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

 

 

　 2007年，朋友传给我旅欧华人龙应台在墨尔本的一次华人聚会上的演讲稿。龙应台讲：她到沙捞越的诗巫，发现当地80%是华人，会说普通话，后来发现他们全是福建人。再后来得知，在上个世纪初年，一个叫黄乃裳的举人，因为参与了“公车上书”、“百日维新”而流亡海外，与沙捞越王签订了移民垦荒协议。“因为他们全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到了拉旺江江边，上岸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河边举行了一个祈祷会。那是在原始森林，还有大蟒蛇。大江大海大森林。……没有人把它变成小说，没有人把它变成剧本，没有人把它拍成电影。而那跑在街上的小孩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

 

　 龙应台口中所说的黄乃裳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几乎是一个20世纪的“五月花”啊。为什么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起？于是，我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官方对黄乃裳的评价是“著名华侨领袖”、“著名爱国人士”、“民主革命的斗士”。连中学历史课本都收入了黄乃裳的名字。看来不是没有人提及，而是我孤陋寡闻。但是，随着对黄乃裳资料涉猎渐广，黄乃裳的故事和这些故事所发生的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现实针对性的思考，越来越让我着迷，故从中捡拾几个片断，与众人分享，更期望百年前的一代华人基督徒对民族、民生的思考和行动能成为纪念新教来华200年的新一代基督徒们的借鉴。

 

　 黄乃裳，字绂丞，1849年7月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一个农民家庭。黄乃裳的父亲是长子，黄乃裳也是长子，出生时父亲已经30岁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如此年纪才结婚成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经济困难。黄还有三个叔叔，都终身未娶，黄乃裳的弟弟被过继到叔叔名下。这恐怕也是家中无余钱娶亲的缘故。黄乃裳的父亲是木匠，在农村，手艺人的生活多少总好过纯粹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黄乃裳六岁之前家中只有他一个孩子，而且是整个家族第三代中唯一的一个孩子。即便如此，他到七岁才入私塾读书，而且是半农半读。显然黄家父母并没有指望这个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学而优则仕。不过据说黄乃裳是个很用功的孩子，虽然半农半读，但不比整天读书的孩子学习差。

 

　 传说黄乃裳在十几岁时，替人插秧，一不小心从高台上摔了下来。东家闻声，先问：秧盆摔坏了没有？黄乃裳气得工钱也不要，甩手走了。那是一个人命还不及几块木板子值钱的年代。

 

　 在黄乃裳出生前两年（1847年），美国美以美会（后改名卫理公会）到福州传教。186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薛承恩到福建闽清县传教。17岁的黄乃裳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传教士讲解的基督教给黄乃裳打开了一扇窗户，“语甚奇创”，让他看见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黄乃裳相信“唯借神圣之威助力，方能胜诸罪恶”。这一年的12月，他和族叔一起受洗。黄乃裳自己回忆说：“其时风气盲塞，人心昏昧，诟谇窘逐者遍乡闾，周旋殊为苦楚。”中国人一向是不太能给与己不同者以空间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国人对华人基督徒远比对传教士苛刻得多，无论是“教案”还是义和团运动，华人信教死难者大大多于外国传教士。可以想见，闽清乡下的村民，对于传教士抱有怎样的敌意，而接待传教士并与其厮混在一起的中国人，无疑有里通外国之嫌。好在黄姓是大族，近千人聚集而居，血缘很近，虽然免不了咒骂甚至厮打，所幸没有极端的事情发生。

 

　 转年，黄乃裳的族兄以及子侄十余人信主，他们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小团契，一起敬拜。乡人也见多不怪了。转年，黄乃裳被授予“劝士”执照，学习传道。从这时候起，他就立志：“自二十岁，已誓愿至死之日，遇有机会，无论何种人，必对之阐扬赎罪救灵之大道。”黄乃裳曾经劝一位名叫刘长伦的乡人信主。此人原本在乡里有“乡恶之称”，“既悔改，判若两人”。

 

　 1869年，黄乃裳考入福州基督教年议会，不久，到福州东街福音堂为教士。从此，他的生活重心移到了省会城市福州，而且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1870年，黄乃裳因病辞去教职。也是在这一年，福建的也是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月报《郇山使者报》创办，黄乃裳担任主笔。第二年，他身体康复，开始与许扬美牧师到福建各地传教。后来他再被福州的教堂聘为文书，编撰年鉴，并开始协助外国传教士用福建方言翻译圣经旧约的《但以理书》。

 

　 1872年，黄乃裳结婚，妻子姓谢，和他同样是基督徒，而且是从传教士办的基督教学校里毕业，担任基督徒家庭中的女孩子们的私塾教师。有文化而且能自立，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少有的。

 

　 27岁那年，黄乃裳三个叔叔和祖母相继病逝。因为交通不便，黄乃裳都只赶上料理后事。不久，他的祖父也患重病。这一次，黄乃裳衣不解带，在病榻前伺候了十四天。他把基督教拯救灵魂的道理讲给祖父听，老人“笃信无疑，且知天国甚迩，转忧为乐。……安然归天”。黄乃裳的一生经历了太多亲人的生死离别，他的母亲，叔叔，祖父母，父亲，妻子，两个弟弟，后来是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走在他的前面。或许，祖父的离去，是他悲伤最少、最得安慰的离别吧。

 

　 黄乃裳信主后的30年基本上是以传教和办学为主业。他曾积极参与创办基督教学校——福音、培元、英华书院，直到晚年还殚精竭虑，为家乡闽清县创办了34所高、初级小学。终其一生，黄乃裳共主理或参与协办了45所学校。

 

　 黄乃裳得益于传教士在福建办教育，从粗通文墨到能够主理学校，主笔报纸，精通英文。几个弟弟也得他接济能够走出乡村，到满清政府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黄家的这一代人基本脱离了贫困的乡村，成为自给有余的士绅（黄乃裳的女儿后来都嫁给了医生，他的子侄大多成为专业技术人员）。黄乃裳将传教士带入中国的现代教育视为改变国家积弱、人民贫困的重要途径，“无论曾受文化与未受文化各种族，一经改正教传至其地，罔弗靡然从风，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令其发生种种之新思想。……如果吾中国自上而下，一旦欢迎基督教，而受其化裁扶植者，安知不足驾欧美之上，而称为世界最文明之国也耶”。他积极投身新教育事业，凡有兴办学校之举，“无不竭力提倡而辅助之”，不仅热心传教士所办的为传教服务的学校，也对普世性的学校鼎力相助。

 

　 1881年，华人基督徒张鹤龄因与海外通商成为巨富。他在经商过程中感受到英文的重要性，意识到随着英国商船遍及世界各国港口，英语将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因而主动找到美以美会的传教士武林吉，提出捐资兴建“中英文双语制书院”（后该学校命名为鹤龄英华书院）。张鹤龄的建议显然受到了武林吉与当地华人基督徒的欢迎，因为传统的教会学校对中国基督徒的教育基本是与主流教育脱节的，学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断了读书做官的途径；而整个社会能够提供给教会学生的工作岗位极其有限，他们除了为教会服务，担任传教士的翻译（主要还是福建地区方言的翻译），做传道人等，别无他途。而双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则开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他们认为：双语学校改变了传教学校为传教服务的宗旨，过多地投入社会教育占据了有限的人力资源，减少了传教士们对传教的注意力，学校基督教色彩变得淡薄，学生因出路有利而不愿从事艰苦的传教工作等等。美以美会因此发生了一次持久的争议。

 

　 在这次争议中，黄乃裳和几乎所有的华人基督徒一样，坚定地站在支持者一边，他不但自己打理书院事务，而且面对英文教师不足的局面，力劝自己的弟弟——已经从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的黄乃英放弃每月30块银元的职位到鹤龄英华任教，每月只有六块光洋达两年之久。也是这一年，他的三弟乃谟进入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双语教学的争议中，华人基督徒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还是在华的传教士。但实际上，此时福建许多地方的传教工作是靠华人基督徒打开局面，华人传道人的牧养工作越来越重，教会中华人长老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清末的美以美会档案记载：如果没有华人长老们的提名或认同，传教士们就不会雇佣任何一个中国人。华人基督徒甚至可以直接上书美以美会的美国总会，阐述他们的意见，要求他们信赖的传道人重回福建工场。这场争论最后是以书院继续开办，力主办学的传教士武林吉却有讨好华人基督徒之嫌被调往朝鲜而告结束。但是，它的余波却在1890年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再起波澜。

 

　 不可否认，反对双语教学的传教士们的担心不无道理。继武林吉之后，一位名叫蒲鲁士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走得更远。他在华人基督徒中间集资办工厂，尝试过碾米厂、制糖厂、肥皂厂、纺纱局、织布局、面粉厂等等“实业宣教”，虽然曾经广受欢迎，结果却多以失败收场。

 

　 1997年福州传教士们对“实业宣教工作”形成决议：

 

　 (1)鉴于中国人的特质,我们相信只有将商业活动与传教工作完全分开,才有望克服中国人物质主义的倾向(materialtendency)。

 

　 (2)我们相信,沉溺于世俗事务,无论程度深浅,都将削弱并最终摧毁差会在民众中属灵的影响力。

 

　 (3)它将鼓励本地华人教牧中本已十分强大的对世俗事务的兴趣。

 

　 (4)它终将严重削弱我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原本来自于我们有明确的属灵目标。

 

　 (5)过去我们批评中国人因世俗原因进入教会,“实业宣教工作”却令我们的批评变成空谈。

 

　 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西方世界的文明。早期，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以及其他社会慈善事工，是传教士们消除中国人疑虑，获得中国人好感，争取中国人认同，进而传播基督教的重要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美以美的传教士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也有一颗爱邻舍的心。他们目睹了中国人低劣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他们饱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压榨，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但是，在传教士们看来，改善物质生活的社会事工，无论这是手段还是福音事工的一部分，都不能有损传福音这个主要目标。可是，当传教士们打开了一扇西方文明的窗户之后，他们让中国人看见了世界上有这样的生活水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怎么能阻止中国人还想打开一扇门的愿望呢？

 

　 黄乃裳还有一件惊人之举就是：在他27岁那年，有感于华人基督徒中多是不识字的底层贫苦农民，因此被社会俗见看不起，决意要学习八股文，走科举考试之路，也以此激励他的学生们。转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考中了秀才。1894年，他在45岁那年以第30名的成绩考中举人。但是，这个好消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喜悦，因为继两年前他的二弟乃英病逝之后，这一年，他的三弟乃谟在甲午海战中与邓世昌等致远号的全体官兵一起殉国。第二年，黄乃裳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北京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也使他与当时中国有文化、有抱负、立志图新的一批知识分子结识。恰逢甲午海战落败，中日准备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消息传来，应考的举子们群情激愤，尤其是台湾籍的考生痛哭流涕，公车上书事件应运而生。这一年黄乃裳虽然落第而归，但他的收获却不是小小的功名可以相比的。

 

　 从此时起，黄乃裳认为：教育是救国之本，教育为国家积蓄人才；而办报是救国之术，唯有让中国人了解国情，了解世界，下情上达，才能发奋有为。于是，黄乃裳拿自己的积蓄并自筹资金创办了福建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福报》。报纸的名字寓意：这是福建的报纸，也是福音的报告。《福报》所发文章大部分是黄乃裳自己写的，主要是鼓吹变法维新。一年后，因为严重亏损，资金耗尽，《福报》不得不停办。

 

　 1897年年初，黄乃裳再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与其说是求取功名，不如说是长见识，开视野。他的长子黄景岱也获得了进京考试的资格，父子一起进京。在北京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多次走访康有为、梁启超及戊戌六君子等人，也曾经六次拜访李鸿章等政要，还与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如丁韪良多次会面交谈。在京的八个月，也让他见识了满清贵胄的颟顸。9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维新流产，六君子菜市口就戮，康梁流亡海外。“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风”。黄乃裳借道上海，逃回家乡。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对君主立宪制度彻底绝望。不久，为了躲避追捕风头，黄乃裳流亡新加坡，投奔他的女婿，新加坡著名的医生林文庆（后来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流亡海外的时候，黄乃裳萌发了一个念头，在东南亚寻找一块土壤肥沃、适宜耕种的地方，让家乡父老移居海外，一来解决福建人多地少，生活无着的困难，二来远离满清政府的统治。黄乃裳在南洋群岛四处勘察寻找，足迹遍及马来亚、苏门答腊等地，终于发现沙捞越的诗巫森林茂密，土地肥沃，有河流便利交通，没有凶猛的动物害人，是一块理想的移民垦区。于是，经人介绍，黄乃裳与沙捞越王布鲁克二世签订了移民合同，在诗巫建设“新福州”。

 

　 黄乃裳三次从故乡招募了1000多壮年农民，其中2/3是基督徒，跨洋越海，到沙捞越的诗巫垦荒。四年的时间里，他们不仅扎下了根，获得了好收成，还建起了五座教堂，二所小学。如今，诗巫已经是沙捞越第二大城市。这其间，黄乃裳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挫折困顿。首先是移民们的不信任。清末广东福建沿海“卖猪仔”盛行，尽管出发前反复申明，人人自愿，但是，第二批移民在新加坡等待办理手续期间，因为居住的地方限制行动自由，有人担心自己被“卖猪仔”，更加上在新加坡的老乡们前来探望，难免添油加醋，说被卖猪仔后，永无天日，以致群情骚动。此外，在移民们从新加坡赴沙捞越的海上航程中，因为船小人多，极为拥挤，饮食行动不得自由，怀疑的阴云再次笼罩。第三批移民还没等到出发，仅在福州集结时，谣言就开始悄悄蔓延。去往沙捞越垦荒的一路上，多次险些酿成暴动事件。黄乃裳几次以身家性命担保，安抚众人。好在新加坡的牧师，替黄乃裳做了很多见证。好在移民中有多一半是基督徒……如此多多的幸亏、好在，难怪移民上岸后，先要祷告感谢上帝的垂怜和恩典。据说，第二批移民抵达目的地时，先期到达的十几位移民在岸边高唱赞美诗“哈里路亚”。可以想见，经历六天大海上的颠簸，终于看到目的地的同时，听到赞美上帝的熟悉的歌声，该是何等激动的时刻。

 

　 此时的黄乃裳已经52岁，是所谓知天命的年纪了。但他亲自划分土地，分派农具，分发种子等等，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和移民们一起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引水开渠……诸事烦杂。因水土不服，饮食不周，他的胃病多次发作，使他以为自己恐怕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他为自己撰写了一幅挽联：“平生所愿事多违，差幸闻道壮年，天若有心，期尽藐躬分内事；故土久愁人太满，远辟殖民小局，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闻道壮年，应该是指他信仰基督教而言。从这副挽联看，黄乃裳认为自己在传道方面收效甚微，而开辟新福州是他得意之举。

 

　 1904年，因为经济纠纷，黄乃裳离开沙捞越回国。第二年黄乃裳在厦门主办报纸《福建日日新闻》，期间他积极投入宣传反对美国延长排华法案的运动，引起美国驻厦门领事和一些美国传教士的不满。经过施压，清政府官员对《福建日日新闻》处以2000元罚款，后来停业改名了事。黄乃裳在这个事件上感受到了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同样带有民族感情，同样会囿于国家、民族的立场判断事务。一个传教近四十年的著名华人基督徒被传教士们指控而失去言论自由，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已见隔阂。在考察新福州选址时，黄乃裳曾在新加坡与孙中山会面。黄乃裳被孙中山的思想和辩才折服。四年后，黄乃裳因经济问题离开沙捞越回国，不久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此后，他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多次酝酿和参与武装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乃裳组织英华、福音、培元三校的学生，响应武昌起义，准备进攻福州城。起义军需要有人举起起义的旗帜，黄乃裳自告奋勇：我已经62岁了，身体不好，余年不多，我来举旗。他亲自高举起义的旗帜冲向福州城。好在此时的满清军政官员早都作鸟兽散。两天后，福建军政府宣布成立。

 

　 黄乃裳的革命行为使他获得了民主革命家之类的称号，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黄乃裳已经丢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或许现在的基督徒们会大惑不解：这不像是基督徒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在辛亥革命前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基督徒都占了相当高的比例，我们就不敢轻易下这样的结论了。辛亥革命前的惠州起义中，革命党人中的基督徒占到30%。辛亥革命后的广东省及各级政府官员中，基督徒达到65%。要知那时候基督徒还不足全国人口的1/4000。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大规模的反对声音几乎没有了。满清贵族中的顽固派基本失去了发言权。清廷下达了一个又一个维新变革的政令。这是新教入华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传教士们认为随着福音的广传，西方式的文明也会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西方式的医疗和慈善，西方式的教育，西方式的出版物，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一切都不再遥远……为此，传教士们向清朝政府表示出了最大的友善。1907年的新教入华百年大会上，传教士代表们为了厘清他们与侵华的各国政府和军队的联系，再次表明他们是中国的朋友，致清政府的信中申明：“我们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或本地信徒抱

 

　 有任何的政治企图，我们的传教事业完全是道德性和精神性的，我们无意以任何方式干扰政府的运作，我们劝诫我们的信徒们要对掌权的顺从。”大会甚至要求各地方教会要把革命党从教会中驱逐出去。

 

　 但是，晚了。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滚落，开始的时候可能一个手指头就能阻止它的滚动。然而一旦它开始动起来了，谁能预料它的势能有多大呢，谁能控制它的制动系统呢？何况它根本就没有制动系统。或许在百日维新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寄期望于朝政的改良与革新，但到了20世纪，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腐朽的清廷失望了。正如黄乃裳回顾自己七十年旅程时所写：“想居京华八个月，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传教士们的示好来的不是时候，也没找准合适的对象。

 

　 进入民国，黄乃裳作为同盟会元老，仍然没有结束他跌宕起伏的传奇生涯。他曾经被袁世凯的亲信投入监狱，幸亏南洋华侨和国内的名士纷纷声援，才得出狱。他也曾经被夺取政权后的革命党人铲除异己的暗杀牵连入狱。革命的成果或被篡夺，或者革命党人自己的狭隘和暴力压迫，让黄乃裳对天无语，甚至以《周易》解闷。

 

　 在黄乃裳走到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抱病写给他唯一在世的弟弟的一封信，透露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黄乃裳三个弟弟，一位英年早逝（乃英），一位壮烈牺牲（乃谟），只剩下最小的弟弟乃穆，偏偏不争气，沾染上了黄乃裳深恶痛绝的赌博和鸦片。当初黄乃裳就是不肯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妥协，不容许“新福州”农场开办赌场和贩卖鸦片，损害到了当局的税收，才被迫离开沙捞越。现在唯一的弟弟不成器，74岁的垂暮老人对52岁的弟弟痛心指责，委婉规劝。用很大的篇幅讲述自己信教的经历，讲许许多多有成就的人都信教，将自己如何在医院里以信仰劝人戒掉鸦片。黄乃裳劝弟弟皈依基督，戒掉恶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基督教的热情。这封信让很多研究黄乃裳的学者无法回答：一个（在他们看来）抛弃了唯心主义色彩的信仰走上改良继而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黄乃裳，怎么在晚年又写出了对信仰如此热情、如此执着的信来呢？然而看看黄乃裳在《绂丞七十自叙》中谈及开辟“新福州”的艰辛时“历五载有余，始获成功，期间冒艰险，糜金钱，竭心力，任劳怨，询入孙中山所云：?需自愿始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任?也。余虽不能望孙君项背，然非基督教作用，并握定孙中山数言为主义，未始不废坠于半途矣。噫，任事之难，往往如是。”不说基督教的作用始终伴随黄乃裳的一生，即便他所提及孙中山先生的“需自愿始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任”，也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牺牲精神。只不过，在一百年前，救亡图存的迫在眉睫，让黄乃裳这样的基督徒走上了一条更为激烈的道路。

 

　 一百多年前，来华的传教士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传教权利后，纷纷北上，福建是他们的首选地。福建山多地少，人民生活贫瘠。这里不像江南水网地区，有较为发达的儒家教育传统，热衷读书做官；也不像广东地区民风强悍，排外情绪激烈。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在福建找到了好工场，他们建起了福建的第一所现代学校，第一所女校，第一座医院，第一个保育院，第一份报纸，第一部电话，最早的电报，现代邮政，自来水工场……福建的信主人数之多，使得来华传教士们划分传教区域时，将福建一省作为六个传教区域之一。得风气之先，福建人的文化观念相对开放一些，他们比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读西书，聘洋人，出国留洋等等不在少数。福建人在近现代文化建设上也多有建树，中国近代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天演论》是福建人严复翻译的，第一部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福建人林纾翻译的，细数五四以来的文学家，冰心，林语堂，许地山……后人多避讳他们的基督徒身份，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成长背景大多和外国传教士对福建的影响直接有关。这是福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黄乃裳不过是这个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者之一。可以说：是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培养造就了最早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人，但这一代人看了世界之后，就要求变革中国直至革命。这实在出乎传教士们的本意。传教士们播下的是龙种，可也很难说，收获的就是跳蚤。

 

　 1924年9月24日，永不服输的黄乃裳走完了他有声有色的一生，享年76岁。这时，中国的文化阶层已经普遍以无神论的“科学”自许，非基督教运动风起云涌。然而，回顾自己的一生，黄乃裳认为：他从事的那些事业，虽然都是以基督教的利他主义为原则，但对社会的补救意义不大。但是，面对死亡，他又“以宗教为指归，自省无愧，视生死无甚关怀”。此老一生，不论时代如何变换，心中总有自己的方向，或顺势，或逆流，笃信不疑。难得。

 

                      （本文转载自：《杏花》(2007年第1期，总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