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三
　　

[内容摘要]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对基督教传播可能构成威胁的穆斯林群体，于是他们开始了针对该群体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教活动。这种传教活动无疑具有一定的文化侵略意味，从总体上看也是不成功的，但在客观上对两种宗教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近代；西方传教士；中国穆斯林；传教

　　
    基督教传教士自近代入华以来，将其传教的触角延伸到各类人群之中，中国的穆斯林群体自然也落入了它的宣教视野。这一传教过程，既是基督教信仰传播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在中国相互碰撞相互了解的过程，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两种文化相遇与对话的一道独特景观。

 

    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得较少，诸多文献文本尚未得到利用和解析。刊载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相遇与对话的文献相对集中的几种史料性刊物有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corder （教务杂志）、Friend of Moslems （穆斯林之友）、The Moslem World（穆斯林世界）等。亦有不少史料散见于传教士的相关著作、差会（基督教）年鉴、历届传教大会记录、其它教会期刊、我国西北部地方文献等。这些文献大都未被很好地利用，笔者所能检索到相关研究成果只有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西北民族研究》，1994 01）；邱树森《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争》，（《回族研究》，2001 03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中国穆斯林》，2005 04,05 ）等有限的几篇文章。而其中又只有房建昌先生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问题做了一些附带性的探讨，但明显不够深入，相关研究还相当的薄弱。

    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的相关记载为主线，对传教士的相关传教活动进行简要的评析。《教务杂志》于1867年创办于福州，后移到上海，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停刊，是来华基督教会办刊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基督教英文期刊，故对这一杂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缺乏可资参考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基本上是由原始文献中扒梳出的资料架构而成的，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传教士“发现”中国穆斯林
　　
　《教务杂志》上第一篇对中国伊斯兰教进行介绍的文章是发表在1869年第2卷第1期上的《北京伊斯兰教记事》，作者为著名的传教士与汉学家艾约瑟（RevJ Edkins）。他曾专门到北京一座有名的清真寺参观，并记录了穆斯林的特征、礼仪、习俗等情形。［1］另外一些传教士对西北**、禁绝鸦片和禁止酗酒等事件中的穆斯林有所介绍，基本上是一种客观上的描述。随着传教活动向内地的深入，不同地区的传教士在认识上的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南京的传教士发现穆斯林与他们基本上可以保持良好的关系，传教士可以经常到清真寺与阿訇论道，关系比较融洽。广东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穆斯林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场景：“这里的人民更有钱、更肉欲也更愚蠢，更脸皮厚、更冷漠也更不容易接近。一句话，人性中高贵一点的因素似乎完全被毁坏了，好象从经验中消除了。” ［2］(P32) 地处中西部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区的传教士似乎更注重对从传教角度对其特征的分析，如传教士发现河南的穆斯林中许多是领导者和商人，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甘肃的土著中一些毛拉能读阿拉伯文，而村民却多无知，这是传教的契机。［3］(P32)对穆斯林接触的增多促进了传教士研究伊斯兰教的兴趣，这时候下意识的观感逐渐被理性的研究所代替，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研究渐渐系统成熟。《教务杂志》中出现了大量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和介绍性的文章，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著作、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文化、穆斯林的分布和数量、中国穆斯林现状等内容。了解和研究的深入又使得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有了相当的认识，文化的差异使他们对其中一些现象无法认同，文化优越感也促使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他们逐渐从现象介绍和问题研究向批评批判的方向发展。一些传教士还有意识地将两者进行比较，以抬高前者贬低后者。1903年一位传教士说“伊斯兰教有关上帝的知识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但穆罕默德的教义中上帝的概念却是完全被毁坏了的。”［4］(P113) 更有激进者批评“穆斯林具有在阿拉伯的好战精神和狂热情绪，在宗教的名义下隐含着犯罪与放荡。”［5］(P43)

　　传教士以上的认识顺理成章地可以推导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敌人，正在对基督教的传播构成威胁，庞大的中国穆斯林群体应该成为基督教争取的对象。这种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同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建立既来源于非洲和中国西北穆斯林集中地区传教士对其经验的介绍，又来自于一些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教会人士的不断呼吁，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因为20年代传教士们发现中国伊斯兰教正在进行着改革运动，这种拒绝接受基督教的宗教正在通过向中国宣扬自己的理论来进行新的努力。他们印刷小册子、培养有进取精神的领袖以及倡导《古兰经》的汉译。从前阿拉伯世界不愿意自己的书籍被外人阅读，现在却在把《古兰经》翻译成中文，传统的束缚和内部问题正在被克服。［6］(P624) 从中他们感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巨大动力和基督教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中国穆斯林传教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正如一个传教士说过的，“只有经过一个瓦解的过程，神子之光才能穿透在他(穆罕默德)背后藏了那么久的无知和偏见的乌云。”［7］(P667)

    二、传教力量的集结与方针策略的制定
　　
　　一场运动的开展除了群体的共同努力外，杰出人物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教运动亦是如此。作为这场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人之一的传教士梅益盛(Isaac Mason) 和海恩波(Broomhall Marshall)就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梅益盛是英国公谊会的传教士，1892年来华，曾在重庆、遂宁等地的回族中传教，撰有《华西生活》、《阿拉伯先知》等著作和大量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这些著述和文章使传教士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认识清晰起来，对以后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海恩波是内地会传教士，于1890年来华，曾在山西洪桐县传过教，后在上海内地会任职。他一生著述颇丰，曾出版《清真教》等专著。海恩波的重要贡献并不仅在于他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更在于他的大量实践活动对其他人起到的示范作用，对其他传教士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是在海恩波等有远见的传教士的推动下，内地会逐渐成为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教运动中最活跃的教会，出现了许多致力于该运动的传教士，有代表性的如罗兹(Rhodes F Herbert) 、博德恩(Borden William) 、蹼马克(MarkBotham)、安献令(George Findley Andrew)、索德斯绰姆(Sodestrom L V ) 、金品三(George E King) 等人。他们大部分都在《教务杂志》和《穆斯林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多人还在中国西北地区传过教，在穆斯林传教工作人力物力的投入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许多富有成效的传教策略都是他们首先提出来的。罗兹和另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瑞德里（Ridley H French）还专门撰写论文，提交到1911年1月在伊莎贝拉举行的第二次世界穆斯林会议上，此次会议的决议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P515)　

    与此同时，国外知名的伊斯兰教专家学者也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兹维迈尔(Zweme Samuel)和毕敬士(Pickens Claude L)。［10，11］兹维迈尔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斯兰教问题专家，著名刊物《穆斯林世界》杂志的主编。他在1917年来华时主持了针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教的鸡公山会议，提出要重视对中国穆斯林传教的问题。在他的倡导下，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下设机构穆斯林工作特别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933年兹维迈尔再度来华，参加了上海的传教士联合大会，两个月时间里分别到8个省演讲、主持了9个会议，对中国穆斯林传教运动影响很大。他还出版了丰厚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著作，对中国教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毕敬士是兹维迈尔的女婿，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对伊斯兰教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于1926年携夫人来华。毕敬士除了发表大量文章著述和四处活动宣讲外，还在20年代后期创办了《穆斯林之友》杂志，这是基督教对中国穆斯林传教的一份十分重要的刊物。另外他还在汉口创立了名为“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的组织，对中国伊斯兰教工作者的联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上述一批传教士和学者的努力之下，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开始向系统的、联合的方向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运动。经过长期的力量积蓄和力量集结，针对中国穆斯林传教队伍终于形成了。1917年10月这些志同道合的传教士分别在鸡公山（湖北）、牯岭（江西）、烟台（山东）、北戴河（河北）召开传教士大会，专门讨论对中国穆斯林传教的方针策略问题，并达成一系列的共识。1933年7月又在兰州和牯岭召开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策略方针。许多传教士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方针策略的指导下展开工作的。综合历年的各类文章和会议决议，以下若干方针策略是多数传教士普遍赞同和多次强调的。

    第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合作。教会应该派遣足够多的传教士到伊斯兰教强大的中心地带工作，最好能够全职从事穆斯林工作；号召中国基督徒的积极参与，传教士应该在中国基督徒面前起到示范作用；［12，13］ 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质，必须要有接近特殊人群的基本常识，最好懂得阿拉伯语；工作者要准备好阿拉伯语和汉语的文字材料，以接近各个阶层。［14］ 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兄弟教会在伊斯兰教工作上要互相合作互相支援。［15］教会也需要投入特别是时间、研究、资金和设备。对工作者要给予必要的信息上的帮助。［16］ 要组织一个指导工作者的中国穆斯林工作委员会。［17］

    第二，文字布道是传教重点。要发行阿拉伯语和汉语双语的福音书、传单和小册子，应该包含救赎之道的圣经真理，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比较以展示前者的优点和后者的缺点。适当的书籍也是需要的，发行的书籍应该对伊斯兰教的错误观点进行反驳。［1819］ 要建立书库并列出适合中国穆斯林阅读的书目，还要为穆斯林建立由皈依基督教的阿訇掌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20］教会医院的药房、特别房间、特殊会客室等地也是阅读的好场所，应该准备一些基础读物。［21］另外还应该鼓励卖圣经的小贩在穆斯林居住区活动，［22］传教士自己也可以将部分书籍小册子赠送到清真寺里。

    第三，要注意因人传教。对于下层民众要多宣讲，散发简单易读的小册子，多做慈善、医疗和教育工作；对文化层次较高的穆斯林要在学理上进行教育，尤其要注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穆斯林子女。［23］中国穆斯林妇女和儿童是被忽略的群体，教会应该派遣一些女性工作者，要为穆斯林妇女准备特殊的房间以便安静地祈祷，避免她们因特殊的习俗遭到当地人嘲笑而产生厌烦心理，对儿童要进行适当的基督教启蒙教育。［24，25］毛拉也是应该重点争取的对象，要在安静的屋子里找一个能深入其心的人与他们交谈，要有真正的谦卑的态度，用宗教信仰和学理来打动他们。［26］
　　

    第四，多种方法与手段结合运用。在穆斯林居住地可以进行街头布道。［27］对于阿訇、毛拉和穆斯林学生等不容易接近的人群，传教士要深入到各地的清真寺和堂所去布道。传教士也应该深入到穆斯林集中地区的乡村社区，广泛地进行宣传。在适当的地方要开设书屋、街道教堂、初等学校和夜校，以便成年人可以在里面读圣经。［28］要为穆斯林开设医院，在医疗的过程中对他们施加影响，并为他们准备简易的文字读物。［29］各地的传教士要为伊斯兰教工作做大量的祷告，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互相交流经验。教会在财力、物力和信息方面也应该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援。

    三、传教实践与中国穆斯林的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投身到中国伊斯兰教工作中来。1915年传教士罗兹说“我们没有确切的名单，但可以肯定已经有超过一百个男女尝试接近穆斯林的工作。”［30］(P9) 毕敬士开创的“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的成员也日渐增多，1933年一个夏天就有70个成员要求加入。全国穆斯林特别工作委员会也于1918年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字材料准备和对传教士指导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引起了更多传教士的关注。
　　

    《教务杂志》中散见有许多对中国穆斯林传教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们大体上是沿着上述传教方针和策略的方向展开工作的。《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西部中国的伊斯兰教》、《真理的平衡》等大量书籍被推荐给传教士阅读，有关传教方法的小册子也由毕敬士等专家编写好发放到个人手中。为中国穆斯林准备的传单、小册子和书籍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大都用阿拉伯语和汉语双语编写。一种名叫《瓶膏四溢》免费发放的小册子重印两次还供不应求；［31］(P396) 另一种伊斯兰教初级读本在1924年每本1元的高价还很畅销；［32］(P810) 先前作为礼物在藏民中赠送都没人要福音书，1918年每本十分钱他们也愿意买；［33］(P137) 在西宁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不但购买他们自己文字的《圣经》，而且购买中文《圣经》。
　　

    这些小册子和书籍的实际功效也很明显，比如传教士曾将英文的《自由的律法》一书翻译成中文，上海的一个伊斯兰教教师看了后，他和他的家人就皈依了基督教。［34］也有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开始深入到穆斯林社区传教，许多传教士专程到一些社区巡回演讲。1939年一对传教士夫妇走访了云南包括51个村庄、61个清真寺在内的7个地区，每到一个村庄就出售福音书和发放小册子并向当地的穆斯林宣教。［35］(P272) 一些人还主动与阿訇、毛拉等伊斯兰教知识分子接近，到清真寺宣扬教义，兹维迈尔等人就曾经到清真寺与阿訇和学生辩论。［36］传教士认识到争取中国穆斯林的工作“不能用强力完成，那些认为主动进攻是最好方法的人很少能取得成功。对我们来说，任务是向他们展示更广阔的图景而要避免攻击他们的信仰而引起仇恨。”［37］(P66) 因此很多人采取了迂回战术，首先从其他方面博得穆斯林的好感，如开办学校、回民医院，创办慈善机构等等。1941年一个传教士报告说西安的穆斯林作为病人到我们的医院就医，很愿意听我们讲圣经故事，在离开的时候还购买福音书和《圣经》。［38］(P628) 另一个传教士说内地会医院施洗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穆斯林，他是在一个中国医生的指导下相信的福音，后来把他反对基督教的母亲也感化了。［39］(P628) 还有一个传教士谈到安徽的一个穆斯林家庭，这家的女孩子们加入了教会的主日学和假日圣经学校，结果她们的父亲也开始为主日学服务［40］ 这些为教会赢得了良好的名声，有利于穆斯林的改宗，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刻更显示出其有效性。如1895年甘肃河州**期间，内地会传教士胡立礼(Ridiey H F )夫妇与霍氏（Haii）先生被困在西宁府，他们每天照料几百名穆斯林的饮食，并借机传教，收获颇丰。再如1920年甘肃发生了给广大穆斯林带来了极大伤亡的海固大地震，内地会迅速成立了一个救灾委员会，由传教士安献令任现场指挥，几个月内就花去十二万元。传教士的救死扶伤精神感动了当地居民，也为教会赢得了大量的穆斯林基督徒。［41］

    以上介绍了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情况，可以说他们尽其所能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获得了一些穆斯林基督徒。到抗战前，具体有多少穆斯林改宗基督教还缺乏明确的统计数字，1937年中国穆斯林工作委员会记录在案的中国穆斯林基督徒只有一百名左右，但实际人数应该超过这个数字，还有大量的信徒没有进行登记。［42］ 穆斯林改宗的原因很复杂，固然很多人是因为对基督教教义心悦诚服而信仰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在感恩心理的支配下接受基督教的。如上文提到的海固地震事件中改宗的穆斯林，许多人内心并非真正信奉基督，而是出于对传教士救死扶伤精神的感动，加上亲人丧生的痛苦需要缓解，从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当地有“一为回回，则终身不易”的说法，改宗者往往不敢让自己的穆斯林亲友知晓此事，有的为此隐名埋姓，避走他乡。［43］有些穆斯林对基督教尽管持有中立态度，但或多或少也都有一定或臧或否的倾向，只不过表现比较缓和。许多穆斯林对传教士态度很友好，但对基督教教义或传教士的行为并不认同。如1917年兹维迈尔到河南一所清真寺向寺内阿訇和学生宣教，结果与传教士交往日久友谊颇深的阿訇很快就站在对立的一面与其辩论，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吵。［44］
　　

    显然多数穆斯林不想干涉其他人的信仰，但也不容基督教对其信仰的侵犯。还有一些持中立态度的穆斯林希望对基督教教义有更多的了解，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也有所赞同，但这只是从学理、教理上的一种探求，并不涉及到改宗问题。1917年三位毛拉主动向内地会传教士罗兹求书，并对书中内容十分肯定，其中一个人认为虽然双方信仰不同，但谈的都是道路的问题，因此愿意交谈。［45］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见诸于《教务杂志》的报道，但报道只涉及到这一层面，并没有说哪个穆斯林因此而皈依基督教的。诚如一位传教士所言：“在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我们的朋友，许多人对我们的福音抱友善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使其中任何人信奉基督。从我们一般人的观点看，在穆斯林中传教是最令人沮丧的工作。”［46］(P405) 实际上，部分穆斯林对基督教的探求是因为他们发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传教士还使用他们熟悉的阿拉伯语言，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穆斯林探求基督教的目的在于宗教借鉴和互相补充。

    虽然很多穆斯林对基督教抱友好的态度，但反对者占绝大多数。传教士发现直隶省具有强大的反对福音的力量；江苏两个穆斯林人口占70%的地区强烈地反对基督教；［47］(P405) 甘肃的很多穆斯林对《圣经》憎恨如毒药。［48］(P137)似乎中国各地都充斥了这样反对基督教的穆斯林势力，包括了各个阶层的穆斯林，尤其是伊斯兰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更为明显。1918年《教务杂志》提到了一本名为《时代的警告》的小册子，作者是云南一个翰林出身的穆斯林官员。小册子第四部分提醒穆斯林“必须牢记基督教的书籍是非权威的、可怀疑的、曲解事实的。”［49］(P738) 1920年杂志又提到《清真月刊》上一个年轻穆斯林的文章，文中宣称基督教近年来对伊斯兰教的文字工作是应该受到谴责的。［50］该文显然是要掀起穆斯林对基督教的仇视情绪。也有一些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自身进行了反思，表现出充分的危机感。1916年一位穆斯林说，原则晦涩不明、学术颓废、毛拉不尽责、信徒素质下降、声誉下降常被嘲笑、经济状况日渐紧张，是中国伊斯兰教面临的六大危险，在基督教传教士违背公义的诽谤中伤的进攻下，伊斯兰教正在不断失去阵地。［51］
　　

    在基督教的刺激下，也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在1910年代后期逐渐展开。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自己将《古兰经》翻译成中文，并翻译出版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书籍，详细说明他们的教义，加强群体内部的信仰。他们计划会议和演讲，说明他们的礼仪和教义、解释他们的历史和诠释他们的信仰。穆斯林也试图对基督教的文字工作进行反馈，1916年他们已经出版了几种反对基督教批评的书和报纸。传教士发现穆斯林正采用基督教的方法来反对基督教和加强穆斯林的信仰。［52］

    四、结论
　　
    基督教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大概经历了三个过程：调查研究获得规律性的认识、联合制定传教方针和策略、深入穆斯林社区进行宣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传教士充分表现出其宗教热情和进取精神，迎难而上，时时保持进攻的态势。而中国穆斯林群体则呈现出反应迟缓、缺乏革新等特征，在基督教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显得十分被动，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才进行革新运动，表现出觉醒和振兴的气象，但在基督教面前仍显得力度不足。
　　

    基督教获得了一些改宗的中国穆斯林，不过数量不是很大，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失败了的。但从宗教对话的角度看，他们的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传教士的活动促进了基督教和中国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消除偏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传教士固然是抱着“十字架征服新月”的目的到穆斯林中间传教的，其中也不乏因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宗教偏见，但他们中多数人还是以博爱的精神去工作、去服务穆斯林社群，虽有教义之争，但主流是和睦相处的，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冲突。传教士为了对穆斯林宣教，认真研究穆斯林的宗教与历史，其学风是严谨的，留下了有关中国穆斯林及伊斯兰教的专著及论文，到今天仍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值得借鉴的珍贵史料。
　　

    因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是一种宗教侵略，不过这段传教的历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传教士一味地认为基督教文明高于伊斯兰教文明，怀有盲目的宗教与文化优越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各种宗教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不同文化也都有自身的价值和不足，双方需要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和借鉴，这就需要一种真正平等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当代社会，宗教间的平等对话和友好往来对于缓和宗教和地区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转载自：中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