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吴庄是甘肃东部的一个普通村庄，位于渭河冲刷出来的一个普通河川里。全村3000人，因吴姓超过总人口80%以上，故我名之为“吴庄”。据故老相传，吴庄和许多北方村庄一样，是山西“大槐树”的后裔。村庄背后是远近闻名的卦台山，传说伏羲当年就是在此法天象地而绘制八卦，并在当地民众中形成一套独特的地方信仰体系：伏羲信仰。19世纪末内地会宣教士的到来使得吴庄本已丰富的文化增添了基督教这个“新信仰”，到如今已有约1000人的庞大信徒群体。我曾在这个村庄做人类学田野调查10余月，深深沉迷于其厚重的历史和多样的文化中。

 

    到吴庄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注意到了伏叔[1]家门上帖着的对联，全是白纸，因为时间久了已见风吹雨打的痕迹。灵强告诉我他奶奶2年前去世，丧事的对联当然得用白纸了，而且还要保留3年，取戴孝3年之意。3年期满后，再用红纸对联覆盖原来的白纸，并标明为“三周年纪念”。 “新酒装在旧皮袋”这句话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这并非耶稣当初的意思。

    次日一早，我赶紧记录下这几幅对联。院门是：客旅昨日离客店，天民今朝归天家。横批：天堂相聚。客厅是：主怀平安入睡，神前喜乐复生。横批：安然见主。其他4个房间分别是：

 

    灵归乐园：终生虔诚事奉主，一世淳朴厚待人

 

    永享安息：安睡主怀别尘世，被提云中登圣城

 

    神前复生：年尽辞世人别离，寿满归天主接引

 

    荣归天家：信望爱爱心及四邻，真善美美名传八方

 

    抄录完伏叔家这几幅后，灵强带着我到村里转悠，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个文风盛行之地，非常流行对联，大约80%的院子都帖着各类的对联。如果只是常见的对联的话，这与其他汉族村庄相比似乎并没有特别之处，最多就是显得有点多而已，但这里的对联的内容和表达形式却有着其独特的风味。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在村里转悠，发现这些对联绝大部分都在表达基督教信仰，大约占全部对联数量的80%。这让我多少有点奇怪，通常被指责为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督徒们不但大量使用了本土文化的表达形式，而且比自认为持守传统的非基督徒们用得更多。而在实际上，基督徒不过全村人口的1/3，按家庭来论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因此按道理也应该是非基督徒对联更多一些。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是不是可以说作为外来信仰的基督教，尽管通常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威胁，却在事实上承担了一部分保存乡土传统文化、教育下一代的作用呢？同时，我感觉到基督教在吴庄由于人数众多，基础比较雄厚，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村庄势力，他们敢于，并在客观也能够通过对联的形式来公开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而不被认为，或至少自己不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2]。

 

    接下来几天，我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揣着一个小本，见着基督教对联就抄。不过，我渐渐发现有不少对联是重复的，而且看字体似乎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都是我写的，”伏叔微笑着，谦虚了几句，“写得不好，乱写。”他看我对这些东西真的很有兴趣，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份他手抄的基督教对联集锦，共356条，开篇乃明志诗一首：

 

    耶酥我恩主，舍命拯救吾。

   

    重生复充满，再造真父母。

 

    一条生命键，系住我肺腑。

 

    生命大改变，哭笑不自主。

 

    先前愿享福，现在乐吃苦。

 

    名利若扑风，富贵如粪土。

 

    愿讨主喜欢，赴汤不辞苦。

 

    伏叔承认这些对联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吴庄过去一些老信徒自己编撰、流传至今的，大部分是从一些基督教杂志（如《天风》）上抄录来的。

 

 

    我仔细检阅了一遍伏叔所抄录的基督教对联，大致可分为7类，按从少到多排序为：寿联（11条）、乔迁与建房（12条）、圣诞节（38条）、春联（41条）、丧事（46条）、婚事（49条）、以及普通的福音门联（159条）。显然，这些对联除了圣诞节是因新信仰而带来的重要节日，福音门联主要是劝导信徒信仰实践和日常道德行为外，其他几个类别则体现了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这之中除了春联主要强调节庆意义外，寿联、乔迁与建房、婚事、丧事莫不是农村信徒人生中的关键事件。

 

    在这些对联中，可以看到几个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如“恩”、“爱”、“平安”、“喜乐”等。从主题上来看，这些基督教对联无非在界定4个关系[3]，即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己[4]。当然其主要焦点是前两者，正如耶稣所指出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新约·马太福音》10章37-40节）如果说人与神的关系是纵向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横向的，那么这一纵一横正好构成了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时的“十字架”。

 

    纵向来说，这些对联界定了基督徒与神之间那种施恩—受恩的关系，因此人当知恩，并感恩，“凡事要谢恩，因为这是神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而“春阳照大地神立大地无人晓，东风吹万物主造万物有谁知”、“世界永变主计划变前无人先知晓，宇宙恒动神安排动中有谁令止停”这样的联语一方面阐述了上帝造物这个神学教导，同时也界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同为上帝所造，故人当善待万物[5]。这与创世记中耶和华神让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即伊甸园或世界万物乃是神造的，其目的是让人可以在其中“安置”，而人的责任就是“修理”和“看守”。

 

    横向来说，无论是春联、喜联、丧联、圣诞联、乔迁联、寿联，这些专用联语都可看到“和睦”、“恩爱”这样的字句。春联中“善言见善行善善善，新人逢新年新新新”、“美言不如美行美，新年难比新人新”这类的联语则表达出基督教对“善言”、“美行”的关注，而这些又直接和人与人的关系相关。丧联中在纪念和表达对逝者的哀思的同时，“信望爱爱心及四邻，真善美美名传八方”、“八德充足光耀当世，九果硕累香益后人”、“为人如盐和睦邻舍，行事若光普照乡里”、“英魂灵气升天上，光盐德风留人间”这样的联语则将基督徒的处世、生活之道阐释得明明白白。普通的福音门联中这种教导就更为多见，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主题，例如“处事求圣洁，待人讲谦卑”、“忍一句有情有意，让三分无事无非”、“抱子应念母怀暖，饶人要体主恩宽”等。

 

    在界定这些重要关系的同时，基督教对联还阐述了基督徒当有的人生观、世界观、财产观、末世观、婚姻观以及生死观等之类重要的理念。“健康强如富贵，平安胜似金钱”、“有信何惧粮粒少，相爱不嫌人口多”、“只求心灵美，不羡衣履华”、“赚得全世益何在，赔上生命损无穷”、“约瑟步步吃苦终为埃及宰相，财主天天享福卒为地狱囚徒”[6]这样的联语表达了基督教对财产的基本看法，即这些事物都是短暂的，于人生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翰一书2章17节）

 

    丧联更是集中体现了基督教的末世观和人生观，“叹人生转瞬即逝，感主恩永久不移”、“人间劳苦终有尽，天上福乐永无穷”、“谢绝尘世苦，永享天上福”等对联阐明了基督教对人生的基本态度，以及乐观的盼望和等候的未来观[7]。在“欣听主声召主怀平安入睡，静候神号响神前喜乐复生”、“哀哉今日主怀安睡，乐兮明朝神前复生”这些对联中，我们则可以看到逝者家属面对亲人离世时的心情和态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悲伤，但同时却因为有亲人不过是“入睡”、必将“喜乐复生”这样的确信而得以有“欣听”、“乐兮”这样的态度。

 

    而在如新婚喜联第14幅中提到的“迦拿”、“拿鹤”这样的故事则可以说是对信徒的一个圣经教育，同时也把基督教的婚姻观表达出来了，即婚姻乃是神所设定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同时，神也对人的婚姻很高兴，他愿意祝福人的婚姻，并满足他们的需要。

 

    简言之，吴庄基督教巧妙地采用了对联这一本是用于传递儒家伦理的手段，表达和重申了基督教的信仰。通过这种容易为吴庄村民接受的方式，基督教把神的爱和恩典、耶稣道成肉身的救赎、基督徒得救后的行为规范等诸多神学内容讲解了出来，成为讲台传道、聚会分享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传递形式。

 

 

    吴庄的对联基本分为3个类型，传递传统道德理念的儒家对联[8]、歌颂政府和党的政治性对联以及基督教对联。第二类出现的情况并不多，我所见到不过1例[9]，因此对话的双方主要发生在儒家对联和基督教对联之间。庄孔韶（2000，248页）指出，家谱、族谱、乡约等民间文本是从宋代以降宗法教育的重要手段，因为族谱不仅排列了人伦位置和秩序，在其序跋中还经常会出现儒家礼法和理念的简明表述。尽管我们在吴庄见不到这类文本，但以儒学人伦教化为主的对联却还是相当多。村里不少人家的院门上都有写着“忠义第”、“祥和第”、“福德第”、“瑞祥第”、“依龙居”之类字样的门楣。一些人家还有门联，如其中一家的门楣是“映南极”，上下联分别是：东来紫气西来福，南进祥光北进财。另一家的门楣是“耕读第”，上下联分别为：户纳东西南北财，门迎春夏秋冬福。这类对联的关键字有“财”、“福”、“耕读”、“忠义”等，与儒家传统的宗法社会关系和理念相吻合。正如林耀华对福建义序黄氏宗族对联的观察，“其他对联甚多，记不胜记，概括言之，都是那些尊祖敬宗，光前裕后，孝悌忠信，睦里收族，一套千篇的句子，然而，就因这种千篇一律、反复重读的名词，造成了中国宗族社会中尊重名教的特殊文化”（林耀华，2000b，29页）。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吴庄的这些基督教对联有不少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相合的教训。“抱子应念母怀暖”、“敬老长示范晚辈，孝父母教育儿郎”之类的对联与儒家重孝的传统极为吻合。在家庭关系上，也可以看到“和睦同居蒙主爱，相亲合一享神恩”这样的联语。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处世之道上， “忍一句有情有意，让三分无事无非”这样的基督教对联听起来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事实上，从利马窦开始，不少基督教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就曾多次试图“以儒入耶”，提倡所谓“国学化的神学，神学化的国学”，何世明（1999a ；1999b；1999c）则称之为“融贯神学”。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应当吸收儒家学说中的优秀营养，并尽可能地寻找两者之间的相似因素，然后予以适当变化，以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方式传递出来，以便接受起来更为容易。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他们在坚持基督教信仰应当吸收儒家因素的同时，也希望能用基督教信仰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何世明（1999d）的作品中的一贯写法就是先将中国儒家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描绘出来，然后再指出其弊端，最后则呼吁要用基督教信仰对这些弊端进行分别的改造和超越。因此，基督教对联与儒家理念这两者之间在一些重要领域和立场上也必然会出现冲突和相悖之处。比如与前面提到的“耕读第”正对的院门上就张贴着“信望爱”这样的基督教门楣，上下联则分别为：数算神恩赞美不尽，思念主爱喜乐满心。两相比较之下，“神恩”、“喜乐”与“财”、“福”构成了一对富有意味的哲学话题。最有意思的是在两家临近的院子分别张贴着这样的联语，“忠厚持家福自多”与“人信耶稣福自多”。这两个联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儒家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性差异，即所谓的“福”或其他好处的来源和途径到底是什么。单从这个对联来看，儒家的“福”来自“忠厚持家”，通过的是自己的努力。相反，基督教的方式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福”的最根本来源是从神那里而来，通过“信耶稣”而“自多”[10]。詹姆斯·里德（1989，33-34页）指出，“认为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达到基督教的人生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仅仅只是下决心按照基督的人生方式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开始获得了基督教的人生，仅仅只是凭我们意志的力量，并不能保证我们不断向着基督教的人生理想努力。即使我们能够够以一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基督教人生的形成也需要上帝的引导与养育。……基督教的人生凭借着上帝的力量得以成长，是上帝的行动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上帝是基督教人生的源泉，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是自存之爱的恩典。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些礼物超过了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切优点，胜过了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力量，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想通过自我奋斗去获得基督教的人生，那一定会失败。”

    就以基督教对联和儒家传统对联都经常表达的“孝”为例。我们知道，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也发展得最为完善和系统，并赋之以仪式化的祭祖和墓祭来帮助实现理念的内化以至沉积为一种民族心理（林耀华，2000b；李亦园，1985；庄孔韶，2000）。孟子“五伦”这样予以表达：“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整个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纵向的“孝”（孝顺父母）和横向的“悌”（尊敬兄长），其中的孝则更为重要。孝本身含有两层意义，即以顺从所表达的孝（孝顺）和以尊敬所表达的孝（孝敬）。中国传统伦理中，对顺从的强调过于对尊敬的强调，即所谓的“父为子纲”。基督教十诫的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11]旧约律法甚至还对以色列人作出这样的规定，“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旧约·利未记》20章9节）新约里的经文更加清楚，“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章1-3节）

 

    看到这里，圣经的教训与儒家的教导似乎没有差别。但显然，基督教的孝道观所强调的更多是“尊敬”，而非儒家伦理更为重视的“顺从”。而且“听从父母”并不是绝对的命令，而是“要在主里”，圣经上也有“丈夫是妻子的头”、“要听从你父母的管教”之类的教导，但确实从根本上来说，那只是一种尊重的关系，而非主从的关系，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基督教意义上的“孝”其实重在“敬”，而不是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之所重在于“顺”。耶酥甚至还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新约·路加福音》14章25-26节）也就是说，基督教所谈的孝主要是对父母（延伸为对长辈）出于爱的尊敬。

 

    我在吴庄认识了一位成长于基督徒家庭的大学生，吴正恩。他在西安上学的时候因为接触到一些宣教士，信仰和灵性得到复兴，积极参加教会活动，而父母尽管也是信徒，却担心这会带来一些安全问题。他这样描述他与父母之间关系的变化：

 

    “从小到大都觉得对父母就应该是凡事听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后来牧师讲道说‘当在主里孝敬父母’，叫年轻人对父母要尊重、爱和关怀，并不是说盲目服从，特别是当父母所要求的与信仰相背时。我父亲就认为我信是可以的，他不赞同，也不反对，但不能信得太深。所以他不断劝我不要参加聚会，偷偷信就可以了，而且绝对不要和外国人来往。象这个，我就不能完全照办。除了减少和外国人来往外，聚会还是照样参加。”

 

    这种冲突很常见，特别是当非基督徒父母在劝说基督徒孩子不要去信“洋教”的努力失败之后，常常是求其次，要求他们“在心里信就可以了”，不允许他们去参加聚会。我在大连做田野工作时就见到这样一位年轻女孩，刚刚开始工作。在成为基督徒后不久，她自己还犹豫着不敢给做大学党团工作的父母讲，她父母就发现了，在轮番劝说不要去信还不奏效之后，他们就给她定下三个要求：不准参加聚会，尤其是不准参加“非法的小聚会”；绝对不准与外国人来往；绝对不准参加教会的任何服事或带领的工作。她很苦恼，因为正是外国人给她传的福音，她也参加外国人所带领的查经小组，而这显然不是国家建制的教会，同时她虽然信的时间不长，但却已经开始参与一些帮助聚会的工作。作为独生女，她从小就习惯了听从父母的建议，更别说要求了，可是同时她又不愿意放弃参加聚会。无奈之下，她去找教会牧师寻求帮助，传道人一方面告诉她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他又说，在根本信仰问题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新约·使徒行传》5章29节）。于是他这样建议，让她暂时不与外国人来往，也不去参加家庭小聚会，以此来向父母表明自己对他们的顺从和尊重，但是一个星期至少还要坚持参加一次大教堂的主日礼拜，因为这乃是顺从神。于是她照此去做了，她这样对我说：

 

    “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爸爸妈妈见我做了这些让步，他们也就默许我去参加主日礼拜了。”

 

     当我问到以后打算怎么办时，她还是用很无奈的语气说：

 

    “再说吧，暂时先就这样吧。”

 

    在她这件事中，可以看到两种力量的交锋，是绝对地顺从父母来表达自己的孝呢，还是带着尊重的态度部分地顺从呢。当然在她的这个个案中，似乎是两者之间取得了妥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同为一个“孝”字，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使用起来却有不同的内涵和相应的实践。这实际上是基督教孝道观对传统中国孝道的改造和置换，虽然仍以“孝”字出现，但价值趋向已发生改变，乃是在借用中国原有的观念来表达新的价值体系。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改造和差异不仅是理念上的，还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异化。

 

 

    吴庄基督教之所以使用对联，在其进入村庄社区时多少有着求得当地文化认同的所谓“本地化”的期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本地化的策略。比较有趣的是吴庄基督徒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我曾专门请教伏叔和吴召仁为什么吴庄有这么多基督教对联这个问题，伏叔承认他还真没想过这个，不过他说，“很多不信主的人不愿意写”。他的邻居吴召仁的回答很有意思，“其实对联是取了当年摩西出埃及的意思，逾越节那天所有的以色列人家门上都要涂抹鲜血，你看现在的对联不基本上也是以红色为主吗？红色就是血的意思啊。”他这个话的实质上是在说通常被我们视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一部分的对联实际上是来源于圣经文化，只是到中国的时间久了，大家就以为这就是中国本土的了[12]。因此，基督徒利用对联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上帝恩典的感谢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回到了正途，本就该是如此。吴庄基督徒对对联的这个解释应该就算是一种托古改制，努力在古典文化中寻求基督教的信仰元素[13]。

 

    在另一方面，吴庄基督教对联其实也吻合和满足了乡村知识精英保存传统文化形式的深刻愿望。我们也发现基督教对联经常运用的词汇如“恩典”、“赐予”等则体现了基督教里强调基督教信仰能够补充中国文化的缺乏的立场。事实上，正在自修神学课程的吴仁召转述他人的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6个方面的缺乏，分别是超越自我、对人性的认识、救赎、赦免、群体生活及盼望，当然这也正是基督教所能补遗的。吴庄有两户基督徒家庭，他们本是连襟，但却给孩子按照“灵”字辈来取名和排序。这多少带有改造传统的企图，希望用信仰来超越宗族/家族血缘团体的界限。

 

    然而，吴庄基督教的讲台信息中更多的则是基要派信仰对传统文化水火不容的立场[14]，我就多次听到讲道人严厉地批评一些信徒偷偷上卦台山参加庙会活动，认为那是在“拜鬼”，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掺合进去的。尽管据我了解这些去庙会的大都是还没出门打工、闲在家里的年轻人，他们之参加庙会完全是将它看成一个“集市”，或是一个社交场所，并没有什么宗教上的考虑。但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们还是非常反对这样做，认为这在事实上是“和魔鬼妥协”，已经偏离了真道。同时，就是在体现了文化融合的对联本身，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吴庄基督徒从圣经和信仰出发，希翼借助对联这一传统形式来达到传讲圣经信息、教导信徒，甚至进一步影响和改造社区传统理念。

 

注释：

[1] 伏叔是我在吴庄借住的家庭的男主人，是教会的执事，同时是村里小学的老师。灵强是其长子，正是借着与他的私人关系我得以进入这个村庄。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已将村庄名称以及文中涉及的村民名字都做了处理。

[2] 据我在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中的了解，相当部分人在归信后，仍然害怕被同事或同学知道自己的信仰，更不用说公开自己的“新身份”。这当中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宗教或信仰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因此一般持蔑视的态度。而这在吴庄这样的农村则没有这个顾虑，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标准来看，大家都一样“迷信”，只不过对象不同罢了。另一方面，在城市还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和潜在的利益要害，即如果一个学生或职业人士宣布自己的信仰，通常会受到学校或单位的劝阻，对其将来的就业或升迁都会不利。对于这个方面，吴庄基督徒同样也几乎不用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的信仰环境要比城市宽松、有利。

[3] 此说出于基督教的救赎论教导，认为人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在根本上破坏四个方面的关系，而当人愿意回转，接受耶稣的时候，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就得到恢复和重建。

[4] 基督教认为人与自己的关系包括3个层次，即按照神造自己的本相接纳自己，正确地认识自己，不高看，也不低看；在生活患难中欢欢喜喜，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不会改变自己在上帝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既然认识了自己，也知道环境不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在生活中就会满有盼望。这样，基督徒就恢复了神最初设立的人与自己的正确关系，重建了良好的自我形象，免于出现自卑、骄傲、自责、忧虑、烦恼等心理问题。

[5] 这也是一些基督徒主张环保的圣经根据，也成为他们反驳人们对基督教重人轻物从而掠夺自然界并造成环境破坏之批评的说辞。

[6] 上联中约瑟的故事记载于《旧约·创始记》37-50章。下联中的“财主”指的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中与乞丐拉撒路作对比的那个财主，见《新约·路加福音》16章19-31节。

[7] 经常有人批评基督教的末世观是悲观的，因为世界都要被毁灭，但基督教末世观的真正意义在于，在这个毁灭之后，将会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一切都要便成新的了”。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新约·启示录》21章4节）

[8] 准确地说是传递乡土传统的对联，因为有些对联也融入了佛教和道家的概念和词汇，例如下文提到的“映南极”这样的用语。但由于其中绝大部分的意向仍然是儒家的，故此我在文中仍然主要使用“儒家对联”这样的说法。

[9] 这幅春联云：新长征伟业青山不老，共产党恩情碧水长流。横批：万象更新。贴这幅春联的主人是位当兵复员回来的党员。

[10] 此即基督教所讲的“恩典观”，他们认为人之受造和得救等一切之事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人因好行为或好品格或任何其他自己的好而得救的话，那是人当得的工价。如果人不配得，但神因爱的缘故而赐予，这才是真正的恩典。这种“惟独恩典”的观点与“惟独圣经”、“惟独耶稣”、“惟独信心”一道构成了福音派信徒所强调的判断基本信仰的四个“惟独”。

[11] 见《创世纪》20章12节。十诫中，前四诫是规范人与神的关系，后六诫都是在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而“孝敬父母”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首。

[12] 这看起来似乎与焚香的来源类似。现在多数中国人已经将焚香视为中国传统礼仪中的一部分，但有人考证发现其实这是从印度随佛教传来，林耀华（2000b，246页）则进一步考证指出印度的焚香最早乃是从犹太人而来。

[13] 至于这个解释是否可信，在历史上是否真实不是我这里要讨论的话题。事实上，这样的写作与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论有关，在整个研究中，我一方面试图认同和感受吴庄基督徒的想法和立场，另一方面也我时刻提醒自己是研究者，或外来者。这也就是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的“进得去”和“出得来”的问题。其次，在文章的写作中，我有意地大量采纳报道人的解释和立场，希望他们的话语也能在文本中出现，并与作为研究者的“我”的考察形成一个对话，甚至是一种“多声道”的“交响乐”，而不是我们一向所习惯的那种“独白”，写作者在话语上的独家霸权。

[14] 吴庄教会的神学立场基本上是保守的基要信仰，其主要源头分两个，一是内地会传统，二是1930年代从山东传来的“耶稣家庭”传统。

 

参考文献：

1．何世明，1999a：《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

2．——，1999b：《基督教儒学四讲》，宗教文化出版社。

3．——，1999c：《基督教与儒学对谈》，宗教文化出版社。

4．——，1999d：《从基督教看中国孝道》，宗教文化出版社。

5．詹姆斯·里德，1989：《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三联书店。

6．李亦园，1985：“中国宗族与其仪式——若干观察的检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No.59。

7．林耀华，2000a：《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

8．——，2000b：《义序的宗族研究》（附：拜祖），三联书店。

9．庄孔韶，2000：《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

10． ——主编，2002：《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joshua2005bj.bokee.com/viewdiary.119792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