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我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什么因素促使一个民间信仰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在很多民间信仰产生之初，它的状态是混乱的。但是事实上，有一些信仰，它却有可能因为种种因素，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运动。而当它成为这样一种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就开始对它进行一种特别的关注，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民间信仰可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政策对应和学理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知道每一个普通人都会考虑个人的吉凶祸福的问题，但是他在一种什么因素的感召下，在一种灵性的和一种现实的什么因素的感召下，能够在中国冒一种大不韪，就是说对抗政府，甚至采取损害自己生命安全的行动。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这个现象以及个人的行为背后发生作用。

      我讨论这个问题，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第一个是信仰的角度，第二个是组织的角度，第三个是传统的角度。

      首先,从信仰的角度来谈。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信仰危机的问题，所以它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信仰出台提供了一个空间。这种信仰危机，从很多方面得以体现。首先是在转型期，信仰领域也出现一定的混乱状况，相对来说，没有比较主流的而且有真正活力的信仰存在。在这里我并无意以一种主流的信仰来歼灭所有的信仰，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有一种更好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信仰，比如在美国的基督教，在印度的佛教，如果有这样一种更好的信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在信仰当中得到一个更完美的解释。但是在我们目前的中国，首先我们传统的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衰落的态势,另外像我们新的革命的伦理，也正由于实践的发展，在进行一种权威重塑的过程，反过来也就是说,这种权威正在遭到各种各样的置疑。在这样一种传统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为信仰领域的混乱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体现的方面，就是改革本身所引发各种利益的调整，改革本身所强调的效率和对公平的忽略，导致遭到极大损害的广大普通人在情绪上受到影响。大多数工人因为改革失业，而农民在现代化以及传统的工农业剪刀差促使下更加的贫困。在这样贫困的状态下,我们的各种社会保障目前仍然是缺位。 这种因素促使广大群众产生一种普遍的情绪，那就是贫困带来的对前途的无望、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这种情绪会带来一种相应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讨一个说法，讨一个全方位的说法：为什么自己的生活状况处于这样一种无望的趋势？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个长期性的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信仰。当然这个信仰，我是从广义上来讲的。

      基于上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信仰领域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信仰危机的促使下，又特别迫切需要一个信仰。就这样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引力的空洞。在这个空洞当中，各样各种的信仰，完全有可能就乘虚而入。很多民间信仰，本身的教义为这样一种空间的填补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们知道民间信仰本身，那些个别的创造的比较好的民间信仰，它有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无论是关于宇宙的诞生，世界的本原，还是人的产生，以及人的今生来世，此岸彼岸，具体问题和比较虚空的问题，都可以提供一揽子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应和人的需求的。另外相对来说，从比较心理的也是现实的角度，它有一种安慰人心的镇痛剂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功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最本能的需求。另外还有一点，当人从政府的政策当中遭受到一种挫折的时候，人对政府会产生不满，这种教派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分化的学说，这种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与政府提供的解释所不同的解释。在他和政府形成这样一种张力的结构当中，人可能因为对政府的不满，转向对信仰的解释，这是我从信仰的角度进行的理解。

       第二,我从组织的角度进行理解。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资源是相对困乏的。民间信仰本身组织化的功能,再次发挥了效用。首先，当我们反观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哲人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他在讲“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时候，其实讲的是人的社会性，以及后来被哲学家所理解的人的爱社会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组织，一种活动，借以和别人进行沟通。并不是我们要完全从属这个组织，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生活的选择。但是目前我们可以选择的组织有哪些？首先我们可以去看，目前的一些官方的甚至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党政的一系列的组织（当然它们在很多的时候，以社团的面目出现），比如说党团、妇联、民兵等等官方组织,进入资格比较高，需要你有一定的身份来进入，意识形态性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这种精英型和领导型的组织，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广大群众的加入。另外也有很多的社团，由于它们的登记以及它们和官方的种种和法律和财政税务上关系，在性质上有一种半官方的性质。但是即便是这样一种半官方的社团，相对的数目也比较少。我们知道在组织的审批上限制是非常严格的。而且这种组织，较多集中于城市，在老少边穷等人群集中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缺位。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社团组织功能就发挥了效用。我们知道很多民间信仰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一定的机缘下，有可能出现于一种中央、地方和基层的组织机构，而且由于这种信仰首先是一种自发的，所以在组织建构上，沿用一种传销的建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说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有一种很牢固的凝聚力。而这种组织本身的沟通功能，适应每一个人沟通的需求。很多人就是在民间信仰的团体中交到很多朋友，学到更多的知识，甚至很多文盲实现了脱文盲。他们经常有一些聚会。许多民间信仰以一种气功或者学习某种诗歌等等这种面目出现，它的体育和文化功能，也适应了人的需要。所以民间信仰的组织功能，为目前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况，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满足。

      第三点我从传统的角度去讲。传统的角度在我看来，最主要是选取中国传统上迷信权威的这种情结。不需要我举更多的例子，有很多研究历史的专家知道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一种造神运动，尤其在一种末日情怀的关怀下，这种造神运动，会应运而生。另外一种，我甚至可以说，由于我们长期受权威政治传统的影响，有一种对权威的崇拜，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张家界风景非常美。我对我朋友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这要是在古代，让皇帝把这一片山林赐给我就好了。后来我立刻就想，我为什么会想让皇帝把这片山林赐给我呢。这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想说在我们的血肉联系的传统的深处,是否有一种迷信权威的情结呢？民间信仰的一个特色是有一个核心的人物，这个核心的人物事实上对于广大的信众而言，并不是亲眼见过，没人看到过他的神迹，也不知道他的这种真力和真正情况。所以在大家的传播当中，与其说是你在真正信赖一个人物，不如说你相信你自己对他的描绘，信赖一个口头传说的神话。

      所以这三个角度的分析，促使我对民间信仰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大的社会运动产生一些思考。但是有一种更重要的思考，一直在激发我，那就是当他们发动很大的社会运动，或产生社会影响的时候，我们政府必须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一直在考虑政府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的成本问题。我们知道政府普世的一个功能就是管理功能，在这个管理功能上，我们就会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考究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我认为有一些这样的特色。首先民间信仰作为思想领域的事情，政府在这方面首先会通过宣传来反对。我们知道在各种媒体上，有一种不计代价的投入，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投入、长时间的投入。这样事实上造成一种政府和民间信仰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态势，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对政府本身的能力以及政府本身的定位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政府是否应该和民间的信仰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竞争，而且利用自己的强势资源，进行一种资源上的优胜劣汰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第二就是政府一直在公安、安全力量上大量投入，政府的处理方式对我们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处理得更好，来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在这种处理之后，人民对政府的观念，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在传统上,中国处理很多神庙的时候，留下四种神庙不去拆除。如果由政府来选择这四种神庙的话，来选择人民能够接受的信仰的话，政府依据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所以我自己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以法制的方式来进行长期性的稳定的管理，而非依据一种不稳定的和易变的行政方式进行管理。首先，我们应该在合法性依据上，提供一种思路,据一种立法，来进行管理。其次，我认为应该区别思想自由和行动守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斯宾诺莎提到的，当然他的前提是法律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的各种权利。孟德斯鸠所谓的“外在的管理”在这方面也是加以了论证。美国对言论自由的规定是, 在这种言论自由发生了即时的明晰可见的社会危害的情况下，才认为它是违法的行为。第三点,我认为这种治理还应该通过法院，而非其他机关。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