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师宁

 

 

    “宗教生态失衡”是近年来中国宗教学界一些学者用来描述中国宗教状况的用语。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内涵和意义。它能反映中国宗教的现状吗？这种观点内容如何？它同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何关系？通过考察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大陆社会发展中一些有趣的悖论式的现象。

 

     一、“宗教生态失衡”论与基督教

    “宗教生态”[1]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于2003年。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关于福建省民间信仰问题的调研报告》首次使用了“宗教文化生态系统建设”这一概念；[2]2004年出现了以“宗教生态”为主题词和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3]2005年后又有一系列文章提到与“宗教生态”相关的概念，如“宗教信仰生态平衡”、“宗教文化生态学”，等等。[4]2009年出现的相关文章，集中到了一个主要话题，即“宗教生态失衡”，[5]；之后又有一些文章出现，但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6]2010年7月，在第7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闭幕会上，以“宗教生态论”为名的专题研讨会再一次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化。[7]

    从“宗教生态”的提出到关于“宗教生态失衡”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这一观点过程的阶段性特征：2003--2004年，可以说这主要是指一种研究视角，强调从宗教生态的角度看待宗教；2005--2006年，则大致是对历史和部分现实情况的描述，肯定中国特色的“宗教生态平衡”；2009年后，引起争论的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一种因果解释——“宗教生态失衡”导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或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又导致了中国“宗教生态失衡”。我们不难从这些特征中看到一种趋势：从“宗教生态”概念到“宗教生态平衡”论再到“宗教生态失衡"论。

    事实上，“失衡论”包括了两种主要的看法：1、对基督教发展因果的解释——“宗教生态失衡”导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文革’期间，佛寺道观及民间信仰统统受到冲击，烧香拜佛在当时的环境中完全不可能做到，而基督教的简单仪轨能隐秘地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所以在一些秘密传道人影响下，基督徒人数依然悄然增长，有些村庄甚至已发展到上百人的规模。……。”[8]“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快的主要原因。”[9]。

    2、将上述观点中的原因变成结果，结果变成原因：基督教发展是中国宗教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数十年间挟其背后西方的强势力量飞速发展，是数百年来外国传教士梦想而不可得的，严重损坏了多元和谐的宗教文化生态。”[10]

    当然，上述第一种看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判断，它有田野调查的数据作为支持。例如，在江西余干县的某乡，基督教徒占据全乡人口比例的33.36%；在云南省怒江的某县，基督教徒占全县人口比例的57.62%。这种基督教“独大”的现象使参与调查的学者得出当地宗教生态出现“失衡”的结论。[11]

然而，由于这是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新的解释，因此尽管田野调查涉及的面很小，真正参与研究的学者人数也不多，但其影响却很大。从逻辑上看，“宗教生态失衡”论暗含的政策主张是：要恢复与维持“宗教生态平衡”，就必须遏制“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要遏制“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就必须扶植或发展“中国传统宗教”；要扶植或发展“中国传统宗教”，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宗教政策或建立新的文化战略。事实上，有些学者就此所提的政策主张，的确就依据这种论证逻辑：例如，“要恢复包括民族宗教与民俗宗教在内的中国传统信仰，从而达到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之目的”，“民间宗教是保持多元通和宗教文化生态的基础”；建构“中华教”、维护“文化安全”、确保“宗教安全”、坚持“文化主体性”、“信仰自觉”、“大宗教观”视野、“本土情怀”等等。

    这些看来只是一些观点，由于不符合生物状态是自然的结果以及避免人为干预人为建构等生态学常识，所以说不上是新理论，而只是名词借用。但是，观点与现实的距离仅仅是看似遥远，事实上观点会影响到现实，换言之，一种学术观点有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观点上的百花齐放本来极其正常，然而，一旦一种学术观点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就容易掉进“被滥用”、“被误用”的陷阱，从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更为致命的是可能会造成错误的政策导向，在现实中造成人为的悲剧后果。

    那么，中国宗教的现状又如何，基督教真的是“一家独大”吗？

 

    二、中国宗教的现状

    要把握中国宗教的现状并非易事，在此我们只能够从貌似最简单的数字来看（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要获得真实的数字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2007--2010年间多方面的统计，在中国，处于合法地位的五大宗教的信徒人数如下：佛教：约18500万；道教：1200万；伊斯兰教：2200万；天主教：600万；基督教：3000万/2305万。[12]由于对上述数字的研究众说纷纭、非常复杂，在此暂不赘言，只能作一种综合运用。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宗教并不仅仅包括上述五种制度性的宗教，事实上它还包括了非制度性宗教，即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而后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复苏与发展，却长期被学界忽略。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快速赶上，因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统计数字，并可从中对民间宗教大势略窥一斑。

    1992--1996年，在浙江、河南、福建等基督教发展最盛的地区，民间宗教建发展的速度也极快。其兴建寺庙的速度甚至超过基督教建教堂的速度，少则20倍，多达100倍。[13]2002年，由福建省政协组织进行的调研报告指出，“根据九市政协调研材料统计，全省形成规模（建筑面积在10平方以上至几百上千平方不等）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25102座。”福建省民宗厅同年的调研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34028座上规模的民间信仰宫庙。”至2002年，福建共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6900座。而民间信仰的宫庙，在数量上是制度化宗教的10倍左右。[14]据加拿大学者丁荷生的调查，在福建莆田，总人口为746,495的724个被调查村中，大多数村有3个以上庙宇，有些村有8个之多，有些村只有一个，共有庙宇2586个，代表1200个不同神的神像有10433座。从理论上推算，中国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约有人口1000人，平均每个村有两个庙，那么就有6亿8000万村民以某种方式参与这超过一百万个寺庙的仪式活动。有些村庙委员会与区域仪式联盟，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政府”，它们发挥着地方自治的功能。[15]2007年，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报告指出，在当今中国，相信风水者有1.45亿，相信财神者有1.41亿，在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的人多达3.62亿。而来自海外的数据表明，在2010年，中国民间宗教信徒有4.3亿，占人口总数的32.6%。[16]

    在此还有一组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各大中国宗教的发展状况。在1950年，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与道教没有统计数字）的信徒人数分别为800万、270万、70万，[17]在近60年中，上述三种宗教的信徒人数上升为2200万、550万和2305万（最低数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信徒人数增长了30多倍，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宗教，但仍不超过人口总数的2%。

    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人数最多的宗教是民间宗教和佛教，自1949年以来，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基督教、民间宗教，也许还有佛教（由于佛教没有1950年的统计数字，在此只能如此表述）。

 

     三、对“宗教生态失衡”论的分析与思考

 

    事实上，上述关于“宗教生态失衡”的第一种看法，是作为“宗教生态”的一个研究结论提出来的，是对中国宗教现状所作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对中国基督教快速增长的一种全新解释。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判断宗教生态“失衡”的标准是什么？“生态失衡”是对中国整体宗教现状的论断呢，还是只对某些局部地区宗教现状的判断？这种“失衡”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有无关系？有何关系？

    生物学上的生态，指的是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相扣的关系。相应的，宗教生态指的，应该是各种宗教生存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于“宗教生态失衡”论并未对所谓“平衡”与“失衡”给出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指标，我们就只能一般地来看看中国宗教的生存状况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五十年代对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进行了多次扫荡，以反对封建主义的名义对佛教、道教进行了多次打击，同样地，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名义对基督宗教也进行了多次打击。我们还可以看到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对所有宗教都进行了打击。这在三十年间使得各宗教急剧萎缩，它们除了千方百计地保存自身的生存外，几乎丧失了各自原有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功能。当然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中国各宗教生态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实际上，宗教与环境的关系包括宗教与社会之关系（即宗教与政府、政党之关系；宗教与社会各部门之关系以及一般非信徒的关系）；宗教与宗教间的关系；宗教内信徒之间的关系等等。从上述事实来看，在中国，政教关系问题至少是判断宗教生态是否失衡的一个首要和重要的指标。

 

    由于中国人多地广，各个地区差异极大，宗教状况自然也就极其复杂，因此，在对中国的宗教状况做判断时，必须格外谨慎。其实，从上述那些学者关于“生态失衡”的说法可以看出，他们所谓平衡或失衡仅仅是以信众人数以及由此推断的发展速度为标准的。

 

    此外，宗教失衡论的指向有两个不同的层面：1、局部区域的失衡，2、中国宗教的总体层面的失衡。显然，某些“局部区域失衡”之说比“总体失衡”之说有事实依据，也更为谨慎。因为“局部区域失衡”判断的标准比较明确，例如，根据江西余干县某乡和云南省怒江州某县的调查数据，是有事实依据的，但这种判断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基督徒所占社区人口比例达到何种数值，才算是“失衡”呢？是30%？还是50%？如果说这个貌似客观的数值之选取，都仍然是随意的主观的，那么这一“局部区域失衡”的判断也就有问题了，而要作出中国宗教生态“总体失衡”的判断就更难了。因此，在没有“失衡”标准的情况下得出基督教严重破坏了中国宗教生态的第二种看法，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研究结果，而只是一种对基督教的防范乃至敌视态度。

 

    一些学者甚至相当明确地表示要支持或扶持“本土宗教，他们提出基督教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与宗教生态失衡——由于宗教政策的失误与意识形态的偏差，造成中国传统宗教（佛道教与民间信仰）被过分打压而严重削弱——直接相关，甚至宗教生态失衡是根本原因。

 

    他们引用香港学者梁家麟的观点作为支持：“基督教得以在文革以后的农村蓬勃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自立国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铲除民间宗教，将基督教在基层社会的农村中传播之最大障碍除去，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宗教政策是协助基督教发展的一大助力”。[18]

然而，梁家麟的书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表明他在此所论述的只是农村，实际上他这种判断并不适合于解释城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中城市中基督教的发展。因为大中城市中民间信仰的势力和影响本来就非常有限，不像农村那样会大起大落，因此，“宗教生态失衡”论至少不能解释中国城市基督教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再说，铲除民间宗教提供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让任何一种宗教进入，如果说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民间宗教受到的扫荡牵连了它们，那么对其他宗教，至少对与基督教同根的天主教来说，这个广阔天空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只有基督教获得这个空间呢？

 

    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无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1949年以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命运一样，在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时至今日，由于其“洋教”帽子和与“西方列强”的“海外关系”，基督教受限的程度，比起其他宗教来，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基督教所受的扫荡，为何不能为其他宗教快速发展“提供空间”呢？

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就算可以用发展速度和信众数字为判断“平衡”或“失衡”的标准，近三十年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长速度，民间信仰和佛教都远远大于基督教，至少同基督教一样属于快速发展的宗教，为什么不说它们的发展破坏了“宗教生态平衡”呢？

 

    依笔者所见，这里涉及到的，实际上是认识或感受的问题。从浅层次来说，首先，是民间信仰和佛教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它们不像基督教那样入华仅有两佰余年，似乎还是从无到有，让人有一种新奇感；其次，是民间宗教的本土性和佛教的本土化——它们不像基督教有西方文化背景，似乎有些陌生，使人产生一种很不相同的心理感受；第三，佛教和各种民间信仰在制度形式上的“发散性”——它们没有基督教那样完备的组织形式，让人有“强大”之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可能会更关注或忧虑那些新奇的、异己的、强大的东西。

 

    从深层次来说，这种对基督教发展的极其关注，表现的是一种防范乃至敌视的心理，它反映了冷战以来形成的僵化观念和认识定式并未改变，即，只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对抗来解读宗教组织尤其是基督教的规模与发展，只以中西对立、西方“威胁”论、基督教“渗透”论来作为解读的根基。这才是上述说法内在矛盾最深层的原因。

 

    四、当今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识大致有三个主要阶段。1、**的阶段。在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的近三十年里，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来自政府、媒体的反教宣传和批判，以及基督教界的自我批判，因此对基督教的认识几乎都是**的，而且还逐步走向完全否定——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起，视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迷信落后的思想、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种认识影响之深、之广，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市场。

 

    2、纠错的阶段。在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始直到该世纪末的二十年中，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宗教信仰开始复苏，基督教（尤其在农村）开始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宗教学研究也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宗教热的现象，促使宗教学界重新思考“什么是宗教”，并开始逐步摆脱**认识，放弃“宗教是鸦片”的主调，进而视宗教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此时期，有关基督教的出版物也迅速增加，与此相应，政府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方针，对基督教的客观的学术研究也间接或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一些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开始通过书籍、艺术等途径去了解基督教。尽管如此，与众多的人口相比，这样的人还只是少数。

 

    3、基督教逐步展示自身的阶段。在新世纪后的这些年中，随着基督教城市家庭教会大发展，信徒个人和教会参与社会服务与一般社会接触机会的增多，民众认识基督教的机会也开始增加。这些机会主要来自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各种日常实践，因为，即便在今天，在中国民众能够获取信息的最大渠道即报纸和电视上，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我们以中国著名的五大报纸为例：在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北京日报对宗教的报道只有10篇；广州日报有6篇；南方周末有16篇；人民日报有74篇；文汇报有11篇。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宗教界领袖之类。而对于基督教的报道，这五份报纸十年中只有1篇（南方周末，2009年）！[19]即便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界对救灾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也是真正地“默默无闻”的。而民众通过这类途径认识的基督教，主要限于其道德伦理的效果方面。

 

    从事实来看，中国社会对于基督教的认识，由于话语权的两极化而有这么两种主要倾向。在有话语权的一极，即在许多官员和部分知识分子之中，尽管“宗教是鸦片”等说法已经不再普遍，但是，“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侵略”等说法仍有市场。最近，一位很有影响的宗教学者还这样写道：“西方帝国主义力图将中国基督教化，或曰‘中华归主’，从不间断地制造‘教案’至八国联军血洗北京至今，没有变过；但方式有了更新，那就是从‘大炮’上下来，将重点转移到抓文化，抓意识形态方面。”基督教“……占据文化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是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骨，解除中国人的武装并使之俯伏于美国脚下的上上策。”[20]即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对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有许多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僵化的固有观念仍然存在。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以至宗教的否定及敌视，无疑是这种政治体制宰制的结果”。[21]这些观念加上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再加上国家维稳和安全策略等意识形态的考虑，于是，基督教==西方，西方==美国，美国==敌对渗透的这种政治性解读和敌对思维不仅有市场，而且在事实上还引导人们的认识，导致许多有话语权的人对基督教采取了一种防范心态，这一点还表现在许多地方对基督教的具体管理中。[22]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学者的宗教生态失衡论不合逻辑地单挑基督教的深层原因，也是基督徒只有2305万的调查结果出来后，宗教生态失衡论突然销声匿迹的原因。但是，只要这些观念存在，已经本土化且成为中国宗教之组成部分的基督教仍将会是靶子，即便其规模并没有其他宗教大，其发展也同其他宗教一样属于正常。

 

    在没有话语权的一极，即在一般民众之中，则倾向于将基督教视为对道德伦理发挥良好影响的宗教，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对基督教教义、神学等的深入了解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忙于生计的下层民众却缺少这种条件，他们不易接近能够让人真正了解基督教的书籍和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今天，基督徒良好的言行，教会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确实也让不少非基督徒看到了基督教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优势。[23]一些基督徒以实际行动去实践“爱”，对于下层、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上门服务”，对灾民的援助和关爱不止于一时……，所有这些会使得许多民众对基督教有相当的好感。于是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重灾区例如绵竹、安县等地的教会人数大幅度上升，[24]云南一些地方则因为“福音戒毒”的成功，出现了“少一个吸毒者多一个基督徒”的现象；[25]我们也看到，城市中的农民工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26]在西北极其贫困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中的“少数”[27]即新增的基督徒等等现象。

 

    总而言之，一些官员对基督教防范、警惕的心态，一些学者关于基督教的片面、**的言论，事实上并没有在广大普通民众中产生相应的影响。老百姓看的是事实，讲的是实效，需要的是真正的关切和真正有付出的爱。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基督教会受到普通民众的接受从而得到发展，恰恰就是因为民众把基督徒理解为“好人”，把基督教理解为提倡爱心的宗教，即使这种理解并不全面、也不深刻。

 

    当然，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这两种主要认识倾向，与文化大革命前上下一致的**认识比起来，给基督教留下的发展空间要大得多。即便是因为敌对思维和防范心理带来的限制和打压，从某种社会心理的效应来看，反而成了促成中国基督教（主要指家庭教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8]更不用说民众在对社会道德下降的感受和对道德提升的关注中，会因为对基督教的道德性的理解，而逐渐“慕道”甚至入教了。

由此，我们再次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宗教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土壤和民众根基，任何宗教对社会的吸引，都是靠“行”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对基督教的这两种过时的和片面理解，客观上竟然都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这不是十分有趣、发人深省的吗？

 

    这种不合常理或“似非而是”的现象，可以称为“悖论式的”，但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它却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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