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的群体性分流与宣教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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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的群体性分流与宣教运动的关系

发布时间: 2013/5/11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舍禾

关键词：温州宣教

舍禾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又与绵延不断的群山成为一体，因此，它被称为沿海城市，同时又被称为山高皇帝远的边远城市。[1]这种较为两极化的生存环境，塑造了温州人的双重个性：他们既有大海的秉性，勇立风头浪尖，又受大山的困扰，渴望远走高飞。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逐渐学会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在挣扎中求发展，他们被誉为改革的先驱，并创造了敢为天下先的经济奇迹。而“温州模式”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它进一步地告诉人们，温州地方虽小，但温州人却“占领”了世界。

温州的宣教运动与经济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温州教会的宣教步伐伴随着经济的起飞而不断扩展，当然，这种宣教运动并不是经济的附庸品，因它穿梭在每一个分流的群体之中，比如，学生群体、民工群体、移民群体等，福音随着这些群体的脚步，每到一处必然会结出绚丽的奇葩。因此，笔者认为温州的宣教模式有其独特性，它起始于一场影响巨大的“民间运动”，教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母亲，或是一个父亲，在外出群体建立教会后，教会就会接管或是负责牧养这些教会。及至到21世纪的初期，这场运动带动了教会的宣教热情，让一向以“圣经导师”为自居的温州教会，走下了神圣、高贵，而又舒适的“教会神坛”，投身到广袤的宣教工场之中。时至今日，这场大觉醒在教会中持续升温，更有部分教会把宣教工作做得热火朝天，地区性的宣教神学院也正在未雨绸缪之中，相信不出几年，温州教会将会从“中国的耶路撒冷”转型到“中国的安提阿”。

一、从享誉全球的“温州人—犹太人”的比对说起

犹太人把世界的钱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们是世界民族当中的一个伟大奇迹，虽然历经磨难，备受蹂躏，却是“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4：8－9）这两节经文并非用以描写犹太人的历史，但其精神却能表达出犹太人那部漫长的屈辱史，以及反败为胜的逆转史。最终，他们在经济、科学、哲学、宗教等领域独领风骚，傲视群雄，其中更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犹太人的经商才能，以及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主耶稣基督。

温州人在科学、哲学、人文等领域缺乏突出的贡献，但他们却奇迹般地拥有超凡的经商才能，以及遍地分布的基督的教会；温州人敢为天下先，也常被置之死地而后生。[2]因此，就出现了把温州人与犹太人作对比的现象：

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徒群体在全国各地居住并建立教会，如同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国，并服侍百姓；温州人分散到全世界，如同犹太人散居在全世界；更稀奇的是，犹太人是神的子民，中国则被称为神州。

以上的对比给了我们极其强烈的思想冲击，在中国，还没有温州以外的某个群体能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被提到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的地位：其人们被称为犹太人，其教会被称为耶路撒冷。反之，温州人能获得如此荣誉，实在是出于神的恩典。

二、温州教会的历史源流与布道、宣教的传统

福音二进温州，第一次彻底消亡，第二次在1951年告一个段落，[3]真正的复兴之火却是在文革中点燃。

1、元朝：也里可温传入温州

基督教传入温州，有据可查的当始于元代。据《元典章》中的一段记载，在大德八年(1304年)，温州曾发生“禁也里可温”一事，可见当时的也里可温教在温州已经大有权势，且能够与传统的佛、道思想“侵夺管领”，此种影响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4]不过，随着也里可温被驱逐出境，他们在温州的发展也宣告结束，最终绝迹于温州。

2、清朝：新教传入温州

1867年 [5]，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6]把福音传入温州，他是温州近代基督教拓荒布道的第一人。曹雅直通过办学、办医院等方式，把福音传给温州人。此外，也有循道公会的传教士来温州宣教，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苏慧廉（W.E.Soothill），他于1882年到达温州，他仅用半年的时间学会温州话，并用温州话讲道。通过众多宣教士不懈的努力，截止到1949年，温州地区已有七万多名基督徒，占全国基督徒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占全省基督徒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教会崛起

1959－1961年，被中国政府称为“三年自然灾害”[7]时期，全国共有3200多万的人口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1959年，也就是“三年灾害”的第一年，温州被称为全国唯一的“无宗教区”，宗教活动被彻底打垮。1961年，也就是“三年灾害”的最后一年的正月，温州市区第一个家庭教会建立，这是在实施信仰打击之后所结出的新果子。在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艰难时刻，温州家庭教会却悄然诞生。当时，教会热衷于传福音，一个本地化的“布道模式”也便应时而生：（1）专门有人外出请人来参加聚会；（2）信徒皆携带凳子来聚会的地方；（3）唱诗；（4）布道；（5）祷告。特别是每次祷告，很多人会痛哭流泪，悔改相信耶稣。圣灵也特别的做工，来参加福音布道会的人数与日俱增。

1970年，温州市教会（联会）正式成立，时值文革中期。[8]从行政区域而言，温州市教会包括五县一市，[9]它是温州教会历史上最为合一的教会。[10]改革开放后，温州教会借着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开展了较大范围的本地布道运动，并且，随着大量基督徒的外流，福音也随之走向了全国各地。这些出去到外地的基督徒，有做鞋的，有理发的，有弹棉花的，有卖电器的等。如果说，在1985年“温州经济模式”就已经形成，那么，“温州宣教模式”的形成绝不会迟于这个时间。当然，这还不包括海外温州基督徒所展开的宣教活动，比如，巴黎的一些温州教会，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建立，这些教会成为了较为早期的华人教会。

三、温州基督教信仰与经济崛起的内在关联

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基督教与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联，因为，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世界同样有经济的复兴，比如巴比伦帝国和罗马帝国。当然，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基督教的兴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世界最发达国家绝大多数是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温州也是如此，基督教信仰对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1、“基督徒老板”群体的“横空出世”

“基督徒老板”，顾名思义就是信仰基督徒的企业主，又名“老板基督徒”。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为“老板基督徒”下这样一个定义：“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和有股份的职工教徒，俗称‘老板基督徒’。”[11]这个称呼在温州地区甚为有名，笔者相信，这个称呼也应该由温州而起。陈村富指出，基督徒老板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

在温州，基督徒老板大多分布在乐清市、瑞安市、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永嘉县、平阳县等地。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老板，但笔者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老板。笔者曾经和一位弟兄聊起基督徒老板的话题，弟兄告诉我说，当初和他同时创业起家的老板当中，有不少是基督徒，二十年之后，能把企业做得大的不少，不过，基督徒老板在他们的婚姻和生活中做了比这更美的见证，尽管失败的也不少，但是，比起非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更能折服人。

这是一个群体，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对改变社会的风气，以及生意场上的腐败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随着“企业主团契”不断地出现，温州基督徒对日后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的改变乃是指日可待了。

2、基督教信仰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这几年来，建设“企业文化”成为温州政府的口号，也是企业做大、做长的软性要求。一个企业有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就表示着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理念，以及多年沉淀下来的企业“遗产”。因此，几乎每一个企业都开始了这项运动。基督徒企业主则理所当然地在企业中注入信仰的因素。

这首先体现在企业的名称上，比如，在温州有神力集团、神恩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伯特利阀门公司、迦南鞋业……其次，体现在企业管理之上，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企业主都会把圣经的教导写进企业的章程，或是写进员工管理条例之中。其三，很多企业主喜欢把属灵的标语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比如：“基督是我家之主”，“以马内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些标语无疑成为了福音的见证。

3、基督徒员工的“福音团契”遍地开花

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温州就开始了“福音团契”的事工。比如，在永嘉的桥头，乐清，瑞安，以及温州市区等地都建立了专门向企业员工和民工传福音的教会。[12]有的是在企业内部组成教会，有的则是在教会里面向工人传福音。也很多企业在招工的时候，让基督徒优先。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工厂内遵纪守法，他们成了企业的一个稳定因素，因此，有非基督徒老板也愿意开放自己的工厂，让基督徒进去传福音。

2007年，温州市区某教会成立了“民工艺术团”，该艺术团不仅给长期处于工作压力之下的工厂员工送去精神上的食粮，更为他们带去最宝贵的信息，那就是耶稣爱他们。

4、基督徒商人对社会的回报与贡献

建教堂，帮助教会买新聚会场所，这是基督徒老板一件常作的事情。笔者熟悉不少的老板，他们不仅帮助教会，也帮助社会上很多失学儿童、孤寡老人等。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8级地震之后，作为温州教会的“先遣部队”，基督徒企业主团契最先进入灾区，并带去了灾区急需的物资和钱财。

笔者认为，基督徒企业家对温州带来更大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回馈，以及物资的奉献之上，他们更体现在对社会风气的改变之上，这对温州的文明建设来说，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因此，温州经济模式与基督教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在温州经济的血液中饱含信仰的成分。温州与苏南、深圳合称中国三大经济模式，从外表来看，似乎很容易区分：温州是“自费改革”，一切私有化；苏南是“杂交经济”，公家私人各占一半；深圳是“国营经济”，全部由国家投资和看管。但是，真正认识和了解这三种模式背后所深藏的不同精神的人，他必然会知晓温州经济模式与基督教信仰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

四、温州人的重商传统对宣教的积极影响

温州人自古以来就重商，因此就有了“十个温州九个商，还有一个是会计”的美誉。1876年9月13日，中英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第一代移民随着商船到达欧洲。1905年瑞安人胡国恒随其舅父到欧洲贩卖青田石雕，这是温州人首先在欧洲开始所谓的“经商”。[13]

在文革期间，温州人就做起了生意。比如，苍南的金乡镇在70年代就做起了粮票的生意。[14]也有一些私有企业靠挂在国营企业的名下，他们的工人所得的工资竟然远超过国营企业员工的工资，导致不少的国企干部在背地里去私企做工，这样就有了双份的收入。

2004年，CCTV评出十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温州与成都、大连、东莞、杭州、青岛、深圳、沈阳、苏州、无锡并列，评委会给温州送上这样的颁奖辞：

这是一个善于分工也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一个喜欢以小见大更会以小搏大的城市，一个懂得无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生机勃勃的经济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总结过去，笔者为温州商人找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1、勇于冒险，敢为人先

有老鼠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话一点不假，据说，当年第一个进入北朝鲜做生意的就是温州人。温州人无法苟同“安于故俗，溺于旧闻”的理论，他们吃苦耐劳，善于变通，勇于探索。因此，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

2、善于观察，以小见大

他们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随时发现好的商机，在别人尚未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新市场。在工作上，他们愿意从最小的事情做起，比如开一个餐馆，开一个批发店等，然后把企业做大。

3、精于分工，乐于合作

温州人移民海外，常常会以滚雪球的方式，把一个个亲属带到海外，然后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中做工。在本地做生意、做企业的也是如此。因此，温州以家族企业为主体，全家人在企业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4、强于推销，建立网络

一个推销员必须能说会道，也要有一张厚厚的脸皮。在温州，有十多万的购销员穿梭于全国各地，仅仅乐清柳市的电器购销员，其人数就不下5000人。

温州宣教模式与经济模式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以上四方面的特点，几乎都在宣教事工上重现。

五、温州人群体性分流的形成因素与宣教的成效及特征

温州商人是最为显著、最为耀眼的群体。这群人改写了温州的历史，把“温州”从地理观念转化成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从宣教学的理论来看，“商贸宣教”是一种新的策略，甚至有学者指出，“下一波的属灵复兴可能透过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商界兴起。”[15]不过，在商人之外温州还存在不同的流动群体，他们在宣教上也大有贡献。笔者从四个历史阶段来粗略地给予划分。

1、20世纪70年代，谋生群体——从“贫民”到“逃民”

温州原本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被誉为江南的“鱼米之乡”。然而，经过1949到文革的折腾之后，温州陷入贫困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温州人处在贫困线以下，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当时社会上就流行一段顺口溜：“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据2009年最新统计，在国际级贫困县名单中，浙江有三个，而温州占了两个：文成和泰顺。因此，浙江最贫穷的地方都集中在温州。

但是，温州却无法获得国家的拨款投资，曾有人这样描述温州：“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此外，在温州有一句俗语，它表示要从温州到上海，只有“水路”一条，即坐24小时的轮船。温州方言中的“水”和“死”同音，因此，温州人形容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交通的落后严重的阻碍了对外经济的发展，因此，温州人喊出了“砸锅卖铁也要建飞机场”的梦想。1990年7月12日，大部分由私人出资建设的飞机场终于投入使用；1998年6月11日，由私人投资的金温铁路正式开通；2001年12月25日，同样由私人注资的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因此，20世纪70年代温州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温州人选择了背井离乡。他们到全国各地去谋生：弹棉花、开发廊、修皮鞋、配钥匙、磨豆腐、做木工、刷油漆、摆小摊等，别人不愿意做的，他们都要做。故此，有人称这一轮的经济为“草根经济”。[16]

“草根经济”带动了“草根”信主。笔者熟悉的一位弟兄，全家都搬到了吉林省的延吉市，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几年，他们不但弹棉花，而且还在当地建立了教会，并成为教会的领袖。而与这位弟兄处境相似的人在吉林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最后，他们把众多的教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大的力量，福音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笔者曾亲自去他们的教会带领过聚会，当时的感触至今记忆犹新。

这一轮宣教运动的特征如下：（1）他们的初衷为了谋生，所以能吃苦耐劳。（2）他们所从事的是被视为“卑下”的行业。（3）他们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要建立固定的顾客群体。（4）他们的福音事工开展的很好，因为他们与当地的百姓有相似的社会地位。（5）他们对福音的热情高涨，因此，常常把教会工作放在了谋生工作的前面。（6）他们建立教会后，随着教会不断地壮大，就会转向温州母会，从而，母会就成为了他们坚实的后盾，同时，也拓宽了温州教会的侍奉工场。

2、20世纪80年代，经商群体——从“游民”到“豪民”

由于温州远离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所以，商机有限。改革开放后，精明的温州人看到“流动摊贩”无法形成大气候，于是开始做大事，办企业。当时，政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十二分的敏感，因此，温州人的创业行为被视为犯法，甚至有些在外地发展的不错的企业，因为政策的缘故，只好打道回府，损失惨重。1987年9月18日，中央政府终于给温州批了一个“温州试验区”的名号，温州人的创业才得到肯定。

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基督徒企业家和商人。无论是扎根在温州，还是“游荡”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都成了赢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成了暴发户。值得欣喜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创业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过主耶稣的“大使命”，就算在拥有了财利、名誉和地位之后，他们仍然热心于福音事业。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务，自己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让家人在家里经销电器。笔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乐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时间服侍当地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弟兄非常的爱主，他愿意撇下很有前途的电器批发工作，让太太在家里接电话，并请人把货物送到客户手中，而自己则成了走南窜北的福音使者。笔者和这位弟兄接触过好多天，他身上所散发的生命香气带给笔者很大的鼓舞。

另外，80年代也是温州人移民欧洲的一个高峰期。1985年前后，温州人大量进入巴黎第10、11、19、20区，形成了“温州村”，他们多数为瑞安丽岙镇人，镇上除了老小，几乎全部去了法国。这相当于温州人把一个镇都搬到了法国。[17]在意大利，温州人的餐馆开遍每一个小镇。在荷兰，有2400多家饭店是温州人开设的。[18]这些飘洋过海的基督徒同时也把信仰带到了所到之处，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定居欧洲的一些年轻姊妹会特意回温州物色郎君，然后带到欧洲结婚，而物色的对象90%以上为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到欧洲成婚后就加入当地教会的侍奉之中，成为教会的领袖或是牧者。笔者身边就有三位弟兄蒙受了如此的恩典。

这一轮宣教运动的特征如下：（1）他们在学识上不一定比“草根阶层”有优势，但他们创办的企业或经营的公司比较正规，也是上规模、上档次的。（2）他们在创业的时候绝不怕苦：“走遍千山万水、受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他们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同时，白天经营商铺，晚上经营教会。（3）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规模，甚至他们都会自掏腰包为教会买一间漂亮的聚会点。（4）假如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出来牧养教会，那么，他们会聘请一位全职的牧者来带领教会，在上海浦东就有这样的教会，他们都是笔者的老乡，全职牧者也是笔者曾经的同工。（5）当他们的事业受到当地政府部门肯定的时候，他们的福音事工就会有更大的开展，他们不仅建立温州人的教会，同时也会把当地人容纳在其中，成为一个跨族群的教会。（6）温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与温州总会有切不断地“亲情”。温州传道人每年定期去各地教会探访、领会，而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教会的领袖（大多是温州人）则每年回温州“述职”，或是接受装备，以及计划新一年的工作目标。特别是乐清教会，年底或年初的教会“大议会”吸引了分流在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往往都是企业家，或是商人，他们大都选择自己驾车回温州，因此，在“大议会”的现场，各类国际名车云集，场面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不已。笔者认为，把这种宣教方式称为“拓植”[19]是恰当的。（7）移居海外，特别是移居欧洲的基督徒，他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寻找传道人来牧养教会，这也包括了用婚姻的方式来物色传道人。（8）海外的温州教会被戏称为“温州搬”，意即这些教会完全把温州的模式搬到了海外。比如，用温州话讲道，这很像在美国加州的粤语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实行“派单制度”，即一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牧者，而是由多位传道人在多个教会之间流动，一切服从总会的分派。（9）很多讲温州话的教会，因着福音对象的扩展，不得不选择改用国语，或是在温州话之外加上国语聚会，或是外语的聚会，这表示温州人将会逐渐融入到普世宣教的队伍中来，而不是单一的向温州人传福音。

3、20世纪90年代，学生群体——从“农民”到“俊民”

高收入导致了温州企业家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十几年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和商人大都是农民和小市民，他们当中绝少有大学毕业的，不客气地说，小学水平的绝对超过50%以上。拼搏多年之后，他们觉悟到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开始重视教育，他们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下一代从“农民”翻身成为“俊民”，于是，就产生了上世纪90年代的“学生潮”。这些学生要不就是到温州以外读名校，要不就是直接出国留学。[20]

“学生潮”是一场铺金运动，要想有出息，就需要用钱来铺路，近者要从温州“铺钱”到杭州，远者要“铺金”到北京，更远者要“烧钱”到欧洲、美国等地。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天之骄子竟然有着不一般的宣教热忱，一场气势浩大的“学生归主”运动在全国悄然展开。而今，没有一所有名的大学是没有学生团契的。甚至，连一般的地方大学都建立了团契。

笔者试举几例：温州大学城（温州茶山高教园区）共包括了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三所大学，这里的学生团契非常兴旺，温州不同体系的教会都会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大学生团契，因此，学生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很方便，笔者在前几年常去市区教会建立的团契讲道，收获不少。

此外，温州基督徒学生到了杭州，也会自然而然地建立团契，工作做得相当的不错。

这一轮宣教运动的特征如下：（1）他们都是天之骄子，他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和希望。（2）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需求，物欲世界对他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他们要不就会成为好的侍奉者，要不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3）他们对福音都有强烈的热情，甚至很多姊妹都成为团契的主要领袖。（4）他们希望母会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上的供养，但是，他们不能接受母会所有的观念、方式和神学思想。（5）他们都是同龄人，而且在层次上也相同，所以，他们的团契就具有极大的凝聚力，甚至成为福音朋友的活动、社交的好场所。（6）他们毕业之后，大都会离开团契，有的汇入了城市繁忙的人流之中，有的则回到母会，成为母会新生而有力的传道人。而回到母会的学生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就是重新组织从各个大学回来的毕业生，因此，一个个“毕业生团契”就建立了。

4、21世纪初期，传道人群体——从“小民”到“惠民”

不是说，之前的温州教会没有传道人出去宣教。笔者的意思是指21世纪的头几年，温州教会终于有了一场大觉醒。这场大觉醒使教会对宣教的态度从相对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一批愿意专门从事宣教的传道人从教会中分别出来，他们当中有的正在接受宣教方面的专门训练，[21]有的已经踏上了移民宣教之旅，有的则已经在西藏建立了藏族人的教会。

2006年11月15-17日，“中国温州·福音论坛”在温州郊区举行，会议旨在唤起教会对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能将神给我们的异象与责任落实在时代和处境之中，凝聚共识，共同发展21世纪的福音宣教事工，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会议在神的保守和眷顾之下圆满地落下帷幕。

不仅如此，跨文化、跨国界的宣教运动也在某些教会中兴起，瑞安某教会几年前就开始培养宣教士要进入阿拉伯世界宣教。

这一轮宣教运动的特征如下：

（1）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逐渐具有主人翁的态度，原先以为到全国各地培训传道人是最高尚、最重要的工作，而今，则是培训与宣教双管齐下，两翼齐飞。（2）教会在财力上有了新的筹划，宣教资金将会占有更大的份额，所以，全职宣教士在未来几年将会不断涌现。（3）随着宣教、开荒工作不断地深入，温州教会也将会从内部的格斗转向向外的拓展，同时，也会调整原先侍奉的工场，该放手的就放手，该不介入的就不介入，毕竟，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河山，何必挤在一块同分战利品，而忽略了更大的仗正等候我们去打。如此，这也就促成温州教会整体的合一和团结。（4）教会在培训事工上遇到了瓶颈，需要寻找突破口，比如创办正规的神学院。但是，假如在宣教上能有质的突破和提升，那么，温州教会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大复兴，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5）教会在这场宣教运动中将会重新审视与外界的接触，这也包括和海外教会的友好交往。

六、温州宣教模式的检讨与可持续性发展

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缺点，但任何一个缺点都可以修正。

1、两点检讨

（1）以商人为主导的宣教模式的局限性

从一般的角度而言，经商是商人的焦点。“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太 6:24）这种心灵的挣扎成了普遍的现象。教会若缺乏纯粹意义上的宣教士，那么，就会常常把宣教士定义在商人的身上，商人传道人就会成为令人羡慕的身份，这对全职侍奉者将会产生不小的挑战和冲击。更重要的一点，商人容易把“商业气氛”带进教会，类似于传销的事情也便随之发生，圣殿变贼窝的现象或许近在咫尺。以此理推，出现“商品基督教”的局面也就成为可能了。

（2）门户主义成为教会合一的破口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部分温州人把福音传到哪里，也很可能就把教会分裂到哪里。当然，这不是普遍的现象，但这与门户主义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温州教会不分宗派，但是，神学取向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派系”。比如，瑞安教会大多走灵恩派路线，乐清教会大多走改革宗路线，这无形中就产生了张力。此外，温州教会以“片”的方式来编排，一个“片”下面有很多个“点”，一个“片”就有一个“总会”。“片”与“片”之间不一定能完全合作，因此，同样是温州人，同样在外面宣教，但最后所建立的教会就会属于不同的“片”，假如在温州的“片”与“片”之间本身就有嫌隙的话，那么，在外地建立的教会不大可能会有很好的联络。这对宣教事工定会带来**影响。

2、两点建议

同样，笔者也提出两点建议，希望能给教会一些提醒，使宣教事工能有持续性的发展：

（1）要避免把宣教当作炒作的机会

在温州有一支“久负盛名”的团队——炒房团，顾名思义就是炒作房市，他们用手中的资金把玩房价市场，害得普通百姓“望房兴叹”。因此，全国各地屡有发生“驱逐温州炒房团”的事件。同样，宣教也要避免炒作，并要继续发扬务实、勤恳的精神，决不能仿效河南某些教会的炒作方式，尽管他们把自己打入了国际市场，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同情，但是，泡沫终究要破裂。

（2）要面对从“别具一格”到“三足鼎立”的格局

温州教会有雄厚的资金，良好的圣经基础，以及优秀的属灵传统，她一度被视为中国教会的中心，中国教会的耶路撒冷。然而，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温州教会的“中心论”受到了冲击，面对新一代教会的崛起，温州渐渐失去应变的能力。部分夜郎自大的传道人无视“时局”的转变，仍然不思进取，而部分识时务的传道人则发出了“温州将走向新世纪之殇”的感叹。不过，无论如何，从“中心论”走向“三足鼎立”已成既定的事实。温州要防止的是让自己的地位降为福音的边缘城市，乃至沦为平凡的、无有作为的众多城市教会中的一个。

那么，这三足到底指什么呢？关心中国教会发展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温州——河南——北京”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教会的三大中心。当然，北京教会是年轻的教会，是正在崛起的教会，她拥有传统教会所缺乏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但她缺乏传统教会所拥有的属灵深度，和遍及全国的联络网。

假如温州教会在未来的发展上无法挑战自我，突破瓶颈，继续以敏锐的洞察力去挖掘时代需求的话，那么，她将会像河南教会一样走向边缘化。而异军突起的北京，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温州的地位，到时候，“耶路撒冷”转离温州的悲剧也便成为事实。

结论：

在2004年，“洛桑商贸宣教宣言”专案小组为商贸宣教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宣言的结语这样写道：“商贸宣教最终的目的是使神得荣耀。”[22]笔者相信，温州商人的宣教行动同样是旨在扩展神的国度，使神的名得荣耀。不仅如此，福音也随着外出谋生群体、学生群体、传道人群体等在异地开花结果。总之，温州人的群体性分流与宣教运动有着无法脱离的关系。笔者深盼在新的时代里，温州教会能继承过去的宣教优势，并积极面对全新的挑战，把宣教进行到底！

注释：

[1] 温州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距离遥远，外加它与台湾隔岸相望，算是战争的前线，因此，温州成为浙江省的一个“次子”，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极少在温州投资，故温州的发展是自我挣扎的结果。

[2] 温州人的造假是出了名的。1987年8月8日，5000多双温州产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门被大火焚烧，从此，温州就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该事件敲起了温州人的警钟，经过20年来的改变与发展，温州企业浴火重生，轻工行业名牌辈出，成为全国经济的榜样。2004年，温州被CCTV评为十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之一。

[3] 1951年，外国人都被逐出中国，宣教士也随着最后一批外国人不得不离开中国。从此，中国教会进入了真正自立的阶段，温州教会也不例外。

[4] “禁也里可温搀先祝赞”文云：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授服民户，充本教户计：及引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报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篆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迄照验。得此，奉都堂均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参陈垣校补：《渖刻元典章》，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第三十三卷。其他可证明温州有也里可温教的史实参：《元史》第98卷第2513页。）

[5]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由于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拒绝搭载宣教士前往中国，马礼逊只得取道美国，并于9月7日抵达广州。他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尽管宣教之路荆棘重重，但福音的种子却藉着马礼逊的不懈耕耘，在神州大地上落地生根。60年后，温州人终于听到了基督的福音。

[6] George Stott，中文名为乔治·史托特，或曹雅直、曹雅植，在《平阳县志》中为“曹雅真”，平阳教会至今还称“曹雅直”为“曹雅真”。

[7] 据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象史》来看，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无法找到全国性的灾害记录，在相近的时间里，只有1954年发生了“淮河大水”，但这并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更有学者指出，那三年算是风调雨顺的日子，可见，自然灾害一说必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具体请参阅：温克刚主编：《中国气象史》，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8] 文革期间，“三自会”同样受到打击，牌子被砸，教堂关门，或是转为他用。此时，家庭教会在暗中崛起，甚至发展壮大。

[9] 一市：温州市；五县：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1981年，温州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现辖鹿城、龙湾、瓯海3区，瑞安、乐清2市（县级）和永嘉、洞头、平阳、苍南、文成、泰顺6县。

[10] 1980年，“三自会”复出，温州教会经历了第一次分裂；多年后，由教义不同而引起的纷争，再次改变了温州教会的格局。

[11] 陈村富著：《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页73。

[12] 关于民工福音，请参考拙作：<我和民工有个约——温州市城郊教会民工福音的评估与前瞻>，刊于《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九期，2007年7月。

[13] 曹海东、纪莉著：<温州人在欧洲>，刊于《经济》期刊，2005年第3期。

[14] 陈俊贤、周星增主编：《温州探秘》，人民日报出版社。

[15] 陈惠文主编：《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美国：大使命中心，2008年9月初版，页549。

[16] 温州人一向被视为是草根性很强的群体。

[17] <温州人欧洲白手起家>，刊于《亚洲周刊》，2007年。

[18] 曹海东、纪莉著：<温州人在欧洲>，刊于《经济》期刊，2005年第3期。

[19] 林安国著：《策者成——差传策略实践十三课》，美国：华人福音普传会，2007年11月再版，页27。林博士为“拓植”下这样的定义：“拓植乃带有宣教行动，人力虽由原教会产生，但目标却是另一个社群，这新教会的形式、语言等与原教会有别，这种植堂法可在近处，也可以跨越往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