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 吴松

 

 

 

 

    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差异是多层次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在这些因素中,宗教意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宗教与文化之间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宗教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人类社会建构中,为不同的交流、借鉴、转化、共构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一切宗教观念,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论是佛还是上帝,其实都是由人类的自觉思维创造出来的,以达到借宗教说人文的目的,从而达到改造人心的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对中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差异的比较,可以追问世界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及独特品质。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之一,它为西方文化的生生不息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生命力,而被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精神意境和新的人生观念,它是中国文化独具魅力的重要根源所在,也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根源所在。本文旨在从中国佛教与西方基督教不同的宗教理念来比较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性。

    1.生命意识

    由于伦理精神和宗教精神的不同牵引作用, 中西方传统文化对生命的阐释也不同。从对生命的起源到对生命观的认知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人相信万物都源自于宇宙本身的演化, 人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中国佛教从根本上否定神创说, 反对神灵对人类的命运的支配, 在人的起源问题上, 佛教提出了缘起说。所谓缘起, 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产生、存在都依赖于相互联系的关系或条件, 离开了构成事物和现象的条件, 该事物和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即佛教常说的“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1]正如佛陀说“众生”,“众生”包括人,但绝不止于人。佛教中花、草、鱼、兽甚至自然现象都具有灵性,处处都透着因缘和生趣。所以佛教主张不要轻视已灵,众生具有同等的智慧, 同等的慈悲爱,万物是平等的。而西方基督教认为生命来自于上帝, 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是宇宙的精华,它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根本不同在于人具有人性。基督教将人看成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精灵,赋予人掌管万物的权力, 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中, 还是在历史中,人都是处于中心地位,是万物的主宰。正因为西方神话和宗教中主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自然世界是为人类而设的,所以西方人普遍认为自然没有意识,而研究的仅仅是客观现象。

    从中国佛教和西方基督教对生命的不同阐释来看, 西方选择了“独立意志的最高神创出人类, 自然为人类而设”的观点, 就是说, 神创造了世界, 并把世界交给人主宰,人对自然的征服显示着人的力量, 所以西方文化比较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 大体上是沿着“人是主体性存在的, 自然是人类的客观现象”的路径向前发展的。而中国选择了“自然演进, 万物有灵”的观点, 中国人重视整体直观和体悟人同宇宙万物的相通与和谐, 所以中国文化基本遵循了“自然主体化, 人与自然对等”的路径发展。

 

 

    家庭是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家庭不仅赋予个体自然生命, 同时在自然生命诞生之时便对其进行伦理的培育。一些学者认为, 中西古代文明形成的路径不同, 中国:家庭→国家, 西方: 家庭→私有制→国家,私有制剪断了西方血缘纽带, 使其血缘关系淡化, 而私有制对中国影响较弱, 使中国家庭观念较重且影响深远。[2]

在中国, 以血缘为纽带, 以家庭为中心, 以天伦为乐, 中国人把子女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以几世同堂为福、为德、为乐, 一条无形的链条把家庭成员紧紧地连在一起。近几年随着中国佛教的不断成熟, 佛教文化之中, 渐渐的融入了中国文化的风格, 中国文化之中, 也渐渐吸收了佛教文化成分, 这样, 才实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伦理文化的对接。特别是在“孝亲”的问题上, 佛家从心性修养的立场出发, 做出了自己对孝亲的解释, 也即“孝亲”是由心而论的, 忧父母之所忧, 乐父母之所乐, 使父母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如果有人在心底上有如此追求, 那么, 这个人就是一个具有孝亲精神的人。[3] 同样地,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以“家”为主, 正如鸟也要巢, 如果夫妻子女各居一方, 何来天伦之乐？一个家庭不该只是追求丰富物质生活, 更该着重心灵的沟通, 使得亲子, 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谐、圆满。[4]而西方传统文化就很漠视这种家庭伦理观念, 由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极大支离, 瓦解了家族中的血亲伦理, 致使西方人的血统观越发淡化。西方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因而应专心伺奉上帝。《圣经》鼓励人们轻视现世生活, 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上帝, 听从上帝的召唤, 以追求永恒的超世的价值。要求信徒专心伺奉上帝而不要专心伺奉父母, 不要以妻室为重。《圣经》说:“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考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考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考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并说:“我说这些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事主, 没有分心的事。”(《新约·格林多前书》第7章)显而易见,基督教是在把家庭血亲伦理移植于宗教领域内,同时又设法贬低真实的家庭观念,致使越发的淡化了西方人的家庭伦理观念。

    3.人际交往

 

    由于受中西方不同文化理念,文化背景差异的制约,在人与人交往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我国文化是属于群体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文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具有较强的亲缘性和人情味。自古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都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包括表示由“亲情”延伸出来的世情, 而且具有人伦中“义”的成分, 这跟佛教所理解的“义”有异曲同工之处, 佛教所理解的“义”乃是众生平等思想的内有之义。由此佛教在人际交往中特别强调益人利众,利己利人,人我并重,慈悲为怀,广结善缘,助人为乐,普度众生。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们视“ 谦恭”、“柔忍”为美德, 万事以和为贵。做事一定要秉持着“正”与“诚”的态度；而待人, 则要以“宽”与“柔”的态度。中国佛教在人与人交往中讲“圆融”二字, 正所谓“圆即圆满。就是要用圆的方法,不要用尖的方法,用尖的方法会伤害人,劝人可以,但不要让对方恨你,对恶人要包容他,人与人相处,要把感情表现在理智上, 这样才能理圆、事圆、人也圆。”在人际交往中, 中国人往往是重情不重理,而西方人则重理不重情,“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一哲理名言充分体现了西方对理智的偏重远远大于对人情的重视。西方人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只是依靠契约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西方社会重个人主义,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承认个人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性。正如西方基督教主张个性解放、个性自由, 他们把上帝看作是全能的、超然的立法者,对上帝的责任超过了对所有社会权威的责任, 上帝的戒律是普遍的标准。而基督教的良心运动则使个人主义有了积极的内涵。特别是在美国, 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观念对美国人的人际交往影响颇深,美国人把个人主义看成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着独立自强自豪的精神。在人与人交往中,是以“工具型”为取向的, 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他们常常是公事公办、不讲情面,追求个人平等, 坚持个人竞争, 保证个人的独立性。他们强调人人必须靠自己,要自力更生,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卑微, 生活艰难,通过自强不息,艰苦创业,最终荣登总统宝座,从此被首推为靠自我奋斗成功的典范。

    纵观以上中西方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对比,显而易见, 中国人在人与人交往中重“情”,西方人重“理”, 正如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梁漱溟所说:“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文学家林语堂也曾说过:“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 合乎人情, 即‘近情’, 比合乎逻辑更重要。”所以说根据中西方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不同的交际习惯,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多了解彼此的文化习惯,以避免在交际过程中出现的交际冲突和矛盾。

 

    宗教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伴随人类至今,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并影响着本民族的文化观念。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厚的影响,佛陀的思想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对于西方人而言, 自由、平等、博爱等基督教思想也同样深入人心,与上帝一起指导着西方人的思维观念。总之, 宗教信仰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宗教信仰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了解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 彼此都抱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态度,有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安全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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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阿含经[M].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2]候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苏树华. 中国宗教与人生修养[M].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04.

[4]证严法师.静思语[M].远方出版社,2000.

[5]赵林. 西方宗教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张声作.宗教与民族[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

[7]黑格尔.宗教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1999.

 

 

                        （本文转载自：《科技创新导报》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