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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民间团体嘛呢会调查
发布时间: 2009/2/27日    【字体:
作者:裴丽丽    李文学
关键词:  调查  
 
 
                                     裴丽丽    李文学


    民间团体是指民间形成的具有稳定互动关系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它既包括通过血缘和姻缘关系组成的宗族、通过地缘关系组成的社区、通过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又包括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组成的社团。

    嘛呢会是以藏传佛教为信仰的民间团体,广泛存在于土族和藏族农村社会。“嘛呢”为藏语,即六字真言,指唵、嘛、呢、叭、咪、哞六个字,又称“六字大明咒”,在藏传佛教地区家喻户晓。嘛呢会普遍存在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的土族村落,是土族中老年基于宗教信仰,以民间庙宇为基地自发组成的,于每月固定的日期到庙中进行活动。嘛呢会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其成员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组织相对松散,没有人会和退会仪式,进出自由,也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但它有自己的首领,有专门的经文,有常规性的和随机性的活动,有共同的群体认同,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对群体进行整合。

    笔者自2005年以来,曾前后五次到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土族传统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为期三个多月。中川乡距民和县政府驻地川口镇87公里,面积67. 6平方公里,南临黄河与甘肃省积石山县为界,现辖21个行政村,2005年底全乡总人口为23,123人,其中土族17,343人,占总人口的75%。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一直居住在当地村民家中,逐渐听懂和学会了一些土族语言,并有机会亲自观察嘛呢会的组织活动。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嘛呢会是土族农村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民间组织,已通过其活动及影响而深深嵌入当地社会,成为土族村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高丙中先生曾对嘛呢会做过研究,但迄今为止,有关嘛呢会的研究往往只是关注个体的宗教行为,而对嘛呢会作为民间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以及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即对这些情况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嘛呢会的历史

    土族中的嘛呢会已有悠久的历史。用土族老人的话来说,嘛呢会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族有多长的历史,嘛呢会就有多长的历史。但嘛呢会的具体起源已不可考。据笔者推断,嘛呢会的形成应当与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嘛呢会至少在明清时期就已存在,并延续至今。近百年来,土族嘛呢会的发展脉络是较为清晰的,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民国初年到1958年。据土族老人回忆,当时,由于人口数量和平均寿命等原因,参加嘛呢会的人数比较少,组织相对弱小,但其活动形式和今天基本相同。

    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到1981年。1958年,土族地区进行宗教改革,庙宇、寺院等宗教建筑被拆除,喇嘛还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切宗教活动均告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嘛呢会也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基础,嘛呢干本被烧毁,嘛呢念珠被丢弃,嘛呢会作为土族中的民间组织一度消失。但即便如此,个别老人在自己家中仍然偷偷地念嘛呢。“文革”结束之后,宗教政策渐趋宽松,在个别村庄,开始出现三五个老人一起念嘛呢的情况,时间是晚上,地点则是某人家中,常常是一天换一个地方。

    第三阶段为1981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宗教政策的落实,人们的思想逐渐活跃,蛰伏的民间传统开始复兴。三川地区成立了寺院管理委员会,各村村民捐资修复了庙宇和寺院,到庙宇烧香拜佛、念嘛呢的行为已不再被制止。嘛呢其的活动也开始从家中转移到庙里。人们到处搜寻偷偷保存下来的嘛呢干本,找到后就进行抄写,并由资格较老、会念经文的人组织学经。最初,中川乡嘛呢会的人数还比较少,后规模渐大,并发展至今。

    二、嘛呢会的构成特点

    嘛呢会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组成的民间社团,其活动以民间庙宇为中心,其组织原则也是以村庙为单位:属于同一个庙的村落,即组成同一个嘛呢会;不属于同一个庙的村落,就不能组成同一个嘛呢会。

    在中川乡的河西行政村,有一个叫巷头祁家的自然村,该村依山而建,并在半山腰建有祁家庙,庙中供奉有摩揭龙王塑像和山神爷、土地爷牌位。祁家庙祭祀时,河西行政村的三个自然村和红崖行政村的两个自然村的村民都要参加,村民主要有祁、汪、李、张、吴五姓,因此,这里的嘛呢会也叫做“五姓嘛呢会”。

    在光明行政村,有一朱家庙,朱家庙的祭祀由光明行政村和前进行政村所属的几个自然村的村民共同参加,宗姓有吴、张、朱、闫、白、贾、吕、库八姓,这八姓又构成了一个嘛呢会。

    清一行政村由辛家湾子、石挂拉、辛家庄三个自然村组成,辛家庙位于辛家庄,参加该庙祭祀的人员包括辛家庄和辛家湾子的土族。

    构成同一个嘛呢会的自然村,一般都离得比较近,这显然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邻近便于这种民间团体的活动。但构成同一个嘛呢会的村子,不仅有地缘关系,而且往往还有血缘关系。如构成辛家庙嘛呢会的辛家庄和辛家湾子,既是邻近的两个自然村,其居民又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朱家庙八姓嘛呢会中,大房、二房和四房的居民也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同时,嘛呢会作为一个宗教群体,宗教信仰对于成员的群体认同也至关重要。每一个庙的保护神均有所不同,而每个保护神又都有一定的信众范围,因此人们并不到别的庙宇中去念嘛呢。只有二郎庙是一个例外,因为二郎庙是三川地区的总庙,二郎神在三川土族心目中是最大的保护神,其信众范围遍及三川地区。由此可见,嘛呢会是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和神缘关系三者结合的产物。

    每个嘛呢会的规模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嘛呢会的人数和构成嘛呢会的村庄数及人口规模成正比。例如,祁家庙五姓嘛呢会的成员来自五个自然村,有50人,而辛家庙嘛呢会的成员只有29人。

    嘛呢会的成员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村民,其中多是文盲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笔者曾对辛家庙一位73岁的老人做过访谈,他念嘛呢已有20多年了。谈到参加嘛呢会的原因,他说:“尕娃结婚了,尕孙子也有了,老人抬埋(去世后埋葬)了,我的任务完成了,顺顺当当的,家里光阴也好,就来念个嘛呢。”至于村里的年轻人,由于要种地干活儿,事情较多,所以一般都不能来。不过,据说也有个别30多岁的人,由于身体有病,所以也来念嘛呢。

    此外,笔者还从辛家庙嘛呢会中选取了13个成员做了调查,这些成员的年龄均大于60岁,他们的家庭多是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只有一个家庭是两代人,原因是孙子分家单过了。参加嘛呢会的老年人已不需要承担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而且也把当家的事务移交给下一代管理,只是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如照顾小孩、喂养牲畜等。

    随着这种转移,老年人就从繁忙的事务中退了出来。角色的转换无疑对他们的心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参加嘛呢会就成为土族老人寻求心理寄托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生产劳动负担的减轻也为老年人参加嘛呢会的活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从性别构成来看,嘛呢会都是以女性居多,男性只占少数。例如,祁家庙嘛呢会有女性40人,男性10人;辛家庙嘛呢会有女性26人,男性3人;中川乡其他嘛呢会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据红崖村村民说,在嘛呢会恢复时期,嘛呢会成员中只有一个男性,其余的均为女性。土族老年女性对宗教活动往往更为虔诚。辛家庙嘛呢会的四位领经者都是女性,她们虽然都不识字,但通过请教村里的高中生,再通过刻苦学习和强迫记忆,已能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

    嘛呢会之所以以老年女性为主体,除了女性的平均寿命较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般来说,只有停经的女性才可以加人嘛呢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如此严格)。停经的生理现象,使她们意识到自己生育能力的丧失,加之社会生产地位的下降,使其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失落和寂寞。另一方面,和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的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相对较少,因此她们更多地转向宗教活动。这样,加人嘛呢会就成为她们的一种选择。“当然,此前的土族女性,无疑一直在接受宗教的熏染和渗透,但由于年龄、精力的限制,直到祖母期,她们才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的宗教信仰者姿态……她们大多数的空闲时间,都被各种丰繁的宗教行为占去了。”

    三、嘛呢会的组织与活动

    嘛呢会的组织是相对松散的,尽管嘛呢会都有其首领,但嘛呢头并没有什么权力,其职责主要是通知成员参加活动,领读经文,督促嘛呢会的各项事宜等。

    嘛呢头的换届,一般是在其年龄太大或身体状况不佳之后才进行。届时,老嘛呢头会提出一个或几个人会时间较长、威望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成员做候选人,还要和负责领经的几个嘛呢其协商,待决定之后,在众人中公布。嘛呢头的交接没有正式的仪式,接任的嘛呢头只需在活动中代替前任坐到领经的中间位置即可。

    嘛呢会没有自己的活动经费,更没有专职的会计和出纳,活动中所需的灯盏、灯油均由村庙提供,所需的纸张、柏香则由每位成员自备。念嘛呢一天所需的食物,或由村庙负责,或由村庄的牌头轮流派饭。献给佛和神的“钱粮”、“宝盖”,都由嘛呢其自己制作,未设专人负责。尽管如此,嘛呢会的每次活动都能办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嘛呢会的活动有常规活动和随机活动两种。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是常规活动日,嘛呢会成员均要穿着斜襟长袍(土语叫做“大链”,女性一般穿深蓝色,男性穿灰色),携带嘛呢念珠、黄纸或白纸、柏香等必备物品,于早晨九点左右聚集到村庄的庙宇中,进行一天的念嘛呢活动。老年女性还携带或大或小的“古拉”,以便在念经开始后一定的时间,即在认为神灵将要降临之时顺时针转动。

    嘛呢会的常规活动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清二村王家庙嘛呢会的活动时间是在每月初八和十八,朱家庙嘛呢会除了每月初一、十五之外,还要于每月初八到中川乡的宗庙—二郎庙中念嘛呢,此时其他嘛呢会的老人也可以参加。活动地点也有不在庙宇中的,如祁家庙五姓嘛呢会每月初一在祁家庙里活动,每月十五在三塔日自然村的“崩康”活动,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该嘛呢会的嘛呢头制定的,并相沿至今。

    常规活动的程序一般是点灯、祝香、诵经和送佛。念诵的嘛呢干本有“大明般若波罗密六字真言嘛呢经”、“东厨司命灶君经”、“太阳经”、“太阴经”、“灯科经”、“四向经”、“太上混元无极地母经”等,其内容多为七言韵文,便于记忆,诵读时也朗朗上口。由于参加嘛呢会的老人文化程度较低,多数不识字,每个嘛呢会都有几个人负责带头领念。虽然土族在家庭和村落的日常
生活中完全使用土语进行交流,但念嘛呢使用的是青海汉语方言,而且是用一种特殊的唱调念出,有抑扬顿挫的声调变化。

    此外,每个嘛呢会还有一些特殊的常规活动。一般来说,这些活动都是和祭祀等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活动费用由各自然村的牌头向各户征收。以祁家庙五姓嘛呢会为例,除了每月初一、十五的常规活动外,每年的常规活动还有正月初九的“应册儿”、二月十九菩萨圣诞归的念嘛呢、四月初一的祭鄂博、四月初九的“汤应”、五月初五的祭祀酬神。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村庄平安。“应册儿”和“汤应”的主要活动是由村庄派人去胡李家寺背甘珠尔经到牌头家中,并请寺院的喇嘛念经,嘛呢会也要念嘛呢。四月初一要请胡李家寺的喇嘛到附近山上的鄂博去念经,嘛呢会也要念嘛呢。端午节要请二郎神到祁家庙,并请阴阳念经,宰羊酬神,嘛呢会也要念嘛呢。不同的嘛呢会在特殊活动上的做法不尽相同,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都是和所属村落的其他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的。

    嘛呢会的随机活动是指村庄里有人去世后,在“三个多浪”、“五个多浪”、“七个多浪”或“百天”时举行的超度活动。民和土族实行土葬,他们认为这些日子是亡人西行路上要过的关口,为使亡人顺利平安地度过此关,应当请嘛呢其念嘛呢,请喇嘛诵经超度。这种活动是临时性的,由嘛呢头负责通知,在办丧事的人家中举行。当天所有的开销用度,如点灯用的清油、嘛呢其吃的两顿饭、祭奠用的黄纸等,都由亡人已经出嫁的女儿、侄女、孙女负责。经文念完后,嘛呢其就开始烧纸送佛,嘛呢头还要站立在堂屋门口,对办丧事的人家说一些诸如“亡人已顺顺利利地度过关口,家中顺顺当当,外出工作的人平平安安”等话。嘛呢其可以从这些活动中得到一定的报酬,报酬的多少视办丧事人家的经济条件而定,一般是每人一块手帕或毛巾以及一些现金(从1元到10元不等)。

    除了集体的活动之外,嘛呢其在家中也有一些个人活动。每天清晨起床之后,嘛呢其都要净手,点上一个灯盏,一边念嘛呢经文,一边对着煨桑炉磕头祷告,祈求生活平安顺利。每天休闲时,尤其是吃饭之前,也总是手捻嘛呢念珠,口诵六字真言。另外,制作宗教饰物,或者以棉花缠绕细细的树枝来做灯盏的灯芯,也是嘛呢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做的事。在重大的民族节日如纳顿节时,嘛呢其均要到二郎神塑像前跪拜,烧纸煨桑。有的嘛呢其不吃鸡蛋、韭菜、蒜等食物,但这并不是严格的规定。

    参加嘛呢会的活动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惩罚措施,但每个成员都能主动参加集体的活动,也能在家中坚持每日的程序。

    如果向嘛呢其询问嘛呢会属于什么宗教,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佛教。嘛呢会作为土族民间宗教团体,在组成原则、信仰对象、活动仪式等方面均体现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信仰的结合,构成土族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

    嘛呢会组织在藏族农村社会也存在。在邻近中川乡的杏儿乡,土族和藏族杂居,藏族嘛呢会每月也有定期的活动和仪式,但他们念嘛呢的地点是嘛呢康,书写经文用的是藏文,诵经时所用的语言是藏语,拜佛磕的是长头,只煨桑而不烧黄表纸,这些都和土族嘛呢会有所不同。土族的嘛呢会借用了一些藏族文化,但同时又结合了汉传信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四、嘛呢会与村庄管理系统

    三川地区土族村庄的管理主要有两套系统:一套是由行政村干部负责的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套是由自然村或者跨村组织的牌头、老者、庙官等负责的宗教事务管理系统。

    行政村的干部有村主任、书记、会计、妇联主任以及民兵连长(后两者在村民看来并不能算村干部),他们和当地乡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经常到乡政府开会,向村民传达上级的指示,管理行政村的税收、社会保障、土地等事务。行政村干部没有参加嘛呢会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但其中许多人表示退休之后会参加嘛呢会。

    牌头是由组成每个自然村的家户轮流担任,轮到行政村干部当牌头时,他们同样会遵循传统的仪式,依照社区文化传统,完成自己应当承担的职责。在当地村民眼中,包括嘛呢会在内的宗教事务和行政村干部负责的行政事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行政村干部没有权力干涉嘛呢会的组织活动,嘛呢会和村庄的牌头、老者、庙官也不能干涉行政村干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嘛呢会作为土族村落的一种民间组织,其活动限于丧礼、祭祀、背经转山、祭鄂博等和宗教信仰相关的方面,与村落的行政管理系统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是受村落传统的宗教事务管理系统的影响和制约。

    牌头主要负责一年内的纳顿、祭祀等活动,大牌头下还有小牌头,向各家各户征收粮食、经费,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宜。现在,村庄内谁也不愿当牌头,所以只能实行轮值制度,由每户的户主(一般都是男性)轮流担任,一年一换。庙官是长期任职的,只有在身体状况不佳或遇到其他一些原因时才会换届。老者也叫耆老,是村庄中德行兼备,名望和辈分较高,具有一定权威的老人。

    嘛呢会的常规活动地点在村庙中,活动日需要的灯油、灯盏等都由庙官提供,当日的两顿饭由牌头以家户为单位轮流派饭,一般每两年到三年可以轮上一次。嘛呢会在祭祀活动中的费用由牌头从当年征收的粮食和钱中支出。村庄的宗教活动离不开嘛呢会的参与,而嘛呢会又对村庙有一定的依赖关系。

    2006年9月18日清晨,中川乡三塔日自然村在崩康中开了一次会,商讨与崩康大钟有关的事宜。参加会议的有20余人,其中有寺管会的9个人,由自然村四个宗支各派两名代表和一名总代表组成。四个宗支有四个小牌头,他们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一些老者,其中有4人是嘛呢会成员,他们代表嘛呢会的群体利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为崩康大钟修建小亭子的方案,材料和工钱预算大约需10,000元,先找村庄中较有实力的三人捐资,然后再动员村庄中在外担任干部的人捐助。村庄宗教事务一般都由这些成员共同商讨决定,嘛呢其老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嘛呢会的社会功能

    嘛呢会作为土族乡村社会的一种民间组织,无论对土族成员个体,还是对土族社区,都具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

    第一,嘛呢会是土族老人进行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径。尽管嘛呢其的家庭结构以三代同堂为主,但是代际差异使得家庭的情感交流并不是很多,远不足以排解老人在“退休”之后的落寞。而老人们在参加嘛呢会之后,由于接触的都是年龄层次相同的人,具有共同的社会经历,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彼此间也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尽管念一天的嘛呢对于身体不好的老人来说是很吃力的事情,但是他们依然自觉地坚持参加活动,其原因之一,就是嘛呢会的活动弥补了家庭代际交流的不足,成为老人进行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径。

    第二,嘛呢会是土族老年人参与社会的主要方式。中川乡的老年人大多为农村居民,依靠子女养老。例如,辛家庄没有一个可享受退休金的老人,三塔日自然村也只有三个老人享受退休金,其他老人都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生活完全依赖子女。作为受赡养的群体,老人参与的社会生产活动也大为减少。而参加嘛呢会则成为土族老人重要的社会活动。嘛呢会是联村的以自愿原则参加的民间组织,而且通过参加各种民间仪式,可与社区其他群体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例如,参加祭庙神和二郎神等仪式,可使老人的活动空间不再限于家庭,可使他们继续与自然村其他成员以及其他自然村的成员保持一定的联系和交流。而且,但凡仪式,都有其一定的仪轨和禁忌,老人对此都是很熟悉的,因此,在这些活动中,老人可以继续体现出自己的权威,实现自身的价值,继续在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老人都愿意参加嘛呢会,充分利用这个与人交流的平台。

    第三,嘛呢会定期的、有规律的活动有助于嘛呢其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老年人加人嘛呢会主要是通过念嘛呢经文,广行善事,积聚功德,求得善报并护佑后人。有人认为,嘛呢其之所以念嘛呢,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因为在念嘛呢之时要手持嘛呢念珠,许多穴位得到了活动,还要去固定地点参加定期活动,由此也活动了腿脚。这种看法虽然比较肤浅,也为念嘛呢的人所不屑,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念嘛呢的客观效用。每日的宗教行为使嘛呢其的作息时间十分规律,而常规活动又使他们的身心都得到了锻炼。据笔者观察,念嘛呢的人比不念嘛呢的人更为开朗,精神状态也相对较好。

    第四,嘛呢会还具有整合土族社区的重要功能。老人是土族传统社区的重要阶层,“老者”作为村落中的传统权威,不仅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而且还负责协调村庄家户之间的内部纠纷。许多“老者”都是嘛呢会的成员,他们关注着村庄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依靠传统赋予的权力,参与维护村落内部的秩序。此外,嘛呢会的定期聚会和常规活动,也是土族乡村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落的共同事务,有广泛的社区参与度,具有整合社区群体的功能。朱家庙嘛呢会的一位成员说,回族每天都要做五次功课,以此进行聚会,而土族虽没有这样频繁的聚会,但嘛呢会的常规活动也同样可以作为相互交流的手段,起到整合社区的作用。

    第五,嘛呢会还具有传承土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言传身教对于土族来说是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在嘛呢会活动中,老人和其他年龄群体接触较多,土族的神话传说、社区的传统、祭祀仪式的规范要求、老年人的经历体验等,都可以通过口耳相传得到承继,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都可以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嘛呢会的活动往往和宗教信仰、祭祀仪式、丧葬习俗等结合在一起,这些活动为土族乡村社区所认可,成为具备特定文化含义的符号和象征系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施加影响,地方性知识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土族农村社区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这和土族民间宗教团体的组织活动、仪式仪轨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本文转载自:《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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