in Saleh）考古遗址，是沙特首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地，其遗迹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的纳巴泰王国。这一遗址不仅成为沙特旅游宣传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被当作沙特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此外，沙特文化部还在利雅得、吉达、哈伊勒等城市启动修复历史街区项目，致力于还原历史建筑风貌，建设同时具有文化意义和商业活力的城市休闲胜地。

其次，沙特通过庆祝活动和艺术表演重点突出纳季德地区文化。沙特国土辽阔，包括纳季德、希贾兹（Hejaz）、南部阿拉伯（Southern Arabia）、东部阿拉伯（Eastern Arabia）等不同地区，每个地域都有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沙特文化领域的民族建构凸显了纳季德地区的地位。沙特国庆日、建国日官方庆祝活动和宣传视频中使用的都是纳季德传统服饰。2019年7月，沙特内阁决定由文化部负责组织“国家遗产及民俗文化节”（Janadriyah），该一年一度活动上的传统舞蹈“阿尔达”（Ardah）表演也属于纳季德部落文化。这主要出于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纳季德地区被认为从未被外国侵略或殖民过，而希贾兹和东部阿拉伯地区历史上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南部阿拉伯曾是也门领土；二是纳季德地区是沙特家族的发源地，沙特家族从纳季德地区兴起，通过军事扩张夺取了其他领土。

最后，沙特通过在旅游景点开设博物馆，采用交互式叙事的方式，增强民众对沙特历史的体验度和参与感，从而强化沙特文化身份认同。在君主制政权的统治中，文化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战略，通过符号来确立王权的力量和威严。博物馆作为可参观、可读的空间语言，借助场景与技术，将文化符号植入游客脑海，构建出沙特民族的集体记忆。迪里耶作为沙特王室的原居地，近年来被开发成为大型文化旅游目的地，其中的阿图赖夫区（At-Turaif）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区内目前开设有三个博物馆：迪里耶历史博物馆、阿拉伯马匹博物馆和沙特兵器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讲述了沙特家族从建立第一沙特王国到领导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历史。阿拉伯马匹博物馆讲述了马匹在阿拉伯文化中的重要意义、阿拉伯马匹的特殊之处，以及沙特历任国王拥有的马匹。沙特兵器博物馆则介绍了历史上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进行军事扩张使用的兵器。由此可见，沙特将博物馆作为沙特国族主义教育和国家管控的一种方式，博物馆展品内容和叙事话语的选择体现了官方对于以沙特家族为核心的沙特民族身份的偏爱。

（五）实行“沙特优先”外交政策

沙特外交自萨勒曼执政以来出现了明显转向，由之前的稳健型外交转向进取型外交，不断展现出积极拓展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志向。沙特强化战略自主、推行多元化外交、强调沙特地区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也极具沙特国族主义色彩。

首先，沙特在对外的强硬立场中流露出民族主义舆论导向。2018年8月，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宣称沙特拘留了数名女权运动人士，加拿大外交部发表声明，敦促沙特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女权运动人士。沙特外交部对此采取了不接受调解的强硬态度，宣布驱逐加拿大大使，暂停与加拿大的商业往来。沙特谴责加拿大公然干涉其内政，违反国际准则，是“对王国法律和司法程序重大的、不可接受的冒犯，也是对主权的侵犯”。2020年10月，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冒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言论后，沙特商会主席阿吉兰·阿吉兰（Ajlan Al-Ajlan）呼吁沙特全民抵制土耳其产品。他提到，“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对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民持有敌意，作为回应，每个沙特人都有责任抵制土耳其产品”。沙特王室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本·穆萨德亲王（Prince Abdulrahman Bin Mussad）也在推特上呼吁抵制土耳其。这两次事件中“沙特发言人”的措辞都刻意强调了沙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主权与尊严不可侵犯的立场，渲染了民族主义氛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

其次，沙特在地区冲突中所采纳的进取型策略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美国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指出，面对合法性的衰减，威权领袖的选择之一是挑起外部冲突，尝试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萨勒曼于2015年1月继任沙特国王后，立即着手提拔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任命其为沙特国防大臣。同年3月，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对也门发起“果断风暴”军事行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沙特官方媒体描述为此次行动的设计师和领导者。尽管在如今看来，也门战争是沙特重大的决策失误，损耗了沙特大量资金，破坏了沙特的国际形象，但“果断风暴”行动在沙特王国内部注入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2016年沙特国庆日的标语是“我们的英雄在我们心中”（ أبطالنا في قلوبنا），通过关注在也门战斗的沙特士兵来宣扬民族主义。而在萨勒曼父子掌权后的前五年里，沙特在与伊朗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也采取进取型的外交政策。沙特于2016年与伊朗断交，在中东及周边地区构建反伊朗的准联盟，并与伊朗展开“代理人战争”。沙特直接介入也门战争很大程度上即为防止南部邻国也门被伊朗盟友胡塞武装完全控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弗雷德·哈利代（Fred Halliday）指出，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帝国主义干涉或千年历史宿怨的结果，不如说是国家形成和民族主义兴起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现代进程的产物”。此外，沙特还在2017年6月与卡塔尔断交，联合阿联酋、埃及和巴林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和封锁。沙特采纳的进取型外交策略刺激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出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

最后，沙特在对外关系上日益加强战略自主，强调沙特利益优先。由于沙特阿拉伯主要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其外交政策长期受到美国影响，地区其他国家评论员甚至将沙特政权称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傀儡”。而近年来，沙特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领导下越来越展现出战略自主和多元化外交趋势，在不失去与美国现有关系的基础上，与其他大国建立或加强伙伴关系，以争取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沙特保持中立立场，没有跟进美国制裁俄罗斯，反而和俄罗斯加强“欧佩克+”机制下协调，宣布进一步减产石油。同年12月8日，沙特和中国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2023年3月，沙特在中国的斡旋下与伊朗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并将激活两国于2001年4月17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同年7月，沙特与美国、以色列开启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提出一系列服务于沙特战略利益的条件，包括美国与沙特签订类似北约的安全协议、美国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计划、美国向沙特出售更先进的军事装备等。沙特秉持“沙特优先”原则，采取灵活外交策略，争取强化战略自主，同样体现出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

三、沙特国族主义兴起的动因

萨勒曼父子领导的沙特政府推动沙特国族主义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考量，主要体现为实现宗教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打破瓦哈比意识形态对内政外交的束缚，推动国内经济多元化发展，确保王权向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平稳过渡，以及谋求提升沙特的地区和国际地位。

（一）历史遗留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18世纪，当时的阿拉伯半岛除了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贾兹行省，基本处于以社会混乱和冲突不断、缺乏统一权威和共同法律为特征的霍布斯自然状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催生了阿拉伯半岛新一轮部落战争和宗教改革，为沙特家族的建国和扩张创造了条件。当时沙特家族既没有显赫的家族历史，也不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仅控制着纳季德地区一个不足70户人家的绿洲定居点，依靠为过往商旅提供安全保护和商业仲裁积累社会威望。因倡导宗教改革运动而遭本部族流放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受邀前往绿洲定居点迪里耶会见穆罕默德·本·沙特，开启了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谢赫家族）结盟的历史。瓦哈比派关于宗教课税、集体礼拜、社会两分和“圣战”等方面的规范与原则，为沙特家族的军事征服提供了宗教层面合法化的解释以及军事动员和管理所必需的治理工具。第一沙特王国（1727～1818年）建立在瓦哈比派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之上，被视为带领“乌玛”（Umma）走向正道的纠偏进程。第一沙特王国被奥斯曼帝国指派的埃及远征军终结。此后六年间，曾经被沙特家族-瓦哈比派联盟统治的地区又回到了“激烈的部落对抗和斗争”。第二沙特王国（1824～1891年）仍旧依赖瓦哈比派在意识形态上的辅助，最终由于严重的内部斗争和部落对抗而垮台。这两次建国尝试的失败表明，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大的部落凝聚力阻碍，在阿拉伯半岛上建立统一而稳定的国家具有一定难度。

190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成功夺回利雅得控制权。1913年至1926年间，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英国的支持下，通过武力相继征服纳季德、哈萨（Hasa）、希贾兹和阿西尔（‘Asir）等地区，于1932年正式宣布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生国家，它们多是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而沙特阿拉伯王国不同于其他建立在民族解放运动基础上的国家，它是由阿卜杜勒·阿齐兹受殖民主义国家支持，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的。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统治下的民众没有关于民族团结或民族认同的共同历史记忆。沙特阿拉伯王国中的大多数居民是逊尼派穆斯林，但在哈萨（Hasa）地区生活着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国中还存在着其他巨大的地区和部落差异，这些分歧都不利于新生民族国家的建构。阿卜杜勒·阿齐兹首先通过联姻来弥合部落之间的裂痕，据称，他与半岛上30个不同的部落进行了联姻。其次，瓦哈比派为沙特王室的统治背书，帮助建立沙特君主制政权的合法性。而瓦哈比派追求实现伊斯兰“乌玛”秩序，不认同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民族国家概念。因此，沙特阿拉伯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被搁置。之后石油经济的发展使得沙特君主制政权脱离于社会而自主运行，巩固了不完全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上的秩序格局。直至今日，沙特阿拉伯还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不完全的问题。

（二）国内结构性矛盾要求沙特重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

近年来，沙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而旧的意识形态叙事压制了沙特统治者自由决策的空间，结构性矛盾的累积容易引发政权合法性衰减的危机。

伊斯兰教长期以来是沙特王室构建国内和国际威望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这在沙特国王“两圣地监护人”的头衔中就有所体现。然而，正如学者约瑟夫·尼沃和马达维·拉希德所强调的观点，为政权合法性披上伊斯兰色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伊斯兰话语的修饰可以提高沙特国王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一旦沙特表现得不符合伊斯兰典范，便会招致穆斯林对沙特政权的质疑与批评。阿联酋可以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而不顾及舆论压力或道义负担，沙特则需要考虑与以色列建交可能对沙特政权国内威望和国际声誉造成的影响，因此再三对外声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是沙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而沙特国族主义则能为沙特领导层的决策和行为提供新叙事，提高统治者的自主决策能力。例如，在沙特国族主义的叙事框架内，土耳其和伊朗对沙特政权的批评并不代表穆斯林同胞对伊斯兰规范的强调，而是外国敌对势力对沙特内政的干涉或主权的侵犯。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叙事逻辑下，沙特与以色列合作可以被解释为旨在维护沙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战略选择，进而被赋予更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再者，沙特当前同时面临着政治结构性矛盾和经济结构性矛盾。政治方面，瓦哈比主义作为沙特过去扶植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沙特王室在国内的统治提供宗教合法性解释，而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盟友，为稳固沙特政权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和国际支持，但这两者缺乏意识形态认同。瓦哈比派要为沙特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合作背书，美国要对沙特保守的社会政策保持缄默。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瓦哈比主义被认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起源，这扩大了沙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间隙。经济方面，沙特阿拉伯是典型的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对石油经济高度依赖，非石油行业及私营经济的发展因依赖政府高额财政补贴而缺乏独立性。石油收入使得普通民众财富增加，同时也使得国家赋予或保留财富的权力增强，从而降低了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丰厚的石油收入是沙特经济稳定的基石，也是沙特王室政权存续的核心经济支撑。随着石油资金的流入，沙特社会面貌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医疗服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沙特公民人口数量稳步上升，其中年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2023年沙特人口已达3,694万人，中位年龄为30.6岁。人口年轻化、本土劳动力技能与工作岗位不匹配以及大量外籍劳工的涌入，导致沙特社会出现青年失业问题。沙特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沙特国民的失业率达到8%，其中15岁至24岁沙特青年的失业率为16.8%。此外，随着国际能源供给多元化和供需结构的调整，石油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问题愈加凸显。油价的周期性波动对沙特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14年至2019年石油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直接导致沙特连续六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阿拉伯之春”以来，高涨的社会预期与有限的财政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累积将威胁沙特政权的延续，沙特王室亟需推动经济改革，巩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而从高新技术的发展到文化娱乐产业的振兴，都与瓦哈比主义推崇的教义相违背，过于激进的自由化改革可能打破社会内部平衡，破坏社会稳定。因此，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沙特政府重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诉诸沙特国族主义为沙特王室的政权合法性提供新叙事，为推动国家全面改革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三）确保王位的平稳传承

沙特阿拉伯是君主制国家，王位的平稳传承对于政权稳定至关重要。根据1992年颁布的《治国基本法》，国家统治者必须从国家的建立者——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子孙中产生。也就是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父阿卜杜勒·阿齐兹的36个儿子及其直系后代中的男性成员都具有王位继承权。1953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去世，苏欧德继任国王，并立弟弟费萨尔为王储。费萨尔与苏德里七兄弟结盟，与苏欧德展开了对抗与竞争。费萨尔上台后，沙特王室中的权力对抗演变成了苏德里系与非苏德里系的斗争。经过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苏德里系掌握了外交、国防、内政领域的权力，处于绝对优势。在阿卜杜拉国王执政后期，苏尔坦家系、费萨尔家系基本退出权力中心，加上法赫德家系原本实力就较弱，苏德里系亲王及其盟友中，只有萨勒曼家系和纳伊夫家系仍握有实权。

萨勒曼国王自执政以来，加速重塑沙特王室权力结构，推动实现苏德里系分权向萨勒曼系集权的转变。2015年1月23日，阿卜杜拉国王去世，萨勒曼继任国王，开始安排将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立为王位继承人。萨勒曼国王在2015年1月29日任命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国防大臣、王宫办公厅主任、国王私人顾问兼新成立的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同年4月29日，萨勒曼国王改组政府，废黜穆格林亲王的王储职务，改由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任王储，并任命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副王储。王位继承权首次到达第三代亲王手中。5月1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阿美石油公司最高委员会主席。2017年6月21日，萨勒曼国王颁布国王钦令，废黜原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改立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至此，萨勒曼家系在与纳伊夫家系关于第三代亲王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获胜。然而，这一任命实际上打破了沙特王位继承问题传统遵循的原则之一，即选择王室中有能力的最年长者继位。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出生于1985年，被立为王储时年仅32岁，从沙特王室中的无名小辈到掌控关键部门领导权的王位继承人，只历经了不到三年时间。因此，顺利实现王权向年轻一代的过渡，让沙特新的继承形式稳定下来是萨勒曼父子面临的最大挑战。为此，萨勒曼父子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在各个层面上树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威望。沙特国族主义则是萨勒曼父子达成这一目的的工具之一。

沙特政府通过将民族认同、爱国情感与对萨勒曼父子的忠诚高度绑定甚至同化，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采取的一切决策构建合法性叙事，争取沙特民众对年轻王储的支持。沙特义务教育教科书专门将对沙特领导人的忠诚列为沙特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而在沙特官方话语中，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描述为沙特新国家形象的代表，是促进“温和伊斯兰”、赋权女性的改革引领者，也是沙特经济转型希望的象征，沙特“2030愿景”及众多超大型开发项目都与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紧密相联，“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话就是沙特王国和沙特民族未来的路线图”。印有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画像和国庆或“2030愿景”标语的巨幅海报出现在沙特城市街头和历史古迹景点。X等社交媒体上许多沙特国族主义账号实际上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粉丝专页，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充满对王储的崇拜和赞美，不接受任何对沙特王储的批评。

（四）为应对地区地缘战略竞争打造新共识

2015年萨勒曼上台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卡塔尔加大对阿拉伯世界穆兄会势力的支持，推行妙实力（subtle power）外交。2014年时任阿联酋总统哈利法突发中风后，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全面接管阿联酋国家政务，奉行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全面扩大阿联酋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伊朗核问题协议，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潜能被进一步释放。面对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萨勒曼父子领导的沙特政府推行沙特国族主义，积极凝聚国内共识，以沙特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更加审慎且灵活地参与地区大国间的激烈竞争。沙特阿拉伯当前面临三组主要的地缘战略竞争：沙特和伊朗之间围绕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沙特和亲穆兄会阵营之间关于意识形态分歧的竞争、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两伊平衡”格局被打破，中东地区权力格局加速失衡，沙特参与到激烈的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当中，积极争夺地区主导权。“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和伊朗的战略竞争在中东多个热点问题中凸显出来：在也门，沙特支持也门哈迪政府，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在叙利亚，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沙特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在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双方也处于对抗的状态。2015年3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决定直接出兵也门，以防止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主政也门。2016年1月，沙特以恐怖主义罪名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引发伊朗民众抗议并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领馆，随后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两国对抗状态达到巅峰。尽管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的斡旋下于2023年4月6日与伊朗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沙伊战略竞争仍然存在，双方在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的利益冲突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两国关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依旧持有重大分歧。

土耳其和卡塔尔属于中东地区的亲穆兄会阵营，沙特则将穆兄会视为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穆兄会曾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展示出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一度登上地区政治舞台中心。土耳其和卡塔尔支持穆兄会，希望借助穆兄会的影响力提升自身在地区的政治地位。而沙特阿拉伯则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试图在国内外消除穆兄会的存在。2015年萨勒曼继位后，沙特和亲穆兄会阵营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2017年，沙特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2018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接受采访时称：“穆兄会一直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你会发现，所有恐怖分子都曾是穆兄会成员。”自2021年以来，沙特与土耳其、卡塔尔的关系逐渐缓和。但有学者认为，针对穆兄会的不同立场使得沙特和支持该组织的国家之间依旧存在“两极矛盾”。

此外，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日益激化。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推动下，沙特阿拉伯加速经济多元化进程，大力发展非石油产业，这些举措使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同质化竞争的矛盾愈发凸显。阿联酋凭借其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和有利于投资者的经济政策，成为许多国际公司中东地区总部的所在地。而沙特于2022年12月推出新规，宣布从2024年1月1日起，不在沙特设立地区总部的外国公司将无法与沙特政府机构开展业务合作。这一限制措施被认为是沙特对阿联酋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商业地位的直接挑战。沙特和阿联酋同属于地租型国家，沙特发展非石油经济的思路与阿联酋非常相似。在“2030愿景”的框架下，沙特阿拉伯积极开展超大型项目建设，与阿联酋在旅游业、航空业、物流业等多个领域进行地缘经济竞争。

综上所述，沙特阿拉伯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难以忽视的战略分歧和信任赤字。在此背景下，沙特政权推行沙特国族主义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沙特需要以沙特国族主义为政治动员工具，增强民众对政权政策的认同和配合，以便采取更加灵活多元的外交策略来应对地缘政治经济挑战。伊斯兰联合、阿拉伯团结和海合会协作作为地区不同政权在不同阶段进行政治动员或获取政策合法性的工具，在当前并不符合沙特阿拉伯的现实需求。沙特与地区其他国家在宗教、种族和部落层面存在的联系，及其带给沙特民众的跨国身份认同在现阶段不仅不利于沙特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还会对沙特外交形成道义捆绑。因此，沙特阿拉伯需要在国民之间打造新共识，推动民众将沙特民族认同置于其他身份属性之上，淡化部落、宗教和种族认同，以便沙特政府变通求实地处理地区事务，积极有为地参与地缘战略竞争。

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沙特需要利用沙特国族主义来强化政权稳定性。复杂的地缘环境和动荡的国际局势对沙特政权稳定性构成严峻挑战。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和军事冲突的爆发可能导致沙特社会动荡，威胁沙特国家安全和稳定。因此，沙特需要借助沙特国族主义凝聚同心合力，增强国民团结，提升政权稳定性。沙特国族主义通过激发沙特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可以增进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进而有效稳固政权，防止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四、沙特国族主义的影响

沙特国族主义作为沙特近年来重点推行的意识形态，对沙特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出激发国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提升国家凝聚力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对沙特的安全稳定和持续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潜在挑战。

（一）积极效应

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回应了沙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迫切需求，反映了沙特政府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深思熟虑与战略布局。沙特政府推行沙特国族主义的积极效应体现在多个维度。

其一，沙特国族主义为沙特现代化改革提供思想支撑，有利于沙特全面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沙特意识形态的转变和调整，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沙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显著影响。沙特积极实行民族国家建构，有助于沙特摆脱宗教建制派强加于社会文化的束缚，为社会经济改革创造合适的国内环境和条件，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和动力。

其二，沙特国族主义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领导构建了合法性，有助于巩固沙特国内新的权力体系。沙特国族主义通过将沙特家族的崛起和统治作为沙特国家历史的核心内容、将对国王和王储的忠诚作为沙特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将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塑造为沙特国家代表和沙特民族希望，显著增强了沙特民众对萨勒曼父子的爱戴和拥护，尤其提升了沙特年轻人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领导的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其三，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有助于扭转沙特旧有性别政策，显著提升了女性在沙特社会中的地位，赋予了沙特女性更多权利和机会。随着瓦哈比主义让位于沙特国族主义、宗教人士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力让渡给国家领导和国家机器，沙特致力于将女性地位的提升打造成为沙特国家现代性的象征。沙特政府积极扩大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提拔女性在政府中担任高级官职，同时也放宽了对女性在公共场所穿着的限制，允许女性参加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增强了女性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其四，沙特国族主义有助于沙特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国家自主性。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沙特更紧密地将资源与国家核心利益挂钩，以沙特国家发展为优先目标。通过推行沙特国族主义，沙特政府能够以民众支持为后盾，更加灵活自主地制定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着力发展沙特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而提升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二）潜在挑战

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但也伴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挑战。沙特政府需要加强治理能力，有效全面回应民众诉求，同时还需警惕基层民族主义的民粹化发展。此外，沙特国族主义可能加剧沙特与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认识和纾解这些潜在挑战对于实现沙特政府的长远目标至关重要。

首先，沙特统治者及其领导的政府成为回应公民诉求的主要乃至唯一负责人，因而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自身国家治理能力。在沙特国族主义兴起以前，沙特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事务主要由宗教机构和宗教人士负责。国家可以借助宗教机构来转移治理责任，将民众诉求得不到满足归咎于宗教保守派的主张。宗教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缓冲器。而在沙特国族主义兴起后，宗教机构和宗教学者的职能被大幅削弱，政府机构对国家发展、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负有更直接、更重大的责任，需要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次，沙特国族主义的推行刺激产生基层民族主义（Grassroots Nationalism），其发展可能不受沙特政府控制。沙特国族主义是沙特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意识形态，但其兴起刺激了基层民族主义的产生。基层民族主义者对于沙特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但往往自发表达民族主义诉求，且常常是激进和高度情绪化的。基层民族主义和沙特国家纲领的潜在矛盾已经有所显现。部分基层民族主义者表示，政府应该过滤娱乐和媒体内容以保护沙特文化和沙特民族身份。还有基层民族主义者认为外籍劳工掠取沙特经济利益、挤占沙特人就业空间、破坏沙特社会稳定，但沙特“2030愿景”的实际推进需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才、吸引外国游客和投资者。当政府不能全盘主导和操控局面，依托民族主义进行现代化发展的策略可能会出现问题。

最后，沙特国族主义会强化国族差异和对立、推动竞争性的对外政策，进而加剧沙特与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詹姆斯·梅奥尔提出，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加强了强硬派现实主义传统的力量，而削弱了单个国家单方面逐利至少会被其余国家的团结所弱化的可能性。宣扬民族主义的国家在面临竞争和冲突时往往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立场，而激进的民族主义话语可以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传播至其他国家，进而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

五、结语

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迎来了深刻的变革，代表着沙特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

第一，从认知根源看，沙特阿拉伯推行沙特国族主义的核心目的是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中心的王室统治构建合法性叙事，争取沙特民众对其所有决策的支持，保证王权平稳过渡，增强政权稳定性。沙特过去用于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宗教意识形态叙事，无法为沙特采取灵活外交策略、推进现代化改革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在沙特国族主义这一新的叙事框架下，沙特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其君主身份本身，沙特君主成为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代表。沙特国族主义通过构建爱国体现于服从君主、沙特国家利益至上等叙事话语，发挥了论证政权合法性和改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二，沙特国族主义作为沙特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一部分，具有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使命，一方面构建起名义上历史底蕴深厚、内涵上增添崭新要素的沙特民族，另一方面要促使这个民族实现现代化。沙特国族主义旨在推动民众将对沙特国族的认同置于宗教和种族认同之上、将沙特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价值观之上，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大力削弱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以民族国家内容填补其留下的空白。

第三，沙特国族主义反映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领导的沙特政府的现实主义取向。面对国际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和中东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沙特根据现实主义世界观重新定位内政外交政策，更加紧密地将资源和手段运用于维护沙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随着沙特国族主义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即沙特国民已经对沙特公民民族产生高度认同感和自豪感，沙特将进一步践行“沙特优先”的现实主义原则，依据现实国家利益需求，减少对地区冲突的参与，以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优先目标。

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推动了沙特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增强了沙特国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沙特全面推进现代化改革准备了条件。展望未来，沙特国族主义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沙特国族主义刺激产生的基层民族主义可能不受沙特政府控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与“2030愿景”下政府引进大量外国人才的需求产生矛盾；“非友即敌”的极端民族主义可能造成国家内部不同意见派别之间的割裂；激进的民族主义话语还会加剧沙特与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当前，沙特国族主义已经成为沙特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实现雄心壮志的有利工具，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沙特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4期

上外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