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同发
民间信仰与纯宗教有所不同,它没有统一的教义系统、教理系统和礼仪系统,信仰者目的只在消灾解厄、祈求平安和财利,也不必出家。倘若要对民间信仰与纯宗教作一简单区隔的话,首先,纯宗教强调牺牲自我,普度众生;民间信仰主要祈求自我和家庭的太平。其次,纯宗教信仰认为祈祷时只要心诚,不须用供品;而民间信仰的信徒每每用供品祭拜。再次,纯宗教相信并敬奉统一的神;而民间信仰则为多神信仰,其神祗的体系甚为庞杂。
一、台湾民间信仰的由来
明末以前,大陆移民台湾基本上还处于盲目的、零星的迁移状态,许多人往往半途而废,因而在岛内远未形成一个移民社区。在这样一个缺乏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一切活动尚处在毫无组织、缺乏秩序的自由状态,精神信仰活动自然也无从谈起。相对而言,澎湖岛由于开发比较早,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区,有关的宗教信仰活动才得以渐次展开,其显著标志是庙宇的出现。明万历年间(1573-1615年),澎湖最先建造妈祖庙,把渔民所信仰的海上女神供奉在岛屿上。妈祖女神是泉漳渔民最早带到台澎岛屿的民间神祗之一。至于台湾岛内,在经过郑氏父子二次移民的推动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移民社会,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耗资倾力去建造宫庙。1661年,彰化鹿港地方建起了天后宫,被认为是台湾岛内最早的妈祖庙。传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之前,曾求拜过妈祖庙,祈望女神助一臂之力,后来郑军顺利攻占台湾,妈祖女神自然格外受到崇拜。第二年,郑成功在鹿耳门建妈祖庙(今台南市安南区土城),使妈祖信仰在台湾南部沿海平原地区逐步传播。到康熙统一台湾前夕,全岛已有妈祖庙10座。
这时期传入台湾的另一个重要的民间信仰,是闽南人尊崇的保生大帝。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大陆移民的民间信仰活动一直没停止过,并在台南县新化镇建起大道公庙,不仅成为台湾最早的保生大帝庙,也是目前所知道的福建民间神明在台湾的第一座神庙。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时,曾将龙海县白礁慈济宫保生大帝神像供奉在船上,凯旋后即建庙供奉保生大帝。到台湾统一时,岛内已建有21座保生大帝庙。据《重修台湾府志》记载,台湾府五大神佛庙宇中, 保生大帝庙居首位。从文献记载的宫庙分布区域看,由南部台南、高雄到中部的嘉义、云林,再到北部的台北、宜兰,保生大帝宫庙一路扩增,恰恰是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的路线。难怪保生大帝在台湾还被尊为“开台大道公”,因为他始终与漳、泉移民相伴相随,是早期移民披荆斩棘、开拓家园的精神支柱。
一般而言,大陆神祗的移入大抵都是随移民而动的。移民中以漳、泉两地为多,所以移入台湾的神明中,也以与闽南人有关的民间神灵最多,安溪移民奉清水祖师神灵入台,以其为守护神;泉州人奉光泽尊王神灵入台,先在台湾中部云林地方传播,后成为漳、泉百姓的共同神明;惠安“境神”灵安尊王(俗称青山公),先在彰化芬园乡溪头村建灵安宫,后成为惠安籍移民的守护神,等等。而女神临水夫人是随福州移民漂洋过海到台湾的,雍正乾隆朝放宽移民携眷的限制,使大批妇女儿童得以入台,也才有建庙供奉保胎扶幼的临水夫人的精神需要。闽西客家人,开始在“台北一带汀州人聚落,如淡水阿里蓍沿岸,家户均供定光佛”,后来逐渐向台中发展,定光佛信仰也随之传播到台湾中部地区,成为闽西客家人的守护神。
台湾从移民社会逐渐转化为定居社会后(这一转化过程的最终完成大概在嘉庆年间),随着人口的剧增、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的兴起,民间信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学者研究认为,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信仰的对象大大增多,如随着社会分工的形成,各行各业的祖师爷都被奉祀;随着读书人的增多,文昌祠得以兴建;随着城镇的兴起,文庙、城皇庙、社稷坛、节孝祠、旌义祠、昭忠祠也陆续建造起来。二是神灵来源的增多。随着闽西、福州等地百姓大批迁徙台湾,这些地区的民间神祗也传入台湾,如福州的临水夫人、闽西的定光佛信仰、广东客家的三山国王信仰等,它们在台湾都有较大的影响,从而改变了过去闽南民间信仰在台湾独尊的局面。三是家庙、宗祠的大量兴建。移民进入台湾,为了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往往是同乡同族结伴而行,或是先后渡台的同乡同族互相援引,因此一开始就形成同乡同族相对集中的趋势。清中叶以后,在一些开发较早的地区,不同族姓及祖籍的移民经常发生“分类”械斗,迫使势力较弱的一方迁徙到同乡同姓人数较多的地区居住,从而进一步促成了同族聚居规模的扩大,家庙、族祠也开始大批地建造起来。四是宫庙规模走向宏大,一宫一庙所供奉的神像往往有几个或十几个,甚至数十个,儒道佛三教的神像同处于一庙中,和睦相处,共同接受信徒的顶礼膜拜。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并不完全是简单的移植,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有所发展。但是,不管怎样变化,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乡土神依然备受推崇,台湾民众依然特别看重从祖籍传来的神灵,并称之为“桑梓神”,还定期捧神像回大陆祖庙进香谒祖,若因故无法成行,则必举行仪式,面西遥祭。民间信仰切切实实寄托着台湾同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在客观上发挥着维系两岸一家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台湾民间信仰的守护神
台湾各籍移民的守护神信仰一般可以按祖籍地来划分,如泉、漳、汀、粤各籍移民,都尊奉各自的守护神,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台湾省通志》循“分类械斗”说,将这种带有乡籍色彩的信仰称作“分类信仰”。我们在这里姑且借用这一概念,来划分守护神信仰的三种形态。
一般而言,各籍移民都祀奉祖籍地的乡土神,这是守护神信仰的第一种形态,也是最主要的形态。
在台湾居民中,泉州府属的移民最多,因而该府的守护神也较复杂。就全府范围看,泉州府移民崇奉广泽尊王,俗称圣公。而不同县籍的移民又有各自的守护神,安溪县移民祀奉清水祖师,俗称祖师公,祖庙为清水岩;同安县移民祀奉保生大帝,俗称大道公,祖庙为同安县白礁慈济宫;惠安县移民祀奉灵安尊王,又称青山王,祖庙为惠安青山宫;永春县、德化县移民祀奉法主公,又称张公圣君,祖庙为德化县石牛山石壶洞。
漳州府各县移民都祀奉开漳圣王。开漳圣王又称威惠圣王,即唐代开辟漳州的首任刺史陈元光,祖庙为云霄县云陵镇威惠庙。漳籍移民还祀奉保生大帝,祖庙为青礁慈济宫(东宫)与白礁慈济宫(西宫)。漳属平和县移民则祀奉三平祖师,祖庙为平和县三平寺。
汀州府移民祀奉定光佛。定光佛又称定公佛,其祖庙为汀州定光院。
在泉、漳、粤三籍移民中,粤籍人最少,所以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粤籍人比闽籍人更团结。在守护神信仰问题上,粤籍人不论是潮州府、惠州府,还是嘉应州,都祀奉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即广东潮州府揭阳县巾山、明山、独山三山之神,祖庙在巾山之麓。
上述各籍移民的守护神中,同一府属而不同县籍的守护神,其地域色彩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同一府属的移民中,各县的守护神信仰互为渗透。而不同府属的守护神界限却泾渭分明,移民一般都排斥其他府属的乡土神。这种只信本府本县的乡土神而排斥外府外县乡土神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其中有一个例外是保生大帝,他不但受到泉州府属移民的崇拜,也得到漳州府属移民的供奉,原因是保生大帝里籍的特殊性及其神性的双重性,才使其享有此殊荣。
守护神信仰的第二种形态,是移民所奉祀的并非本府本县的乡土神,而是大陆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祗,这类神祗以妈祖最为常见。妈祖随移民入台以后,又多了一种守护地方的功能,成为地方守护神。属于这类守护神的还有关圣帝君、福德正神、神农大帝等,这些神祗分别被不同里籍的移民奉为守护神,在开发台湾和移民械斗中都曾对各自的信奉者起过“庇佑”的作用。
守护神信仰的第三种形态,是移民在岛内仿建家乡的佛道寺观,并以家乡寺观的名称命名,尊奉家乡寺观的神明。其典型例子是龙山寺。龙山寺原为晋江县安海镇的一座佛教寺院,主祀观音菩萨。晋江移民入台后,在岛内兴建龙山寺,同样供奉观音菩萨,为自己的守护神。全台有龙山寺多座,成为泉属晋江、南安、惠安三县移民的精神堡垒。
三、台湾民间信仰的普泛化
分析台湾民间宗教的由来及其守护神,可以看出岛内民间信仰的普化现象是十分普遍的。首先,不同宗教的混杂在台湾是一种随处可见、随时可闻的现象。如连雅堂指摘的“道士偷挓和尚兮焰口”之类,古已有之,各地皆然,不仅仅是近现代台湾才有的现象。郑芝龙集基督教信仰、妈祖信仰和观音信仰于一身,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妈祖属道教,观音归佛教,而“道冠儒服释袈裟”和“三教原来共一家”,历来就为在家佛教(斋教)所认可。其次,在岛内,作为墨匠之神的吕祖(吕洞宾)却成了理发匠的保护神,作为音乐之神的韩湘子沦为轿夫业亵渎的对象,“丐帮”的保护神另换了“吕仙祖”其人,“吕仙祖”又常被误认为吕祖。其实,吕洞宾的“改任”,韩湘子的“沦落”,丐帮保护神的“易人”,正是宗教文化的变异和非宗教文化渗入的结果。其三,台湾各地寺庙中还常见神佛杂陈、释道莫辨的情况,例如著名的北港朝天宫内主祀“天上圣母”妈祖,另祀“分身”妈祖若干,还有“从祀”、“配祀”诸神,这些另祀的妈祖“分身”其实只是为各地迎神赛会活动而设,配祀诸神、佛则是迎神赛会活动中“满城神佛喜交欢”的需要。另外,某些宗教仪式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成为节庆习俗以后,又发生了交叉混淆、移易改动的情况,例如将乞巧节和七娘妈生、织女和七娘妈混同起来的说法和做法,也构成了台湾民间信仰的某些特殊面貌。
不同宗教的混杂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独台湾民间信仰为然。台湾民间信仰中出现的一些变异与改观,无论是吕洞宾演绎的故事,还是韩湘子演绎的故事,或是妈祖演绎的故事,其实还是没能脱离大陆民间信仰的基本传说。加之民间寺庙神佛杂陈、释道莫辨的状况,所有这些,无疑为研究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提供了一块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文转载自:《黄埔》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