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  达丽亚·莫格海德 

    自20世纪80年代，穆斯林武装组织和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把自杀式炸弹袭击作为抵抗运动的最主要战略武器以来，它就成为恐怖主义中最有争议、传播最为迅速的方式。人们通常认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或宗教狂热分子受到圣战精神和殉教者可进天国的允诺的激发，去实施自杀式爆炸。恐怖主义者是在利用宗教招募自愿者，但宗教是否就是恐怖主义的关键推动力？

    对1980—2004年间全球每一起自杀式袭击所做的研究揭示出，外来占领几乎是每一起袭击事件的诱因。在《拼死去赢：自杀式恐怖主义的逻辑》一书中，作者罗伯特·派普（RobertPape）写道：

    关键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与其说是受宗教的驱使，不如说为了达到明确的战略目标，那就是迫使现代民主制度从他们视之为祖国的土地上撤回自己的军事力量。从黎巴嫩到斯里兰卡、车臣、克什米尔，一直到西岸，每一次重大的自杀式恐怖活动（超过所有恐怖事件的95%）都有自己的中心目标，即迫使一个民主国家回撤。

    不过，在对真实的或是被认为的占领和不公正进行矫正之时，宗教性组织和世俗组织一样，都常常把自己的恐怖行动放置于一个强大的宗教背景之中。

    在对真正的或是被认为的占领和不公正进行矫正之时，宗教性组织和世俗组织一样，都常常把自己的恐怖行动放置于一个强大的宗教背景之中。

    泰米尔猛虎组织是一个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的组织，它的主要战术就是自杀式炸弹。它与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佛教徒（SinhaleseBuddhist）进行斗争争取独立时，就诉诸泰米尔印度教的认同。哈马斯最早产生于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活动，但是宗教一直被用来证明其恐怖行动的合法性。即便与哈马斯相似的巴勒斯坦世俗武装阿克萨烈士旅，也用宗教来证明其自杀式炸弹的正当性。它选用“阿克萨”（耶路撒冷的一个大清真寺和宗教场所）作为自己的名称，称自己的袭击活动为“吉哈德”，说死去的袭击者是“圣战者”或是烈士。一些恐怖主义者，比如“9·11”中的劫机者，并不特别严格遵守教规（他们随意喝酒，等等），但是当他们面对死亡时，都转向了宗教（背诵经文、礼拜）。

    黎巴嫩、马德里和伊拉克为说明过去20多年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战略、战术和目标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尽管据说自杀式袭击起始于巴以冲突中的哈马斯，但实际上，它最早出现在穆斯林世界，是在黎巴嫩。杀伤力最大的袭击发生在1983年，真主党袭击了位于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造成241位美国士兵死亡。真主党的自杀式袭击者们宗教背景不尽相同，这说明抵抗运动成员并不一定必然是受到宗教的鼓动。在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的恐怖袭击中，袭击者中只有8个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还有3人是基督徒，另外27人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1989年《塔伊夫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黎巴嫩内战的结束。此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真主党成为选举政治中的一个参与者。尽管作为一个政党，真主党在黎巴嫩议会占有一定席位，但是它拒绝在南黎巴嫩放下武器，继续同以色列的占领斗争。许多黎巴嫩人、特别是武装伊斯兰主义者普遍认为，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说明了使用暴力和自杀式炸弹战术的正确性。
    

    与黎巴嫩和其他许多国家发生的袭击事件不同，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是由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一个组织实施的，他们不是为了反对在西班牙的占领，而是想在选举之前让西班牙人陷入恐慌，以便击败在台上的、支持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西班牙首相（这一策略显然成功了，新政府在掌权之后很快从伊拉克撤军）。相似的是，根据派普的研究，从1995年到2004年前期，基地组织三分之二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者都来自1990年以来美国驻扎重兵的国家。
    

    在美国带头的入侵和占领之前，自杀式恐怖主义在伊拉克少为人知。不过，随后逊尼派和什叶派武装争权夺利的派别冲突，及结束美国的占领，都广泛使用了这一战术。派普写道：
   

    在我们入侵前，伊拉克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自杀式恐怖袭击。从来没有。自从我们入侵之后，自杀式恐怖主义急速增加，2003年发生20起，2004年发生48起，2005年仅头五个月就发生了超过50起。自美国在伊拉克驻扎150000人战斗部队后的每年，自杀式恐怖主义都在成倍增加。

    如果说自杀式恐怖主义并不仅仅是受盲目的宗教、种族或是文化仇恨所驱使，而是由感觉到的和真实的不公正引发，那么“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一直存在的问题，其答案到底是什么？ 

     在《国际先驱论坛》评论版的一篇文章中，卡内基学者法沃斯·戈尔戈斯（FawasGerges）描述了他与一位人权倡导者、埃及人哈齐姆·萨勒姆（HazemSalem）在开罗的对话。这位活动家二十多岁，他告诉戈尔戈斯说：“看看美国人都在伊拉克干了些什么。美国把民主当面具，它殖民穆斯林，偷走我们的石油。”

    当戈尔戈斯提醒他布什总统赞成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时，萨勒姆反驳说：“不，他是在推进混乱和内战。”

    尽管传播民主一直是美国的既定目标，但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或是有可观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大都、实际上全部认为美国没把在该地区建立民主体制当回事儿，几乎无一例外：

    ·认为美国认真对待建立民主体制的比例，在埃及和约旦仅有24%，在土耳其仅有16%。

    ·认为美国确实是想建立民主制的最大比例人群是在黎巴嫩（54%）、塞拉利昂（68%）和阿富汗
（53%）。

    政治激进派对世界事务持怀疑和悲观态度。一般来说，政治激进派大多对美国及其推行民主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大概有一半（52%）的温和派说他们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积极推行民主，而持这一态度的政治激进派几乎是三分之二（72%）。

    正如在先前民主例外论的讨论中提到的一样，许多穆斯林指责美国和西方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推进民主和人权方面普遍持双重标准。尼日利亚乔斯（Jos）的一位政治家兼社团领袖萨利赫·巴耶里（SalehBayeri）说：“不论以色列什么时候打击巴勒斯坦人，国际社会和美国都视而不见或一言不发。一旦巴勒斯坦发起反击，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其他朋友都会谴责这是恐怖袭击。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显示出西方在对待穆斯林时持有偏见。”

    开罗美国大学女子学院是该地区顶尖的西方教育机构，该校的一名学生在与戈尔戈斯的一场谈话中说：“美国已经全权委托以色列来进攻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反恐战争是一场针对穆斯林的、可以随意定义的战争。”

    对政治激进派来说，他们恐惧美国的控制与主宰，又缺乏自决权，这些都强化了他们的无力感。
    

    近三分之二的政治激进派（63%）认为，美国不会允许该地区的人民“脱离美国的直接影响，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政治未来”，48%的温和派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对政治激进派来说，他们恐惧美国的控制与主宰，又缺乏自决权，这些都强化了他们的无力感。因此，这样一种信念在政治激进派中间发展起来，即他们必须奉献自我，以改变这种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