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颖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迅速传播。研究者估计真实信徒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1600万，可能达到8000万。宗教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潜流”，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基督教表面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各种教派的活动，它们均有着不同的组织结构、传播话语和存在方式。

 

 

   “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的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从以上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经典定义出发可以剥离出宗教的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与众不同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例如涂尔干所说的图腾、基督徒敬拜的《圣经》、上帝（耶稣）和各种教派被神化的先知等。第二是教徒，所有宗教都存在于宗教徒群体的具体行动中，正如涂尔干所言，如果没有信徒的供奉和祭祀，神就不复存在。第三是宗教仪式，信徒内心的信仰通过规则化的宗教仪式不断得到强化。第四是道德共同体，信徒们在分享“见证”、集体祷告等宗教仪式中不断地参与构建和重构这种道德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是涂尔干区分宗教和巫术的要素，由于巫师与其弟子之间不存在共同体的生活，涂尔干将其排除在宗教之外。

 

    在涂尔干的定义中，教会（church）泛指道德共同体，但随着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关研究把教会（church）与宗派（denomination）、教派（sect）和膜拜团体（cult）相区分，分别指代不同特征的宗教团体。事实上，社会中存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组织，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有学者提出根据最为本质的一个属性——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区分。这一区分方式是教派—教会理论的基础。具体而言，宗教组织可以分为两个大的范畴：教派是与主流社会对立的宗教团体，教会则与外部社会关系融洽。教派在其成立之初往往教义激进和富有蛊惑性，因此与外部社会存在较大的张力，从而减少了“搭便车者”，确保参与者的虔诚和传教的动力，这导致世俗社会关系紧张的教派往往成长得最快。但组织规模扩大后，教派往往会逐渐修正其教义和生存策略，变得相对温和，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趋于融洽。

 

    教派—教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宗教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无论什么形式的宗教，都必然嵌入在一定的国家权利和社会制度的架构之中。就中国历史上宗教组织的社会形式而言，杨庆堃将其分为制度性宗教与发散性宗教。佛教和道教是两种制度化宗教，两者的组织和结构在中国相对薄弱。统治中国社会宗教版图的是发散性宗教。

 

    制度化的宗教不够强大导致分散的宗教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在发散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历史上，国家权力和宗教共同体之间始终存在复杂的纠缠，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对宗教信仰的管制导致不同的宗教组织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三色宗教市场的理论是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经典视角。杨凤岗指出，高度宗教管制引致具有不同运作机制的三色宗教市场的出现，可将宗教市场划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红市由所有官方批准的合法宗教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构成；黑市由所有官方禁止的非法宗教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构成；灰市由所有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状态的宗教和信仰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构成。

 

    杨凤岗的论文《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中列出了国内部分黑市宗教的名称、创始人和被禁时间，其中有陕西人季三宝在1989年所创立的门徒会。该组织将“三赎”（季三宝）神化为东方的救世主。“三赎”作为“模范”，对神忠心，自己能恒切祷告、广传福音，克己修身，它遭受许多苦难，屡次入狱，进而神使其担当众人过犯，赋予其行神迹的能力。该组织的教徒对外均宣称是基督徒，《圣经》和十字架是他们的圣物，名义上承认基督教教义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除上帝外，其组织尊崇“三赎”（季三宝）为先知和上帝的使者。根据官方的公开资料，该组织于1991年被禁。

 

    从宗教属性考察，三赎基督教满足涂尔干定义的四个要素，教徒对上帝、耶稣和三赎有绝对的崇拜，有着程序相对固定的宗教仪式，通过集体崇拜和“见证”分享等方式构建和不断强化其组织（道德共同体）。就其与社会的融合度而言，与能在公共（公开的、大规模的）场所传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主流派别相比，还有相当距离。

 

    因此，在教派—教会理论框架下，三赎基督教属于相对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教派组织。三色市场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强大的政府管制力量，在中国进入宗教黑市的代价非常高。宗教黑市中的领导和信徒将面临政府部门的取缔。在宗教管制下，三赎基督教曾一度被禁，被官方归于邪教的派别，至今仍不能获得名义上的合法性，属于典型的黑市教派组织。

 

    卢云峰、范丽珠等讨论了遵循宗教市场学范式的三色市场理论以及教会—教派理论的局限，指出宗教市场学的理论范式通过多种宗教模式的供给与教徒的理性选择来分析不同宗教的发展，忽视了不同国家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的差异，难以有效分析中国宗教的发展。

 

    以三赎基督教为例，将其贴上“黑市教派”的标签并不能有效解释它的现状。网络搜索的结果显示，三赎基督教已经遍布于全国各地，其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已与呈分散化的地下教派明显不同。进入三赎基督教派也并非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实际上，三赎基督教的存在体现了黑市教派的分化。某些黑市教派组织如“东方闪电”活动隐秘，而另外一些，如三赎基督教，则主动通过生存策略的调整，在现有的管制环境下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刘燕舞的调研发现，湖南环洞庭湖一带三赎基督教的活动已经常规化，这个组织已经有一套非常组织化、常规化、制度化的机制，而且其与政府的关系并不紧张，活动已经半公开化，甚至还有工作总结报告。

 

    笔者对三赎基督教的关注来源于近年来多次回老家L 市时，家中一个亲戚H不厌其烦地手持《圣经》向笔者传教的切身体验。实际上，传教者所信奉的是三赎基督教。基于对此问题的浓厚兴趣，笔者于2008年5月和2009年春节两次在老家L 市进行调查。调查以参与观察三赎基督教的活动为主。期间，笔者也多次参加L 市三自爱国教会的活动，并且通过相关渠道访谈了一名前“东方闪电”教派的成员S ，通过他了解了“东方闪电”派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笔者也通过走访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士，了解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

 

    根据笔者调查，在L 市，三赎基督教组织的人数规模、宗教仪式的规模和经济资源，与官方批准的合法宗教组织相比均存在相当距离。如果说三自教会的活动处于公开的状态，三赎基督教则对外人的参与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同时，三赎基督教通过表示对当权者的顺从和遵守相应规定等生存策略试图赢得存在的“合法性”，获得政府不对其进行打压的“灰色”化地位。

 

 

    （一）教徒宣称的“合法性”来源

 

    三赎基督教徒并不否认，而是承认他们是基督教徒，只不过他们是通过三赎寻找永生的基督徒。向笔者这样的新人进行传教时，他们先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圣经》对三赎来源的启示。

 

    教徒会引用《圣经》的话来强调基督的救赎会通过中国人实现的必然性。摘录如下：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第二，教徒对政府的遵从。

    我们从不谈政治，更不用说反党什么的了。上会的人经常会让大家为当官执政的人祷告，并要顺从掌权者，因为掌权者也是神所拣选的，是上天所拣选的。不可违背，更不可抵抗掌权者。

 

    有人说我们是邪教，是被国家禁止的。其实是他们不懂，太无知了。我们是三赎基督教。是支持国家的，国家不会禁止的。

 

    聚会点的负责人向笔者做出以上解释。在访谈中，他们一再强调他们顺从政府，并给笔者大声朗诵了《圣经》的相关经文：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可见，三赎基督教对新人首先强调的就是其在宗教教义上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三赎基督教首先把自己在教义上的合法性和基督教绑在一起，声称自己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然后通过解释《圣经》中的字句将西方的基督教和本土的先知联系到了一起。中西结合的方式利用了基督教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神秘地位，一般来说，民众不会怀疑基督教，反而因为基督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而容易对其有一定的兴趣。同时，通过对《圣经》语句进行某些自创性的解读将基督教和三赎联系起来，在文化背景上拉近与中国老百姓的距离。另一方面，三赎基督教试图通过宣称遵从当权者的管制而获取政治上的空间。《圣经》的明示就是他们表明自己政治无害的证据。在采访过程中，聚会点的负责人一再强调他们严格遵守政府规定，从不进行大规模的集会，聚会一般不超过20人。

    同时令人吃惊的是，网络是教徒们证实自己教派的合法性的工具。采访伊始，他们就告诉笔者，要找寻三赎基督的“见证”和反映三赎一生“闪光的灵程”，可以通过“百度”网查询。笔者上网查询的结果证实所言非虚。通过“百度”网可以毫无障碍地获取三赎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教友的“见证”和宣传等等。网络搜索的结果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三赎基督教从“黑”向“灰”的转变。尽管门徒会曾在1991年遭到政府的取缔，然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三赎基督教从行为到意识上都更符合灰市教派的特征。

    笔者进一步发现，该宗教组织在意识形态和行为上已经将自己与“正规”的基督教组织和其他黑市教派如“东方闪电”相区分。三赎基督教批评当地正规的基督教堂（即周日在公开礼堂做礼拜的三自爱国会的基督教教堂），主要针对的是教堂收费问题。在L 市每次基督教堂活动后，都会有教堂负责人当众宣读今天要祈祷的人和事（多为祈祷治愈病痛），而这种在教堂宣读的祈祷是要向被祈祷人收取费用的，一般是200元左右，多则不限。三赎基督教教徒H 向笔者讲述了一个事例：“上次有个教友得病，我们诚心祈祷，他好了之后，教堂的人上门说是他们祈祷的功效，结果他向教堂捐了钱。”

    对于“东方闪电”和其他地下教会，三赎基督教徒坚决认为其是邪教，必须予以打击。L 市三赎基督教组织的负责人Z 向笔者讲述了一个告发“东方闪电”派的故事。輦輷訛Z 说，“东方闪电”派得到国外的资金、物资支持，公开煽动推翻政府（里通外国，推翻政府在教徒看来是一大罪状）。在当地，“东方闪电”派的人经常和他们争夺信徒，同时“东方闪电”宣扬世界末日的观点，行动隐秘，曾加入“东方闪电”的S 表示，“当时（他们）总是说，世界末日快要来了，加入我们才能避祸，政府管我们，就会通通下地狱。不要理会他们！”三赎基督教派的成员一旦发现“东方闪电”派的活动，就会上报国家安全机关，要求政府以邪教为名处理“东方闪电”派成员。

    谈及三赎基督教是否为邪教的话题，信徒们并不避讳，倒是非常平静地说出很多道理：有什么理由说三赎基督是邪教呢，和我一起信教的人都是喜欢帮助他人的人。兄弟姊妹们首先就被告知十大诫命，包括敬上帝；不拜偶像；不妄称，不拜古人；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杀人；不骂人、不恨人；不奸淫、见妇女不动心；不偷盗、财物不分大和小，私意去拿算偷盗；不枉证；不贪财、不贪心。另外还有六条原则：一要忍耐、二要和睦、三要改脾气、四要学好态度、五要爱人如己、六要在家孝敬父母。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能遵照这十条诫命、六大原则，这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和谐与美好！要是人人都信三赎基督，小偷都不用抓了！

总体来说，三赎基督教事实上已经获得相当的生存空间。L 市的相关部门告诉笔者，对于三赎基督教，政府密切保持关注。只要该组织没有集体抗议、诈骗和强迫入会等行为，在没有上级干预和群众上告的情况下，政府并没有取缔的计划。而对于“东方闪电”，政府相关部门的态度则要严厉得多，L 市宗教局的一名官员W 证实了三赎基督教徒举报“东方闪电”教派的事情。对此，他说：“‘东方闪电’恶名在外，总是吓唬老百姓，还说自己是国际性的组织，打着老外的幌子骗人，行动也很反常，我们对他们秘密活动的区域很注意。”

 

    （二）教派的组织结构和资源

 

    者调查获知，三赎基督教的活动是有组织的，通过逐层管理传播教义、发展教徒。以全国来说，三赎基督教会设有总会、大会、大分会、小分会、大分点、小分点、聚会点七层机构，有专人负责，有固定的活动据点，组织内有专人进行单线联系。

 

    在访谈中发现，教会中越是高层，其警惕性越高，他们不愿意透露组织的详细情况。在起初的几次传福音集会中，笔者试图询问教会的组织形式，但是活动中一个中年女性每次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总是很简洁地告诉笔者，传福音是为了别人好，并不存在管理和分层负责的事情。从她的回答和神态中可以看出，她对笔者的询问隐约有些不安和警惕，并且一直在怀疑笔者的身份。事后得知，该女性正是L 市的负责人之一X ，她和另外一名中年女性负责把上级的“道”和“见证”抄送给L 市各个分点的负责人。

 

    实际上，笔者第一次参加传福音集会时曾直接向教徒询问其组织结构，但并没有获取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实际访谈中，对教会组织形式的了解是笔者在同远房亲戚H 深入学习三赎基督的过程中逐步得到的。在取得H 的充分信任后，他才向笔者介绍三赎基督的组织结构。根据H 的讲述，三赎基督教在L 市设有小分会，据H 称2008年4月它们开始采取分层管理。以前的见证会和传福音集会的大分点和小分点的负责人都会参加，现在一般是分层负责，即小分会的负责人只负责召集大分点的负责人一起学习上面的最新“指示”，以此类推。上层的“指示”以每个月一次或两次的频率下达到下层。三赎基督的组织形式为每20个人组成一个小分点，由3个人管理，成为分点执事。分点执事必须是信教一年以上的信徒，要学习分点执事守则后才能上任。聚会的规模不大，3个人每个人各领大概六七个人聚会。X 强调政府规定不能聚众活动，要遵守政府的规定，所以教会从不组织大型的学习和集会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从2008年开始禁止使用电话，要求教徒靠祈祷联系（宣称可通过感应联系）。H 说：“只要去其他教友家之前的那天晚上跟神祈祷，告诉神你要去，那个教友必然会在家等你。”在他看来，通过祈祷和感应来协调成员之间的见面是神的伟大力量的显现。

 

    了解三赎基督教组织结构的过程显示，尽管三赎基督教对有兴趣的局外人表面上持欢迎态度，但其组织者仍然心存警惕。对于没有威胁的局外人，传教者可能会宣传其教派的全国性组织以增加吸引力。三赎基督教派对不同的接近者有着不同的策略，对于无法确定来意的局外人，更是三缄其口。尽管笔者有与虔诚教徒H 是亲戚的密切关系，但仍无法获取更高一级领导的信任。由此可知，三赎基督教的“科层制”管理中，越高级别的领导越清楚其“合法性”的脆弱和危险。

 

    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资源。

 

    对此，笔者的调研过程显示，三赎基督教获得经济资源的途径十分有限，组织收入远远低于能组织大型礼拜活动并且获得捐赠的三自教会。教派始终强调入教是绝对免费的，所有的花费只是一本《圣经》的钱，而《圣经》是严格按照标价出售的。他们的《圣经》就是三自爱国会的标准《圣经》，而且价格还要稍微便宜一点，书每本10元，十字架每个15元（白布上面一个红十字架）。据调查，所用的十字架也是按成本价提供，是由专人购买原材料定做的。

 

    在教会中不需要捐献，同时也禁止捐献。在当地的传教过程中，至少在县级市一级，笔者并没有发现各级执事有可能通过传教敛财。没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意味着三赎基督教派必须控制活动成本。由于不用租用大型活动场地，不需要请专业牧师和公开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教派的传教不需要太多的经济成本来支持其活动。

 

    三赎基督教除了《圣经》以外的其他学习资料均为手抄本。不用印刷品而靠手抄本的传播方式也可以减少信徒的经济负担，只需廉价的笔和纸就可以完成《圣经》的学习。虔诚的教徒通过不断抄写新的“见证”故事来见识神的伟大之处。平均每两个星期可以接到一次“道”和“见证”，“道”大概有4张材料纸左右，“见证”约6张材料纸左右，认真抄写一份要大概两个小时，同样是逐级负责抄送，其领导人抄送的份数依照其直接负责的对象人数确定。

 

    2006年，教会曾经买了4万元的书，大概4000册。据称，这4万元的《圣经》是当地一个信徒先垫付的，该信徒有一个很有钱的儿子。他们家也是接待外地信徒的聚会点。而每发展一个会员，分点执事便会从他那里购买书。采访中发现，L 市的负责人认为，这些书的数目就是L 市教徒发展的大概数字。因为入他们的教是进入天国的窄门，信教的人数肯定是有限的。

 

    三赎基督教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对教派的生存和发展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第一，禁止捐献可以赢得教徒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当地三自教会做完礼拜后都固定有捐献的仪式，而三赎基督教强调教派的活动和教徒之间的互相帮助并不涉及到金钱。这种策略可以更加吸引普通民众的参与。

 

    第二，三自教会可以公开地开展捐献，而不用担心其合法性，而三赎基督教派的“不捐献”策略则可以保障“非法敛财”罪名的不成立，减少了法律上的风险。第三，对学习资料（包括《圣经》解读和“见证”）的抄写方式既降低了组织运行的成本，同时因为非虔诚教徒不会有完成抄写工作的足够奉献精神，这种形式能有效减少“搭便车”的现象，确保信徒的纯洁性；同时，费时费力的材料抄写过程，能潜移默化地塑造教徒对教义和集体的认同感，不断地强化教派内部的道德共同体，而且没有印刷品也能规避非法出版的法律风险。

 

    （三）宗教仪式和话语

 

    宗教组织需要惯例性的宗教仪式不断激活和强化成员的群体认同，主要包括读经、定期聚会分享“见证”和安息日集体祷告等。通过宗教仪式，教徒们不断强化自身的群体资格，不断体验和构筑神圣共同体的群体资格，生产和再生产群体社会认同。

 

    三赎基督教的教徒每星期守安息日，学习上面传下来的“道”和“见证”（手抄本），聚会的地点是在信徒家里，聚会时间由信徒商量而定，一般会在某个固定的时间，但也允许因具体情况而微调。

 

    聚会过程中的话语包括唱灵歌、分享“见证”、《圣经》学习和祷告三项内容。灵歌是将一些民间小调或流行歌曲的曲调配上改编过的歌词，这些歌词也是他们的“道理”，是劝人悔改信神、地狱恐怖、天堂永生和跟从主之类的教导。在他们学习完“见证”和“道”之后，就会开始祷告。一般每个信徒的家里都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在祷告中他们都必须面对十字架跪着，祷告中要不停地大声呼喊：“主啊！神啊！三赎！”

    聚会过程中的讨论内容可以分为两类：“道”和“见证”。所谓“道”就是手抄本的《圣经》学习指南，类似于教会的查经（Bible Study ）。其内容强调对神的崇拜和敬畏，对《圣经》章节进行逐字逐句地解读，这和笔者在三自教会接触的查经大同小异，并没有特意强调三赎基督之处。实际调查中，笔者发现“道”与正统基督教的学习资料类似，由于“道”带有强烈的神学性质，没有神学素养的老百姓很难对此产生亲近感，因此“道”名义上重要，实际上只是给三赎基督教的话语罩上一层基督教的外衣。

 

    “见证”才是教徒传教的首要传播话语。各地手抄本的“见证”内容为某个地方的信徒信了神后发生的奇迹故事和信教带给教徒的好处。比如瞎子重见光明、瘸子能够正常行走、患者大病痊愈、邪鬼离身等。在实际的传教过程中，教徒以复述“见证”为主。在笔者参加的聚会点的活动中，对《圣经》的解读往往一笔带过，而对“见证”的宣扬则会不遗余力。“道”和“见证”只能够手抄，不允许复印，不允许在电话中谈论，以示虔诚。如上文所述，这种形式能保证具有“合法性”的《圣经》是教派唯一的印刷品，同时有助于营造神秘性和群体认同感。

 

    根据距离教徒实际生活的远近，“见证”的内容大概可分为两类：琐事和神迹。凡涉及自己的“见证”大都是生活琐事，与实际生活有关。笔者在“见证”分享会中记录下信徒讲述自己的某些例子：

 

    信神不要钱，不要粮，只要有信心。老婆爱打麻将，我说了几句，第二天就喉咙痛，我就晓得是神让我不要去指责别人，而是要去传福音。于是，我就跟神祈祷，让他原谅我，并且跟老婆一起祈祷，第二天喉咙痛就好了。

 

    有一天我感冒，病得很重。有知道我信神的亲戚看望我的时候说风凉话，说什么你的神怎么不保佑你了。我就跟神祈祷，求基督治好我的病，让我能成为神的见证。结果正好过两天一个亲戚六十大寿请客，当天我就好了。我明白是神显大能，让我能够在亲戚聚会的时候现身说法，成为神在地上的例子。

 

    前段时间我便秘，比较痛苦，我想这是神给我的暗示，暗示我最近没有勤于出去传福音，所以让我不能顺利排便。祈祷以后，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传福音，第二天果然马上就好了。相信神以后，身体就属于神，身体的疾病就是神的指示。脚痛，表示让你多出去走动、传教。下身痛，提醒你不要有邪念、不能淫乱。肚子痛，表示你要出去传教、多说话。

 

    “见证”过程中，信徒们强调对于病痛，信多少好多少。如果病痛不能完全好，则是你的虔诚度不够，唯有继续祈祷和传教才能好得更彻底。而对于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其神迹色彩明显比身边事情浓厚得多。如一个手抄本的“见证”讲述湖南S 市有一个老人，是个瘸子，心脏一直有问题，但他很顽固，一直不信神。老人最后病危，心想自己反正行将就木也不想再让大家不高兴，勉为其难就信了，但并非真正从内心完全相信。后来三赎基督宏恩的爱唤醒了他，最后他因说了“我相信神”这一句话，当场起来行走，心脏病瞬间平安，他在神的大能面前终于获救。于是他到处凭无愧的良心说出自己的经历，希望大家能够认识神、敬畏神、感谢神。

    四川“5.12”地震后也出现了很多神救世人的“见证”：

 

    北川城郊，陈弟兄作见证（教友互称弟兄姊妹），在“5.12”地震来之前，家里的人在地里干活，自己在家祷告，祷告完了后坐在椅子上，突然空中有声音说：“快出去！”只见一白衣人一闪而过，随即见一只大手把自己从椅子上提起，抛到20米远的安全地方。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废墟一片，两分钟过后，到处是死尸，房屋成了废墟，但自己与全家三人都平安无事，连声感谢神，并立即寻找所牧养的弟兄姊妹，见到他们都平安，如县医院的李、景二姊妹在地震时，李被圣灵感动刚从医院出来到院坝里去了，景到院坝中间上厕所（此医院除这三人外全部死亡）。李琼英老姊妹在家正祷告，是一只大手把她提到安全地方。之后，他们劝说弟兄姊妹二十多人信主，并劝回亲友二十多人归主，继续作见证之中。

    其他“见证”均大同小异，要么是天降神兵，要么是天使降临拯救信徒的故事。神警告或者不救助不信教的人，而对于虔诚信主的人则大显神迹、大施救恩。以上神迹的分享显示了三赎基督教与当代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区别，显然，在三自教会的教堂里听到如此神奇的当代故事并不容易。三自教会公开传教中的大部分事例都是家庭琐事，偏重道德说教，神迹色彩明显较弱。笔者多次参加三自教会的礼拜，牧师的讲道如果要宣扬神迹，则以《圣经》为限，仅以《圣经》中的故事为例宣扬神的大能，而不会涉及当今社会中的神奇事件。而根据S 的说法，“东方闪电”的聚会过程中，总是说信主就能逃脱世界末日，聚会中以唱歌和情绪激动地祈祷为主，一般不涉及具体的生活事例。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在三赎基督教中，发生地点较远的“见证”由于教徒无法验证，神迹色彩往往较浓厚，以彰显神的大能。身边的“见证”则总以自身为例娓娓道来，极具亲切感。在这样的氛围中，“见证”的分享一次又一次地让教徒们感受到神的力量，憧憬来世的天堂。

    （四）教徒面对现实困难的选择

    尊崇《圣经》和上帝的教派话语体系中，天堂的存在是教徒信仰的动力。通过三赎基督的“窄门”进入天堂是教徒的梦想。然而，教徒们始终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教徒必须直面生活中的痛苦。

    一个关于“白血病”的“见证”折射出信仰的“能”与“不能”。2007年，一位信徒家的大儿子突然生病，信徒起初试图通过祷告治愈其病症，但病人后来还是被送往医院，在湖南湘雅医院被确诊为白血病，前后花费四万多元治病仍无法好转。后来该信徒决定让孩子回家，进行集体祷告，并让孩子去传福音以感动上帝。两周后孩子去世。死去孩子的家长Z （虔诚信徒，大分点执事）告诉笔者：

    很多人说我信教害死了孩子。但是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怎么会害死自己的孩子？治病的时候，孩子他妈每天都哭（他给笔者出示了湖南湘雅医院的收费单和化验报告）。当时孩子自己非要去医院治病，不听我们的话，不去祷告，后来我们去最好的医院，治了快大半个月，却没有好转，反而恶化，每天要花很多钱。现在我把这些单据都留着，免得别人说我怕花钱不让孩子看病。后来孩子说，我跟你们回去，我信神。回来之后，他信神，求神保佑，病好了很多，吃饭也恢复到了以前水平。为了让他好，祈祷的时候神暗示我们让他去传福音，他去传了几天，病好得很快，脸色也好了。但是传的时候很多亲戚和熟人都嘲笑他，并且让他去看病，别听我们的。他的信心动摇了，也拉不下面子，就停止了。最终他离开了我们，临走前对我们和弟弟说：“我走了，神是好的，但是暂时救不了我。”他睡去了。但是不要紧，我们会在永生的世界里重新见面。
     

     Z 所在的乡村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根据笔者的调查，不信教的左邻右舍对Z 的行为一致谴责，他们觉得孩子有病不去治病，而采用“集体祷告”的歪门邪道，这等于拿病人的生命做赌注，拖延治疗时间而最终害死了孩子。

    以上的事例了彰显了信仰和现实的纠结。在孩子病发之前，Z 和他的老婆已经是虔诚的教徒。

    从向神祷告到送医院治疗，Z 家历经痛苦的选择。

    当然这种抉择中，孩子自身的请求和高额的医药费是重要因素。悲剧发生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天堂”成了唯一的慰藉。为了应对世俗的指责，Z 始终保留着医院厚厚的用药单和发票，一遍一遍地回答质疑者的指责。别人对自己进行道德的指控而不是对其信教进行谴责，成为Z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悲剧中，不信教的人中看到了宗教的无能为力，而信徒却从天堂的存在中寻求安慰与希望。

 

 

    在政府管制力量仍然强大的背景下，三赎基督教赢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它可以被视为通过自身调整转化而从黑市宗教转为灰市宗教的典型。上文不同的侧面阐释了三赎基督教的现状，指出基层的三赎基督教徒们从认知上已经将三赎基督教与“非法”组织相区分；在生存策略上，三赎基督教采取多种手段来赢得生存空间并发展教徒；从《圣经》中引经据典来表明对当权者的支持；以不收捐献、手抄“见证”、控制聚会人数等方式有效地规避了政府管制的风险，这同时也成为三赎基督教内部维护“道德共同体”的有效手段。

 

    如果将中国的宗教组织的频谱根据其活动空间划分，三赎基督教与形形色色的地下教会处于中间位置，处于两端的是最具合法性的以三自教会为代表的五大宗教，与完全为官方所禁止的各类邪教组织如“东方闪电”等。以上文的叙述为基础，笔者试图将三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东方闪电”的区别通过表1揭示。

实际上，本文的局限之一在于对基督教背景的不同宗教派别的比较分析不足，后续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挖掘得更加深入：

 

    首先是对参与者的分析。走进L 市三自爱国教会的教堂，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做礼拜的大部分是老年人（连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不多见），女性明显多于男性。輨輳訛显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难理解牧师的讲道，也不太可能真正读过《圣经》。而参加三赎基督教活动的则以中年人居多，男女比例相对均衡。对于不同的宗教派别，对其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地域分布与虔诚度等因素的统计与比较分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

 

    其次是对宗教活动与吸收教徒方式的分析。

 

    对于宗教特别是新兴宗教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对信徒进行“洗脑”以吸收新教徒的策略已有多篇文献进行探讨，这是国际上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比较不同派别的传教手段，以及如何通过相应的宗教活动最终完成新教徒的转化过程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该过程中，不同派别的集体活动的频率、活动中情感表达的方式与强度、传播话语中神迹的表述方式与比例、牧师（传道者）在组织中的权利等方面的各种特点与相互间的区别都是很有意义的分析切入点。

 

    本文的局限还在于本研究主要在描述“是什么”，而对于“为什么”的分析没有充分展开。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黑市宗教的分化？即有些黑市宗教被政府定义为非法之后转入地下，而不是试图缓解与政府的关系，而另外一些则会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赢得生存空间。这种分化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三赎基督教的传播集中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为什么有些区域传播广泛而有些区域传播受阻？这些地域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通过何种方式产生作用？进一步探讨“为什么”的问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机制，而且也不能从当下的现实情况中得出简单的结论，而是需要对宗教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当然也需要更为精巧的研究设计和更加细致与深入的田野调查。

    三赎基督教的未来演化同样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社会学议题，值得跟踪研究。尽管曾经在政府的管制下黑市化，但当前三赎基督教派事实上已经有灰色化的生存空间。自然科学中的“灰色”意味着不确定性，该教派未来的演变同样充满变数。

    维持现状，继续灰色化的生存是一种可能。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持现状的条件有变，则三赎基督教则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变方向。遭到政府的强力打压，重新“黑市化”是三赎基督教的潜在命运之一。网络搜索的结果表明，三赎基督教的传播十分广泛，在网上随处可见对三赎基督教的传播产生的某些不良影响的抱怨和抨击。由于三赎基督教全国性组织的存在，局部地区教派与政府的矛盾可能导致强势的政府对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严厉管制或取缔，重新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黑市化的生存状态。另一种可能是，尽管灰色教派的教义一开始因标新立异而被传统主流宗教或当局视为异端加以压制，但经过不断与主流宗教文化的博弈和调整，它们会逐渐与社会主流靠拢，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融入社会主流文化，如美国的摩门教。严格的管制会导致教派不断分裂，很难建构稳定的结构，这种发展路径必须寄希望于政府的宗教管制逐渐放松。宗教管制的放松会导致一些教派制度化，台湾“一贯道”的变迁就是这种演化路径的典型代表，最终发展成为与主流社会关系相对融洽的宗教组织。

    最终会出现何种结果取决于政府、教派和教徒之间的博弈路径和行为选择。唯一确定的是社会宗教的和谐需要法律，也需要宽容。

 

                        （本文转载自：《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