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所以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必要时可以拿生命来保卫它。

      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波黑地区的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伊拉克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伊斯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

      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以对抗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

      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
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

      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

      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再举例说明，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接的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正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世界应该既是多元的又是和谐的，在民族关系上和宗教关系上都应如此，通过对话进行沟通是达到多元和谐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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