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2023年3月葛兆光兄寄来大作“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兆光兄的这篇文章是《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的主要内容，如今出版与更多的读者见面，可喜可贺。这篇阅读笔记是我当时阅读论文后的感想。发给兆光兄后，他有一个答复讨论。征得兆光兄的同意，他的答复一并放在这里。兆光兄说，“我们讨论的话题，还希望有人继续下去。”诚哉斯言。

 大作读了几遍，学习了很多。我对日本历史知识粗浅，阅读如上课。近年来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史的著作，其中许多是海外学者的研究工作，加上一些有关欧洲近代国家兴起的历史著作，与您文中的主题颇有呼应。大作从三个方面的分析到综合，提供了一个整体性轮廓，读来受益匪浅。总的来讲，很同意文中观点。阅读大作也引出了一些思考和新的研究问题，依文中主题章节顺序，拉拉杂杂，记录如下。

皇权与革命

文中提出，中日历史文化比较的一个误区是，将两者间文化在形式上的类似（经学典籍、文化符号、有形制度等）视为实质性相同，而没有关注到日本背景下质的转变。文中讨论的诸多方面发人深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误区是，将实质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混为一谈，即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一统体制与日本历史上“万世一系”在制度上有质的不同。换言之，“天有二日，民有二主”的说法，在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场景中或许有不同意义。如文中讨论，中国皇权“三位一体的集权（政治权力、宗教信仰、知识真理）是实质性地集权于皇位，而后者则更多的是象征性权力。例如，在幕府强势一统国家的时代，中央集权在幕府手中，而皇权只是象征性中心。在中国的“二日”是指实质性的分权；而在日本，“二日”是指一实质性权力中心与一象征性权力中心。前者在中国场景中不可能，而后者在日本长期存在。

这一观察引出了若干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关于日本皇权的讨论，引出了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究竟是有限权力还是象征性权力？想来区分这两者很有意义。若以有限权力立论，则引出探究限制机制何在的问题。若持象征性权力的观点，则引出了“实质性权力”何在、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二，中日比较引出了不同国家建构道路的问题。自秦朝统一国家以来，中国大致走过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路径，政权更替大多从最上层发生，极少是自下而上的反抗、争夺或妥协整合而来的。而日本则恰恰相反，走过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整合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尊王攘夷”和“撤藩置县” 的自下而上的集权制度变革路径不是向中国政体靠拢，而是更接近于欧洲近代国家的路径。例如，法国在17-18世纪也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由各地分散的贵族领地走向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形式。我同意文中观点，在以上诸多方面，日本近代国家建构更接近于欧洲的国家建构道路：自下而上，分权到集权，有限中央权力与多中心/多重权力架构。而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架构将无限权力集于一身，没有确定的权力边界。

我曾经提出，“正式与非正式”间的并存和转化是中国帝国逻辑的核心所在。依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说，在中国场景中亦有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分，但两者都集中于皇位，通过不同时点上皇权在“正式”与”非正式” 之间摆动而体现出来，因此与日本的“天有二日，国有二主”的性质完全不同。这里引出了一个发生学的问题：通过中日之间的比较来认识不同的国家建构演变路径。

第三，这一节提出的汤武革命的观念很有意思，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是皇权的正当性问题。按照韦伯的权威类型来分析，中国皇权兼有传统权威与克里斯玛权威，传统权威体现在皇室传承，克里斯玛权威体现在“天子”之说，即皇权体现天意。

文中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以德配天”这一说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天道”的正当性是超自然的，所谓克里斯玛魅力。而“德”则是世俗的，体现在日常生活和事务处理中，由世人评判的。在我看来，强调“以德配天”指向了皇位世俗化的趋势。您的讨论似乎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德”提供了另外一种正当性基础，即道德基础；而其意义则是提出了皇权正当性基础的脆弱性，即在“德”的考验下丧失神圣性。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里同时提出了一个经验材料评估的问题，即中国皇权的稳定性如何。依文中对“汤武革命”的强调，中国皇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受到“德”的世俗价值评判。想来这一不确定性的评估主要是与日本“万世一系”比较而来。但中国大的朝代皇权的统治多达数百年（唐宋明清），其间虽多有皇位更替，但通常拘于皇室内部争斗，而不是革命性质。我的问题是，从中国历史来看，更为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皇权的稳定性还是它面对“汤武革命”的不稳定性？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汤武革命”的威胁，皇权是如何强化了其统治（治理）的能力，包括皇权与意识形态和官僚体制的关系。

如果说中国皇权统治更多地表现出稳定性，从文中讨论的“革命与改良”主题来说，是不是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中，各朝代内部大部分时间也是以“改良”（渐进式改革）为主？还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即在“集权维持统治”与放“权释放张力”之间循环往复，甚至逐渐退化，而未有改良？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第四，文中谈到的日本历史上各封建庄园内部与之间的忠诚与叛逆的特点，让我想起近代史上法国贵族与国王关系、德意志历史上大小邦国间关系，似乎都有类似之处，这些多权力中心虽有远近强弱关系但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独立各方在利害基础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与之比较，中国秦以来的郡县制是同一体制中的行政等级制度，与日本/欧洲封建制之间关系有极大不同。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宗族制中大宗小宗叠加延伸形成的社会圈子和相应的格序差局与上述贵族与国王、封建领主间关系比较，这些组织制度亦有质的不同。

如此说来，中日之间，从实质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之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路径、正当性基础、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或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也许可以一开始就作为不同政体来比较分析，更易于认清各自特点？

郡县与封建

大作前一节已经提出这个思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政体表面上有许多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实质却很是不同。这一节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日本的多重结构与中国的大一统权力中心的对比。这一问题又引出了权力实施过程中行动者的忠诚问题：日本文化中的多中心多忠诚指向的特点，与中国大一统和家国天下的整体性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方面，我同意文中强调的观点，即中国的大一统体现在正式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儒学）上。大作从这个角度讨论了郡县、监察、科举等制度和家国天下一体化的儒家学说，很是周全。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中心架构、皇权与绅权、双轨政治的制度安排，如梁漱溟、费孝通等曾讨论的。韦伯注意到中国皇权的双重性，一方面政教合一，另一方面疏放式管理，也指向这一特点。

在我看来，在中国大一统体制下，多中心架构仍然存在，而且无法避免。从组织学角度来看，由于委托代理问题（不同利益、政治过程）和信息成本代价，行政规模效率递减在所难免，在中国超大规模体制中尤其如此。可以说，大一统是它本身的诅咒，由此转化为“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大一统体制产生的紧张困难通过正式制度（大一统）与非正式制度（多中心、松散关联运行）之间的互动和转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互动和调节并不总是有机平缓实现的，而是时常通过急剧的政治运动或抗议反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皇权不下县吗？”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有新的思考空间，即皇权在基层实践中的正式与非正式两重性。

文中用土豆泥和色拉的形象比喻来刻画中日背景下的“传统国家内部整合的程度”，很是生动贴切。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中各种集权要素齐备交融，内部同一化，形成了土豆泥式的统合，而日本地方性势力各自为是，如色拉般搅拌在一起但仍然各有本色。如果从“正式与非正式”角度来讨论，我以为中国传统国家内部整合的运行机制更像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即差异性对待，既不是土豆泥般交融一起，也不是色拉般各自本色，而是依松紧强弱的（权力）关系纽带水波纹般推延出去。

文中用“三明治”来形容日本“中央与地方互相对峙，夹心的国家与社会形态”（19）。这让我想起黄仁宇用“三明治”形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结构，上面是上层统治集团，下面是基层社会，中间是大而无当的官僚体制。在黄仁宇看来，官僚体制的疏放管理使得国家建构松散无力。金观涛、刘青峰也用了上层官僚集团、中层士族缙绅、下层宗法组织的类似比喻。

以上这些想法从另一角度强调了中日之别。日本多重权力架构以正式形式（即公认共享的形式）确认下来，也因此影响了相应的政治进程选择，如政治谈判、妥协与联盟。在中国场景中，多重权力不是不存在，但只能以非正式、隐蔽的方式运行，也因此诱发了特有的内生机制和表现形式，影响了中国国家建构的抉择。

进一步问题是：怎样的历史演变进程导致了中日间不同的轨迹和途径依赖？为什么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监察、科举）在日本没有建立起来？历史上的异同如何影响了近代和当代的国家建构路径？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强大影响下，日本没有走向中央集权的路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读到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关于朱子学在日本思想史上重大转变的讨论。

大作倡导的比较视角极有价值。放在世界格局中，中、日与近代欧洲之间有许多可以比较思考的线索。例如，芬纳从比较视野指出，在日本，直至近代前，日本天皇有名无实，封建领主（幕府、大名等）各拥领土，各为权威。领主和封臣之间是一个个人化的、接近于父子的亲密关系。欧洲和日本均有封建制，但两者有重大区别。芬纳提出，西方（欧洲）与东方（中国、日本）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等级关系与契约关系之别。例如，日本封建主义和欧洲之间最核心的差异是“非契约性”。在日本，上下级之间的封建关系具有排他性。 而在欧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主与封臣间含有双方契约关系。例如罗马庇护制下被庇护人与恩主之间关系。欧洲的“契约性”文化价值来源于封建制中的双方关系，也来自罗马法的影响。这一点在许多学术研究（Perry Anderson, Avner Greif）中均有提及。

安德森在他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指出，东欧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的封建等级制度。在绝对主义国家演变中， “封建等级和官僚等级有机地融合一体”。特别是在俄国，贵族成为绝对统治者沙皇麾下的“永久服役者”。“沙皇专制跨入19世纪后成为不可一世的欧洲反革命宪兵。…在他之下，封建等级制凝固成国家制度本身的等级。”（p. 257）作者引用葛兰西的断言：“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而市民社会则是一片原始混沌状态”。

这些描述似乎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过程颇有相似之处，而日本的多层次多中心架构似乎介于欧洲契约制与中国大一统等级制之间。似乎这里有新的研究线索。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背景下的皇权通过官僚体制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行政权力等级制度，与日本和欧洲都有质的不同？

王权与神佛

很同意文中关于王权与神权关系的讨论。皇权与神权合二为一是历史上中国政体的一大特点，而欧洲历史上两者间的冲突争夺推动了近代国家的兴起。在这个方面，日本的性质近似于欧洲，即神佛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权”力量。

大作关于这个方面的讨论引出了几个新的研究问题。首先，皇权与神权合二为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推动力量是什么？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其次，史华慈提出，中国皇权垄断“祭天”的权力，将民众排斥在外。那么，民间宗教信仰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您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的主题与这个问题有关，不知如何看待？

第二，中国的政教合一体制引出了儒家学说的评判问题，一个大的研究领域，但多年来似乎没有重要进展。

第三，文章结尾时提出了中国通过“主义”来寻找出路。在我看来，这反映了欧洲理性化趋势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指向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天道”的替代品。有趣的是，西方的理性传统一方面指向通过科学来认识规律，另一方面指向理性人，即个人层次的理性判断，个性解放。前者成为“主义”的基础，为自上而下的社会设计提供正当性，而后者塑造了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架构。但是，个人理性恰恰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空间，没有形成与主义平衡的力量，促就了主义与专制权力的结合，

余想：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

葛老师多年来倡导超越中国来认识中国的比较视角，大作关于中日政治文化的比较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呼应的观点和思路，对于认识中国政体很有启发意义。

超越中国来认识中国的另一路径是与社会科学理论对话。大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可以得益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对话，进一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推动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激发出新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

比如说，文中谈及了历史上多重过程、多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组织与意识形态，正当性基础、委托代理与制度安排，等等。这些方面在历史细节上纷纷扬扬，扑朔迷离，可以得益于社会科学上的抽象简化，特别是因果关系上的讨论。例如，文中提到的日本历史上 科举制缺失与中央集权失败的关系，反衬出中国背景下科举制与大一统之间关系，这些因素过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史料上的开掘，另一方面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探究。

从比较制度角度来看，近代国家的兴起与演变出现了多种路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权力集中与有限政府，公域与私域的分化与边界，权力的边界与制度基础，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发掘有待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间的互动、互补和争论。例如，途径依赖如何体现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和事件间关联上的？

一个好的研究，不仅在于它回答了重要的问题，而且在于它提出了新的、重要的研究问题。这篇文章正是这样一个作品。

兆光兄的答复讨论

真是太谢谢老兄那么认真读拙文，而且提出那么多好的问题。其实，我写这篇长文的初衷，一是提醒学界，不要只讲中日共同点，好像日本是中国的学生，更要讲中日之间的差异，才能理解现在中日何以走上不同道路；二是重回目前历史学人逐渐远离的政治文化史，讲一些宏观的大问题，三是针对目前中国的（而不是针对日本）现状，找一找中国何以如此的历史根源。

对老兄提出的问题还要好好想想，先讲几点感想。

1. 关于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的问题

历史学界在分析传统中国（尤其是秦汉以后）历史的时候，没有用这个概念，但常常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在中国，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质上，绝不可能接受“天有二日，民有二主”，虽然也偶然有这种权力的分离，如秦汉之前的东周与诸霸，东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但是基本上就像林毓生说的，“绝对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田余庆先生所说权力合一的常态。

可是日本不同，黑田俊雄的杰出贡献，就是指出中古日本的“权门体制”（公家、武家和寺家），并且用这三个权力的分合角逐来分析历史变化。

2. 关于政治合法性，“以德配天”的问题

“以德配天”，这是古代中国自从周孔以来，论证合法性的传统，确实如您说的，它使得皇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有德。但从历史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谁真的有德，谁真的失德，事实上，“德”只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和文饰，本质上还是实力决定的，并不是真的由“世人评判”。这也是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原因之一。

这种通过“德”来得到“天”并缘饰“权”的方式，就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各方权力总是要宣扬某种“主义”来获得合法性的历史根源。这一点和日本不同。

3. 皇权与绅权

现在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质疑“皇权不下县”和“乡绅社会”的理论，从现在越来越多出土的简帛文献可以看出，一方面秦汉帝国以后内部同一化整合很强，一方面中央通过官僚体制，权力的毛细管渗入底层（如睡虎地秦简、张家山二年律令、走马楼吴简），乡绅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是否真的像过去学界认为的，有那么大的作用？秦汉以后，虽然从宋代（宋代因为是汉族帝国，族群、观念、文化比较一致，加上有比较强的士大夫和理学，内部治理相对容易）起，地方绅士阶层作用渐显，但本质上仍然是帝国集权控制，蒙元由于蒙古色目人数少，帝国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比较松，但对阶级和族群管制严厉，明代从洪武永乐两朝，一开始就是走向严厉和整齐的中央集权，清代则把元明两代结合起来，虽然是小政府、是异族统治，但仍控制有效，直到西洋和太平天国双重打击，地方乡绅和地方势力（湘军、淮军）才崛起，到民国初各省自立，形成军阀割据，但仍不足以改变皇权大、绅权小、中央强、地方弱的格局，也仍然是大一统集权。

老兄说的“中国背景下的皇权，通过官僚体制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行政权力等级制度，与日本和欧洲有本质不同”，正是我想经由历史研究表达的意思。我总想把中国放在世界比较的背景下，所以我在全文之末讲，近代国家转型后，欧洲权力来自“民意”，日本权力来自“神意”，中国来自“德意”，这些不成熟的说法，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历史来论证。

4. 我完全赞成并且深有感触的是，您说的历史与社会科学“互动”。1980年代汉语历史学界曾经有过把社会科学方法用于历史学的趋势，近年来也有历史学渗入国际关系领域的趋势，两岸（台湾深受何炳棣、许倬云之影响）学界都有这种愿望，但现在看，除了何炳棣开始的科举与社会流动还比较成功之外，大多数研究好像比较生硬，产生影响的成果也不多。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借鉴，绝不是拉几个“概念”来实用。一是两边的学者要互相真正深入学对方的思路和方法，二是共同提出若干双方感兴趣，又可以融合使用两边方法的主题，三是这些主题最好是“比较的”，涉及若干不同历史与文化的区域。老兄提到的“近代国家的兴起与演变的多种路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权力集中与有限政府，公域与私域的分化与边界，权力的边界与制度基础”，就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