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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知识分子基督徒的社会困境解析
发布时间: 2004/8/25日    【字体:
作者:黄剑波
关键词:  政教关系  
 

 

                                                                    黄剑波


      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个总体的感受,就是关于宗教与政治和立法的问题,我们是从思辨的角度、抽象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做人类学的,有这个学科背景,所以我更多的要从田野工作的角度、调查的角度、实证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想通过人类学的个案或者说社区研究来谈这个问题。我的题目可能看起来与这次会议关联不太大,事实上是从当代知识分子基督徒的社会困境这个角度,引申到宗教与政治的话题。

      首先,简单看一看对当代中国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现象的一些考察。大家如果关注一下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会发现宗教信仰状况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幅度是非常大的。列几个数据: 1949年的时候,全国的基督徒人数是70万左右; 到1979年的时候,人数差不多是200万; 到了1996年,根据宗教局的统计数据,人数应该是将近2000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信仰主体来说,以农村人口为主体。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关注到,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归信的现象明显增多。我曾经在北京、广州、上海、大连等城市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做过一些实际的调查,有一些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先不讨论他们为什么要信仰基督教,即他们信教的原因和动机。我们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现状是怎么样的,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怎样对这些人予以关注,保护他们的权利,并且规范他们的行为。据我对这些知识分子基督徒的观察,发现他们自从信教以后,在对教会的参与上,基本上分成三种类型,这非常符合20世纪初期德国的神学家特洛尔奇提出的基督教会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建制内的大教会,它以国家承认的教会的形式出现。第二种是小教派,这种小教派不完全为政府所承认,虽然存在,但是在法律地位上,与大教会是有很大差距的。而且这种教派和大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大教会非常强调适应社会、政府的问题;小教派更加强调信仰的纯正性,相对来讲与政府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第三个模式叫做神秘派。当然这和我们所知道的宗教神秘主义是两回事。他指的神秘派是只强调个人信仰,既不参加大教会,也不参加小教会,或者偶尔参加大教会,偶尔参加小教会,处于一个大教会和小教会之间甚至之外的游离的状况。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归属在哪里。在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这三种情况,即有一部分人参加建制内的大教会,一部分人参与家庭教会,还有一些人,基本上游离在这两者之外。我最后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建制外与信徒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作为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在接受信仰之后,他们所面临的社会认同的问题。所谓社会认同问题,首先是说社会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他们在接受信仰之后,面临一系列的选择,或者说身份上认同的问题。过去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今天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信仰与理性冲突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信仰与理性的问题,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这三种基督徒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张力,有些人好像解决了,其实这里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他迷惑了,或者开始考虑一个身份,这是新的信仰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冲突。非常高兴听到张践老师对于中国儒学的介绍,我想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文化象征的问题。龙在很多基督徒心里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是一个魔鬼的象征。而对我们中国人,或者准确一点说汉族人来讲,龙是我们的祖先,是我们文化的象征,是一个认同的象征。这马上出现一个很大的冲突。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祭祖的问题和教案的问题。

      我想除了信仰与理性,新信仰与传统中国文化认同间的冲突,还有宗教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能否与现代社会合拍的问题。从宗教传统文化来讲,一个比较纯正的基督教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很虔诚的形象,是不能这样,不可以那样的。可是在知识分子信徒里面,特别是年轻信徒里,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圣经》里没有说不可以抽烟,所以我抽烟没有问题。我们不评判他是否合乎教义,或者正不正确,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第四个问题,是知识分子基督徒在接受信仰所面临的教会选择的问题。他是要作为一种个体信仰,还是要委身于某一个大教会,或者某一个小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信徒的选择当然是多样化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基督徒选择在建制内的大教会以外。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的好几个教堂的聚会里面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保留在建制内的大教会里面,可是有更大的一部分人,他们选择在此之外。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

      第五个冲突是在爱国爱教的问题上,也存在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的冲突。

      接下来谈谈对知识分子基督徒面临的社会困境和认同危机的一些思考,这与宗教与政治的会议主题相关。
第一个问题,如何来对待这些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信徒----不完全指基督,也包括天主教,天主教的现象也很严重。怎么样来了解体制外的信徒的边缘地位而且承认其地位。第二个问题,我们如果要进行宗教立法,在《宗教法》里面,如何体现和保护这些在弱势当中的弱势群体的权益。当然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规范和管理他们的行为。但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承认,不清楚的话,就很难谈到管理了。宗教社会学家斯塔克在两本书里非常清楚地谈到一个宗教研究的新范式。基本上从五个方面,对过去的研究范式提出一些质疑、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过去把宗教作为一种外因,是一种社会的现象,经济的现象。可是他认为,其实宗教是一个本体现象,是一个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单单从心理上解释,从功能上解释,而应该从它的本质上和本体意义上来解释。我们这两天谈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但是如果要立法,这个过程怎么做,而且立什么法? 第一,我们要做理论研讨。当然从我个人的学科来讲,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田野调查,实地对现在的宗教状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这个真实的了解需要容纳不同的声音,有官方政府的声音,也需要学界的声音----当然假设学界是处在客观中立这样一个位置,第三我们需要承认,必须明确知道宗教信徒他们自己的声音。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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