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和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本文以西辽河流域科尔沁左翼后旗乌兰那仁嘎查为考察中心，对清末以来西辽河流域农耕化进程与蒙汉交融发展进行深入揭示。当地生产方式从牧到农的转型，推动了人与土地之间“绑定”关系、村落与耕地依存关系的发展，促进了蒙汉共同生计的形成及生活方式的趋同，彰显出蒙汉相互依存、不断交融的发展趋势。

西辽河流域自古即是半耕半牧交错地带，也是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的“文化过渡区”。西辽河流域包括今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多种生计并存、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荟萃是西辽河流域历史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从长时段历史看，作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西辽河流域，其生计方式不论从农业到牧业的转变，还是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变，都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清末以来，该区域进入一个急速农耕化阶段，而农耕化进程有力地促动了当地各民族的相互交融。

本文以科尔沁左翼后旗（以下简称“科左后旗”）乌兰那仁嘎查（乌兰那仁意为“红太阳”；嘎查，即行政村）为考察中心，重点考察清末以来农耕化进程中蒙古族和汉族的共同生计与生活方式的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蒙汉文化相互影响的具体状况。乌兰那仁嘎查位于通辽市东南部“科左后旗”阿古拉镇，现辖四个自然村。2023年共有居民460户、总人口数1454人，是以蒙古族为主（包括本地蒙古人和外来蒙古人）、汉族为辅的村落。据乌兰那仁嘎查村委会统计，2023年，粮食总产量1791万斤，玉米是最主要的种植作物。人均收入1.2万-1.4万元。村民的生计方式是以农为主，以牧为辅，只有少部分人外出打工。

本文所用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清代、民国时期“科左后旗”的开垦档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左后旗”的农牧业档案。笔者出生在“科左后旗”，十分熟悉当地社会和文化，对“科左后旗”所开展的田野调查累积起来也有近十年的时间。在田野调查期间，做了大量的深入访谈和口述史记录。近年来，笔者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以现有问题为基础展开回访和追踪调查。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一、20世纪上半叶新作物引种与蒙汉共同生计的培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开始推行放垦政策，西辽河流域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本地科尔沁蒙古人延续了以往的本土农法。以乌兰那仁嘎查来看，以糜子种植为主的本土农法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更晚。随着移民大量迁入西辽河周边区域，新的农作物及耕作技术得以引入，汉式农业成为当地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本土蒙古农法逐渐被取代。

（一）本土农法：“漫撒籽”与“抛荒耕作”

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将村落周边的土地分为三类，即甸子地、坨子地和召地。甸子地是最好的放牧场，土质为黑花土，甸子地平坦、开阔，由于被沙丘封闭，排水不畅，地下水位较高，易受洪灾威胁。坨子地主要是沙土，高出甸子地中心10-20米，有时也被称为坨坑或沙坨地。该地沙漠大部分是条状的，而不是一大片的，内部多半生长着一丛丛的灌柳，并非不毛之地。召地是介于甸子地和坨子地之间的土地，有缓坡，土壤多为黄土，具有较好的透水性与保水性，是一种性能较好的耕作土壤。

科尔沁蒙古人昔时的农作物种植采取的是“漫撒籽”方式。这是游牧民业余时间进行的传统农法，作为游牧民辅助性的生计方式而存在，是该地区农业的初级形态。“漫撒籽”，主要选择在离草牧场较远的贫瘠召地或坨子地进行耕作。以不破坏干燥的土壤为前提，不锄（无犁）、不施肥、不除草、不翻地（不耕），沿着沙坨的灌木丛种植糜子、荞麦等旱地作物。种植时间多选在7月，无早田，只有晚田，此时季风恰好来到科尔沁地区，降雨量比较集中，种子会自然侵入土层，播种时随意撒播，然后再用牛马踩踏，任其自生自长。到秋季进行收获，收取时用畜群集中踩踏脱谷，无碾子和磨。在一个地方耕种3至4年后，地力耗尽，他们就抛荒另种，因此，这也是一种“抛荒”式的耕作方式。耕种面积根据个人的资金情况自由决定，因为早期人口较少，每户大多种植3—4亩地。进行耕作时拥有土地所有权，弃耕后谁来耕作仍可自由选择。“可是在汉农看起来，这不是真正耕作的办法，而称之为‘漫撒籽’，用以形容它散漫而不精致的缺点。当然它的生产量还是不及汉式的农田”。“这种粗放的农场，到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40年代，在内蒙古昭乌达盟中北部，和哲里木盟的西北部甚是普遍”。

早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农耕化的推进，游牧民业余耕种的“漫撒籽”农地逐渐扩大，“漫撒籽”农业逐渐转化为“正式”农业。此时，部分召地和甸子地被利用为固定耕地。他们也不只是在远离草牧场的坨子地上耕种。少数村民开始将牛羊粪便作为肥料，用犁耕田。事实上，犁耕在当地的真正普及没有那么早。大约在20世纪初，犁的普及在粟、高粱等作物传入后开始，原因在于这些作物不能粗放耕作，抗逆性差，必须进行精耕细作才能收获。

（二）移民迁入与新旧农业体系并置

随着1902年清政府推行放垦政策，汉人和外地蒙古移民大量迁入西辽河周边区域，当地蒙古人逐步采用了汉式农业生产方式，科尔沁地区也从以牧为主的农牧区演变为以农为主的农牧交错区，农牧交错的经济文化格局逐步形成。汉式农业成为当地的主要生计方式，本土蒙古农法逐渐被取代。

移民的迁入，引来了新的农作物。当地蒙古人起初只种植糜子和荞麦。新的作物传入，主要是外地蒙古人和汉人北迁所带来的。村里的一位近百岁的老人回忆说：

我20岁左右时（20世纪30年代）才见到村落周围种植高粱、小米、蓖麻、黄豆、大豆、绿豆、小豆等作物，这是蒙古贞人、喀喇沁人和外来移民移居本地后带来的新物种。在他们迁入之前，本地蒙古人只在坨坑里种植糜子、荞麦和大瓜。移民迁入之后，甸子地上也开始种植农作物，之前甸子地上是不种农作物的。

事实上，当地蒙古人对汉式农业是不熟悉的，其生计方式是以牧为主，以农为辅，而从事农业的村民主要是已经掌握了汉人农业技术的外来移民。部分当地蒙古人后来才开始学习种植高粱、粟、菽等新的作物，逐渐放弃“抛荒农法”，转向“轮作耕法”，同时还保留了一些早先“漫撒籽”时期的农作物耕种特点，即对谷子、高粱不除草、不施肥，在一块土地上，不是每年都种一种作物，而是更换作物种类。如今年种的是高粱，翌年则再换种谷子。村民将其称为“guosolihu”（换垅）。这种在一块土地上更换种植作物的“轮作农法”，既可保证作物产量，还可保护周边草牧场环境，不会影响放牧。牲畜是当地牧人的生命线。荞麦这种作物会吸收土地肥力，因此，在整个轮作体系中，一般会将荞麦作为后选耕种的作物。如果常年在一地耕作一种作物，不仅会影响作物自身生长，而且很易导致土壤的沙化。耕作中，有些村民也开始利用牛羊等牲畜的粪便。如果不实行轮作，会影响到牧业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因牲畜减少及牲畜肥料减少而导致作物减产的危险。

移民的迁入，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及耕作技术，生产出了当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蔬菜，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移民不仅帮助本地蒙古人开拓土地，还帮助他们建造定居房屋，对改善当地蒙古人的生活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对于相对脆弱的牧业生产来说有很强的“救济”作用。随着作物种植的多样化和普及化，当地蒙古人除了在自古的坨子地种植作物之外，还在曾经放牧的地带种植农作物，草牧场逐渐变成了田地，本地牧业受到很大冲击，不能北迁的当地蒙古人不得不接受农业。“在这种过程中，有的蒙古人从汉农（处）学习了开垦种田，有的却赶起家畜向不宜农耕的地区，也就是水草较差的地区移动，使畜牧经济受到打击”。不愿北迁的蒙古人，在移民移垦的压力下，逐步开始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和接受新的作物，选择了定居和汉式农业。“可是再往北一点，蒙古人较多，半农半牧的地区，其经营农业的方式，则远比汉农粗放多了。不仅撒种的方式不同，而且收割的方法更是不同”。拒绝接受汉式农业的蒙古人仍然坚持游牧生活方式，当他们的牧地被开垦后，他们不得不从开垦区迁往北部的游牧区。在20世纪初，本地科尔沁蒙古人内部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即转向农业和坚持牧业的两种生活方式。

蒙古本土农业技术发展缓慢，有气候、地理等多重因素的限制。此外，游牧民族心理上的障碍，也是阻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蒙古人不愿与泥土为伍的这种观念，在改奉西藏佛教之后，更加强调，认为地表是不可破坏的，否则会触怒龙王（luus），招致不幸”。对农耕的心理障碍与对游牧的心理偏好，离不开游牧生产生活本身的优势。在传统牧业社会，“普通的一个五口之家，男子牧马，管理大家畜，妇女小孩管理小家畜。他们的人力，足可以放四、五十匹马，同样数量的牛，和三四百只羊。……这样他们1年的收获，是比在长城以北的农民，用原始农耕方法，所产生的价值，略高一筹”。传统牧业本身的优势，也是当地蒙古人不愿迅速效仿汉式农业的主要原因。

虽然当地蒙古人存在牧业偏好，但“人总是要吃粮食的，牧民也毫不例外。吃粮食的需求要比鄙视农业的传统偏见，当然要大得不可比拟。这种偏见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干扰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终究阻挡不了农业生产的产生和存在”。

总之，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作物的传入和引种，科尔沁蒙古人在不断接触和接收汉人的农业技术。新作物的种植，导致新的轮作系统出现。新的耕作系统并未取代旧有耕作体系，新旧体系是并存的。种植出的新作物，既是人的食物，也是牲畜的饲料，农业生产与牧业生产相互补充、互促共进。这一时期，是蒙汉共同生计的培育时期，体现了蒙汉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

二、集体化时期“五谷”种植与蒙汉民族共同生计的发展

（一）“五谷”种植的引入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宣告成立。1947至1958年，“科左后旗”乌兰那仁嘎查在农业经济上逐步实现了由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的转化。1947年，乌兰那仁嘎查成立临时互助组；1952年，成立了互助组，当年秋季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农业在乌兰那仁嘎查经济中开始占据主体地位。1956年2月，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后，农业的经营方式从“漫撒籽”转变为汉式传统的旱作垄沟耕作方式。“在耕作技术方面，从过去‘四不’（不耕、不锄、不施肥、不浇水），已有了很大的折转。迄1955年年底，耕地50%以上已实行秋耕，并普遍中耕除草二、三遍；施肥面积占总播面积的比例从解放初期的10%左右增加到30—40%以上；……而一度盛行于哲盟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漫撒籽’则已大量缩减，不久即可消失。因此，产量也获得了显著增加”。

1947年之后，科尔沁蒙古人开始种植蜀黍（高粱）、粟（谷子）、菽（豆类）、玉米（白玉米）等“五谷”作物。由于党及政府的大力号召，群众热烈响应，“五谷”种植发展迅速，并很快取代传统作物作为主要作物。

据来自同属“科左后旗”的甘旗卡镇苏力古台巴嘎（距阿古拉镇乌兰那仁嘎查有50.8公里）的调查统计，1956年农业合作社成立后，村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已从糜子成为玉米，原居“客位”的外来作物取代本土作物占据重要地位。

玉米为最重要作物，1956年占耕地总面积51.2%，耕作也比较细致，已做到二铲二蹚，施肥面积达��12.5%��。玉米在农历三月初五播种，9月1日收获，每公顷产量头等地1900公斤、二等地1400公斤、三等地900公斤，每公顷需要人工25.2个、牛工24个。蒙民主要粮食作物的糜子是当地第二项作物，占耕地面积��24.3%��，全部种在新开荒地上，普通“挑”二遍，不趟、不施肥，每公顷平均产量750公斤，需人工18个、牛工25个。其他作物按播种面积次序为：荞麦、蓖麻、谷子、绿豆、豇豆等。

“对植物性食品的需求会迫使蒙古采用农业。但农业技术依然粗放落后……这是游牧经济所决定的，如要进一步实现集约化，就必须实现定居”。在政府鼓励定居的政策下，原先在“套布”上居住的农牧民都统一搬迁到村落里，村落人口开始不断聚集，人口的增加（还包括土改后还俗的喇嘛）需要耕种新的作物来满足消费需求。相对糜子而言，玉米、谷子、高粱等“五谷”的产量更高，因此当地群众自然增加了“五谷”的种植。此后，“产业也转入到农主牧副阶段，农作法也走向一定程度的集约化农业，部分农户对谷子、高粱进行施肥，大部分作物实行中耕除草”。

集体化时期“五谷”的全面引种，主要是满足村落社区内的食用需要。收购后的“五谷”，集体分配后，剩余的都存放在集体仓库，用于生产队的需要、个人急需或与外村的交易，还有少部分运往外地所需地区。

（二）“五谷”种植与耕作方式的调试及农业的集约化

随着“五谷”的种植及集约化农业的实行，当地蒙古人逐渐放弃“抛荒农法”而转向“轮作耕法”。政府划分耕地和牧地各自经营，村民自然放弃了“抛荒农法”。在耕作方式上，昔时的撒播改为点播，因为这样可以集中使用肥料，提高产量，另外也便于收割。各作物的种植时间基本不变，但耕作过程更为细致，施肥量在增加，种植密度在加大。

在土地改革运动之前，从当地耕作的集约化程度上看，这里的犁耕已较为普遍，贫户即使没有役畜，也会向富裕户借用。在传统农业时期，当地蒙古人仍较少施肥、除草，连作3年左右后，换移他处。原先村民并无太多种植“五谷”的经验，只有从外地蒙古人和汉人那里学来少许种植知识。集体化后，种植“五谷”的经验和知识是由生产队提供的。生产队将劳动力集合起来一起开垦土地，施肥、除草、收割，水的管理和分配，均由生产队负责。“五谷”作物对当地蒙古人而言，起初只是一种新的作物，在种植“五谷”作物的同时，村民仍继续耕种糜子、荞麦。

因技术水平的限制，扩大耕种面积往往是提高农业产量的最初途径。而之后的一般途径就是，改良耕作技术，增施肥料，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再就是改变作物种类，种植高产作物。为此，乌兰那仁嘎查开始大力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缩小糜子、荞麦等低产作物种植面积。在村的水泡子附近适宜灌溉地区，也曾试种过水稻。20世纪50年代初，乌兰那仁嘎查试种了3年水稻，因自然环境的限制，并未种植成功。

为了收获相对稳定的粮食，在种植模式上，当地村民一般是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

第一，头等地：玉米连种（有的已在8年以上）。

第二，二等地：玉米（熟地）——谷子——玉米（风蚀较缓和的耕地）。 

 ——豇豆或荞麦——撂荒（风蚀较剧烈的耕地）。

糜子（新开荒）——玉米——豇豆或绿豆——撂荒。

第三，三等地：糜子（新开荒）——豇豆或绿豆——撂荒。

在这种生产配置中，每年能收获各类不同的作物，以此应对水灾、旱灾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稳定。

因为高粱、谷子等作物在生态属性上与玉米相近，因此，当地村民一般都会将玉米与这些作物在召地上进行轮作。而糜子、荞麦则仍延续昔时的种植空间选择，主要在坨子地上耕种。甸子地土壤肥沃，风沙灾害也较少，但耕种数量有限。

当地的传统本土农业，以晚田（亦称为秋田）为主，主要种植糜子（包括早糜子和晚糜子）和荞麦（包括早荞麦和晚荞麦），即大多在七月后耕作，从节气上看多在芒种至大暑之间；集体化时期种植“五谷”之后，在春季的四至五月份即开始进行耕作，即不仅要种晚田还要种早田（在谷雨至芒种之间），并逐渐从晚田为主变为以早田为主，种植的作物有蓖麻、玉米、高粱、谷子、大豆、大瓜，还包括糜子、荞麦、绿豆、趴豆、萝卜和白菜等。早田和晚田所种植的作物对土质的要求不同，早田的增加必然开垦更多的土地，这都与“五谷”的引入与推广相关。在当地，四至七月降雨量不确定，因此只能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和集约化经营来提高产量。

20世纪上半叶，在当地作物中，只有糜子和荞麦的作物组合。之后，随着“五谷”种植的普及，出现了新的作物组合形式与轮作方式。在旱地杂粮的组合形式上，由过去的以糜子种植为主，变为以五谷杂粮种植为主，也就是增加大豆、高粱等前期作物，后期作物仍然是糜子、荞麦。后期作物从昔时的主导作物，变为起调剂作用的作物。

在耕作方式上，当地基本上均为垅作。“垅作耕法是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一种，二千年前华北就盛行过”，“东蒙与满洲接壤，垅作耕法基本上与东北一致。除了在南部地区有一些地区行秋耕外，一般不行秋耕，直接在春天起垅播种”。可以说，集体化时期在当地实行的垅作，是对华北汉人耕作方式的简单化复制。

虽然“五谷”的产量相对糜子和荞麦要高很多，但因为耕作技术还较粗放，与如今种植的黄玉米相比，其产量仍然是比较较低的。乌兰那仁嘎查一位村民这样讲道：

1973年，西乌兰那仁村因为白玉米的产量达到20万斤而被报道，扬名旗内外，但如今1户有100多亩的优质田地，就可以有近20万斤的黄玉米的收成。过去，种植50亩白玉米，才够1户消费。因为白玉米没有现今黄玉米的高产配种，白玉米种子只是从今年种植的白玉米中，选出大的、好的几穗儿玉米，将玉米粒搓下后，留至明年种植，每年用的都是同样的品种。

集体化时期还未实现机械化种植，因此通过提高肥料的投入是增产和保持地力的一个主要举措。当时，肥料只有农家肥，还无化肥。集体化初期，人无厕所，畜无厩，人畜肥料几乎全部浪费，肥料总是欠缺。种白玉米时每颗玉米之间的间距，比今天种植的黄玉米之间的间距，要大3倍。如要进一步提高集约化程度，在改变生产技术的同时，需要加快定居化进程及人与土地之间的“绑定” 关系。

随着“五谷”种植所带来的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当地村民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五谷”在村民与土地的“绑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角色。“五谷”作物，相对于传统农业时期的糜子和荞麦，不仅高产，更具有“固定性作物”的特征。如果有固定的农业耕种，村民不可能迁移到其他地方而不去料理庄稼。

集体化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让不同民族聚合在一起，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共享关系。这一时期，当地的作物种植，从低产的糜子向高产的“五谷”转型；从蒙古本土农法下的粗放农业转入汉式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转变过程中当地农进牧退的发展格局在不断加快，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蒙汉共同生计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玉米的高收益，提高了村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玉米种植得到迅速扩展，由此也导致了作物种植结构的单一化。近年来，当地出现了特色养牛业，畜群结构也出现了单一化的发展趋势。玉米及其秸秆作为饲料的优势为实行规模化牧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农养牧的农牧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农业和牧业正在共同走向市场。简言之，当地的农耕化仍然在延续进行之中，而集体化时期是生产方式农耕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也是蒙汉共同生计不断发展的重要时期。

三、农耕化生活方式的形成与蒙汉交融

随着农耕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蒙汉共同生计的不断发展，乌兰那仁嘎查村民的生活方式相应出现了变化。首先是定居引起的人居环境以及居住模式的转变。无论是村落形态、院落格局，还是房屋样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村民的出行方式、饮食习惯，以至节庆、婚丧等文化习俗也有不同程度的变迁，形成了农耕化的生活方式。这些变化，充分说明蒙汉生活方式在日渐趋同。

（一）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的变迁

1.村落：从散居到聚居。在如今的科尔沁地区，蒙古族村民将村落称为“艾勒”（ayil）。从乌兰那仁嘎查形成的历史来看，“艾勒”的形成与科尔沁地区农耕化进程是相互同步的。虽然定居村落的形成受到了寺庙经济和军粮储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精耕细作式的汉式农业技术的渗透，以及“固定性农作物”的普及，则是导致定居村落形成的重要因素。“村落是从农业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居住和生活形式，其自身包含有定居、聚居的意涵。这种特征显然是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在传统游牧社会，“艾勒”原本指以游牧家族为单位的“一户”，而随着后期汉族移民的迁入，如今则表示村落集体或共同体而存在的包括不同民族的数户家族。“艾勒”词义的这种转变，是农耕化村落形成过程的体现。

在外来移民带来新作物之前，“蒙古人仅以牧业为主，故每户需要大地域，密集的村落对放牧生活不利，因而居民点以散居为多。……聚落形态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也就是说，散居在各处的基层聚落，规模小，人口少，围绕聚落形成的耕地范围也有限。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在传统社会，科尔沁蒙古村落周边是放牧地，农地多选择在离村落较远的贫瘠的召地或坨子地。怕牲畜践踏，即使有能力种地，也不会在房屋附近种田，村落与耕地没有依存关系。这种人地关系是传统的牧业生计所决定的。随着新作物的种植以及土地开垦范围的扩大，院落附近的土地逐渐成为耕地，出现了园田（菜园），房屋前后几乎都建起了院落，居住更加紧凑。“农业比重的提高也说明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并使人们所接触的村庄周围的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域逐渐减少”。受汉式农业的影响及农耕化的推进，科尔沁蒙古村落形态正从散居转变为聚居，或可称为从疏居型村落转变为密居型村落。

近些年，当地政府为了推动新农村建设，规划设计出整齐划一的现代村落。在村民房屋前盖砖墙，在村路两旁种起杨树。但是，该地区大部分村落还遗留着散居、不规则坐落等特点。老村落先是有了房屋，之后才有了村路，村路并不规则。目前，当地的很多村落正处在从不规则状态逐渐向规则状态转变的过程之中。

2.院落：从开放到封闭。昔时，村民的房屋前后并无围墙，房屋周边都是杂草，可放养牲畜。据当地的一位报道人回忆：

大概在20多年前，村民的房屋前后开始设院墙，院子里主要种植大麻子（蓖麻）、玉米等农作物，但种植得较少，院墙也不完整。因为那时牲畜（主要是猪）还未圈养，之后怕牲畜践踏农作物，政府部门开始推行圈养猪、牛，要求村民必须建猪圈、牛圈。那时的圈舍和围墙是用柳条或白桦枝插进地里建造的，并在围墙的下半部抹层牛粪，既牢固又防家畜。

自村民在房屋周围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之后，开始逐步修建院落，“界定”自家的范围。设置院墙后，园田（家庭院落内的田地）也开始出现。早期，村民在自家院落里种菜的习惯还较为少见，即使是夏季也很少能够吃到自己种的蔬菜。日常所食用的蔬菜以野菜为主，主要有苦菜（苦菜花）、蘑菇、沙漠韭菜、山葱，等等。他们没有种菜的意识，且不习惯种菜。如有特别需求，村民会赶着马车到甘旗卡（县城）购得一些。随着不同民族群体的迁入，土地也变得更加重要，逐渐成为稀缺资源。村民学会了在自家院落里种菜，逐步形成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习惯。村民日常所食用的蔬菜均可自足。在自家园田里，不论是种植玉米，还是种植蔬菜，一般都是人工耕种，并不施加无机肥料，收获的都是绿色环保产品。

院落的形成，也有其他的原因。一位报道人这样说：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1995到2006年这十年间，村落周边小偷猖獗。村里被盗的牲畜最多时，一户一次就有丢失过10多匹马。为保护自家的财产，村民开始建院墙，所有的马都被迫圈养。近些年，因上级公安严打，偷盗者有所减少，而且随着马的乘驮等功能逐渐被四轮车等现代工具替代，村里也基本上难以看到养马的村民，而如今会不时听说村落周边某户丢失牛的消息。

由上可见，设置院墙也是为了牲畜的圈养及安全。村民的防范意识的增强，也导致院落从开放转变为封闭。现在村内已是邻里相连，比屋相接，院落清晰。院内可停放车辆，有牛棚、猪圈，等等。房屋的周边，从昔时的放牧地变为如今的田地，居住空间也逐渐由开放型转向封闭型。

3.房屋：从蒙古包到定式房屋。当地蒙古人将房屋称为“格勒”（ger）。在游牧地区“格勒”用于移动的住所，也就是蒙古包，它会不断随着人畜移动而搬迁。而在科尔沁等半农半牧或农耕地区，则指固定的房屋。“民居的变化是无字的史书，记载着部分蒙古族从游牧到农耕的历史”。“蒙古包的文化特征是为了‘游’为了‘走’，处于动态之中，而固定的房屋是在土地上占有一个生活空间，是静态。这一动一静，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各自的特征和生计方式的不同”。

相传，“科左后旗”札萨克政府从塔日根移驻吉尔嘎朗时，才逐渐脱离蒙古包，改住固定房屋。当地民众也从这时起仿效满族、汉族盖起泥土房屋，建造“百姓房子”（bayising ger）。最初的房屋是一种被称为“布日格格勒”（burge ger）的简易茅屋，是在蒙古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对于蒙古族来说，在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中，经历了相当长的文化选择过程。蒙古族并不是从蒙古包直接过渡到定居的房屋的”。

从近代开始，人们盖土平房的愈来愈多，也习惯住土平房，最初的土房形状也有模仿移动蒙古包的，是圆形屋顶固定式平房。王公府第全都盖砖瓦房，贵族豪门或平民的某些富户多住草房，房墙也用砖砌，也有用土坯垒的，表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差别。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仍然住土房。改革开放后，村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开始住进水泥、砖石结构的砖瓦平房或起脊房。近年来，少数村民开始在旗政府所在地甘旗卡镇购买楼房居住。因为要看护圈养的牲畜（主要是牛）或忙于农事，大多数村民现在还是居住在村里的砖瓦平房里。村民从蒙古包住进固定式房屋，主要是适应农耕化生活方式的结果。目前，当地蒙古族村民仍不太熟悉房屋修建技术，房屋修建均由专业的汉族师傅完成。

（二）出行方式的变迁

在农耕化背景下，在蒙汉共同生计的形成过程中，不仅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包括出行方式在内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有了显著变化。

蒙古的家畜习惯上称为“五畜”。他们分别是马、骆驼、牛、绵羊和山羊，其中，作为运载工具的家畜主要与大畜［包括马、骆驼、牛，蒙古人统称为bot mal（堡特·玛勒）］相关。直到近现代，五畜的重要性才慢慢减弱，五畜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五畜的角色转变见证了西辽河流域农耕化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

自古，科尔沁蒙古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骑乘、挽车、旅行、迁徙、放牧、保护羊群都离不开马。到了近现代，科尔沁地区出现了驴和骡，并将它们用作交通工具。驴和骡的速度较慢，因此只有部分村民在短途旅行中才使用它们作为交通工具。在放牧和长途旅行中，驴和骡是无法替代蒙古马的。从如今村民养马的情况看，全嘎查马的实有头数是93匹，因定居化生活方式下马的实用价值变低，养马更多的是村民的一种爱好。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摩托车也部分代替了马的实际功能，但不能代替长期以来蒙古人对马的热爱和感情。现在养马的村民都是爱马人士，除极少部分人养马为了配种、以盈利为目的之外，大多数养马村民属于个人爱好，并无实用的经济目的。

民国期间，“科左后旗”总计牲畜有49,950头（只），其中马16,290匹、牛11,765头、骆驼115只、羊21,780只，大畜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小畜。在20世纪初西辽河流域急速农耕化的背景下，虽然该区域的牧业经济受到了较大冲击和影响，但乌兰那仁嘎查所属的“科左后旗”还保持着传统农牧业并存的状况，大畜在当地传统牧业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据村里老人回忆，在集体化时期，西乌兰那仁大队（包括如今的西乌兰那仁村和西伯艾里村）拥有150匹马，300多头牛，400-500只羊（绵羊和山羊），10多头骆驼，还有30-40头驴和6-7头骡子。与民国时期当地的畜群结构相比，村落内小畜的比例在上升，大畜的比例在下降。这种畜群结构的变化源自牲畜功能的变化。农业发展和定居化生活方式在深刻地改变着五畜在村民生产生活中的角色。在大畜中，马的比重下降最为明显，这主要是源于定居取代了移动性较强的牧业生活方式。羊的比重有所上升，这是由大畜比重的下降所致。马和牛等大畜的比重虽然有所降低，但其重要性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依然突出，多被用于“五谷”的种植和耕地的开垦之中，为犁地、播种、收割、打柴、乘骑等生产生活所必需。新增的驴、骡子多是作为农业生产的役畜。

在古代，蒙古的车一般都是木制，如载帐幕的车子——勒勒车，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从清乾隆末叶，汉族人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迁入“科左后旗”，当地蒙古人开始拥有各种车辆并逐步掌握制造工艺，有木轮车及载重量较大的铁轮车等，畜力主要是牛和马。在内蒙古的东部，用牛或马挽车，要远多于骆驼。20世纪50年代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牧民开始用胶轮车。改革开放以后，农牧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简易公路四通八达，农牧民自家置办大胶轮车、中胶轮车。一些富裕农牧民购买摩托车、手扶拖拉机等，载重汽车也开始进入农牧民家庭。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村民大多用牛作为畜力。20世纪90年代后，因马的奔跑速度更快，多使用马挽车。进入21世纪后，经济富足些的村民开始购置家庭轿车，可是价位不高，大多是10万以下的轿车。如今，村里每户基本有三轮、四轮和摩托车，其中，村内四轮车保有量达90%以上。2012年，从县城（甘旗卡）路经乌兰那仁嘎查到阿古拉镇的柏油路修通，交通的畅通、市场的开放，提高了村民购买轿车的热情，有的村民还购有大货车专跑运输。

总之，随着机械化的耕种方式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大畜失去了作为早期役畜和交通工具的功能，村民的出行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

（三）饮食习惯的改变

农耕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改变了当地农牧民的饮食习惯，传统的蒙汉饮食习惯趋于融合。当今，对于村民而言，种植作物远比放养家畜重要，植物性食物越来越受欢迎。饮食习惯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食材和饮食结构等方面。

1.动物性食物：从羊肉到猪肉。传统上，蒙古族的红食以羊肉为主，牛肉为辅，还有少量的骆驼肉和马肉，在**季节也捕猎黄羊、野鸡、沙半鸡、野兔，而大量养猪和进食猪肉则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在科尔沁地区，在清代时期就有蒙古人养猪，其历史已较为久远。“猪和鸡的饲养是定居生活的显著标志”。当地人较早就开始定居，并过着农牧结合的生活。当地一位年老的长者说：

本地自古就有养猪，但早期猪的品种和如今的相比要差，因早期的猪长得短小，体重100斤左右的猪就算大猪；而新的品种的猪，大的猪体重达200—300斤，小的还有100多斤，都是外来品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村里猪的品种开始有变化，那时从各地将种猪拿来配种，最先引入的品种是“科左后旗”南部金宝屯镇的猪，那里的猪是当时“科左后旗”公认最好品种的猪，体积大，肉多。现在，村民养的猪大部分是杂交的，只是在买来猪仔之后，如果发现品种好，就会让公猪仔成为种猪配种。

随着土地种植作物的扩大，牛羊所需草场日益减少，一般村民家庭餐桌上的牛羊肉食受限。猪肉是牛羊肉的主要替代产品。在农耕化背景下，选择养猪，在成本/收益比方面要优于其他家畜。猪是杂食动物，低纤维含量的玉米、黄豆等作物，剥落的叶子和茎枝，人每天吃剩余的饭菜，都是喂猪的极好饲料。猪的饲养与科尔沁地区的农耕化是同步的，农耕化程度越高，养猪的人越多。2013年全嘎查四个自然村381户共养636头猪，平均每户养了近2头猪。

养猪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日常肉食，相对牛羊而言，猪是更为有效的肉食来源。“猪是哺乳动物中把植物变为动物肉的最有效的转化者”，“猪把玉米转化为肉的效率是牛的5倍”。牛和羊在草牧场放养，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时间投入，而猪只需要给其提供潮湿凉爽的猪圈即可，不需看护。准备猪食和养猪也都较为简单。在大锅里先煮些玉米粉，之后再将饲料放进去搅拌即可做好猪食。“用同样的方法养猪比养牛的效率要高得多”。猪不像牛、羊，不用特意去喂水，因为一般的猪食都是稀的。1头大猪1天能吃掉10斤的食物。猪因为吃的食物多，生长得较快，如果不在翌年之前杀食或卖掉，有可能亏本。村民大多在新年前后（正月）买猪仔，再等腊月左右杀猪或卖肉。村民每年至少杀1次猪，每年每个家庭有的甚至杀6至7头猪。猪在源源不断地为村民提供肉食，保障村民对蛋白质的需求。

2.植物性食物：饮食结构的变化。在日常饮食中，与动物性食物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植物性食物。传统时期，村民可得的植物性食物种类并不多，主食类主要有炒米、荞面两种。随着农耕化进程的推进，村民的主食种类发生了改变。集体化时期村民的主食除糜子、荞面外，还有大米、白面、玉米面、玉米、高粱、小米、绿豆等多种主食。改革开放以来，村民食用炒米和荞面的传统仍在，村民们不再自种传统的作物——糜子和荞麦，多样化的主食一般都从市场购得。

传统的植物性副食以野菜、野果为主。早期，当地蒙古人的饮食习惯是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几乎完全以肉食为生的民族对植物性食物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大，而这种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被野生可食植物的采集所满足。无疑地，蒙古草原上的游牧者到处采集可食的根部”。近年来，村民开始在自家院落里种菜，蔬菜可自给自足，他们还学会了腌制芥菜、“乱咸菜”（白菜、黄瓜、胡萝卜、长豆角等一同腌制）和做大酱。同时，村民从市场中购得的蔬菜种类也更加多样。

（四）节庆与婚丧习俗的变迁

如今，受生产方式农耕化转型的影响，村民不仅在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层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节庆和婚丧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层面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蒙汉民俗文化处于混合和杂糅的状态之中。

早期的科尔沁蒙古人，有祭拜敖包、祭“尚西”（神树）、“那达慕”（游戏、娱乐之意）等多种民间节庆活动。过去，游牧生活的移动性和居住的分散性使得人们格外重视节日的团聚。祭拜敖包在农历六七月（本村民祭敖包在农历七月初二）；祭“尚西”在农历四或五月，择吉日而祭；“那达慕”则可以在祭拜敖包、老人过大寿等活动时随时举行。节庆的日期并不十分精确。目前，村民都开始接受已经逐渐固化的汉族春节、清明等节日。当地的一位报道人这样说：

大年初一一早，村里的年轻人洗漱干净后，穿上新装，然后到各家户拜年。去拜年时，一般是先从过寿的老人家开始。而受拜的老人为晚辈送祝福，大多会说一些吉祥、快乐、事事如意等祝福语。此外，如今除了使用传统的祝福语外，部分村里的老人们还会这样祝福晚辈们：做人要诚信，今年田地有个好收成，收入达万元，等等。

村民的家庭一般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儿子结婚后分居，另立门户。传统上父母所住的房屋及附属物品，习惯上由幼子继承。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过去，子女婚事多由父母包办，婚姻重彩礼。现在，村民的婚姻已由父母包办变为男女自由选择配偶，妇女在家庭中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科尔沁蒙古人原来没有闹洞房的习俗，而现在的科尔沁地区的婚俗中受汉族影响闹洞房习俗普遍”。

村里老一辈人的婚姻都是通过长辈或介绍人介绍成婚，现在的年轻人缔结婚姻则主要是依靠男女双方自己的自由恋爱。据一位报道人讲：

早期，父母给你包办了哪一家人就是哪一家，如果有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孩自己找对象的话会有人说她的闲话，是一种不“矜持”的表现。早期的婚姻形式主要因为是这么多代人长期观察后发现没出现过问题，而且所结合的家庭生活很好，子女互相喜欢而成婚，这归功于父母之命，父母对晚辈都很了解，知根知底。例如婚配双方是否热爱劳动、个人条件怎样，等等。如今，年轻人的婚姻，讲的是自由恋爱，更多看中个人经济条件是否好，有时父母亲都不知道未来的儿媳、女婿是哪里人，什么家庭背景。

昔时的婚姻选择较简单，以家庭稳定、安全为第一原则，同时考虑经济利益的平衡。近年来，随着与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随着外出求学、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当地的通婚范围逐渐扩大，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通婚案例比比皆是。

传统上，当地的丧葬方式多为树葬、风葬、天葬等多种形式。人死后进行埋葬的较少，没有固定的墓地，不举行以家族为单位的祭拜仪式。“在传统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意识极其淡薄，祖先祭拜通常是以部族为单位的集体活动”。而今，因受到汉族丧葬礼仪的影响，不少蒙古族村民采用了土葬，集团性仪礼逐渐消失，以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墓地开始出现。乌兰那仁嘎查一位村民这样说道：

每年“杭西”日（清明节），村民都要到祖坟上添土祭祀。添土时，从距坟丘约五六十步远的地方挑土，并在祖坟前用烟、酒、茶、布条及奶油拌炒米等贡品进行祭祀。村里的墓地分为大墓地和小墓地，大墓地葬着正常死亡的人，每个家族的最大祖先在自家墓地的最西边（上位）。小墓地葬着非正常死亡的人，例如他杀、自杀、夭折的都在小墓地。平时如果不小心失火烧到其他人家的墓地，则要请客赔罪。

四、结语

连接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和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清末以来，当地农耕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条件。随着新物种的不断引入，以及农耕技术的不断普及，蒙汉共同生计得以形成和发展，村落成员间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人居环境、居住模式、出行方式、饮食习惯、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也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生产方式从牧到农的转型，推动了人与土地之间“绑定”关系、村落与耕地依存关系的发展，促进了蒙汉生活方式的趋同，彰显出蒙汉相互依存、不断交融的发展趋势。

2024，《民族研究》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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