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飞亚  汪恩乐

 

 

    马克斯·韦伯强调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内在联系。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做过许多探讨，结论大相径庭。至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基督教信仰与信徒的经济状况是否具有某种相关性，或者教会团体所提供的人际网络、价值观念及团契精神，是否会影响到信徒的经济生活，仍然是有待于从中国经验中去考察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S市D教会为对象，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

    D镇位于S市北郊，户籍人口11万余，居住人口近30万。现常住人口主要由当地农民转化而来的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组成。就基督教而言，D镇目前有“一堂两点”，其中D教堂建于清末，现隶属s市及所在区两级基督教“两会”管理。信徒总数在1700人左右，其中受餐信徒约1300人，参加各类聚会频率较高的约有900人。信徒多为外来务工农民和当地农民转化来的城镇居民。因此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教会或农村教会，而是在城乡结合部有许多农民工参与的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更能反射出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处于社会经济低端的那部分人的生活。这是我们选择这一教会的原因。

    本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自2009年8至11月间对D教会进行了参与性调研。定量方面用结构式问卷，由信徒个人信息、信仰和经济状况三部分构成，共25大题，包括107个选项和8个填空。在该教会人员合作下，我们在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原则下，对参加各类崇拜聚会的各年龄段信徒分别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53份，通过整理甄别，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49个，有效率为83%。同时我们还选择一些典型对象对(21名不同职业的信徒)以结构或无结构访谈的方式面对面或通过网络QQ进行了开放式的定性访谈，以此来充实本次调查的定量数据。下面即是此次调查的初步结果。

 

    1. 受教育程度：从样本的受教育情况看，该堂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1.1%；高中及以上占28.9%，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占10%。

    2.信徒就业及从业分布和工作身份：调查抽样中在职信徒，共计143人，占57.43%；在校学生和离退休和赋闲以及全职在家的有91人，占总数之36.5%；处于失业和待业状态的为15人，占总样本的6%略强，明显高于同期4.3%的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其中外地户籍的在职就业者有121人，占样本总数的48.6%；处于失业和待业的几乎均为外地信徒，占失待业人数的93.3%。

    在143名在职就业的信徒中，有正式编制属于国有公办性质的仅17人，占总样本的6.8%。私企临时工、个体经营者以及农林牧副渔劳动者共有126人，占88.1%，占就业者的绝大多数。合同工、临时工、自谋职业者多为外地信徒。外地信徒中工作有正式编制的仅5人，占就业人数总比重的1.4%。(表1)

工作身份	正式编制工	合同工	临时工	自谋职业	其他	总计
总额度	17	48	24	50	4	143
总百分比	11.9	33.6	16.8	34.9	2.8	100.0
外地信徒频数	5	44	23	47	2	121
外地信徒百分比	1.4	36.4	19.0	38.8	1.7	84.6

    3. 经济收入水平情况

    在143名在职就业的信徒中，除15人没有填写外，余下128人，月收入最低500元，最高20000元，平均月薪为2050.18元，仅是S市2008年职工平均月薪3292元的2／3弱。另据表2，D教会抽样信徒中月薪高于3000元的仅占总比重的15.6%，其余的均在3000元以下，其中10.2%的信徒月收入低于1000元。而这些低收入信徒大多是“一个人挣钱几个人花”。有信徒说：“我们家3个孩子，2个老人，孩子要上学吃饭穿衣，老人要看病吃药，我很吃力。加上我姊妹(指受访者妻子)的工资，一月只有2000元左右。很紧巴”。这位信徒的情况正是D教会大部分信徒生活的真实写照。

收入=￥	￥＜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3000	￥≥3000
频数	13	40	31	24	20
百分比	10.2	31.3	24.2	18.7	15.6

    据调查，该教会女性仍占信徒的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多处于青壮年阶段，以打工或自谋职业者居多，经济收入明显偏低。人口比例上以外来务工的农民工为主。过去的“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盲多)或“五多”(外加穷人多、病人多)，现在不能说有很大的改观，但调查表明，已明显不能再以“三多”或“五多”来笼统概括。

 

    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持肯定意见，在这里我们将其转换为信仰与经济的关系。那么D教会的情况究竟如何?

    (一)信仰与经济收入之关系

    我们通过参加礼拜和奉献来考察信徒对信仰与经济收入关系的总体感受。在针对在职信徒的“参加聚会和奉献，会使您的经济收入下降吗?”的回答中，除3人未选外，“非常肯定”经济收入下降者只有1个，仅占总比重的0.7%；而回答“反对”和“非常反对”的占到78.6%，特别是少数信徒(2个样本)还在“非常反对”选项后加注“不降反升”的字样。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基督教信仰对信徒的经济收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数据后还要考虑大部分信徒是基于信仰回答的这一因素。他们认为来参加礼拜和奉献一点金钱，甚至放下自己手头的生意来教会做义工，上帝不会亏待他们，会从其他方面补偿的，而且会加倍的赏赐。

 

    我们选择了一些信徒进行了典型访谈。对“信仰给您在经济收入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说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甚至或是在信仰过程中还出现什么大的变故或挫折?”的答复有几类。

    首先是基本没有影响变化的一类。在某电子公司担任售后服务理赔的吴先生如是说：“没有，我觉得信仰以来，包括未悔改之前，就经济收入来讲，一直比较平稳的，没什么变化。我原先拿多少，现在还是拿多少。”担任某科技公司出纳的缪女士也说：“几乎没啥影响，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变化。”而自身是某废品回收公司老板的朱先生，不仅代表其自身，还能代表部分行业的一般情况，他说：“这些年我的生意基本上都不错，我是雇佣一些人去回收，价格合理就收，觉得不赚就停。这两年不太好是由于整体经济运行的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变故或波折，信仰对我的经济收入基本没有影响。”

    而下面的几个案例，则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番景象：卖光碟的小贩章先生说：“我未信主以前卖黄色光碟，现在不卖了，经济上也没损失什么，相反我觉得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主要是主内弟兄姊妹们做我的生意。”物资公司销售代表尹先生认为：“说起影响，正负两方面的都有，但最终来看，主要是正面的影响。”他利用金融危机生意不好做时去“充电”，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对客户讲诚信，取得了客户对他的信任，所以“从今年3月份就开始逐渐好转，目前回头客或老客户带来的新客户越来越多，逐渐发展起来，他认为“现在的业绩就是上帝给我的赐福和回报。”做钟点工的魏女士讲到，全家人靠持守信仰，虽然日子清苦，但“孩子们自小养成的好习惯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从不打闹，学习也好……后来我和孩子他爸出来打工，孩子们在家从来都不用我们操心，这都是信靠上帝的无形祝福，是最大的财富，现在家里经济状况也好多了，我和孩子他爸的收入足够供2个孩子读大学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在物流公司工作的叉车司机陶先生讲到他差点被二老板解雇，后面一位做律师的信徒告诉他，如果已有15年工龄，按新《劳动法》规定，厂方无权解雇。他说：“既有神的看顾引领，也有法律的保护，就不怕了。……后来上头突然把二老板调走了，并保证不会辞退我们了”。某家纺产品专卖店老板徐女士，谈到其刚信耶稣不久，家中笔记本电脑加上现金共约6000元被偷，顿时产生疑惑，耶稣怎么没保佑她呢?一位信徒告诉她，只要是神允许的，肯定有神的美意。她认为也许这是神在试炼她。此后在送货过程中，也出现过遗失的事，“但总的来说很顺利，神还是恩待我以及我家的。当然出现这类情况后，我就要更加警醒的反省自己，有没有犯罪……或许是神在提醒我悔改认罪。”零售商店的售货员陈女士原来在一家点心作坊做，因老板让她拜他家的菩萨，她不肯，再加上该店生意不好，老板认为是她克的，就把她辞了。她当时很痛苦，后来教会弟兄姊妹们知道了，都为她祷告，安慰劝勉她。“没过多久，教会周姐妹家的店面要扩大，就让我来了，感谢主，是神为我预备的。”

    由此可见，信徒的信仰与其经济收入水平的消长并无明显的因果联系。虽然信徒间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对其求职或者提升经济活动的收益不免有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他们经济水平上升或下降，几乎都与其信仰无涉。至于信徒自身理解的所谓“犯罪”或“软弱”之类的经历，都与非基督徒遭遇的情形并无二致，只是他们自己从信仰的角度做出的解释而已。当然因信基督教被信佛的老板辞退只是个特例，虽与信仰相关，却更与社会认同与宗教宽容相关，不证明信仰就一定使经济收入下降。

    (二)信仰与经济道德之关系

    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因此，将基督教教义深藏心底者，必定认为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无时无刻不在保佑着他们；同时也无时不在监察他们的行为。照此说，信徒一般都能做到自觉自律，在经济活动中，持守诚信的原则。而事实到底是如何的呢?

    当他们被问到“信神以后，您是否是更加诚实守信了?”的时候，虽然还有占8.8%的人认为“很不符合”和“不太符合”，但认为“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则占总比重的91.2%，表明“更加诚实守信”者是信徒中的主流。

    考虑到信徒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受其主观性影响较大，我们特别选择了当下常见的一种现象设问，即挪用他人医保卡看病买药。结果发现，认为不该挪用他人医保卡看病买药的共计177个样本。达总样本的71.7%，甚至还有47.8%的人认为是犯了不可偷盗的诫命。

    而下面的访谈案例则再次补充了统计数据所呈现的结论。在某公司任部门经理的宋先生曾这样介绍他所带领的部门经营情况。他成长在基督教家庭，自小待人处世方面就受父母和传道人影响，中专毕业后到公司，在他主管的部门，从不亏待员工，有时公司发东西，若不够，他宁愿自己的那份不要，也不会漏掉任何人。他认为这样做增进了内部团结，而“员工内部的团结比任何有技巧的管理方法都好。由于我从来不亏待他们，去年一次公司资金流转不灵，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别的部门都吵翻了天，而我所主理的部门，仍然相安无事，因为他们知道我讲话绝对会兑现。”

　
 　这里反映的是公司中层领导是如何对待员工的，那么身为下属员工又是怎样的呢?上文中提到的负责售后服务的吴先生说，他的工作常遇到一些客户要求高开发票。这样会造成公司的损失，也扰乱国家经济秩序，而且不符合圣经教训，因此他“哪怕失去了这笔业务也不能做”。另外，认为“作为基督徒就要有自律”，在报销问题上他“都是照实报销”，从不多报。同类的事情也发生在某贸易公司做出纳的程女士身上，现在一般做出纳的在单位都要做两本账，一本对外，一本对内。而她只做一本账，“另外一本，我不管你让谁去做，我不会去做的，我把自己当做的，尽量做好，做的完美。”

    而下面两位同样都是移动商贩的信徒则给我们讲出了他们各自的无奈和欣慰。第一位是李先生，目前是骑车游街串巷，以卖晾晒衣物的竹竿为业，他显得很无奈，因为再好的竹竿在风吹日晒雨淋下，一般1年就要换一次。但是一般居民斤斤计较，既要还价，还要保证使用寿命长。卖竹竿的都说自己的竹竿能用3年5年，他本不想撒谎，但这样“一天1根都卖不出去，没办法也就说谎了，回家后就跪下来祷告向神认罪，但第二天还得继续撒谎，我知道不能这样，但也没办法。”

    第二位是卖光碟为营生的章先生，他的叙述却是另一番情景，在三年前(没信主时)做水果生意，和人家一样是“九两秤”。现在从事卖光碟的行当，卖的光碟清一色是盗版，虽然“知道盗版是不对的，但整体都是这样，我也就这样了”，不过他在进货时，“一定要严把质量关”，而且信主后完全弃绝淫秽的碟片，“有时遇到一些人主动问我有没有这类东西时，我还会劝告他不要接触。”。

    上述几个案例谈到他们自己的行为，若按社会公德或经济伦理来说，他们所做的也只是本分而已。但在众所周知的社会大环境下，能持守信仰，不做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教义的事，倒显得有些难能可贵；即使是给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增加了一定的道德成本，也心安理得地承受。下面的几个案例，或许能提供我们一些新认识。

    在某物资公司担任销售代表的尹先生的经历在这方面颇有代表性。他认为信仰“开始给我增加了道德成本，而最终给我的却是道德资本”。他对故意刁难的顾客都待之以诚，取得客户信任。当不少老客户得知他是基督徒后，对他更加信任。并说：“和你打交道，放心!”在某广告公司担任版面设计及业务员的藏先生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行事为人得到老板信任。当老板了解基督教后，更信任他了。“老板虽不信教，但也了解一些基督教的事情，所以对我特别放心。”而做钟点工的魏女士的一番话则更清楚地道明了个中的缘由。她最初去人家做，主人家对她这位“乡巴佬”很不放心，怕她偷东西，还用很多小伎俩来试她，但最终取得了主人家信任。按她的话说：“我坚持一个原则，我劳动的收入，该得的就得，不该拿的绝对不拿，那不是一点钱的问题，而是你的人品啊，我们基督徒还有神的子民这个名分，不能丢，这个脸也丢不起。”正因如此，人们对基督徒增加了信任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秩序的正常有序运行，既要仰赖法制的监管，也须道德的自律。从访谈中得知信徒对其神明的崇信与经济道德的保持和维护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虽然有时他们因信仰缘故，拒绝参与某些有碍伦理道德的经济行为，可能暂时影响到经济活动的交易量，但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经济快速持续有效的增长和发展。

    (三)信仰与经济心理之关系

   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期，经济改革进人深化攻坚阶段，人口流动性大，职业风险加剧，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加，又适逢近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扩大蔓延，特别是从农村外地来到城市的农民工或创业者，他们心目中的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对信徒来说，彼岸的得救是可信赖的。即使这种预期是虚无缥缈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抚慰他们心灵，也能帮助其合理的缓解现世的欲望。这种宗教的心理慰藉功能在本次调查中也同样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先看几组调查统计数据。若以S市月平均工资的50%为标准，则月工资在1600元以下者，就属于低收入群体；那么D教会属于这一阶层的信徒占到41.5%。而表3显示，他们自认为属于贫困者却只有14.4%。同时，月工资超过3000元的，仅占总数15.6%，而自认为属于富有或非常富有者却有10.6%。

贫富状况	非常富有	富有	中等水平	一般	贫困
频数	3	11	29	70	19
百分比	2.3	8.3	22.0	53.0	14.4

    在“对您目前的经济收入感到满意吗?”的问题中(11人未选，N=132)，表示“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的达80.3%；而感到无奈“没办法只能忍受”和“不满意”的只有19.7%。

    信徒中肯定“贫富差距”和认为其“不可避免”者，则达到27.9%；主张要改变这种现状的仅有6.6%；而觉得“无所谓”听之任之的和“要多留心天上的事”的人则高达65.5%。相关数据都表明信徒的贫富观及满意度均大大超过其经济收入的多寡程度，反映出D教会信徒一般都能做到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对经济状况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对社会的宽容度和容忍度也较高。访谈的结果也与此相符合。

    贸易公司任出纳的程女士对目前每月2000元的收入很满意，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收入在别人看来不多，甚至很贫穷，但我们内心很充实，很平安。”在电子公司搞售后服务吴先生认为：“生命是无常而又脆弱的，钱财是暂时的，是靠不住的，钱财富足的人他不一定有喜乐，喜乐是上帝赐的，因是永恒的，所以夺不走。”卖光碟的小贩章先生谈到，他在信教之前只知挣钱，其实钱也没多挣多少，人还疲惫不堪，常出事，“而我现在有一个知足的心，每天能赚到那么些就够了，赚多赚少，都很开心，觉得有神陪伴我在走过每一天。”在保险公司搞寿险代理的田先生，谈到他的工作没底薪，压力大，很多人对它不了解，而作为基督徒他又不能骗人，只能靠诚信去得到人的信任。在这方面，圣经给他帮助很大，“有很多智慧的言语指导我去为人处世，也帮我养成一个良好的心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经常被人家白眼，也无所谓的。”卖竹竿的小贩李先生说：“信主能给我一个平安稳妥的心态，圣经上说，天上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人呢?只要我们不懒，努力去工作，总不会饿死的，日子总是要过的”。某货运公司的装卸工曹先生也说：“像我这样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水平，能挣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月工资1800元)，感到很知足。”

从这些朴实的言语中，可看出他们的经济期望值和要求并不高，这样主观经济期望值与实际所得的落差便较小，满意程度自然就较高。当然，广大信徒不是天然的乐天派，究其缘由，信仰对其经济心理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存在为寻求心理安慰或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便利而参加礼拜信耶稣的，如对“在找工作、做生意中有些便利”作选项的信徒占到总数的7.6%。而事实上，确实存在教会内部相互帮忙找工作的事，问卷中“外地信徒寻找工作的渠道”的回答，由信徒之间介绍的占到就业信徒的15.1%。此外，信徒间相互援助也可缓解经济风险和经济失误等。比如李女士(仓储公司保洁员)，其丈夫曾在朋友的怂恿下，借20万高利贷一起办厂，后工厂老板携款逃跑，留给她家的只有20万驴打滚的债，整天被债主逼债，教会弟兄姐妹得知后，借钱为她家“垫付债务。虽然现在还差一大堆债，但毕竟没人逼了，生活也回到以往平静的状态了。”

    此处可见，信仰的心理慰藉调整功能的发挥，可谓经济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器。此外，D教会还组织一些外出参观活动，亦为初来乍到者提供了交往与联谊的平台，使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为外来信徒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以及寻找工作机会等均提供了便利。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D教会信徒之信仰对其在现实经济状况存在以下特点。第一、信教与信徒的经济收入的相关性不大，信徒人际网络对其求职或者提升经济活动的收益并不具有特别的正面作用，对经济状况的上升或下降均无明显的因果联系，但可以肯定没有消极作用。第二、基督教信仰对信徒的经济道德的提高及整体社会经济道德水平的改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三、信徒之信仰对其经济心理有相当的影响，基督教价值观为信徒在面对职业风险和挫折时，提供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起到了减压和缓冲的作用，有助于提高社会和谐的水平；而且使那些从农村或外地来的农民工或创业者，在教会中相对容易找到信任和友谊，慰藉心理的功能非常明显。

    因此，城乡结合部的民工教会，信徒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仍有赖于其他因素的推动，仅仅有新教伦理还不足以改变信徒的经济命运。在D教会并未出现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经济发展间的联系和作用的特征。但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基督教信仰对信徒的“教化”，彰显出他们经济心理素质的提升和经济道德的改善。这也与中国传统宗教劝人为善，乐天知命的观念有相似性。

    宗教精神是一种渐进性的力量，积极引导合理利用，有利于减缓经济不平衡造成的社会冲突。党和政府早已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基督教界自身也向全体信徒发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倡议书。因此，我们可以说广大信教群众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仅要吸收宗教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还需要有关部门积极推动。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