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阳

 

 

    20世纪20年代，随着工业体系在中国的引入和逐渐形成，引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所有现代病－童工、超长工时、夜工、无休假、低工资、普遍低劣的工作条件、缺乏住房等，劳工问题迅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各党派、各团体、学术界等莫不以自己的方式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劳工问题有过从舆论到实践、到研究的强烈关注。　　

    如何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违反基督宗旨”的工业与经济制度问题的新挑战，基督教界并非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认为不能触动那些与基督教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做法，基督教会就会失去吸引力，[1]基督教不能“尽力改良”，发挥作用，社会的基督化如何可能？[2]积极应对劳工问题。

    无论当时社会各界的积极应对的实践与研究，还是今日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和重审，学术界都有颇多研究，成果丰硕，但却普遍忽视了基督教界的回应和参与。本文试图以中国教会最直接涉及劳工问题的两个机构之一，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劳工问题的关注与实践来考察基督教界对此的思考与实践，增加学界对于当时解决劳工问题的努力之多面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分析基督教会思考内容和侧重层面、思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以及中国教会的局限性。

                               女青年会劳工事业的初成和转变

    1910年代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外国势力渗透和工业发展迫使大量农民来到城市。外国控制的制造业和贸易在沿海地区的增长造成了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农作物商业化、乡村缺乏自足、资金从农村乡村流向城市都带来了相应的乡村危机，旱灾和水灾等空前自然灾害造成广大民众的痛苦和不满。虽然乡村危机影响到80％的人口，但位于权力中心的工业问题和劳工问题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关注。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全国劳工大会，从12个城市来的180名代表宣布代表了来自约200个机构的30万工人，劳工在中国迅速成为城市里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灾难，只有“缺乏基督精神才使得教会仍然自鸣得意”[3]。早在1918年，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已觉悟教会应当联合办理改良经济生活，提高农工程度[4]。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前称）举行妇女大会，大会社会服务股向提议组织全国社会服务委员会，包括儿童及女工内容。1921年春季中华续行委办会决定，在1922年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教会将来之工作”应包括“教会与中国的经济及工业问题之关系”。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本着基督的精神服务社会的宗教团体。1890年，传教士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母亲和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的母亲在杭州弘道女中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899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大会时，指定了一个由中西妇女各半组成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筹备委员会。同年，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负责对外联络及事工拓展。1900年，世界女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安妮·雷诺兹（Annie Reynolds，1894－1904年任总干事）来华考察，准备为上海2万5千名纺织女工和1万名火柴厂女工有所贡献的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向她提交了一份有200名上海女工签名的呼吁书，请求世界女青年会关注中国的女工问题[5]。雷诺兹对中国女工的悲惨状况深感震惊，1901年[6]（一说1903年[7]）派已在中国做传教士的美国人贝宁格（Martha Berninger）来上海，回应此次呼吁，在纺织女工中组织了查经班。1906年贝宁格因病回国，以后多年也未在劳工中开展事工[8]，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市会事工是从劳工事业上开始的。

    1906年美国人顾恩慈（Grace Coppock）[9]受世界女青年会派遣来华时，世界女青年会和美国女青年会都要求她特别关注工业工作[10]。1921年在总干事顾恩慈和会长朱胡彬夏[11]的支持下，女青年会恢复了劳工工作，以提倡社会舆论为主，希望引起社会上对女工的同情，争取改善女工状况。在中国女青年会向世界女青年会请求下，伦敦经济学院福利工作系教师、伦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研究的组织人、和平主义者、圣雄甘地的朋友韩励生（Agatha Harrison）于1921年5月21日来到中国[12]。女青年会劳动部随即宣告成立，她组织的反对童工、保护女工的运动成了女青年会劳动部持续几年的工作重点[13]。

    传教士对中国女性的早期关注是从教育入手的，通过创办女校来传播福音、皈依教徒，虽然也涉及中国女性生活最受压迫的方面，如小脚和婚姻，但学校教育提供了女性走向的机会和能力，使女性获得自己职业的可能性，获得了可能摆脱受压迫的能力。韩励生的到来是女性传教事业的巨大转折，标志远离仅关心基督教教育的开始[14]，更加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的开始。

    1921年6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通过建议案，女青年会应通过舆论介绍宣传劳工问题，开展劳工情况调查，设法“使厂主及工人双方均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及造成一种舆论，以制定一种劳工的律例。”[15]当时上海的工厂大部分是英国办的，韩励生的身份也有利于工作。她利用在上海的英国报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关心劳工，调查女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宣传介绍工厂的具体情况，邀请英美知名人士、甚至一些厂主和经理亲自到车间体验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唤起对女工和童工的同情。与她一起工作的有女青年会童工委员会委员宋美龄。10月，女青年会还派书报部干事程婉珍[16]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女子劳动大会和国际劳动大会，并取道英国去日内瓦，在英国参观了一些工厂，与会代表都关切地询问中国是否执行了上届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一切表明女青年会的劳工工作是通过舆论来达到改良的目的。　　

    1922年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首次以“中国教会”为主题，重点讨论了中国的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四个常设委员会之一的工业和社会关系委员会重点讨论了如何将基督教原则运用于中国的工业环境中[17]。韩励生主要提出了劳工问题，认为中国目前的工厂制度“已经建造在一个很坏的根基上”，如14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至14个小时，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任何工资，所有工人都在“大伤人道”的环境中工作。她发人深醒地警告，难道教会能够容忍西方悲惨与残酷工业历史在中国重现吗？“教会果然赞成这种情形吗？赞成蹂躏人权吗？．．．．我们的责任在那里呢？若是基督教不去干涉这些反对基督教博爱之道的情形，基督教对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威力吗？”[18]美国传教士舒美生（A.M. Sherman）谴责雇用童工无异于“对儿童的屠杀，”建议大会“通过决议，以表示我们对中国工厂雇用童工的强烈反对。”[19]韩励生还提出目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采用1919年在华盛顿通过的各国政府代表所规定的国际标准，但在目前工作刚开始、实行众多的标准困难太多的情况下，先选出三项请求大家赞成；1、不得雇佣未满12周岁的幼童；2、七日中休息一日；3、保护工人健康，例如限制工作时间、注重工厂卫生等。正是在韩励生和舒美生等人的推动下，全国大会通过了这三项有关工业问题的决议，并通告全国基督教机构，同心协力来改良劳工问题，“以期促成合乎基督教理想的工业状况”[20]，并指出“解决劳资关系是当前形势下教会的特殊责任和机会”，“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必须设法填补劳资之间的鸿沟。”[21]与会代表甚至提出今后基督教会的任务是：“把教会置于劳资双方调停者的地位，设法缓解劳资双方的情绪，使他们在向对方提出要求时采取较温和的立场；成为工人的代言人。．．．．支持工人提出的关于劳动安全、工业保险的要求；以劳工阶级支持者的身份，指出他们道德上的危险和需求，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22]

    根据全国基督教大会的议决案，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下成立了工业委员会，是协进会下属的七个委员会之一，并拔专款支持工作，由上海青年会劳工干事朱懋澄、女青年会劳工干事丁门（Mary Dingman）[23]和程婉珍、协进会工业干事陈其田和霍德进（Henry Theodore Hodgkin）组成。工作宗旨为在民众中宣传社会及劳工问题；努力让人们了解教会与经济及劳工问题的关系，并实行基督教全国大会所规定的三项标准；帮助培训工人；提倡工业经济的研究；努力实现工会的注册制度；发起劳工及经济等问题的调查；和其他宗旨相同的机关合作等[24]。同时与国际劳工组织，如国际联盟的劳动部、美国基督教社会研究所等保持着密切关系，邀请国际劳工专家华德博士等来华演讲等[25]。还与基督教教育大会达成协议，要求教会大学的神学专业设立普通课程，使神学学生了解工业问题的背景与常识；要求一些大学专办社会工业调查工作；还特别设立工业干事培养学习名额[26]。1925年与纽约的社会宗教调查社等成立了社会经济调查社，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之下。工业委员会发行专门讨论基督教工业问题的不定期刊物《工业改造》，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还出版许多讨论经济关系基督化的书籍，如《基督化经济关系大会报告》、《工业中的人道观》、《地方与工业》、《教会与工业》、《劳工标准》、《工厂制与劳动法》、《英国工厂法略史》、《近世工业史观》、《何谓国际劳工机关》、《教会与经济工业之关系》、《北京地毯工业之调查》、《教会与现代工业问题》、《教会与近世工业》、《工业改造地方会议》等。

    在基督教会回应劳工问题的新挑战、认识到自身在工业领域的责任以及改革手段和目的方面，美国青年会亚洲部干事艾迪（Sherwood Eddy）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曾9次来华，通过举行全国性旅行布道、发表与时代社会紧密结合问题的演讲对中国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2年再次来华时，以在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提倡“工业界应以尊重人类的价值”[27]而再次引起轰动。他在24个大城市专门演讲“基督教与劳工问题”，鼓吹劳资合作，提倡阶级调和，介绍美国在更大范围内的以福利资本主义方式所进行的改革工作，号召“将基督教福音用于中国的工业化环境中”，美国青年会提出“劳动者不是商品”这样的社会福音观念，进入到了中国教会的劳工改革领域的词汇里[28]。他还提醒警告中国人，中国一天天地在走向工业化，中国工人在逐渐觉悟和成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日益进入中国，难道中国也要再蹈西方前车之辙吗？难道中国也要像西方国家一样罢工不断、劳资纠纷四起吗？还是防患于未然呢？[29]他到处演讲并进行工业情况的调查，在上海、天津、烟台等地甚至到工人家庭调查劳工生活，与资本家一起讨论如何平息工潮，寻求雇主与雇工“合作”的办法，探求“改良工业的办法”，进而达到改良工业的目的，还于1925年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艾迪博士与劳工问题》。

    基督教机构中积极响应协进会号召并有具体事工的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它们均在1921年开始或恢复了劳工工作，聘请专任干事办理。1920年召开的青年会第八次全国大会只略微涉及了劳工工作；1921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建立了职工部，聘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生朱懋澄任主任干事；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上通过了有关工业领域的具体工作和计划的14项决议[30]，确定青年会劳工事业宗旨为“一面灌输基督化于工业中，以革新经济发展之程序，造成公正合作善利之工业制度于将来；一面用妥切适用之计划，服务职工，改良现状，以促现有工业之进步。”[31]1924年，在艾迪的鼓励下，朱懋澄到欧洲和美国开始了广泛的旅行，尽可能地学习了许多东西，向青年会全国协会提交了一份全面“建设性”的工业工作计划。无论他设计的工业计划还是主持的名噪一时的青年会劳工事工－浦东新村，都是模仿了美国青年会劳工改革的治疗性政策，将重点放在了劳工事业的人性方面，而不是在制度方面[32]。

    长期以来，中国女青年会一直也是美国女青年会最重视的海外机构。1920年女青年会共有126名干事，其中外国干事占84人，主要来自美国。1923年美国向中国派遣了47名干事，而当时女青年会北美协会派往海外的干事总数也不过115人[33]。1921年美国女青年会海外部派到中国的经费是130，928美元，占海外部经费的三分之一，是第二受款国日本的两倍[34]。女青年会劳工事工无论从观念上到行动、人员、经费都受到美国女青年会的积极支持，正是1925年美国女青年会捐款的专项劳工事业经费开始了中国女青年会的劳工事工[35]。　　

    1923年10月在杭州召开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代表85名西干事、65名中干事的10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36]。大会认为劳工事业存在许多问题，女青年会“负有发展这种生活的责任”，用“基督教改造社会”、“解决中国的社会和劳动问题”[37]。决议举办劳工事业，劳工部的具体职责是“协助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以改良劳工状况，并协谋雇主和劳工间的谅解”[38]。

    女青年会劳工工作随之开展起来。国内事务方面：女青年会继续依靠舆论发表文章、举办演讲，在社会上宣传中国近代工业情况，引起社会关注工业问题；努力与各地调查中国社会及经济机关合作，搞清情况，如长沙女青年会组织教师和学生，从事当地女工情况调查；烟台、天津女青年会进行女工调查；成都女青年会举行周日服务劳工界的活动；在大学里开设劳工课程，程婉珍曾任教于齐鲁大学，丁门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派干事单德馨[39]、袁荷莲、夏秀兰（Lily K. Haass）[40]到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学习研究劳工问题。1923年秋，程婉珍到浙江等地访问了解劳工状况；1924年至1925年，丁门到宁波、武汉等地考查劳动界状况，尤其注重童工的情况。各地任命了专职劳工干事办理事务，如袁荷莲、陶玲在烟台女青年会；邢德（E. Hinder）[41]、钱萃阁[42]、朱钰宝[43]、龚佩珍[44]、卢季卿[45]在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陶玲与章秀敏（Lydia Johnson）任全国协会驻天津工业调查干事，并积极培养训练工业方面的人才。国际事务方面：1923年4月在英国举行的教会大会上，韩励生提出了东方工业问题议决案；1923年12月英国著名工业调查人安特生（Adelaide M. Anderson）女爵士来华，调查各地的劳工状况，提倡实行工会注册制度，女青年会派韩励生和丁门随之到宁波、苏州调查，并配合其它工作；派遣程婉珍和单德馨出席世界女工联合大会；与美国全国妇女贸易联合会合作，促使其早日开展东方女工问题研究的议决案；与日内瓦的世界工人事务所接洽保持联系；在1927年6月的世界女青年会大会上宣传介绍中国劳动妇女的情况等[46]。

    1923年6月，在女青年会推动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童工委员会[47]，希望借助于工部局的力量，谋求改善女工和童工的处境，宋美龄为委员会主席，韩励生任委员会委员。主要采用演讲和在《女青年会报》、《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宣传童工委员会保护童工的提案，但提案始终未能在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通过[48]。五卅惨案后，女青年会认为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女青年会这样的中国机构“不便提在租界内的立法”[49]。女青年会这种依靠舆论、甚至借用外国力量来宣传促使保护女工、童工的立法没有取得结果。

    1924年2月，韩励生回国，世界女青年会派丁门继任女青年会劳工干事[50]，同时协助协进会工业委员会工作，开始了女青年会与协进会工业委员会的合作关系。广州、济南、杭州和南京等女青年会，都有干事充任工业委员会的委员[51]。在劳工问题上，女青年会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1927年秋，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女青年会劳工干事会议，出席者共11人，除一人外，均为劳工干事。她们认为面对中国日益膨胀的劳工运动，除继续舆论宣传政策外，培训女青年会劳工服务型人才是当务之急；还讨论应该建立“适合中国情势”的劳工部，“谋求工业上正当的发展”[52]。大会提出在女青年会会员家中以基督教原则待遇仆役；家庭用款合乎基督徒精神；家庭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当以基督教的原则为准衡的新倡导[53]。1928年召开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深深感觉到劳工事业使命的重大”，会议议决在保持舆论工作的同时，通过了“由教育入手，使散乱的劳动界渐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目的的正当的劳工运动，．．．．．．能循序渐进于基督教社会的程序”[54]。会上重申了女青年会的性质，认为对层出不穷的妇女及社会问题进行回应是女青年会不应推卸的社会责任，并将农村妇女及劳工妇女确定为女青年会的两大主体而非仅仅是服务对象[55]。女青年会不仅应本着“基督教自由博爱平等的原则”对劳动妇女“有深厚的同情”，认识到她们也应该有合理的生活，而且“更须努力的促其实现”[56]。20年代后期，女青年会劳工工作从舆论宣传转向了具体实际工作，尤其强调以教育方法面向劳动妇女，提高妇女进入社会的能力；将女青年会的工作服务对象从上层妇女扩大到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整个妇女界。　　

    女青年会强调教育的方式来开展劳工工作，也是顺应当时整个社会提倡平民教育的潮流，将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议提倡平民教育[57]落实到了具体事工上。1922年基督教青年会首倡平民教育，认为中国文盲太多，不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无法体现和体会公民的权利与责任[58]，对公民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编辑了《平民千字课》4册。

    20世纪初期，世界基督教会也在寻找着宗教与世俗结合的契合点，如何能在人间能实现上帝之国。1927年3月24日至4月8日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极大地促进了这种寻找的转变，“福音社会化”正是大会的主题。“世俗和宗教之间的距离正在非常迅速地缩小。宗教要想在现代世界中得到见证，必须将帮助创建公正的经济社会秩序与寻找创建丰富的奋兴历程同时进行。因此，经济和种族关系必须基督化”。[59]“上帝之国的到来取决于人类精神和心灵的皈依，心灵和精神完全皈依的人需要寻找外部的修正。．．．．．自从我们坚定了这些信仰后，我们相信教会必须真切地关注中国民众的世俗利益。”[60]

1927年4月，协进会工业委员会协同其他机构召集了地方工业会议，专门研究工资和童工等问题[61]。1927年8月18日至28日，基督教协进会和男女青年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基督化经济大会，中外与会代表50余人，包括日本著名劳工改造运动家贺川丰彦、主张基督教与社会改造的霍德进博士、广州青年会劳工干事李应林、上海青年会劳工干事、主持浦东新村的朱懋澄、女青年会劳工干事夏秀兰等。大会主题是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社会思想，力图促进教会的责任心和青年教徒的思想，是“基督教第一次大规模的向经济问题下总攻击”[62]。会议讨论了工业问题、农村经济问题、国民党的乡村政策、教会与工业关系、经济问题与国际关系、社会思潮与国际合作、日本的社会运动。决议案约50余条，包括劳动问题、乡村经济问题、基督教与经济问题、基督徒的经济问题和耶路撒冷建议案五项，提出了工人有组织、集会、出版的自由；有最低工资要求；将来达到8小时工作；7日休息1日；联系适当的大学培训劳工服务人才等。其中涉及女工和童工的有：禁止雇用12岁以下的童工；不让妇女做夜工；妇女有4周产假，工资照发[63]。规定了全国基督化经济生活委员会的八项工作方法，即调查、出版、会议、训练、外宾、立法、试验和联络等[64]。

                                     女工夜校的艰难历程

    女青年会分别在上海、烟台、天津、武汉、重庆、广州、太原和香港等举办了劳工夜校[65]，其中以上海的女工夜校最为著名、时间最长。1926年12月，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在丝厂较为集中的闸北设立了劳工服务处，办了两个女工平民教育班。1928年春，上海女青年会已有设立在浦东新村（与基督教青年会合作）、杨树浦沪江大学沪东公社（与沪江大学合作）和虹口启英中学的3所女工学校，学生共约200人。学生大多是附近烟厂、纱厂和丝厂的女工，课本为当时社会十分常见的《平民千字课》、《平民生活常识》等。方式以课堂教育为主，课外活动有游戏、讲时事、唱歌、演戏、春游等。1928年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调学生部干事邓裕志[66]到劳工部工作，负责浦东平民学校的工作，她曾在工人识字班、工人子弟学校教过书，“有志于妇女解放和平民教育等社会工作”[67]。她积极拓展其它工作方式，如对学完《千字课》的学生教授卫生、算术、书信等新课程，课外活动也增加了演讲、讨论等方式，内容还扩大涉及到当时社会问题和经济制度等；增加课外读物供同学阅读参考，由同学自己管理等。浦东平民学校起到了中心学校的作用，也成为女青年会第一所女工夜校的雏形[68]。1929年女青年会平民学校改称女青年会平民夜校，1930年正式定名为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1929年底，面对社会劳资纠纷日增的局面，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拔专款支持并派劳工部干事毛韵琴[69]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共同计划，在女工集中的地方设立一个完全由女青年会自办的劳工服务处，了解更多的女工状况，用教育方法解决女工的需要，训练更多的社会服务人才，并作为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示范点以便在全国推广。1930年上海女青年会在小沙渡路三和里租了两幢房子（今西康路910弄21－23号），举办沪西女工社，楼下是女工夜校的课堂和课外活动场所，楼上是劳工部干事和教师的宿舍。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钟韶琴[70]和白美丽（M.Bagwell）[71]一开始就迁入居住，1931年下半年夏秀兰和邓裕志也先后迁入，30年代后期劳工部干事耿丽淑（Talitha A. Gerlach）[72]和张淑义[73]都曾在三和里住过。

女青年会劳工事业进入了实质性时期，“由鼓吹舆论的间接工作阶段，达到服务女工的直接工作阶段了。”[74]1930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的《女青年》杂志专辟了工业经济栏，专门讨论研究工业经济问题[75]。1933年女青年会第三次全国大会觉悟到仅在妇女问题上找出路“是不够的”，“要借这个集团的力量，负起建设新社会的任务”[76]。“本基督的精神，调和劳资双方的冲突”[77]这样“一套枝节的社会改良”已经不能“得着她们的满意了”[78]。

     鉴于女工要求上学的越来越多，1931年、1933年、1934年，上海女青年会在劳勃生路裕庆里13号（今长寿路171弄13号）、曹家渡康福里和菜市路（今顺昌路）增办了3所夜校。这样，全市共6所女工夜校，学生达600余人，达到女工夜校的第一次最兴盛时期[79]。女工夜校学制2年，分初级和高级两班，初级班教授《千字课》等，需要能识字写字；高级班有历史、算术等课程，毕业时相当于小学程度，发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出具的毕业证书。由于初级和高级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1934年劳工部决定增设中级班，学制由2年改为3年，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和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出版的民众教育课本作为教材，教员讲课时加入一些经济知识和时事介绍。干事和教师有固定的会议制度，研究如何改进教学问题，每一两年集中时间组织进修，学习讨论教材和教学方法等[80]。在陶行知先生的新式教学方法的影响和鼓励下，1933年增设了特级班，训练毕业学生做小先生。“当初对一班女工的工作只是教她们认识几个字，几年的功夫，她们已经能够研究劳工问题、经济政治问题了。受过几年教育的女工们，自己也来开办女工学校，教导比自己程序低一点的工友们”[81]。为解决特级班的教材问题，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沪江大学沪东公社、基督教协进会合作组织了工人教育设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套包括《经济学》、《经济史》、《工会运动概况》、《一个女工和一个女大学生的通信》、《怎样读报》等女工教育辅导读物。

    女工一天十几个小时做工下来，辛劳之极，到夜校读书非常不容易，因家务劳动繁忙、疾病、工作劳累、经济困难等众多原因，学生的流动性非常大。为了稳定学生的情绪，使她们能坚持下去，女工夜校还开展了个案工作，派干事钱长本[82]经常进行家访，了解情况，建立学生卡片，及时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通过女青年会的关系，介绍女工同学到红十字医院、仁济医院、同仁医院等地免部分费用进行治疗；对失业的女工同学帮助介绍工作，并设有一笔专款予以临时接济等[83]。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有大批工人失业，上海女青年会和上海失业救济会将500多名工人同学介绍入厂，重新找到工作，这件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许多女工感到还是读书的好，促使了更多的女工来报名上学。

    除课堂的书本教育外，夜校还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训练女工的自治能力。帮助学生组织了工友团（初始个别夜校称工民团，1937年后统一称友光团），培养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由学生自己选举主席、副主席和会计等，每周活动一次，由学生自己主持。“要使她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团结行动的意义，增进了解能力，并有勇气向着最正当的解决问题的大路前进。”[84]劳工干事和教师帮助学生制定活动计划，常以当时形势和女工的切身问题为题目，如“女人应否回到家庭中去？”、“女工的命真的更苦吗？”“女人读书有什么用？”“帝国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工是不是命苦？”、“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采用了唱歌、游戏、介绍国内外形势、请名人演讲、上台演讲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出墙报、讨论等多种形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中国之声》主编葛贵思女士（G. Grenich）、陶行知、章乃器、金仲华、冯玉祥、罗叔章、沈体兰、吴耀宗等人来女工夜校演讲参观[85]。女工夜校还协助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人事部培训干事多人，接待来参观访问对劳工问题有兴趣的国内外人士上百次，如世界女青年会总干事、国内各城市女青年会干事和学生等[86]。1936年陶行知在英国伦敦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上详细介绍了上海女工夜校学生的学习情况，同学成为小先生普及救国教育的事迹。

    女工夜校的活动得到了“左联”的支持，如剧联的田汉、陈波儿、郁风、王为一等帮助女工编排、辅导戏剧活动，音联的孟波、麦新、郁应恺、冼星海、吕骥、刘良模等帮助开展歌咏、编排歌曲等活动，麦新、孟波辅导女工集体创作的《工人自叹》，流传很广，是当时女工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夜校还定期开展夏令营或春令营活动，安排一些歌咏、演讲、郊游、自排自演晚会等活动。每逢三八、五一、九一八等纪念日，各校友光团都举行纪念活动，提出“做工不忘救国”的口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夜景”等节目，编辑了《大家唱》歌本，组织女工到农村演出，吸引农民来观看。1933年女青年会召开第三次全国大会时，女工夜校选派十几名女工演出了话剧《往哪里去》，使许多代表更加了解女工的生活状况，加强对女工问题的兴趣和责任感。 1935年12月21日，邓裕志参与何香凝、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女工同学是成立大会上的主力军，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各界声援绥远抗战、鲁迅葬礼、抗议迫害“七君子”的游行示威斗争中，始终有女工同学的身影。1937年9月中旬，上海慰劳分会负责人何香凝委托曾在女工夜校多次演讲的作家胡兰畦与干事钟韶琴联系，希望在女工夜校动员报名，选出10名成员组成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工作，得到校方的积极支持。10月5日，以胡兰畦为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87]，出发到国民党第十八军罗卓英部工作，后随军队撤离上海，开始了日行百里的征程，历时3年，辗转沪、苏、浙、皖、鄂、湘、豫等省，行程2万里，以后服务团大多数团员参加了新四军或赴延安[88]。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女工夜校大多被迫停课。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完全转入难民和伤兵工作[89]，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募集钱物救济难民和支援前线。上海女青年会接受了上海抗日救灾会一笔相当可观的捐款，在愚园路中西女校、圣约翰大学和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一所学校开办了3个妇孺难民收容所，开展难民救济。女工夜校留在上海的教员和女工骨干同学，几乎都参加了救济工作，有的负责宣传教育，有的承担收容登记，有的安排难民的生活，把母亲、婴儿、学龄儿童分别编班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和互相帮助。她们还向难民开展时事政治教育，宣传抗日救国、开展扫盲活动，教难民识字学文化、教唱抗日歌曲，普及卫生知识，慰问伤兵等。这是对女工夜校师生的一次考验，也是女青年会劳工部开展的一项新工作[90]。

    半年多后，上海租界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难民收容所工作也结束了。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开始恢复女工夜校，这时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已转移到大后方。在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张淑义的积极努力下，开展女青年会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恢复夜校。经她们四处游说努力，寻找校址，到工部局登记注册，先后在小沙渡路三和里、曹家渡、七浦路桥、杨树浦、菜市路等陆续加强和恢复了5所女工夜校。除三和里为自租的房子外，其它都是借用小学教室上课。1939年，张淑义调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兼民众教育部，编写了《友光团手册》、《友光团事工设计》等，把上海女工活动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各地女青年会。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期，经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同意，世界书局出版语文、算术、常识、平民识字课本；夜校还组织教师编写了一套工人夜校通俗课本，《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史话》、《中国地理》等[91]。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全部租界，孤岛时期结束，裕庆里、曹家渡等夜校相继停办，只有三和里夜校仍在艰难地维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迁回上海，劳工部主任干事王知津[92]、干事邢洚[93]与从成都返回上海的邓裕志一起，再次努力恢复女工夜校，由汤凤美、胡绣枫、金江蘅、钟复光、杨向时等委员组成的上海女青年会劳工委员会亦努力协助。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资助下，上海女青年会分别各以三条半金子（黄金3两半），先后买下曹家渡仁和里（今长宁支路12弄3号）和杨树浦榆林路晋成里（今榆林路783弄16号、18号）两处房子，为第二和第五女工夜校[94]；又租下杨树浦、南市和沪西麦根路等小学校舍办起了第三、第四和第六女工夜校。到1946年，恢复女工夜校6所，学生增至1千余人。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还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合作，在曹家渡第二女工夜校举办劳工福利工作实验站，实验项目有培训女工歌咏和戏剧人才，组织校友读书会、编写出版《友光通讯》和友光团活动资料，培养女工中的文化写作人才；设有图书室、娱乐室和卫生室等文化福利设施；为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训练劳工干事提供实习场所等。因战乱、形势改变等各种原因，女工教材已不全且不适用，全国协会劳工部聘请曾在湖南创办平民学校并任教的黄静汶负责教材编写，成立了由叶圣陶、俞庆棠、方与严、胡绣枫、傅彬然、胡耐秋、王辛南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教科书定名为《女工读本》，共6册，1948年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出版，供全国各地女工夜校3年期学习使用[95]。

    共产党地下组织也非常关注女工夜校的发展和成长，1938年江苏省委工委成立了夜校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劳工夜校包括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领导，建立了由5位党员组成女工夜校党支部[96]。女工中涌现出的一批批积极分子，党员教师及时将她们的情况，经夜校地下党组织转到各工厂党的组织，然后发展入党。如女工同学裘惠英、卢云林、杨建英3位同学，配合延安来的红军干部李白在上海架设了3座秘密电台[97]。
 
    1948年8月，哈尔滨召开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海的国统区17名代表出席，4名女代表中有3名是女工夜校同学汤桂芬、钱瑞华、徐明哲，汤桂芬还是上海工人代表团团长，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随同蔡畅出席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主席团会议。1950年，汤桂芬当选为有20万职工的上海纺织工会主席[98]。上海纺织工会有10多位女部长都是女工夜校同学，纺织工会竟成了女工夜校的“校友会”，女工夜校对提高女工的觉悟和培养在劳工运动中的女领导上起到长久的作用[99]。　

 

                                          结　论

    从世界范围来说，女性始终是宗教最强大的支持者和信仰者。在中国，1877年女基督徒达4967人[100]；1921年女基督徒达128704人，占教徒比例37％[101]。在民族矛盾日益增长的时代，在社会普遍需要近代启蒙的时代，在男性为中心和主宰的中国社会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完全以女性为工作主体和服务对象的社会和宗教机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推动妇女的社会和政治觉醒、甚至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社会和思想、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女青年会干事们引领着中国女性们去见证她们作为中国人、女性和基督徒的多元认同，中国妇女和基督教的关系应该在现代中国更宽广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中被阐释。

    劳工问题是20年代引起社会各界，包括国共两党始终关注的社会问题。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建立了由国共两党人士共同组成的工人部[102]，192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通过了与劳工运动相关的条例的制定[103]。“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以革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在各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国民党再次组建了中央工人部，1929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工厂法》，于1931年2月1日通令施行，其中有关女工和童工的条例[104]。朱懋澄这样在劳工事业上颇有些名声的青年会干事成了国民党政府中处理劳工问题的专家和官员，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1930年6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之一[105]。

    女青年会促进了基督教会对劳工问题、尤其对女工和童工问题的关注，引发了基督教会一系列的思考和行动[106]。正如劳工干事夏秀兰向女青年会董事会解释的那样，“劳工运动是未来我们经济社会的最大因素，它会造成劳工运动认为的世界上的所有差异。”[107]作为支持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将“基督精神运用于工业事业”的两个直接机构，青年会劳工事业更重视其福利方面，用社会捐款在浦东修建了24个配有起居室、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的套房，和可以作为125名工人子女的日校和50名成人工人夜校的一间公共服务室[108]，但面对上海几百万劳工[109]，它所具有的也只有某种社会号召性和象征性意义罢了。女青年会劳工事业更侧重教育方面，坚持时间更长、服务对象广泛，在社会十分动荡的情况下，20多年的女工夜校静静地、默默无闻的贡献被工人和农民运动的研究者所忽视，也被基督教研究者所忽视。它继承了基督教以教育为主的传统方式，摆脱了仅为个别人或有钱人受教育的限制，使受教育者扩大到普通女性阶层，扩大到提高女性应付社会的能力上，提高了众多普通女工的知识能力和社会能力，甚至影响了部分女工的政治能力和选择取向，改变了许多劳动女性和部分中外干事一生的命运和思想。女工夜校是中国基督教劳工事业上最丰硕和最直接的成果，但面对如此广大复杂的中国社会和劳工民众，在肯定其社会启蒙意义的同时，亦能深深地感叹其渺小无助和杯水车薪。
 

    无论青年会侧重于福利方面、还是女青年会侧重于教育方面，其劳工工作始终局限于调理层面上，而没有涉及到制度改变。事实上，美国男女青年会因常常被大企业资助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大企业而被称为“商人组织”，青年会与美国重要经济财阀麦克米克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的联系，阻碍了它进一步地推动社会方案，特别是劳工方案[110]。作为美国男女青年会的海外分枝机构的中国男女青年会，经济主要来源之一也是社会各工商实业界的捐款，如何能在让有钱人捐献财富的同时，又激烈的批评甚至改革他们的挣钱方法或他们企业里存在的不公正呢？

    20世纪初期是整个中国社会、思想、制度和价值“必须重新估定”的时代，中国基督教亦不能脱离此时代潮流。“基督教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价值能维持它的竞存？在这个新的时代能供给或应予人类有什么贡献？”[111]中国基督教会必须回应时代和社会对基督教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的质疑，尤其是存在于中国的理由和意义。如果只有诵经礼拜，而不问更多人的实在疾苦，那么基督教就成了少数人能享受的财富，而不是全人类信仰的生命之源[112]。中国基督教会力图将基督教精神运用于社会改革、工业改革之中，不仅有经济便利的制度，而且是“公平的制度”，“使基督教的社会原理得有明白的表示与应用”[113]，希望通过基督教经济制度的实现而“使教会得脱离西人之资助”的“教会自立”[114]，始终以改良、协调为手段，追求“无宗教区别、无种族阶级国家之别、互相帮助、不尚竞争、能包容新旧、注重实践、提倡教育和建设的方法、绝对反对阶级斗争”[115]的基督教经济制度。这些思考和理论充满了完美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社会现实下，极度缺乏操作可能性和现实成就。在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如此尖锐，工业问题、劳资纠纷如此严重的状况下，劳工民众、青年学生、甚至曾经热衷教会事业并有所成就的优秀分子被其它更有号召力、更彻底、更现实成就的思想和方式所吸引，甚至离开教会、融入其它社会潮流和思想都成了不难理解的历史现象，那么中国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始终局限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里，也是不难回答的历史问题，也是需要再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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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F. Rawlinson,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Shanghai, 1922, pp.463.

[2]《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1922年，第307页。

[3] Y.T.Wu, Our Message，Chinese Recorder 54, 1923-8, pp.489.

[4] 陈其田：《基督化经济生活运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8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65页。

[5]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 1895-1970，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86, pp.132.

[6]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 pp.132.

[7]《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简史》，《享受奉献：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80周年纪念集》，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2003年，内部印刷，第1页。

[8]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 pp.134.

[9] 顾恩慈（1883－1921）：1906年来华，1908年创办上海女青年会，任总干事。

[10]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 pp.133.

[11] 朱胡彬夏：朱庭祺夫人。曾留学美国和日本，获得威尔斯利大学学士学位，留日女学生共爱会和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发起人，《妇女杂志》主编，女青年会第一任会长。

[12]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ur in China，A Industrial Visit and Its Sequel (1923 to 1926),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8, pp.108.

[13]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 in Daniel H. Bays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5.

[14]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 pp.255.

[15] 华景侠、夏秀兰等编纂：《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手册》，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刊行，1926年，上海档案馆121－0－1，第19页。

[16] 程婉珍：1922－1926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1921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妇女劳工大会。

[17] The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Industrial Problem,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ser., no 2(Shanghai:Industrial Committe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pp.56.

[18]《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306页。

[19]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Shanghai, 1922, pp.466.

[20] 朱懋澄：《基督教经济制度的根本原理与实施方法》，《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5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232页。

[21]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pp.461, pp.465.

[22]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pp. 468-469.

[23] 丁门：美国女青年会干事。1924－1925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

[24] 李则灵：《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三年以来之回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5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95页。

[25] 钟可托：《中华教会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5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5页。

[26] 李则灵：《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三年以来之回顾》，第96页。

[27] 夏秀兰：《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会的历史和工作》，《工业改造》13期，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全国工业委员会，1927年8月。

[28]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pp.56.

[29]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

[30]《青年会扩充程序组委员会之建议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1923年10月，上海档案馆U120－0－4，第4－5页。

[31] 朱懋澄：《基督教经济制度的根本原理与实施方法》，第232页。

[32]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pp.114.

[33]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pp.131.

[34]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pp.131.

[35]《五年简述》（1923－1928），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1928年，第37页。

[36]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r in China,pp.109.

[37]《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记录》，上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发行、亚洲印书馆印，1924年，上海档案馆121－0－5，第181页。

[38] 张振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5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264页。

[39] 单德馨：1924－1925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

[40] 夏秀兰：美国女青年会干事，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始人之一。1924－1932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后任女青年全国协会人事部主任干事。

[41] 邢德：美国女青年会干事。1926－1928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42] 钱萃阁：1926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43] 朱珏宝：1925－1927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44] 龚佩珍：1925－1928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45] 卢季卿：1927－1928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

[46]《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手册》，第23页；丁淑静：《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7年，第176页；《五年简述》（1923－1928年），1928年7月，第33页、第36页；丁淑静：《一年来全国女青年会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8年；朱胡彬夏：《中国女青年会小史》，上海，1923年，上海档案馆U120－0－1，第12页。

[47]《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手册》，第22页。

[48]《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简史》，第15页。

[49] 邓裕志：《蓝三角形下的劳工事业》，《女青年》1931年10月，第77页。

[50]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r in China, pp.108.

[51] 丁淑静：《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7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76页。

[52]《五年简述》，第37页。

[53]《五年简述》，第38页。

[54]《五年简述》，第39页。

[55]《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简史》，第14页。

[56]《五年简述》，第38页。

[57]《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记录》，第180页。

[58] Yui, Characte ,China’s Hope, New York, Foreign Division, YMCA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1924, pp.3.

[59] The Chinese Recorder 59,1928-1.

[60]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pp.461.

[61] 丁淑静：《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概况》，第179页。

[62] 陈其田：《基督化经济生活运动》，第67页。

[63]《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大会决议案》，《工业改造》14期，1927年9月，第31页。

[64] 陈其田：《基督化经济生活运动》，第67页。

[65] 夏秀兰：《1935年的女青年会》，第139页。

[66] 邓裕志（1900－1996）：1926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社会学系，任女青年会学生部及劳工部干事。1929－193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社会服务系进修。1932年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局从事妇女、儿童研究。1941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经济系硕士学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长达40余年（1950－1992年）。

[67] 邓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邓裕志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2000年，内部印刷，第15页。　

[68] 邓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第15页、第16页。

[69] 毛韵琴：1929－1931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

[70] 钟韶琴（1904－2003）：193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上学期间就关注劳资、劳工、妇女等问题，随即到上海女青年会任劳工部干事直至1938年，是最早就迁到三和里女工夜校与女工共同生活学习的两名干事之一。194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美国支部的创立活动，任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远东地区联络协调员。1956年回国，任职于北京图书馆。80年代，任民盟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顾问、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71] 白美丽：美国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也在美国工会工作过。1929－1933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是最早迁入三和里女工夜校与女工共同生活学习的两名干事之一。

[72] 耿丽淑（1896－1995）：美国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1926年来华，1928－1930年任济南女青年会总干事，1930－1933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干事，1938－1947年任全国协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和人事训练部主任干事。1952年再度返华，任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部顾问，1995年去世于上海。

[73] 张淑义（1914－1994）：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为青年会干事、“税务学堂”三杰之一的张钦士。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6－1939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1939年获甘博奖学金到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1943－1944年在美国各地女青年会访问。1947年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翻译。曾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部长。主编《中国儿童》外文版，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74] 蔡葵：《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3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78页。

[75] 主要文章有《无锡的妇女劳动界》、《上海女工状况报告》、《中国女工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天津女工的工作及工资状况》、《妇女与作工》等。

[76] 夏秀兰：《1935年的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4－1936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36页。

[77] 丁淑静：《一年来全国女青年会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8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33页。

[78] 夏秀兰：《1935年的女青年会》，第137页。

[79]《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光辉历程》，《巾帼摇篮－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回忆》（以下简称《巾帼摇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4页。

[80] 钟韶琴：《30年代的女工夜校》，《巾帼摇篮》，第38页。

[82] 钱长本：1929－1933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83] 邓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巾帼摇篮》，第17页。

[84] 蔡葵：《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3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78页。

[85] 邓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创办与发展》，《巾帼摇篮》，第30页。

[86] 钟韶琴：《30年代的女工夜校》，《巾帼摇篮》，第39页。

[87] 共有11人参加，她们是秦秋谷、任秀棠、胡瑞英、李亚芬、柳秀娟、张定堡、郑惠珍、李惠英、金敏玉、龚琦玮和胡兰畦，除秦秋谷为夜校教师外，均为女工学生。

[88] 秦秋谷：《战火中的青春年华》，《巾帼摇篮》。

[89] 邓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创办与发展》，《巾帼摇篮》，第33页。

[90] 张淑义：《抗战爆发前后的女工夜校》，《巾帼摇篮》，第46页。

[91]《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光辉历程》，《巾帼摇篮》，第12页。

[92] 王知津：1944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45－1950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93] 邢洚：1946－1948年任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

[94] 王知津：《难忘的五年》，《巾帼摇篮》，第51页。

[95] 黄静汶：《编写女工夜校教材》，《巾帼摇篮》。

[96]《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光辉历程》，《巾帼摇篮》，第12页。

[97] 即著名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形。

[98] 张菊宝、陈素英、马林轩、朱月华等：《缅怀我们的汤姐姐》，《巾帼摇篮》，第500页。

[99]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Daniel H. Bays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p.206.

[100]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ghai, May 10-24,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p.486.

[101] Stauffer, M.T.,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1918-1921.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转引自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194.

[102] 部长先后由廖仲恺、胡汉民担任，秘书为中共党员冯菊坡。领导上海工运的执行部的工农部长为于右任，秘书为邵力子，干事为邓中夏、王仲一、王荷波、刘伯伦。

[103] 1、制定劳动法律；2、制定一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禁止一天工作超过10小时；3、有最低工资制度；4、禁止使用童工，成员最低工作年龄为14岁；5、改善现在的学徒制度；6、当妇女工人生孩子时，提供6天的工资；7、改善工厂的卫生和避免工业事故；8、工人有集会、演讲和出版的自由；9、提倡男子投票；10、促进工人教育；11、促进团体合作；12、控制“契约工作”的条件或家庭工作人员的工作；13、重认识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14、有效地帮助组织工人；15、工人在休息日和假日获得工资；

[104] 裕志：《工业与经济栏》，《女青年》十卷一期，1931年1月，第57页。

[105]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中国太平洋学会，1933年，第140页。

[106]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206.

[107] Lily K. Haass to Mary Dingman, 1928-1-5,World YWCA Archives, in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pp.255.

[108] 朱懋澄：《青年会与劳工新村运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62－65页。

[109] 1927年上海有125万3千工人，61％为男工，32％即为女工，7％为童工。见邢德：《上海工业状况》，《工业改造》第十四期，上海：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全国工业委员会，1927年9月。

[110]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pp.14.

[111] 鲍乃德：《全国经济大会的希望》，《工业改造》第十三期，1927年8月，第7页。

[112] 赵紫宸：《万方朝圣录》，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8年，第87页。

[113] 赵紫宸：《万方朝圣录》，第98页。

[114]《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310页。

[115] 朱懋澄：《基督教经济制度的根本原理与实施方法》，第231－232页。

 

 

（文章转载自：《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陶飞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