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
[提要]“伊斯兰劫持民主”这一民主化前景影响了美国在中东推动民主的热情，这似乎印证了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然而，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结构性冲突，二者对立关系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相互建构的共有的敌对观念。政治伊斯兰的分野和转型使不同派别对于民主的态度出现分歧，美国对政治伊斯兰党派态度的转变也有利于其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 伊斯兰教 中东民主化 政治伊斯兰
“9·11”后，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成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重要内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提出了旨在推动中东民主进程的“大中东倡议”，中东民主化成为媒体和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宗教在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地区的政治变革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伊斯兰教及其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特别是政治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本文拟从政治伊斯兰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角度，运用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探讨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前景。
一、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
1974年起，发端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欧洲、拉美的天主教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自由化运动。”[1]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昭示了现代民主制度的普适性。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引发了政治学界对不同文化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亨廷顿在考察了各种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后，为各种文化排出了顺序。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我国学者丛日云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弱，这一点已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所证明。如今，权威主义政权和少量传统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但是，从90年代的情况看，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也许超过伊斯兰教文化。”[2]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非民主化进程的关键变量，民主化的自变量是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分属不同文化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在实现民主化，说明文化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只起到干预变量的作用，它推动或阻碍民主化进程，赋予各国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度不同的文化属性，但文化因素不能决定一国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并最终建立民主制度。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能够证明这一点。直到上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从总体上看，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3]“天主教会由现状的防波堤变成了要求变革的力量，由拥护威权变成主张民主，这一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4]“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5]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实现了民主过渡。
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对于伊斯兰国家来说是舶来品。但与天主教、东正教文化和民主的关系相似，伊斯兰教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嬗变的缓慢和长期性并非阻碍中东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伊斯兰教在中东民主化进程中同样只起到抑制变量的作用。导致中东伊斯兰国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这一干预变量表现为较强的惰性力量，阻滞了民主化进程。中东伊斯兰国家民族文化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对抗。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变革首先要面对伊斯兰教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伊斯兰教是否和民主相容。我国学者王林聪认为从价值观和历史观来看，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伊斯兰教既能用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又会被作为反对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反对或支持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如何理解伊斯兰教，取决于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伊斯兰教价值观通过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加强或束缚民主化进程。但是，“伊斯兰教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既不阻止也不支持民主化的前景。”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伊斯兰教不起直接作用，也不是惟一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民主在中东遭遇的困境似乎证明了民主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本土文化间存在结构性冲突，许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与民主无缘。这种失于偏颇的“中东例外论”（Middle-Eastern Exceptionalism）并不是民主与伊斯兰文化关系的真实反映，它源自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错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失于简单和偏执，武断地判定伊斯兰教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而中东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则认为伊斯兰国家并不需要从西方引进民主。因为在他们看来，伊斯兰世界不如人意的现状不是缺乏民主造成的，而是伊斯兰国家偏离伊斯兰教造成的。伊斯兰教这一“自足体系”可以自主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理想制度。在此认识下，民主化被化约为西方化、美国化，再与近代以来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种种痛苦经历相联系，民主化自然被推断为西方的阴谋。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一元化思维方式，使其对各自的制度和文化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二者对立的实质是两种“终结主义”的对立，即双方尤其是西方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优越的制度，是“历史的终结”。这种对立关系并不是宿命式的，而是通过双方尤其是美国“妖魔化”对方所建构的敌对认知导致的。因此，中东民主化困境的症结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围绕民主化问题产生的共有观念的敌对，而非悲观失望者所认为的伊斯兰与民主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
二、政治伊斯兰与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关系
长期的权威主义统治使中东伊斯兰国家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对党[6]，政治伊斯兰党派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反对派。同时，民主必须依赖的市民社会在伊斯兰国家却是反民主的政治伊斯兰力量。这就使中东权威主义政权和西方国家都必须考虑民主化的结果，即反民主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可能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受益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前景的担忧影响了西方推动中东民主的热情，中东权威主义政权则担心民主改革的结果是将政权拱手让与政治伊斯兰，因此拒绝民主化。为应对民主化要求，中东权威主义政权往往强调民主的文化特殊性和不可移植性，并据此否认现代民主的普适性，使世俗的中东伊斯兰国家长期延续权威主义统治方式，甚至家族世袭统治。
民主化是一种制度变迁，无论突发式的还是渐进式的，这一变迁都不可能脱离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而这些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是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中东伊斯兰国家几乎不可能发生类似于欧洲历史上的世俗化运动，即使通过立法确立世俗化原则，政治伊斯兰仍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土耳其就确立了世俗化原则，但伊斯兰党派仍能在80年后通过选举上台，说明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世性，加之伊斯兰教历史上从未进行过彻底的宗教改革，欧洲世俗化—民主化的路径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几乎没有借鉴意义。这也意味着不可能将政治伊斯兰排除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之外，政治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内部变量。
西方学者将政治伊斯兰通过民主化方式上台执政的情形称为伊斯兰“劫持民主”（hijack democracy），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将其称为“伊斯兰颠覆民主”。其实，所谓“伊斯兰劫持民主”的问题并不存在。如果程序合乎民主标准，任何政治力量通过选举上台执政都是民主化的合法结果，尽管这一结果可能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伊斯兰劫持民主”的概念反映了西方对政治伊斯兰偏执而僵化的认识，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西方学者往往认为政治伊斯兰组织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其斗争路线图是通过暴力或非暴力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其实，早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被取缔后，政治伊斯兰便开始分化和重组。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所认为的，“多种不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不能被化约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能根据一个预先设定的单一层面的公式或战略予以估价或回应。”“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并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国和反民主的。”[7]
政治伊斯兰的主要派别对民主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各派别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系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
1．“贾希利亚范式”(Jahiliyyah Paradigm)“贾希利亚范式”是最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派别“吉哈德－赛莱非主义”[8]（Jihadi Salafiyyah）的理论框架。巴基斯坦伊斯兰主义者艾布·艾阿拉·毛杜迪是其创立者，埃及伊斯兰主义者赛义德·库特卜以更激进的方式诠释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当前伊斯兰国家的政权是非伊斯兰的，世界处在与伊斯兰史前的“贾希利亚”相似的现代“贾希利亚”，必须发动“圣战”推翻现政权，实现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建立“真主主权”（Hakimiyyat Allah）。
对政治伊斯兰有深入研究的法国著名学者、希拉克总统的伊斯兰事务顾问吉利斯·凯佩尔（Gilles Kepel）认为，“1996年6月，本·拉登领导的组织对沙特宰赫兰的美军兵营发动的袭击是该组织对美国目标发动的首次袭击，但正是这次袭击清楚地说明政治伊斯兰“游击路线”（guerrilla route）的失败。”[9]基地组织等“吉哈德－赛莱非主义”组织对国际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同时，它们实现“真主主权”的斗争已经失败。这些具有反人类色彩的极端组织已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主要敌人，其斗争的主要特征是“游击路线”和恐怖主义，注定其只能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等所谓“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和战后伊拉克开展大规模活动。虽然它们仍具备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可能，但已没有发动草根阶层革命的能力。从而与发动群众、通过圣战推翻“叛教政权”、建立神权国家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
“贾希利亚范式”的失败意味着强烈反对民主的“吉哈德－赛莱非主义”组织无法通过武装斗争在伊斯兰国家取得政权，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虽然基地组织等在伊斯兰世界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但它们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阻碍作用却十分有限。
2．“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范式”（Moderate Fundamentalist Paradigm）
上世纪70年代后，“吉哈德－赛莱非主义”组织不但没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夺权，反而遭到当局的镇压，主要成员或被拘捕或流亡国外。而伊朗、苏丹的伊斯兰政权试验，更使政治伊斯兰理论和实践均受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伊斯兰组织只能把求生存作为其第一要务，而温和的改良主义再度成为政治伊斯兰的主流。目前，大多数政治伊斯兰党派都属于这一范式，其中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穆斯林兄弟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均为这一范式的代表。
与“贾希利亚范式”相同，这一范式也属于保守的复古主义，主张建立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神权国家。但反对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斗争路线，认为社会伊斯兰化是通过几代人努力方可实现的长期目标，无法一蹴而就，主张通过弘扬伊斯兰道德和价值观来清除非伊斯兰价值观的影响以实现社会成员道德和行为的伊斯兰化，再通过渐进式的变革完成整个社会的伊斯兰化。
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认为通过政治手段改造社会只是伊斯兰化的途径之一，否认政治伊斯兰能够迅速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派别反对参与政治生活，相反，其参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选举争取议会席位和行业工会等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权，以参与决策、影响舆论。
“贾希利亚范式”和“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范式”的终极政治理想都是乌托邦式的，原因在于二者不能分清“理想的”（the desirable）和“可实现的”（the possible）的区别。但“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属社会改良主义，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因此，虽然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但在实践层面上仍然认同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并积极参与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至于该派一旦通过选举上台是否会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破坏世俗化原则，并对西方采取敌对政策等，尚无法判断，因为迄今还没有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党派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执政的先例。
3．“自由主义伊斯兰范式”（Liberal Islamist Paradigm）
“自由主义伊斯兰范式”是指放弃了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理想的政治伊斯兰派别的理论框架。它试图调和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在接受现代民主理念的同时，主张建立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制度，以适应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文化。与上述两种范式相比，该范式摒弃了乌托邦主义，务实地看待伊斯兰教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中的作用。
这一范式的伊斯兰党派不再固守保守的复古主义理念，对世俗主义、妇女参政和其他宗教持温和态度。从穆斯林兄弟会分离出来的埃及中间党（Hezibal－Wasat）甚至接纳了6名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和44名妇女（其中包括不带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以及许多世俗主义者。该党领导人艾布·阿拉·马迪认为：“伊斯兰教极少有刚性的原则。在伊斯兰范畴内，存在多种民主和多元化的选项。”[10]
对于这类政党而言，伊斯兰只是斗争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选举的需要，它们自我标榜为伊斯兰党派，突出宗教身份，并在选举中多用宗教色彩浓重的口号阐述其执政理念以赢得更多选民的认同。但这些口号只是“选举语言”，一旦执政，这些政党无力也无意实践这些口号，宗教只是它们的竞选工具。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是这一范式的成功实践者。2002年，该党在土耳其大选中获胜，并单独组阁。该党上台后，并未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其政策与世俗主义的上届政府无甚区别。不仅如此，该党还积极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在伊战中也给予美国相当程度的合作。
“自由主义伊斯兰范式”的政党在政治伊斯兰各派别中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强，它们支持民主化进程，反对权威主义统治，日趋成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党派。这些党派与世俗主义党派的差别甚小，政治理念日趋接近，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前两种范式相比，这一范式更符合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和世界民主化趋势，对民主化进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实践，不应被视为伊斯兰主义的抬头，而应当作政治伊斯兰与民主良性互动的积极表征。
三、影响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内部因素
1．政治伊斯兰所起的积极因素
伊战后，美国把推动中东民主化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推出了旨在促进中东民主化的“大中东倡议”。同时，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也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向权威主义政权发起挑战，要求民主和自由。在这次民主浪潮中，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道提出了民主化要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发表了两份有关埃及改革的声明，不再用“舒拉”（协商）作掩护，而是明确提出民主要求，并刻意淡化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11]2005年埃及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取得88个席位，占议会席位总数的20％，仅次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当选的议员中还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选举结束后，穆斯林兄弟会副总训导师穆罕默德·哈比卜表示“穆斯林兄弟会准备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开展对话。”[12]
尽管“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可能仍未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理想中解放出来，但这一转变代表了主流政治伊斯兰顺应政治、社会变化，进行战略调整的积极趋势。因此，政治伊斯兰向“自由主义伊斯兰范式”过渡是可能的。
政治伊斯兰从“贾希利亚范式”到“自由主义伊斯兰范式”的转变，显示了政治伊斯兰逐渐“温和化”的趋势，使政治伊斯兰由民主化的障碍逐渐转变为伊斯兰特色的市民社会——“市民伊斯兰”（CivilIslam），成为推动民主化的积极力量。
近年来，伊斯兰学者围绕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民主的学者占据优势，他们对民主给予积极评价。如埃及著名教法学家优素福·盖尔达维认为民主和伊斯兰并无冲突，现代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法中的“舒拉”、“劝善止恶”等原则十分接近；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前领导人阿德南·萨阿德丁倡导言论自由、民选政府等民主原则，认为“舒拉”意味着民众参与决策；苏丹著名伊斯兰主义学者哈桑·图拉比认为，伊斯兰运动本身就是民主的群众运动。[13]主流伊斯兰学者对民主的认同为民主化和政治伊斯兰参政提供了教法上的依据，有利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2．政治伊斯兰所起的消极因素
允许温和的伊斯兰党派参加选举，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其一，某些伊斯兰党派参与民主政治，并非意味着完全接受了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这或许只是它们的斗争策略。中东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伊斯兰党派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理想已经破灭。在政治现实面前，这些党派认识到只有通过迂回方式，按照现行的政治游戏规则，在体制内斗争，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政权后，才能实现其建立神权政府的终极目标。迄今为止，除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外，伊斯兰党派尚未在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通过选举执政。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实践虽然是一个成功范例，但不足以证明政治伊斯兰的转型。况且，土耳其的政治生态和世俗主义传统与阿拉伯国家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温和的伊斯兰党派在执政后，是否会对内实行伊斯兰化，对外推行反西方政策，目前尚难预料；其二，伊斯兰党派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内部也存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斗争。政治伊斯兰发展史证明，如果伊斯兰组织内部发生“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大多是“激进派”占据优势，即温和的伊斯兰党派也可能“激进化”。1992年1月，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议会选举结果被取消。此后，温和的伊斯兰拯救阵线逐渐演变为激进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存在“伊斯兰劫持民主”的可能。但是，仅仅由于这种担心而把伊斯兰党派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将对中东民主化进程造成**影响。伊斯兰党派上台固然可能导致民主倒退、世俗化原则遭到破坏，而禁止它们参政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和民主倒退。阿尔及利亚便是例子，1991年当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并即将获得议会选举胜利。阿军政府随即宣布选举无效，并逮捕了伊斯兰拯救阵线领导人，导致该国持续数年的社会动荡，恐怖活动猖獗。阿尔及利亚的教训足以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处理伊斯兰党派参政问题上的前车之鉴。埃及的例子同样具有说服力，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的高压政策，催发了以赛义德·库特布和艾曼·扎瓦赫里为代表的“吉哈德－赛莱非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产生。
四、影响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外部因素
中东伊斯兰国家权威主义统治得以长期维持的外部变量是美国中东政策。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与一些权威主义政权结盟，默许权威主义和家族统治的存在以遏制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发展。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人至今未能实现建国梦想。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驻军。美国的中东政策被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所利用，成为其煽动反美情绪的工具，激发了穆斯林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受害者心态，严重损害了美国的道义形象和美式民主的公信度，使美国宣扬的民主不能自我论证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必需。美国功利主义的中东政策不仅不符合其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国家使命”，反而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障碍。
“9·11”后，美国认为缺乏自由、民主的中东地区已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不能容忍权威主义政权在中东延续，虽然维持现状可使中东集权国家保持稳定，但这种稳定是消极的。而推广民主会在短期内导致中东局势动荡，但这种动荡是建设性的。基于这种判断，美推出“大中东倡议”后，又开始调整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这一调整体现在区别对待“激进派”和“温和派”方面。在打击“激进派”的同时，与“温和派”开展对话，并暗示可以接受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党派执政。2005年4月，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卡朋特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美国－伊斯兰世界论坛上表示，“美国愿意与通过选举上台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14]，表明美准备接受温和的伊斯兰党派执政。
美国对政治伊斯兰态度的转变表明其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导致其在中东民主化问题上失语的“阿尔及利亚综合症”（AlgerianSyndrome），使中东权威主义政府不能继续利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来遏制国内政治伊斯兰党派，从而消除了政治伊斯兰党派参政的外部障碍，为中东民主化进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然，这一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权威主义政权的支持，美对待中东民主化的双重标准仍将维持其政策惯性。对美国而言，理想的中东民主化进程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渐进式的。否则美必须为民主化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付出高昂成本，这不符合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美国的目标是在中东实现“可控民主”（manageddemocracy），以防止政治伊斯兰上台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局面失控，最终违背其推动中东民主化的初衷。美国所期待的中东民主化结果仍是自由主义的世俗党派执政。
五、结论
伊斯兰教并非中东民主化的核心变量，因此，不应将中东民主化进程滞后归咎于伊斯兰文化本身。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探讨伊斯兰教对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该理论认为，行为体（actor）之间的关系由行为体的互动建构而成，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新观念的行为体可以分解并重塑这一关系，凸现出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可变性和进化的可能性。伊斯兰教和民主的对立关系不是给定的，而是行为体相互建构形成的观念结构，既可被建构为敌对的共有观念，也可被建构为和谐的共有观念。伊斯兰教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对立关系可通过行为体观念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带来的行为体良性互动重新塑造。政治伊斯兰对民主态度的转变和西方对政治伊斯兰态度的转变是双方开始良性互动的积极表征。因此，伊斯兰教不但不是中东民主化的固有障碍，而且将会成为推动民主进程的积极力量。
（本文转载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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