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圭索（Luigi Guiso）
                               波拉·萨品泽（Paola Sapienza）

                               刘吉·森格勒斯（Luigi Zingales）

 

 

 

    对于解释某些国家的经济成就以及另外一些国家的持续贫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寻找经济成功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时，有人就明确提到了宗教的作用。社会生活中未受宗教影响的方面寥寥无几。为什么宗教就不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呢？

    韦伯（1905）是确认宗教对社会变革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人。他甚至断言，宗教改革引发了思想革命，使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

    在韦伯开创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个世纪之后，用宗教来解释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做法似乎又东山再起。虽然学者们不愿将宗教与经济繁荣直接挂钩，但他们极力证明，宗教与一些根本制度密切相关。而事实证明，这些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例如，普图南（Putnam，1993）通过研究全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将意大利南部普遍存在的对别人的不信任归因于那里浓厚的天主教传统，这一传统更看重人们与教堂的垂直联系，而削弱了居民之间的水平联系。在一项全国范围的研究中，拉·波塔等人（La Porta et al，1997）和英格利荷（Inglehart，1999）都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论据。在类似的研究中，兰德斯（Landes，1998）将16、17世纪西班牙经济发展的失败归因于天主教教堂所散播的偏狭文化，它迫使许多身怀技艺的人出走他乡。最后，斯达尔兹和威廉姆森（Stulz and Williamson，2001）将天主教国家出现的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周现象归咎于弥漫整个天主教传统的反高利贷文化。
 

    与韦伯不同的是，上面大多数作者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主张，他们证明，在一个国家的主要宗教及其制度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联系。但这些证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某种宗教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如天主教的教义，这些内在的东西使这种宗教不利于人才和制度的发展，而人才和制度是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另一个解释也是与结果相符合的，它认为过去曾存在着某种东西（与宗教有联系，但不一定是宗教），使国家陷入一种坏的均衡。根据这种解释，不存在什么最主要的因素，而是滞后作用使一个国家陷入了这种均衡。根据观察，这一假说的一个可能的变种相当于第一个解释，即宗教的某些方面——此处就是天主教教义——不利于某种制度的发展，如信用制度。但假以时日，也可能基于变革的原因，这些不利方面将渐趋消弭。

    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上面两种假说之间的差别似乎无关宏旨，但从政策的角度看却是相当重要。如果第一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国家的宗教没有变革的情况下（即使世界银行对此也无能为力），要给很多穷国带来繁荣似乎就毫无希望。相反，第二种解释却提供了某种希望。在不改变人们宗教信仰的情况下，能够发现一个对应策略，从而逃脱坏的均衡陷阱就足够了。

    不幸的是，当前的跨国分析还无法区分这两种假说。为了将宗教效应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影响相区别，我们必须借助于国内分析。但这种分析不能够局限于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作用可能会高度依赖于它赖以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在本研究中，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将一个包含个人数据的数据集用于一个大的国家集。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实际上是在1981到1997年间，对66来自个国家的人的样本所做的调查集。这些问卷不仅包含了关于宗教联系的信息，好包括信仰的强度（出席宗教仪式的频率）以及调查对象的成长方式（是否是宗教性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业已证明有利于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基本社会态度，来研究宗教情感（religiosity）与宗教类别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宗教与下列六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人们对于合作、妇女、政府、法规、市场经济及其公平、节俭的态度。我们采用了人们对下列有关问题的回答，来度量人们在合作方面的态度，即通常情况下对别人的信任程度和人们对不同种族和/或来自不同国家的邻居的容忍度。为了度量人们对妇女的态度，我们采用了人们对一系列不同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当工作岗位不足时，男人和女人谁应该最先获得工作；男人是否应优先接受大学教育；男人和女人是否都应该为家庭挣钱。我们应用对“人们对政府和其他政府制度有多大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我们采用了人们在对法律制度的信任以及违法的意愿方面所做的回答，来度量人们对法律准则的态度。违法的意愿包括逃税、乘坐公共交通时逃票和行贿。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要求人们说明其在效率和公平的权衡中的立场。调查人向调查对象出示一张卡片，上面标有两个极端相反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标有从1到10共10个等级。然后让调查对象挑选最能表述他的立场的那个数字。问题包括，人们是否认为，为了提供更好的激励，有必要拉开收入档次，以及竞争暴露出了人的劣性还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和激发新思想，等等。最后，我们采用人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来度量人们节俭的态度：即向儿童灌输节俭的“美德”是否特别重要。

    为了使宗教效应与其他错综复杂的效应相区别，我们对特定国家的效应和下列几个个人特性进行了对照：即健康状况、年龄、性别、教育、收入以及可识别的社会地位。

    我们发现，一般地说，宗教与那些对自由市场和好制度有利的态度呈正相关。信教的人更相信别人，更相信政府和法律制度，不太情愿违法，更容易相信市场收入是公平的。宗教教义与市场机制（激励、竞争有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从**看，信教的人不太容忍、不大同情妇女的权利。

    与经济态度有关的宗教因素因宗教信仰的强度不同而各异。对别人的信任更多地与宗教参与有关，而不是与宗教成长环境。相反，偏狭基本是在宗教环境中教养的结果。教堂活动积极参与者对移民的容忍程度，与其他人相比是既不高，也不低，但他们对妇女权利的同情心较差。最后，宗教成长环境和积极的宗教参与都能够增加对政府制度的信任。

   我们发现不同的宗教对人们的态度有不同的影响。参与宗教仪式增加信任的情况仅限于基督教。在其他教派中，这方面的作用是零，甚至是负的。正如普特南（Putnam，1993）所言，在基督教中，这方面的作用新教要比天主教强。

    宗教与偏狭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各个教派之中。唯一的例外是佛教徒，他们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宽容。对移民和其他种族最不宽容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随后是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对新教和天主教的估值非常接近，而根据以前的研究，人们会认为天主教的宽容度较低（Landes，1998）。任何宗教的积极分子都比不信教的人更加信任政府，佛教徒除外。这方面的效应，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较强，而天主教和新教较弱。与此类似，所有的宗教派别对妇女的态度都更加保守。但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的效应要强得多。

    在逃税的意愿方面，犹太教的**影响最强，随后是新教（第二）、天主教和印度教（第三）及伊斯兰教（第四）。而在接收贿赂方面，排名又不同了。这方面**效应最强的是佛教，其次是新教和伊斯兰教，最后是天主教。新教是唯一的一个赞成激励的宗教团体。这证实了韦伯的观点。

     在对待私有制的态度上，各宗教派别也各不相同。严格的天主教徒支持私有制的程度是新教徒的两倍，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强烈反对竞争。最后，除了佛教徒以外，所有教派的教徒都容易相信，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懒惰而缺乏自制力。新教和天主教在这方面的效应更强。

    总之，我们发现，基督教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之间的正相关程度更高，而穆斯林是与市场抵触程度最强的。在基督教各教派内，排名并不清晰：新教对人的信任程度最高且更有利于激励机制，而天主教更节俭，更有利于私有财产和竞争。

    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以前的有关宗教的经济影响的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第二部分展示了我们所采用的数据组以及在宗教联系和对于合作、政府、法规和市场经济的态度上的度量。第三部分是对宗教效应的研究结果的总体报告，而第四部分是分教派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

 

    关于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争论，斯蒂瓦特（Steuart，1998）有一个精彩的概述。现在我们将这一争论的要点加以概括，但不是详尽无遗的。

    早期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上。一方面，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将宗教仅仅视为人类生活的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评》一文中，马克思断言：“反宗教的批评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的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

    韦伯的观点恰好相反。在其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归因于新教伦理的发展。韦伯的新教伦理来自于救赎信条与正常工作的概念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路德通过宣称“个人道德活动的最高形式是履行世俗事务的职责”（Weber，1905），毅然改变了基督教的正常工作的概念。

    爱森斯达特（Eisenstadt）的研究焦点，从对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的分析转向宗教的“改造潜力（transformative potential）”。所谓的改造潜力，是指“在宗教和思想意义上，使原初的冲动和目标所未包括的新动机、活动和制度的发展合法化的能力” （Eisenstadt，1968）。爱森斯达特的主要观点是，新教对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了重新解释，并影响到了在经济领域内对职责进行的重新阐述。

爱森斯达特的改造潜力概念也可以用来评估其他宗教的潜在影响，如印度教。由于神和宗教派别的多样性，要对印度教对经济活动的倾向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位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将印度教徒视为苦行者和对物质世界不感兴趣的人的陈词滥调，我们大可以置之不理。在《五卷书》（Panchatantra）一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说法，即“财富能产生持久的活力、信心和力量”以及“贫穷是比死亡更可怕的诅咒”（Uppal，1986）。但按照爱森斯达特的说法，印度教所倡导的惯常行为，在任何行动领域都不大可能促进系统性成就的发展。

    当分析伊斯兰教时，我们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逊奈禁止因偶然机会而签定的运气合同（见Jomo，1992），但《可兰经》中有很多句子都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和改善生活。因而，许多伊斯兰国家的不发达，不能归咎于伊斯兰教本身，而很可能是因为在大约九到十一世纪伊斯兰世界所发展出的许多僵化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抑制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价值和行为，以维持现状。

    基于宗教教义会影响人们对经济系统的态度，本研究沿袭了最新文献所主张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低频变量的观点。宗教教义不一定能反映出经文中所包含的真实意思，它们仅仅表示宗教信仰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具体化的方式、以及这些教义的传授并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方式。其结果是，虽然我们期望以因果关系的方式，来解释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我们不想说，这是穆罕默德或《可兰经》的过错，这仅仅是穆斯林文化传统的效应及其因历史环境而演化的方式。

 

   
    但是，这一证据只是反驳了韦伯的特定思路，而不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态度发展之间的较为普通的联系。事实上，在对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的跨国研究中，格雷尔（Grier，1993）证明，新教教义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正相关关系。

   
    要证实或反驳韦伯的命题，我们需要超越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教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成功。正是这一事实激发了韦伯，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一事实来验证他的理论。布拉姆和达德利（Blum and Dudley）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首先，他们完善了韦伯的命题。他们认为，通过摈弃天主教的补赎圣礼和增加对个人过错的单独惩罚，新教提高了相互信任和合作水平。其次，他们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在1500-1750年间新教城市的工资水平上升，而天主教城市的工资水平却下降。最近的文献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观文献所关注的是跨国研究。拉·波塔等人（La Porta et al，1997）和英格利荷（Inglehart，1999）为普特南的观点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即天主教国家的信任水平较低。巴罗和麦可里瑞（Barro and McCleary，2002）发现，经济增长与宗教信仰的程度正相关，但与教堂出席率负相关。最后，斯达尔兹和威廉姆森（Stulz and Williamson，2001）主张，受天主教文化浸染的国家，由于其传统的反高利贷倾向，一般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水平较差。

    这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别太大，用来确定宗教效应的自由度太低。比如，我们很难区分，最终结果是缘于某国的主要宗教，还是与主流宗教信仰有关的其他特性。固定国家的效应能够解决这一识别问题，却无法应用于本分析框架。

   
    在微观水平上，有好几个研究是关于宗教对经济结局的影响的。宗教似乎对工资（Chiswick，1983）、入学率（Freeman，1986）、医疗保健（Ellison，1991）和犯罪行为（Evans et al，1995）都有影响。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问题。首先有一个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好孩子会远离毒品、去学校上学并出席教堂仪式”（Freeman，1986）。其间的联系是否是因果性的，目前还远未清楚。其次，这些研究局限于一个国家（一般是美国），因而很难通用于其他国家。最后，它们所关注的是宗教与最终结局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宗教与态度之间的联系。结局是态度的结果，也是周围环境的结果。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的天主教徒所挣的工资较高（不如犹太教徒高，但高于其他宗教）。但他们的成功应归功于他们高水平的教育制度。因此，不一定是天主教教义本身使他们的生活更成功，而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与天主教教堂组织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将这一结论推广到拉丁美洲，并断言天主教教义对那里的生活水平有正面影响，是非常危险的。

   
    总之，对宗教的经济效应的争论已历百年之久，但目前远未尘埃落定。宗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在理论层面上达成任何的结论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经验性的工作又受困于识别问题。

 

   

    我们准备以下列方式来克服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将对照单个国家的效应，剔除其他制度变量的影响。由于宗教影响业已被民族文化所完全吸收，所以这种方法具有低估宗教效应的危险。[2]但我们的发现可以更确定地归因于宗教。

    其次，我们应用宗教成长环境来确定宗教的效应，这些效应是独立于个体特征的，特别是那些我们无法观察的特征。

    第三，通过观察人们的态度而不是经济结局，我们降低了那些可能存在的虚假因素的效应。询问一个人对逃税的看法，与询问他是否逃过税是不一样的。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更恰当。被发现的可能性对是否要逃税的决定影响甚大。这是一个国家法律执行状况的函数，而不是个人态度的函数。因此，要确定宗教信仰对人们偏好的影响，更好的方法是观察态度。

    虽然有了这些改进，但我们很清楚，要将已观察到的相关性解释为因果效应，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假定隐性变量能够从父母传递到孩子（或通过基因，或通过教育），那么传统的隐性变量观点（即隐性变量既能使人更具有宗教倾向，也能使人以特定的方式行动）甚至可以应用于宗教成长环境。因此，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结果视为精确估计的偏相关。为简便起见，即使我们谈及宗教的影响时，读者也应理解为纯粹相关（mere correlation）。

    我们把可能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态度作为因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分为六类：1）信任与合作；2）女性；3）政府；4）法律；5）市场及其公平；6）节俭。我们选定第一组变量的原因是，业已证明，信任、合作与经济增长有关（参见Knack and Keefer，1997，Knack and Zak，2001）。而且，兰德斯（Landes，1998）声称，偏狭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我们所以选定对女性的态度，是因为它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决策以及与国家的劳动力禀赋有显著的联系。对政府的态度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业已证明，政治动荡有害于增长（如Barro，1991）和投资（如Alesina and Perotti，1994）。对法律的态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进而影响到金融发展（见La Porta等，1997），并最终影响到增长。我们这里所分析的另一个变量是对腐败的态度，现已证明腐败有害于经济增长（Mauro，1995）。人们广泛地相信亲市场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伊斯顿和沃克（Easton and Walker，1997）对此提供了系统的论证。最后，我们所以要审视对节俭的态度，不仅是出于历史原因（韦伯将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归功于新教徒更高的节俭程度），还因为它在现代增长理论之中的重要性。

 

 

    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是在罗纳德·英格利荷（Ronald Inglehart）领导下，由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协调完成的跨国调查项目。它每一次调查都是选定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就人们的基本价值和信仰进行典型实例调查。调查问卷中的信息包括：人口（性别、年龄、教育等）、自我报告的经济特征（收入、社会阶级）以及对有关宗教、政治偏好与态度等特定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应用最后三次调查的资料（1981-4，1990-3和1995-7）。调查对象来自66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几乎包括了80%的世界人口。在不同的调查中，它所包含的国家也不同。1981-3的调查包含了22个独立国家另加北爱尔兰；1990-3的调查扩展到了42个独立国家，另加北爱尔兰和大莫斯科；1995-7的调查包含了54个独立国家。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数据组，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常为编码而苦恼。即使实现了编码本所要求的所有变化，我们发现，个别国家的教派分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概况记录（factbook）中所报告的有很大不同。为安全起见，我们把相应年份的国家剔除出去。[3]对于那些调查权重与人口权重有很大不同的国家来说，我们本来也应该剔除一些有效的观察数据的。但我们认为这个程序没有造成任何明显的偏差，而相反的错误做法则可能造成偏差。

    因为有些变量的数据丢失，我们还不得不剔除另外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南韩、巴基斯坦、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变量对我们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剩余国家的汇总统计见表1。

 

    表1和数据组A是关于不同国家对宗教态度的简要统计。第一列是被调查对象对“你是否在宗教家庭长大的？”回答“是”的百分比：第二、三列是对下列问题的回答：“除了婚礼、葬礼和洗礼外，这些天来你出席宗教仪式的频率有多大？”第四列是对下列问题回答“不”的人数的比例：“你是否相信上帝？”表1和数据组B是不同宗教派别和国家之间的人口分布。宗教派别是按照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来编码的：“你是否属于某一宗教派别？如果是，是那一个？”

    我们运用第一组答案来确定宗教的外生成分，它不是由个人特性决定的。为了测量宗教信仰的强度，我们采用的是出席宗教仪式的频率，而不是自报的某教派的成员身份。在某一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会仍然宣称他属于这一教派，虽然他一年也不出席一次宗教仪式。就宗教成长环境而言，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4]

教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它们所规定的每周出席宗教仪式的水平上。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测量对清规戒律的信奉情况，而是去测量人们所受宗教教义的影响。由于人们出席宗教仪式越多，受宗教信条的影响也越多，所以我们用教堂出席情况作为宗教情感的近似度量。而后者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表1和数据组C是不同教派的宗教信仰强度分布。例如，除印度教之外，那些自称是天主教徒的人出席宗教仪式的次数要远多于那些自称属于其他教派的人。为了评估不同教派的潜在影响，我们必须将宗教信仰强度的这些系统差异考虑在内。

 

    表1和数据组D是因变量的统计汇总报告，所有这些变量都是对人们的态度的测量。我们多关注的是那些对经济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态度。它们共有四组。

 

    第一组所包含的是对人们对待合作的态度的测量。变量1所标记的是信任，它是根据下列问题得到的：“一般而言，是否可以说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说你在和其他人打交道时不必太小心？”如果调查对象回答说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那么变量就是1，否则就是零。变量2和3分别表示对其他种族和移民的不容忍，它们是由询问下列问题而得到的：“对于表上所列出的人，你能标出你不喜欢做邻居的人吗？”（变量2是不同种族的人，变量3是移民）。变量4是平均程度的不容忍，它是变量2和3的结合，如果变量2和3中任何一个等于1，或二者都等于1，那么变量4也等于1。

 

    第二组变量是对人们看待政府制度的态度的测量。变量5、6、7是由下列问题得到的：“我将列出一些组织，请你选择你对每一个组织的信心：信心很大；有一些信心；有点信心；毫无信心。”按照信心的不断增加，答案被分别编码为从1到4。我们所考虑的组织是政府、警察和军队。

 

    第三组变量是对人们看待女性的态度的测量。由于我们最终感兴趣的是劳动的参与，所以我们所关注的是能够影响妇女工作意向的问题。因而，变量8是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当工作岗位稀缺时，男性是否应拥有比女性更多的工作权利？”答案的编码为从1到4，数字越高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变量9来自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你是否认为女性需要生孩子才是完整的女性？”回答“需要”的编码为1，回答“不需要”的编码为零。变量10到12来自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对于下列的每一个说法，请你说出你同意的程度有多大：‘完全同意’，‘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说法是：“做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一样都是价值实现”（变量10）；“丈夫和妻子都应该为家庭挣钱”（变量11）；“男孩接受大学教育比女孩更重要”（变量12）。数字越高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

 

    第四组变量是测量人们对于法律准则的态度的。变量13所依据的问题类似于变量5到7，不同之处是所提到的组织是法制。答案被编码为1到4；数字越高表示信任的程度越高。变量14-18来自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请告诉我们，对于卡上的每一个说法，你认为它永远是正当的，永远都不是正当的，还是处于二者之间。”答案编码处于1和10之间，1表示永远都不是正当的，10表示永远都是正当的。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请列出你有权享受的政府福利”（变量14）；“在公共交通中逃票”（变量15）；“有机会就逃税”（变量16）；“明知是被盗物品仍去购买”（变量17）；“履行职责时受贿”（变量18）。

 

    第五组变量用来测量人们对市场的态度（变量19-21）。它们来自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请告诉我们你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下列那种量度能表示你的观点？1表示你完全同意左边的说法；10表示你完全同意右边的说法；如果你的观点处于二者之间，请选择其间的任何数字。”一般情况下，左边的说法与右边的说法正好相反。我们所列出的说法是（只列出右边的说法）：“为激励人们努力工作须拉开收入差距”（变量19）；“应当促进企业或产业的私人所有”（变量20）；“竞争是好事。它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并开发新思想”（变量21）。

 

    为了测量对节俭的态度，我们采用了对下列问题的回答：这里是鼓励孩子在家学习的质量列表，你认为哪一个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调查对象认为“节俭、储蓄”是重要的（变量22），其编码为1。[5]变量23-25是按照变量19-21那样设计的，只在下面的说法上有所不同：“即使为自己，人们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变量23）；“从长远来看努力工作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变量24）；“财富能增加到人人能各取所需的程度”（变量25）。最后，变量26是根据下列问题得到的：“你认为为什么本国有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里有两种观点：哪一种最接近你的观点？”我们将答案“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和缺乏毅力”的编码为1，将答案“他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社会对他们不公”的编码为0。

 

    为了使宗教效应与其他复合效应相区别，我们对特定国家的效应和几个个人特性进行了对照。这一策略可能会低估宗教效应，因为宗教对健康（参见Ellison，1991，Levin，1994以及Levin and Vanderpool，1987）、收入有正面影响（Chicwick，1983）。但我们认为，要证实宗教是否还有另外的直接效应也是很重要的。表1和数据组E是关于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我们根据下列问题对健康进行了编码：“总地来说，你如何描述你这几天的健康状况？”（1=很差，2=差，3=还可以，4=好，5=很好）。如果调查对象是男性，则“男性”就是一个等于1的指标变量，否则，则等于零。“年龄”用年来表示。“教育”是调查对象完成最高学历教育后的受教育年数（不包括见习期）。“社会阶级”的编码是根据调查对象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人们有时候说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或上层阶级。你认为你自己属于：1=下层阶级，2=工人阶级，3=中下层阶级，4=中上层阶级，5=上层阶级。”“收入”的编码是根据对下列问题的回答：“这里是收入的等级。将所有的工资、薪金、津贴或其他收入计算在内，你的家庭属于哪一组。请指出你的家庭所属的那一组的字母，收入指税收和折扣之前的收入。”（每一个社会的收入等级都按十分位数编码，1=最低的等级，10=最高的等级）。

 

    表2列出了所有宗教效应的有关结果。每一个态度都根据以下四个宗教虔诚指标进行了回归——无神论者、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目前信教的人和宗教积极分子。在不同的回归中，基准样本的数量也不同。有效数据也因个人态度的特定问题不同而有变化，其分布范围是从52252到95739。

    在对宗教影响的分析结果进行评论之前，对对照变量的效应作一讨论是有用的。结果本身就另有趣味，而且它是很合理的，它对我们行将应用的态度的测量是很可靠的。

    首先，健康对所有的态度都有一个强烈的正面影响。健康的人更相信别人，更宽容，对政府和警察更信任，对女性的态度更开明，违法的可能性更小，且更相信市场。唯一的例外是，健康的人对节俭的评价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身体健康，他们对预防性储蓄的好处评价较低）。所有这些结果都具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从量的观点看，受影响最大的是对别人的信任；健康状况从“还可以”提高到“很好”，对别人的信任也随之平均提高了27%。在对移民的不容忍上，健康状况的相同程度的提高使不容忍程度降低了12%。

性别对态度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是全部。男性一般更不宽容，更相信政府和武装力量（但不包括警察），更可能违法，且更赞成市场。和女性相比，他们对女性的态度更不开明，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老年人更相信别人，这可能反映出同类相聚的效应（cohort effect），但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也较为不宽容、不开明。他们更相信政府制度，且违法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对市场的态度有点复杂。在公平与激励的权衡中，老年人更倾向于公平，而且对提高私有制的热情更低。另一方面，他们更相信个人（而不是政府）的责任，他们更相信竞争是好事，努力工作能够改善生活。对于财富能增长到各取所需，他们也更有信心。

教育能增加对别人的信任，降低偏狭，改进对女性的态度，但它降低了对政府制度的信任程度。教育能够降低违法的意愿，但这一效应并不总是有效。例如，受教育较多的人似乎更愿意逃税（虽然这一效应的统计意义不大），更愿意在公共交通上逃票。教育似乎还能改进对市场的态度，但能够削弱对节俭和市场结果是公平的信念。受教育较多的人更愿意相信，成功是运气和社会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努力奋斗的结果，更不愿意相信贫穷是因为懒惰。

    较高的（能够自我觉察的）社会地位与更相信别人是相关的，但也与偏狭相关。它对政府制度的信任的影响有点复杂且意义不大。与较高的（自我觉察的）社会地位有相关的还有违法的意愿较低以及对市场准则的接受程度较高。

    最后，高收入与高社会地位有大致相似的效应，还有几个有趣的例外。收入高的人对女性的态度更开明，虽然他们明白，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较小。收入高的人更宽容（而不是相反），但对政府制度的信任较低。一般来说，他们更不愿意违法，但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他们更希望逃税、更希望使贿赂合法化。

    总之，虽然这些对照实验（controls）因可能反映好几个效应而难以解释，但其征兆是符合某些知觉先验的，而且这再次使我们确信，我们所关注的态度恰好具有它被测量的那些意义。

    表2还包含了我们对不同宗教情感的影响的估计。被排除掉的一组是由不信教的人员组成的，但他们不是公开的无神论者。这里的效应应该理解为累计的效应。那些在宗教环境中长大、一周（进而一月）至少出席一次宗教仪式的人所表现出的信任，可以通过在三个宗教情感指标上添加系数而得到。因此，在表的底部，我们还报出了累计效应。我们发现，一般地说，宗教对制度健全有好处。信教的人更相信别人，更相信政府，更不愿意违法，更相信市场的公平，但他们对女性更不宽容，对女性的态度也更不开明。

    总地来说，坚定的无神论者的表现与信教的人的表现正好相反：他们更宽容，对政府和警察的信任程度较低，对女性的态度更开明，不太信任法制，违法的意愿更强，对市场及其公平性的态度更差。唯一的例外是无神论者更相信别人。但这些效应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将前社会主义国家从样本中剔除后，产生的结果大致相同（未报出）。

    有趣的是，宗教中那些看起来很重要的方面却因态度的不同而有差异。“对别人的信任”更多地受到宗教参与的影响，而不是宗教成长环境的影响。结果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这一效应完全是虚假的（好人更相信别人并经常去教堂），或者起主要作用的是宗教仪式上的社交活动，而不是宗教成长环境。相反，不宽容主要是（并非独一无二的）在宗教环境中长的结果。经常参加教堂活动的人与其他人相比，在对移民的态度上并未表现出更多的偏狭（但也不是更宽容）。最后，在宗教环境中成长和积极参与宗教活动都能够提高对政府制度的信任程度。与此相似，信教的人对女性更加保守的态度也与宗教成长环境关系不大：一个人出席宗教仪式的次数越多，他对女性的态度就越保守。在宗教环境中长大和宗教联系都能够降低违犯任何法规的意愿，这是意料之中的。需要说明的是，单单在宗教环境中长大也能够产生这一结果，这标志着这一结果并不是由未被发现的人们的个性、宗教情感与对法律准则之间的虚假相关所导致的。

 

    宗教情感与对市场的态度之间的关联度比较复杂。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比较不愿意牺牲公平来增加激励，也不太赞成私有产权。但当论及经常出席宗教仪式的人时，上述相关性的符号就恰好相反：他们更愿意牺牲公平来提高激励，而且，他们特别赞成私有制。

    相反，宗教情感则能够促进对节俭的重视、对个人责任的意识以及对市场结果是公平的信任。有趣的是，信教的人更容易相信贫穷的人是因为他们懒惰和缺乏意志，而不是因为社会对这些人不公。总地来说，信教的人更容易赞同市场。

    在令所有从事宗教效应研究的人头痛的效应确定问题上，宗教成长环境的效应特别有意思。在宗教行为和我们所关注的态度的形成上，由于某些潜在的特性起了作用，所以宗教的任何“效应”都可能是虚假的。当我们分析宗教仪式的出席率和对女性态度的关系问题时，情况就是如此。在宗教环境中长大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它归之于个人特性。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宗教成长环境与父母的个人特性相关联，而父母的特性又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态度，而不是通过宗教教育来影响孩子。因此，即使我们采用了宗教成长环境这一变量，我们也不能将这一可能性排除在外，即潜在的变量对宗教情感和人们的态度都有驱动作用。对每个人的态度来说，这样一个变量是不难想象的。例如，用个人（或父母）的社交活动可以轻易地解释宗教出席率和对别人的信任程度。但很难想象，用同样的潜在变量可以解释所有的因变量。如果更善交际的人对别人也更信任，那我们如何解释他们也更不宽容呢？我们可能需要几个相互之间正相关的变量来解释所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奥卡姆的剃刀可以使我们接受对一些结果所做的因果解释。即使已知的联系完全是由未知的个人特性驱动的，我们仍然认为，证明下面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能够促使一些人有规律地出席宗教仪式的那些特性，也能使她对移民和其他种族的人持更不宽容的态度。即使信教的人由于自己的个性而更不宽容，如果说对不宽容的人具有吸引力的那些社区对不宽容态度没有促进作用，那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对宗教的差异进行探索之前，我们希望根据人们依附国家主流宗教的效应，来区分宗教情感的效应。主流宗教通常与民族文化相交融并一代代传下去，这不一定是由于坚定的信仰，而只不过是基于习惯势力。如此以来，在宗教环境中长大、并出席国家主流宗教的宗教仪式，与在宗教环境中长大、出席少数派宗教的仪式很可能完全是两码事。因此，我们对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效应与依附于国家主流宗教（即成员数最大的宗教）的效应进行了区别对照。[6]其结果反映在表3中。大致说来，如果某宗教是主流宗教，其宗教情感的效应就较小，但这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宗教环境中长大对信任别人的影响较小。这一弱结果很可能是两个很强但又相反的效应的结合。如果某宗教不是主流宗教，那么在此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更相信别人。而在主流宗教环境中长大则与对别人的信任程度较低相关。相反，宗教与不宽容之间的大多数相关性都应归之于主流宗教。而在宗教环境中长大对于看待警察和武装军队的态度所产生的正面影响，都是因为在主流宗教环境中长大的缘故。如果人们是在其他宗教中长大的，则这方面的效应就是**的。对女性的偏见与宗教教育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主流宗教的缘故。相反，如果人们依附的是主流宗教，在经常去教堂的人对女性的态度就相对开明。同理，如果人们经出席主流宗教的仪式，经常出席宗教仪式对于违法意愿的**影响也较小。我们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当一个宗教是主流宗教时，经常出席宗教仪式这一指标对真实宗教信仰的代表性也较差。至于对市场的态度，主流宗教的宗教情感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复杂。在对市场及市场公正性的影响上，主流宗教能够增加宗教成长环境效应的影响，却能够降低宗教仪式出席率的影响，这又证实了它不是一个强宗教信仰的标志。

 

    目前我们仅仅证明了通常情况下宗教情感是重要的。但学术界的大多数争论并不是关于宗教的效应本身的，而是关于不同宗教的效应。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体现在表4中。对于那些自称属于某一特定教派的人来说，表4将下列效应进行了区分：在宗教环境中长大；一年至少出席一次宗教仪式；一月至少出席一次宗教仪式。上述问题主要针对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穆斯林、印度教和佛教这六大教派。不幸的是，对东正教的问卷调查并不连续（在三次调查中，有两次东正教是和“其他教派”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单独分类。由于篇幅的原因，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四种态度的每一种，我们都选择了一个变量子集。[7]

对于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宗教成长环境对于信任有一个**的、具有重要统计意义的影响。对于其他宗教，这方面的效应是零。相较之下，在所有的宗教中，宗教仪式的高出席率都与对别人较高程度的信任相关。唯一的例外是印度教。为了比较宗教的总体效应，表4的最后两列是汇总数。最后一列的后面是对于每周至少出席一次宗教仪式的人的信任度的总体影响。由于教堂出席率因教派不同而不同，这些数字并不能代表特定教派的精确的平均影响。因而，在表4的最后一列，我们根据特定教派的宗教情感水平对程度不同的宗教情感的影响进行了加权。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组数据的结果都大致相同，但我们指出了那些重要的例外。

    总地来说，基督教能促进信任，新教尤甚。由于在宗教成长环境的影响上符号经常相反，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效应是虚假的。但另一方面，并非每一个宗教都存在这一情况，这一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虚假效应。为什么当人们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时，对别人更信任的人出席宗教仪式也更多，而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却并非如此？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两个宗教中（别的宗教不是这样）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能够吸引更相信别人的人。而新教徒的这方面的“影响”几乎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这个差别具有重要的统计意义。反之，天主教对信任的灌输比别的基督教派都多。对犹太教来说，唯一的解释是样本并没有包含以色列，所有的犹太教徒都是那些生活在其他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少数民族。因此，这一差异也许正好反映出那些3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歧视。

    宗教和不宽容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所有教派中都存在，无论是宗教成长环境还是出席宗教仪式，都与此有关。只有佛教较为宽容。对新教和天主教的点估计非常相似，伊斯兰教稍高一些，印度教更高。实际上信印度教的人的不宽容程度要比不信教的人高29%，穆斯林高19%，信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只高7%。对穆斯林，宗教成长环境能促进对政府的信任，而对印度教，这种促进程度就稍差一些。除佛教之外，对其他所有的教派来说，宗教参与都能够促进对政府的信任。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效应强一些，天主教和新教的效应则弱一些。正如数据组D和E所示，对女性较为保守的态度与所有的教派都相关。但穆斯林在这方面的效应是其他宗教的两倍。

    与此类似，所有宗教都能够增加对法制的信任，减少违法意愿；但不同宗教之间的效应差别很大。犹太教对逃税意愿的负效应最强，新教次之，天主教和印度教列第三，伊斯兰教第四。而在受贿问题上，排名则又有不同。对受贿的负效应最强的是佛教，新教和伊斯兰教次之，天主教排在最后。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各宗教之间的差别最大。新教徒和印度教徒更愿意牺牲公平以促进激励，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则程度较轻。其他宗教的效果不太明显。在对私有制的态度上，不同教派之间也有差异。新教、天主教和印度教希望有程度更高的私有制，而穆斯林对私有制的希望程度则差得多。有趣的是，天主教对私有制的支持程度是新教的两倍（10%的差异就具有统计意义）。天主教对竞争的支持高于任何教派（包括新教），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强烈反对竞争。只有天主教徒强烈相信，节俭是一个可用来教育孩子的价值。而在新教徒中，只有那些一年只出席一次宗教仪式的人才持有这一看法。经常去教堂的人更不大可能将节俭作为教育孩子的价值。这与韦伯的看法有出入，即新教因强调节俭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所有教派（佛教除外）的信徒都相信，穷人之贫困源于懒惰和缺乏意志力。新教在这方面的效应要强于天主教。

 

    表5所报告的是根据主流教派对样本进行划分所得到的结果（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概况记录所报告的）。因篇幅原因，我们仅列出下列三个宗教的结果：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在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对包括天主教自身的所有教派来说，宗教对于信任别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较小。意料之中的是，只有当宗教是主流宗教时，它才能助长不宽容。天主教更加不宽容只发生在天主教国家，而不是在新教国家；新教的不宽容只发生的新教国家，而不是在天主教国家。数据组C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犹太教徒信任政府的程度较差，而在新教占主导的国家，他们信任政府的程度明显增强。考虑到在天主教教会的历史传统中所曾经出现的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正如在教会辖地（Papal state）犹太人所受到的待遇一样，这一结果就很容易得到解释。[8]宗教情感与其他态度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未因主流宗教不同而受到较大的影响。

 

    综合证据表明，天主教对信任（参见La Porta et al，1997，Inglehart，1999）和制度（见La Porta et at，1999）有负效应。在微观数据中，我们为前者找到了证据，却几乎没有为后者找到证据。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特性并非天主教所独有的，而是在天主教盛行的地方（主要是南欧国家及其前殖民地），来自于宗教中文化的其他方面。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特性是天主教所独有的，但自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推行改革后，它们发生了变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它们只不过是在受天主教文化影响下作为一种国家文化的特性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信奉天主教的人而存在。为了将这两种效应分开，我们根据调查对象的年龄对样本进行了分组，然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如表4所示。于1962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极大地改变了天主教的信条和教义。不仅在弥撒中废除了拉丁文，而且还开始了与其他教派的对话。其结果是，1960年之后的天主教徒所接受的教育与他们的前辈有所不同。如果这些变化的确改变了天主教的影响，我们应该在天主教教义对老一代人和年轻一代人的影响上看到不同。为了对表6中的同类性差异（generic cohort difference）加以对照，对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我们将一个样品插入到基本回归中，然后将这一样品与不同程度的天主教情感进行互动。

    我们发现，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后的天主教环境中长大的天主教徒更信任别人，也更加宽容。他们的宗教成长环境和行为对妇女权利的**影响也较小。有趣的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似乎并未引起道德价值的削弱。虽然年轻一代更容易违反法律准则，但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老一代天主教徒相比，违法的可能性更小（见数据组C）。相反，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后成长起来的人对市场的赞同程度也较低（见数据组C）。他们对私有产权和竞争的信任程度也比较低。他们更看重节俭，却更愿意相信，穷人的存在是因为社会不公。这些结果为下面的假想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先前的文献所发现的天主教的消极影响，可以用某些文化特性来解释，虽然这些文化特性还存在于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却不存在于天主教徒身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分析这一假想。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今天的天主教对经济发展没什么重大的阻碍作用。

 

    在宗教对人们看待合作、政府、女性、法律准则、市场经济和节俭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规律性。我们发现，一般地说，宗教对那些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态度有好的作用。但这一说法还需要加以限定。首先，信教的人较为不宽容，而且在看待社会中妇女的作用问题上也更保守。其次，这一相关性还因某一教派是否是某国家的主流教派而不同。第三，这一相关性因教派不同而不同。

自韦伯以降，以前的研究宗教影响经济发展的文献都试图对宗教进行排名，至少想突出某些教派的某些特征，以证明它们在影响经济发展方面优于其他宗教。如果我们也想这样做，则名次排列在不同态度之间就会不一致。总地来说，基督教与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态度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而伊斯兰教与这些态度则是负相关。基督教的两大教派之间的排名不太清晰。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更相信别人和法制，他们逃税和受贿的意愿也更低。相反，天主教徒支持私有制的程度是新教的两倍，而且对竞争的支持高于任何教派（包括新教）。在赞同市场方面，新教唯一强于天主教的地方是对激励的态度。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较大的收入差距以增加激励时，只有新教和印度教徒持赞成态度。这一结果与韦伯的观点相符。但仅就这些结果，我们还不能得出哪个宗教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首先，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对经济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其次，我们需要发现统计关系呈因果性的更强有力的实例。进一步的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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