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

 

 

    民族教育是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进步、推动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根本保证。在川西羌族地区教育发展史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页。[①]成立于1939年冬的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直接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边疆地区开展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医疗卫生和福音传播等工作，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及社会改造有着积极意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被认为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代表了中国教会的正确路向。[②]边疆服务促使总会"将全国事工分布到自由区和沦陷区"，实现了总会事业在全国的"平均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基督教重城市轻农村、重内地轻边区的格局，作为一种在"艰难中产生的事工"，其精神"实在是可宝贵的"。[③]孔祥熙、黄炎培等政要也赞扬边部工作人员的"忠勇和牺牲精神"及其工作成效，认为他们"博得了边胞的信仰和爱戴，取得了地方同胞的赞助"。[④]笔者曾于2003年深入川西羌族地区实地调查，当地至今仍流传着当年的许多故事，许多老人虽年过八旬，谈起边部犹津津乐道。

 

    以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疆服务中的教育工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成绩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为该地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此点尚未为研究者所充分重视。[⑤]虽然边部曾经立志将服务范围推广到整个边疆地区，但壮志未酬，服务范围局限在川西羌藏地区和西康彝族地区。本文主要探讨边部在川西羌族地区的教育工作，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拟适当回溯此前川西羌族地区文化教育状况，再具体叙述边疆服务在川西区的教育工作，并对其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略作分析。由于川西地区民族以汉、藏、羌为主，由羌、藏民既有相对聚居，又有部分杂居。而边部在川西主要服务于藏族与羌族，故本文在叙述中往往兼及藏族。

 

    一、作为"边疆"的川康地区及川西羌区的文化教育

 

    边疆一词，若从词义而论，应是国家领土边缘地带的区域。但揆之实际，却非如此简单，在民国时期被纳入边疆范围的许多地区，并非国土边缘，于是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另求其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朝野视听再不如以前之忽略羁縻"，学术界"各科人士皆谈边疆"，[⑥]从事边政工作的人士也对此问题多有研讨，各说不一。归结起来，有地理边疆说、经济边疆说、政治（制）边疆说、文化边疆说、民族的边疆等各种说法。[⑦]时人吴文藻认为"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⑧]朱家骅认为，边疆有三义：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如谓地理的边疆基于属地主义，则文化的边疆可谓属人主义。"[⑨]吴泽霖也认为边疆具有这三种意义，"就地理的立场，边疆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从政治的立场看，"边疆与中枢是对立的名称"，因"政府在设政施令上不得不略有权益处置的必要"，边疆"遂成为政治上的特区"，如果国家之政治中心、地理中心与政治重心不符，政治中心偏重于地理上的边疆者，则边疆会失去政治意义，如东南沿海从地理上讲，是中国边缘地带，但因其是当时政治中心及经济命脉，"毫没有边疆社会的特征"，而"甘肃内蒙一带，在地理上实为中国的中心，但因离政治中枢过于遥远，又因民族及宗教上的特点，强邻势力的侵入，这些地方的应付及对策最可影响国家的命运，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中心地带反成为政治上的边区。"文化的边疆比政治的边疆更接近内地，但因与内地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同，故被视为边疆。[⑩]

    抗战军兴后，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很多沦陷，政治中心西迁，以前不受重视的西部地区成为民族复兴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性"凸显。当时许多边疆学者咸认边疆开发为当时"抗战建国"所急需。李安宅认为，"抗战建国是新中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创造新中国所应有的补泄兼施的药剂"，"抗战"与"建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11]。姜蕴刚认为，边区开发是"抗战期中应该有的最实际而最必要的工作。惟有这样然后可以说到长期抗战，及抗战中可以有种种的补充"，而且"就目前而言，最迫切而要着手的边区之开发，是在西南的一方面。"[12]如川康地区"僻处西南，在过去一向被视为边鄙之地，很少有人加以注意，自从抗日战起，国府西迁，重庆定为行都，川康因此变为畿辅要地"[13]。邓锡侯承认，"川康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在建国方面所负的使命，较诸抗战尤为重大，所谓抗战，原即包含于建国之中"。[14]有学者指出，"自国府迁渝，四川更是成为举世瞩目的后方重镇，它有锦绣的河山，孕育着无穷的资源，足以充实抗战的一切基础，国人誉之为民族的复兴的根据地，良非偶然"。[15]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水平极为低下，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比如川西边区，高山重叠，交通困难，"除生活上需要之茶盐针线等交易，并军事上之接触外，绝少内地文化之侵入"，形成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结构"，"际此抗战建国，开发边区之呼声中，本区实为我川省并全国急宜开发之区域也。"[16]

 

    自清末始，川西羌族地区即顺应举国兴学热潮，举办了近代学校教育并获得明显发展。一批新式的初、中等学堂(学校)和一些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机构在羌区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并采用新式教学组织形式，开设若干新课程。这些学校由各地劝学所（后教育科）管理，其招生、教学和考核等制度均日渐同于国内其他地区。川西各地小学教育发展快慢不一，但各县都有一所省立小学，并有一所或数所县立完小，并分别在羌族最集中的部分聚居点设置小学以方便羌民子弟入学。茂县、理县先后创办了县立女子小学。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后，各县相继在各乡(镇)、保设立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使小学教育趋于普遍。同小学教育相比，羌区的普通中学教育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1931年秋，四川屯殖督办署在茂县创办"松理懋茂汶联立初级中学"，但仅4年就因政局动荡夭折。1941年新建"茂松理汶县立初级中学"招生开学。[17]

    川西地区"种族复杂，语言文字各异"，羌族没有文字，"语言很不统一，以理番汶川二县羌民的语言而论即有七八种，萝卜寨的羌语通行的范围只限于附近的所谓萝卜九寨。"[18]时人注意到，"此山与彼山居民所用之语言亦有不同"。[19]羌族民众长期生活在地理封闭、文化交流隔绝的环境里，其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限制。尽管民国时期羌区近代学校基本创立，但因当地"教资不良，教法尚未改善，经费支绌，设备无法补充，生活困难学童易于辍学"，学校教育"成效甚鲜"，社会教育"较学校教育更为落后"[20]，"诸如图书馆、民教馆、体育馆等社会教育重要机关均付诸阙如"[21]。羌民子女进入学校念书者不多，教育质量不高。边部工作人员注意到，川西区"汉人识字者，固不乏人，但边胞则寥若晨星"；政府虽开设有学校，但有名无实，国民学校"少得可怜，而质量方面更谈不到。所谓国民小学者，有些地方，不过只有招牌而已"，边地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精神食粮匮乏，"无书报及杂志可供阅览"，[22]优秀教师往往在边疆地区浅尝辄止即寻思他往。民众对学校的猜疑和畏惧心理根深蒂固，认为那是"软化他们的法宝"；边地农民生活困难，儿童很小就要在家帮活，家长不愿意孩子入学。再因边地辽阔，学校很少，"很难找一个人口够密集的中心为设立学校的地址"，路途遥远艰险，生源严重不足。[23]

    边疆服务部把川西地区作为第一个"工区"，与此前川西羌区已有较长教会教育的历史有关。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陆续深入羌区传教并相继设学培养教徒。知名的教会学校有英国传教士肖化龙、毛树森等人分别在茂县凤仪和理县薛城等地教堂设置的华西小学、福音堂女子小学等。[24]早在边疆服务事业尚在筹议时，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便建议在川西理番开辟工区，因为此地位置险要，辐射效应好。毛树森在理番短短几年间即建造了三处礼拜堂，一处学校，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在1935年兵乱中毁于一旦。在追溯这段历史时，边部负责人谈到，"听到这一段悲壮的边地布道历史以后，觉得应当尽最大的努力这将曾被拆毁的圣殿再建立起来，于是决定了以川西为我们第一个工区。"[25]

 

    二、作为"社会福音"的边疆服务及其教育事业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1927年10月在上海成立，立志推动自养、自立、自传的本色教会运动，达到中国教会的全体合一[26]。它不倡宗派，不分国界，惟求适合中国国情，应付中国需要，为在以后内战与外患交织的时局下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早期的社会事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及沿江口岸城市，内地农村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鲜有中国教会同工的足迹。抗战军兴，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西迁，为教会实践其倡导已久的"社会福音"提供了历史机遇。应抗战建国及教会事业之急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先后发起了难民救济、负伤将士服务等活动，后开辟西南宣教工区。

    基督教与民国政府"由隔膜到互相攀附的过程"[27]及其抗战时期在边疆地区的活动甚少受到研究者措意。边疆服务运动的兴起恰是抗战时期政教关系的一个重要缩影。边疆服务由中国基督教会而非外国差会发起，其思想资源虽是西方教会"社会福音"神学思潮，但其组织推动力来自中国教会"本色化"的持续努力，其现实需求则与抗战时期边疆地位变化和中央倡导边疆建设有关。20世纪前期，中国教会经历了"基督教事业的注重点"从个人向社会的转移，强调教会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如边疆服务发起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诚静怡所说，"基督教不但应该注重个人，更应当注重社会生活，如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几方面。在这些生活中，没有一种是基督的能力所不能或不该透入的。"[28]总会执行干事高伯兰也认为："全国都在建设之中，如果教会不参与这种重大的工作，那么国家重建的基础决不能强固，我们应当胆大心细的去从事我们的工作"。[29]

 

    国民政府战前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不太重视，但在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急需边地民众"与国内同胞们并驾齐驱，共同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因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力量薄弱，加上与边地民众"语言的隔阂和关系的疏远"，故在边区建设方面鲜有成绩[30]，于是政府将"化导边民"作为推动边疆建设的首要步骤。国民政府鼓励各类社会团体到边疆开展服务或建设活动。1939年夏，诚静怡和时为总会副总干事的崔宪详在拜会孔祥熙时，报告了所见西南地区的落后情况，表达了教会在抗战后方为民众服务的愿望。孔祥熙正愁"缺乏贤明官吏和缺乏为政府臂助的民众运动"，当即敲定，经过报批程序，在三年试办期内给予经费的接济。[31]总会随后将边疆服务计划大纲呈请四川省民政厅协助[32]，并向四川省社会处呈请签核备案。[33]四川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边疆服务进行了核准备案，要求有关单位及"第十五十六区行政各县"协助督导所属，对行政院训令以"遵照为要"。[34]各级政府的支持是边疆服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的重要条件，"边疆服务计划自始即获得中央政府之赞助，而风声所播，引起国内外中西人士同情，予以热忱援手者颇不在少"。[35]可见边部的成立，是响应了政府号召，适应了政府需要，得到了政府批准和支持的。

 

    边疆服务采用"服务区"制度，区部可分设服务处，下又可分设服务所，以便因地制宜。除了固定的"处所"服务，还有不定期的"巡回"服务。边部工作从大处讲，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实地服务工作，包括教育、医药卫生和其他社会事业；二是调查和研究工作。边部强调"合作"，要求服务区实地工作尽量与当地机关合作，调查研究应尽力与附近学术机构合作。教育事业应统筹兼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医药事业应使治疗防疫和卫生教育齐头并进，社会事业应立足于救济边民痛苦，改良社会风俗，组织民众团体，化除边民与汉民纠纷。[36]1939年12月14日，张宗南、肖兴汉、张楚望等向四川松理茂汶一带进发，开始川西区工作，[37]边疆服务运动自此渐次展开；次年5月，第二批服务人员往西康宁属进发，奠定了西康区的根基。边部也曾致力于在云、贵开辟新服务区，但都因人事补充、物资供应极感困难而未能坚持。

 

    教育事业以提高边胞文化、化除民族隔膜为主要目的，是边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医药工作都是边部格外倚重的工作部类，开办较早，成效较著。边部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大纲》，《教育事工方案》部分有教育方针、方式、工具、用人原则、应用教材等项内容，要求教育生活化和学校社会化。其教育宗旨有三，一是公民教育即"养成国家意识，促进国民团结"；二是生活教育即"增加生产能力，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三是人格教育即"提高边民品格，敦厚边民风俗"。至于教育机关，边部认为"小学校为施行公民教育之基础，应自幼稚班开办"，同时开设民众学校，提倡"生活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应实施社会教育，"特别注重流动式的教育团"，并充分利用各种科学工具和手段。大纲规定"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采用教育部所编审的教材"。为适应地方上的特殊需要，可自行编制补充教材。在语言的使用上，以国语为主，但在"特殊区域"则应尽量学习和使用当地的语言，以便推行民众教育。在教员的遴选上，主张让"有服务精神之专门人才充任之"，并在"川康二省熟悉苗民生活之人才中物色"中层教育管理人才，"设法就地训练"能对边民开展教育的基层干部。[38]大纲的制定为边部开展教育事工提供了工作目标和行为指导。边部在川康边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学校教育与民众学校、社会教育并行，"汉夷"、男女兼收，在促进边部其他工作推行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一定范围内的边地民众接触或接受了具有近代内涵的新式教育。

 

    三、川西羌族地区边疆服务中的教育工作及其特点

 

    边部川西区部设在威州，最初确定了三个分区即子达寨、日尔觉寨、龙溪沟，最先开展的即是教育工作。[39]1940年春，张宗南、张楚望和肖兴汉分别在"纯边民"的日尔觉寨、子达寨、龙溪沟佳山寨举办国民小学，前两者学生主要是藏族子弟，后者则是羌族子弟。仅两年后，川西区经常教育工作就有小学2处（佳山寨及日尔觉寨），妇女纺织习艺所1处（杂谷脑），民众夜校3处（萝卜寨、佳山寨、杂谷脑）、民众半日学校1处（日尔觉寨）；威州设立了民众图书馆，杂谷脑有流动图书工作。[40]日尔觉寨小学校长由保长王学政担任，学生日增，1943年时有学生34人，佳山寨有学生32名，后又设置了附属幼稚园。萝卜寨小学是应寨民请求，经汶川县政府的委托而同边部合办的1所小学，但基本上由川西服务区独立支持。[41]边部所办日尔觉寨小学和佳山寨小学，自1943年7月起得到理番县府补助；九子屯二瓦寨请求边部前往办学，因人力财力所限未能进行。[42]由于边部办学质量较高，办学理念与手段均比当地先进，受到当地政府与许多民众认可，很多地方邀请边部前往办学，但出于经费与人员有限及当地教育资源（如校舍、生源等）的考虑，边部未全然答应，到1948年止，边部在川西区所办学校只有5处。

 

   边部川西区小学一览表[43]

 

    由上表可见，1948年，边部在川西办有学校21个班级，132人；抗战结束后川西区仅添设一所小学。若以今日之见，这些成绩无足挂齿，但考虑到该地区此前教育薄弱，战后形势并无好转反有恶化倾向，边疆地区所受重视程度相较战时没有加强反有削弱的情况，[44]边部工作尚能持续发展，已是不错。综观边部在川西区部的教育工作，成绩较为显著者多为羌族地区，尤其是佳山寨，是边部所办学校中质量最好、影响最大的小学，经常有学生30名左右，10年如一日，其入学率"比之一般农村教育尚无逊色"。[45]1944年10月10日，四川省十六区运动会在茂县举行，佳山寨小学20名学生及妇女班学生4人参加，是茂县外参赛人数最多的团体，并夺得第一名的佳绩，博得各方赞扬。[46]

 

    除了相对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边部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工作。与学校教育主要针对儿童不同，社会教育面向整个边地的民众；既有固定的民众学校、民众图书室，也有流动的"巡回施教"。巡回施教一般与巡回医疗合作进行，主要以威州、理番、杂谷脑为三大中心，施教内容为：报告国事，宣讲卫生，指导农事等，附之以图画展览等，晚上就教孩子们唱歌，放映幻灯，民众往往"倾寨而来"。1943年以理番城为中心的巡回施教工作就达12次。[47]边部还曾开设杂谷脑民众领袖训练班，川西区部附设了民众图书室，备有各种书报供给地方人士借阅，并备有书报、挂图和简短歌词等到各寨巡回施教之用。至1945年，川西区建成3个民众阅览室，分设在区部、威州诊所、杂谷脑医院内，各处均设有日报、杂志及通俗读物，并经常展览美国新闻处供给之时事照片，具有一定的教育与宣传效果。[48]

 

    边部根据川西地区实际情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成绩较为显著。边部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须兼筹并顾，以免偏废"，将小学作为"所在地一切服务活动之中心"，原则上社会教育"一切活动亦应与小学取得密切合作"。[49]边部兼顾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以小学为中心，开办各类夜校、半日制民校，或者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使教育对象扩大、教学内容深化延伸，而且与生产挂钩。1945年8月中旬，边部举办理番县师资培训班，学员40多人，均来自各乡镇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县长徐均良兼班主任，特约边部生计干事刘国士专题讲演14次，其内容有中国农业地理、川西农业概况、理番县属农业区域划分、理番县作物改良途径、理番县森林问题、理番主要农作物病害及防治、理番主要作物虫害及其防治、理番县农家经营实况、学校农家教育实施方法、学校生产事业、川西家畜改良问题、家庭适用养鸡法、合作社经营等。[50]从其论题来看，所谓师资培训，实际上就是生计教育。显然边部希望当地教师能了解边地生产状况，懂得生产技术，并能将此知识传达给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家庭，从而实现促进边地生产改良，改善民众生活的目的。

 

    边部的社会教育工作，从施教场所来看，可谓见缝插针。比如在十六区运动会上，边部将关于教育卫生及常识挂图画片和边部工作照片、各地新闻照片等数百幅携往茂县，布置民众教育展览室，民众极感兴趣。[51]从施教手段来看，也是多种多样。边部综合采用壁报、播音、幻灯等手段，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取得较大反响。为启发民智，边部在杂谷脑、理番城、通化、威州等地张贴壁报，宣传国内外大事及抗战情形。杂谷脑每晚播音一次，接收中央电台消息，听众一直维持在近30人，包括一些地方领袖。[52]1942年，边部购幻灯一具，"附带灯片一宗并加制有关抗战建国之新片若干张"，巡回为民众放映。[53]至次年，共有160多张幻灯片，多为依据需要自行绘制，仅当年就先后在边部各工作单位及附近山寨放映20多次，观众共计4000多人。每次放映时还请边部所办小学的本地学生用方言详细说明，[54]其吸引力和效果可以想见。此外还每半月举行一次各界谈话会，人数不定，参加者均为各界"领袖"。每星期还贴出画报介绍卫生常识、公民须知、抗战插画等。[55]

 

    总体来讲，边部开展教育工作内容充实，除了文化知识的教授，常识介绍、画片展览、抗战情形、生产技能等内容无所不包；教育场所普遍，在运动会上开展文化教育展览会，在诊疗室里教病人识字，把教室送到山林田间；教学手段与先进，综合运用壁报、播音、幻灯、电影等各类教育设备；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宣扬"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是边部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使民众形成"国家意识"始终是边部教育工作的奋斗目标之一。边部明确规定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要贯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汉夷一家"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随时宣扬"中央"的"德意"。边部积极配合和支持当地政府的各项工作，成为"化导边民"的重要力量。地方上许多工作也仰赖边部的合作，如昭觉地区政府的编制保甲工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在边部奉劝下才完成。理县县长徐均良为推行禁烟及倡导边地教育卫生事业，偕同边部川西区主任崔德润"遍历三番各地，亲施劝导"[56]。可见边区民众往往更愿意与边部"合作"，对边部更为信任。边部也感受到，因在工作中随时注意灌输"国家之德意"，边民"对中央政府之感戴也日见深切"[57]。

 

    值得一提的是，为求服务事工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而得到最大效能，边部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对边疆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58]，对于教育工作也是如此。边部对川西民族地区教育的窘迫及其成因以及改进方法均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崔德润认为，边地"形同化外"，政府长期采用羁縻或弹压政策，糜费浩大而收效甚微，欲求根本解决"不是征服或残灭，而是施以教化，使之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政府若以用兵的费用来办教育，提倡文化，收效定较今日为大"。[59]边部非常重视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办学成绩显著，引起了地方政府及村寨边民"领袖"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邀请边部前往筹备学校，但边部从不贸然答应，必先对该地之环境、人口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以认定是否满足办学的最起码的条件。对于内地教师很难久留边地，边部认为，归根结底要"多训练本地人作师资，充实经费，强迫教育，编选适合于边情的课本"。[60]换言之，即边部一贯强调的，其所做工作多为"表证示范"，其目的在于培养当地人，让他们能自行完成边地变革。在语言文字方面，李安宅认为"推行边教，不是在统一语文，限制思想，而是要使所有国境内的国民，做一个国族的公民，现代的公民。因此，推行边地教育，在文字思想方向，绝没有任何限制，只注重内容教材之是否包括做一个现代国民应有的知识。"[61]边部还非常强调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组织学者到川西区对藏羌语言进行研究。1942年，语言学家金鹏受边部委派到杂谷脑研究嘉戎语言，历时一年，编成《戎语会话》，以国语注音符号与国际音标译音。[62]在此基础上，他还整理了嘉戎的语汇文法，编成《嘉戎语字典》，方便了边部教育活动的开展。[63]

 

    四、基督教对川西羌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讨论基督教会在边疆地区文化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有两点是必须考虑到的。一是边疆教育的特殊性，二是作为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基督教会的自身局限。如果不考虑这两点，对边疆服务运动及其在川西羌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边疆服务成绩不大不小，作用或有或无的偏颇认知。

边疆教育的实施，有其特殊性。边疆服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边疆教育"与常轨的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系一种文化的传授、改进与创造，其文化内容是一元的。边疆教育除保存及传授各族之固有文化或地域文化之外，并须灌输民族国家所需的统一文化与现代文化，其文化的内容是二元的，如何使二元文化同时传授而不相冲突，如何使二元文化趋于一元而创造国族文化之最高型式，则应确守下述两大原则：求适应，求融合。"[64]政府在边地创设的国民小学之所以有名无实，不能适应边地文化，无法谐调"二元文化"的关系，应是根本原因。反过来看，边部教育活动能够比较成功，其根本原因恰也在此。边部制定的服务原则中即要求"万民平等"，"对于边民团体概不存种族、文化及宗教的自大心理"，"对于边民之固有文化，皆抱有欣赏学习之态度，藉以使中国文化日益光大。"在具体的教学中，"虽以国语为主要工具，对于边民固有之方言与文字，必尽力学习。"[65]

 

    边部给川西民族地区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吸引了广大学生及其家长，获得相对广泛的认可；民众学校的举办，在某些地区提高了民众的识字率，为他们吸收新知识获取信息创造了条件。笔者在杂谷脑营盘街采访时，一位90岁的老人就告诉我，他就是在边部学校读的书，"那时好啊，政府办的学校是要交钱的，但他们办的不要钱。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们村那时可能好多都不认识字。"[66]孙家俭在理县举办夏令读书会，教室窗外观者如堵，玻璃都被挤破了几次。[67]萝卜寨小学的学生缺课很少，学生要在屋里做事，家长要来请假，"有时学生自己知道家中的事不帮忙也可过得去，家长虽来请假，他也不肯去"，这至少表明此前处于几乎没有任何教育氛围的孩子，已经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68]这所学校曾停办半年，"家长学生渐感觉不方便，亦感到学校之必需"才又重新开学，"年终考试成绩斐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以前相比，边地许多民众不再觉得学校不收学费是"别有企图"，改变了让孩子"读书吃亏"而不如在家劳动的保守观念，开始接纳和倚赖边部所办学校。[69]

 

    川西地区是藏族羌族为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区，边部的教育工作对象也主要是藏族羌族居民。边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羌族地区更为成效显著，不仅办学时间长，而且成绩突出。佳山寨小学常办不衰，教学质量为全县之首，很能说明问题。至1949年，佳山寨小学升入威州师范4名，松潘职业学校3名，眉山农职校1名，成都高琦中学1名，杂谷脑医护训练班2名。该小学成绩优良原因在于当地经商者多，汉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开明，知道读书的重要。[70]十六区专员王元晖认为佳山寨小学是全区第一个好学校，并希望各县应以佳山寨学校为模范，努力改进全区教育。[71]1945年春，崔德润、萧乐儒率佳山寨小学生及妇女识字班学生17人参观成都，历时十余日，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在羌民历史上是一件创举"。佳山寨学生先后访问了基督教女青年会民众学校、航空子弟学校、中央日报馆、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军官学校、华西神学院、华英书局、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高崎中学等地，先后受到了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社会处处长黄仲翔等官员的会见和接待。佳山寨学生在蓉访问，与各界亲密接触，展示了边部的边疆服务工作，增进了内地官民对边疆的认识，扩大了边疆服务运动影响[72]。

 

    在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布道往往最难看见成绩，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教更是如此。川西地区三种民族杂居，生活习性与宗教传统截然不同。羌在汉藏之间，与内地关系较密，隔阂不深，较易接近，且在宗教上没有专一虔诚的信仰，没有专职僧侣，没有强大的宗教组织，在这种环境下传道，不易受到有组织的抗拒。藏区传教则相对困难，其原因在于藏区喇嘛教势力很大，组织严密，对外来宗教比较排斥，宗教工作展开不易，只能做"滴水穿石"的工夫。[73]在藏区传教近20年，最后殉教于藏区的杜仲贤神父就曾感叹："在藏族间传教，有如拓荒者创业"。[74]由此可知，羌族地区边部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均较藏族地区发达，实与基督教在当地所受抵抗程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基督教传播受阻大，则其教育推广自然不易，其成效也就大打折扣了。

 

    边部教育工作使一定范围内的民众接触或接受了具有近代内涵的新式教育，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羌族教育的"近代转型"，对羌族民众的"国家"观念的养成，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只有通过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倡导和实践，提高边地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让其具备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并在经济上促成边疆与内地不可须臾分离的联系，当局久悬不决的所谓"边务"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尽管这个任务对边部而言实在过于沉重，但边部至少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国民政府对边部教育工作比较满意，对其化导边民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以孔祥熙为代表的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僚列名边疆服务委员，以示支持。孔祥熙在边疆服务委员会第四届年会上声明，"本部之所以发起，即在利用基督教服务的精神辅助政府化导边民的工作"。他要求边部"对于国民党义及国父之遗教应使边民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在各项工作中"注意政治训练，使边民认识中央政府之德惠，因而甘心向化作健全之国民"。他对边部工作进展"表示欣慰"，勉励边部"今后更当积极推进，俾收更大效果。"他提醒"现在中央各部会及省政府，对于边疆问题均在注意，本部工作应随时与中央及各省政府取得联络。"[75]在第五届年会上，孔祥熙指出中国"边疆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贤明的边吏和缺乏为政府臂助的民众运动、社会组织"，边疆服务是"以宗教的精神和服务的事业促进国民的团结"，所以也"是一个宗教的爱国运动"。[76]

 

    正如朱家骅所说，"边疆教育之成败，系乎人，尤系乎其人所用之方法"，"凡入边教育人员，必须熟悉边情，通晓边疆语文，对边地同胞之宗教信仰，应有同情的了解，对于边地同胞之生活习惯应全部适应。"也就是"先从其异，渐求其同"，将各族文化优良部分，"融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无论适应与交融，要皆以增益国族文化为极则。"[77]如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边疆教育的话，显然多不达标，从师资来说，边区教师来源缺乏，内地来的老师少有扎根边区者；从教学语言来说，多用国语，能用当地语言或愿花工夫学习方言的很少；从教学内容来看，与边区生活隔膜，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等等。作为一个基督教会团体，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无法扭转这样的大势，边部在从事教育工作中也面临着同样无法克服的困难。刘龄九曾经谈到，教育工作不能得到突破进展，"完全是因为我们缺乏真正有资格有信仰的教员。假设有人肯奉献的话，我们可于最短期内设立几十处同样的学校。"[78]刘龄九所强调的"缺乏真正有资格有信仰的教员"，反映了教育工作人才的难得：既要有相当的学识和教学水平，还得有服务边胞甘于吃苦的精神品质。边部的教员工作往往不能持久，初聘来的一些工作人员新鲜感一过，热情骤降，远离故乡、生活艰苦、信息闭塞、精神食粮匮乏等种种困扰使部分工作人员很快离开了岗位。边疆教育是一个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边地政府大力支持、边地民众积极参与的综合性社会工程，资源有限的基督教团体显然是不足以胜任的。

 

    1950年前后，中国经历着政制及社会的巨大转型。经过学习改造，中国教会"三自革新"的发展道路已经确定，但因经济来源缺乏，边部继续开展福音传播的空间缩小，所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也面临被政府接管或改造的命运。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举，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建设改造的工作，正逐步纳入政府统筹规划、发动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范畴。教会的社会角色从过去的改造社会的力量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公有的制度性规定，即便当时没有宣布对私有制进行改造，边部社会事业将由政府接管的最终命运也已成定局。[79]边部办理的几所小学也大多于1952年移交政府，基督教在川西羌族地区的办学行为遂成历史烟云，但其曾有的成绩却长留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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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与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均做了简要介绍。汪洪亮撰成于200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对边疆服务运动做了初步研究。杨天宏先生的《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6期）、《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1期）、《政制转型与中国教会的调适——基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后期经历的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对该运动做了深入探讨。另有一些论著，如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成先聪、陈廷湘的论文《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事业为例》（《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都没对边疆服务展开细致论述。

[②]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基督教丛刊》第9期，1945年2月，第9-11页。

[③]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金陵神学志》"金陵神学院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50 年，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545页。

[④]《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会议记录》，云南省档案馆：51-4-251。

[⑤]吴定初、朱晟利《羌族教育发展百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是迄今笔者所见羌族教育之唯一专史。吴著及张传燧、吴定初发表在《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的《羌族教育发展史简述》，朱晟利、吴定初发表在《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的《近百年羌族学校教育发展述析》和耿静发表在《阿坝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的《在羌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都提到了基督教办学情况，但都失之简略。

[⑥]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1947 年4 月，第1页。

[⑦]参阅贾湖亭：《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张其昀编《边疆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6年；周昆田：《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周昆田编著《边疆政策概述》，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林恩显：《边政通论》，台湾华泰书局，1989年。

[43]资料来源：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第159页。按：各校均设有民众识字班，但该图所示系1948年下半年数据，不含民众识字班。

[44]李安宅先生认为边疆工作"这许多年稍有雏形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抗战建国的迫力所给的赐予"；但在战后，"无可讳言的，不但没有汹涌澎湃的趋势，反有回潮下降的危险了。"参阅李安宅：《胜利与边疆工作》，《边疆服务》第10期，第1页。该文写于1945年10月10日。如李所说，抗战的结束并没有给边疆的开发带来新的机遇，"边疆"与边政问题，战后比战时更加困难。盖战时后方成民族复兴基地，故当局格外倚重；战后，本在江浙起家的国民党政府自然又视线东移，边区再成弃屣。一度成为国人言说中心的"边疆"，此时重新回到战前的边缘地位，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文论述。

（下略）

 

                  （本文转载自：《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