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发
道教的本质:民族宗教抑或全球宗教
陈鼓应先生曾说,当代的“全球视野” 概念,相应于庄子“以道观之”之说,吾人极能赞同此说。只是,大道无形,“道” 在本质上原本就不受任何界线的束缚,一旦真的要“以道观之”,“道”就不止是庄子说的“道”,也不再属于中国的了。以“道”观人世间的风云变化,既是要超越和包容一切现状,又是要重视具体事实的外延与内涵,无疑在主动上更超越“全球”的立场。
回头看美国全国师资培育检定委员会给“全球视野”下的定义,这套配合着美国学校推行“全球教育”而作的界说,和“以道观之”之说法,可谓古今相应;其人间立场主张多中心论,既是超越地方、国家、区域的视角,又要包括所有地方、国家、区域的视角。按其说法,“全球视野”就是“理解不同国家和人民,以至他们对影响国境内外的议题,包括政治、经济、生态、社会观念与价值观等,乃是处于互相关联也依赖互动的动态;同时,要允许对所有事态或课题拥有不同的视角。” 可是,“全球视野”毕竟是由当代西方提出的概念。在中国古人那里,同样的说法可以借用孔子的两句老话表述:“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中庸》)。而且,相应于西方人的“全球”,中华古人的集体文化意识里本来就有个“天下”的概念。所谓“全球视野”的态度,和《礼运大同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是完全可以对应的同理态度。
再说“视野”,它不必要是大众的共同观点。同一件事,人们可以从地方、国家、区域或全球等等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当然,个人或群体的认知方式以及认识水平足可反映其全球化的程度。由此回望道教历史,我们常说道教是个民族性的宗教,其实不然。民族性不见得是道教原来的主张。从道教史看,道教长期深受儒道世界观和价值观熏陶,自觉上的人间目标是追求《道德经》四十六章所说的“天下有道”,其世界观原本就不止于重视民族立场,而且是要超越“民族”的本位看真相。
以《道德经》为证,它影响下的道教本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教。古人认识的世界范围有多大并不是问题,重要是《道德经》本来就已经保持着超越国家、区域和族群的世界意识,一再就“天下”的概念讨论各种议题。自汉代道教形成教团以来,诸经典关心的也是如何济度“天下”,如一般认为成书不晚于四世纪的《女青鬼律》即提到“役使天下邪魅邪殃,助道兴化,使天下道气宣布,邪逆賓伏”。以《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为例,元始天尊对玄帝的终极交待是“见存获庆,天下和平”,玄帝的修道大愿也是“誓断天下妖魔,救护群品”。用现代的词汇,从《道德经》到《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以及其他诸多经典,所重视者“天下”苍生,相等于当代习用的“全球关怀”。
今天的道教会停留在民族宗教的面貌,甚至几乎让人错觉为“汉族宗教”,其实有它的历史原因。中国诸朝代在强盛时期皆以天朝观念面对四方八面,除了非汉族在“夷狄入中国者则中国之”的过程中接受道教,边境少数民族也受道教影响。这方面的常识性说法不少,包括丘处机远到大漠向蒙古大汗劝道止杀,即是一例。此外,道教也将庚申信仰等系列道教文化传到日本,使得尊崇天皇的信仰体制也是依据诸多道教元素建构。当天朝意识强而有作用,道教不一定会迫切需要对外传教。
但是,一旦近代中华积弱,道教就和中国命运一起浮沉。加上道教上层长期依付代表国家政治领域的皇朝,更缺乏与民间草根互哺的生命力。到后来,道教有很长时间受到许多知识界诘难讽嘲。道教近百年发展曲折的命运,才是它无从在实质上升展“天下”观念的原因,甚至淡化了。因此,历史上源自中华、有志于世界的宗教,最终保留着民族宗教的态势。当我们引用鲁迅说的“中华文化的根底在道教”,实不能忘记老子的教导从来不限于“中国”,《道德经》第二章表明,老子更注重天下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道德经》一再使用“天下”二字形容所知的现实世界,六十七章对“三宝”的定义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视野早就是鸟瞰“天下”的视野。
到今天,传统上被定义为世界宗教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无疑早已经是超越国家与族群边界的“全球化”宗教。可是,如道教、印度教和锡克教,实际上亦是随着原来信仰群体散播全球以至落地生根。认真了解全球围绕着各种议题的社会运动,看它们投射在宗教发展层面的影响,或可发现,全球宗教景观已经趋向多中心的格局,朝向宗教多元论、宗教对话、合作以及共同重视普世的社会关怀议题。这比起过去不少教派公然进入他人土地宣传宗教单元论,是对道教有利的。
从道教组织的国际布局看,若根据世界地图寻找道教膜拜场所,肯定会发现道教是跨越国界的宗教,而且它落地生根的每处具体地点总是面向当地社会。从这意义上说,道教传道的对象已经不应考虑华人为主;在多元的土地上,道教徒应通过宗教建构自己被他人欣赏的特色,它可以是曾经长期与民族文化相辅相长的宗教,内涵来自中华的丰富智慧与经验,但不可能通过宗教把自己封闭成他人眼中无法理解的群体。道教界过去主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内部,现在也应该坦然地认识眼前的全球化形势是陌生也是充满挑战,积极参与和回应。
全球视野是一种鸟瞰天下的态度。在全球化概念未实现以前,任何人视角远眺的尽头都可以是“边陲”。可今天世界越拉越近,尤其是全球交通科技和网络科技发达,人类世界在每一分秒都是无数边的频密互动,在全球范围的意义上每个地方都是一个中心。严格上来说,任何宗教一旦面向“全球化”的客观局势,其结果取决于它处在每个“中心”发挥的作用。道教若无法面向世界,可能不只会遭遇本身格局的局限,而且在原来具有优势的地区也会受到冲击。
如果传统的道教信仰本来具备了“以道观之”或“全球视野”的特征,道教要在当前世界维续下去,就必须重新定位它在全球化世界的“位置”,应当重视不只是信仰组织在地图上遍布的位置,同时也必须在意它必须拥有全球视野,还要考虑本教在全球视野下如何自我定位。
道教的进路:回归教义看待当前世局
当世界兴起“全球化”的说法,“公民社会”的意识也是西风东渐。全球社会带动起系列的议题、组织、交流与社会实践,肯定都会和宗教的教导发生接触,也和宗教与社会关系、宗教组织的定位互有牵涉。罗尼·利普舒茨(Ronnie D. Lipstuchutz) 在主持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国际、区域研究中心”时,曾给“全球公民社会”下了个定义:“这是由那些聚集于本土的实行者组成,他们凭自觉的建构起跨越空间界线的知识与行动网络,尽管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跨越空间”。如此,宗教网络在当代的作用,以至带有宗教性质的国际或地区性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兴起,都是值得评估的新生事态。
就由于全球化的世界是多元的,所以其特征就在重视各地区本土议题的经验。“全球化”的情境下,“本土议题”可以是全球议题影响下的产物,也可能土生土长的发生,之后再反射到国际、上升为全球关注的议题。换句话说,地方社会的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常常是多方多面的互相牵连。当世界充满复杂的问题和需求,人们不可能苛求各国政府单独承担,也不能依靠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市场解决。主张公民社会者,之所以强调有必要形成公民社会,主要在于想到会有一个不谋私利的关系网络,网络的不断扩大有助于人们集思广益去改善世界上的公共课题。宗教在现实中从来难于是脱离人们公共生活的存在,从不能缺席到主动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也是时势所趋。
这时候,我们首先不是要思考道教的影响,而是要先问道教的参与程度。
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不属于国家、市场、社会,又可以影响国家、市场、社会,并拥有融合与协调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功能。宗教是人类构建个人精神生活以至确定人生终极关怀的需要,基本作用在熏陶个人价值观、影响对人对事的态度。换言之,宗教本具有导人向善的主动性,支持人们感觉生命有意义、人类有希望,它有益于协调和引导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和谐,也有利促进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建构的共同理念和愿景。
在现实世界,任何地区的宗教文化都难于单独存在,也不可能不接触本教以外的世界。因此,任何宗教,不管是在其原生地或面向全球,都是通过本身的话语体系与修行实践去界定本身,彰显其有别于其他信仰文化的独特之处。更需要注意,宗教的独特,是源自于其信仰文化累积智慧和经验的进程,因此各宗教方才能为人类世界的普遍议题提供不同的解读与多元的解决建议。这也是宗教间对话与来往的过程。
观察当代道教的组织形态和国际联系,道教既然处在现实的世界面向全人类,当然是“有条件”也有义务自觉地积极参与全球以至地方议题,在公民社会的“知识与行动网络”发挥其助力与影响。《道德经》十七章即曾谈到要如何才能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五十三章更有过相当激越的说法:“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竿,非道也哉!”回顾教义传统,道教无疑是历史以来对“天下”抱负责任,帮助改善全球以至地方层次涉及公共福利的社会议题,从来不是教义以外的事。
事实上,《道德经》六十七章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是主张爱护生命、节俭资源、平等谦让。“不敢为天下先”既以“天下”为立论出发点,已是带着朴素的国际意识,又是相通于全球公民社会的理念,可以概括出道教对全球公民社会所关注的人权、环保、扶贫、弱势群体等等课题,有个基本立场。道教界若能拥有各种组织,参与国际上许多相关人类福祉的议题讨论,出谋献策,甚至发动国际性的社会运动,不仅让世界看到道教的贡献,也是在道教内部显彰和维护教义的积极面。
更进一步说,道教是讲究戒律的。戒律不仅涉及个人行为操守,也包括以社会立场的规定作为操守标准。在《云笈七签》卷三十八,道教基本的“说十戒”,其中第二戒是“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第七戒和第八戒是“不得欺凌孤贫,夺人财物”以及“不得裸露三光,厌弃老病”, 第十戒则是“不得凶豪自任,自作威利”,其整体内容可说是涉及当代环保、动物权利、老龄福利、残疾与病患待遇、消费主义、经济剥削等方向,明辨是非;在全球公民社会,这些戒律并不过时,恰是能够和当代人道主义与社会公义的全球论述互相呼应。对教义的理解、对戒律的坚持,直接牵涉到今天道教进入社会领域的宗教素质和公众形象的表现。道教徒的个人或组织,若真的守节修性,从信仰出发而服侍公众的共同议题,是更有诚意的保证。
再以《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为例:《妙经》叙述玄天上帝生平,是说神明“不统王位,唯务修行辅助玉帝,誓断天下妖魔,救护群品。日夜於王宫中,发此誓愿,父王不能禁制,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当经上把社会灾害和生态破坏归咎于人世间“六谊或失,四民有争;上不宽恕,下不忠贞,或魔或鬼,或妖或精,恣横荼毒,干扰生民”,它也痛心人们的“信从邪道,不省本源,谄求余福,昏迷沉乱,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由此可见,《妙经》所提倡的是勤奋、俭朴、慈悲、守诺、恒心、毅力、嫉恶如仇、同情弱势等等价值观念,明显阐述道教入世度人的悲愿。重要在《妙经》所强调的是“可依吾教,供养转经”,揭示信仰就是在现实社会以依照天尊教导作为至高的供养,以社会实践转化出经典的生命力。当〈奉礼咒〉谕示“拒吾者灭,奉吾者生,恶吾者辱,敬吾者荣,礼吾者寿,非吾者薨”,“依教转经”意即“奉”、“敬”与“礼”真武行谊的教诲,严正拒绝大自然的失衡与社会的病态。如此看来,道教徒要做到“奉”、“敬”与“礼”神明,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诵经祈愿或者个人养生。修道要做到“供养转经”,应该包括发动同道参与反思、劝导、救济社会议题;甚至应主动组织国际或地方救援机构,消灭“水、火、旱、蝗、瘟、妖”六天魔鬼对人类的干扰。如此方才算得上自度度人。
问题是,道教要介入当代全球议题的领域,仍有必要继续努力向其他宗教学习。
以基督宗教来说,教会通过世界宣明会、国际粮食救助会、救世军等具有教会背景国际社会工作组织,也结合着地方性质的教会社会工作机构,继续其“世界宗教”在各地的“本色化”演变;它可说是趁着全球化的态势,努力在亚非拉国家转变过去的“殖民地宗教”色彩。本文的重点虽不在探讨其他宗教投入全球公共议题以及成立众多组织的是非,可是,当各宗教都组织或支持着许多新旧成立的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社会许多新兴公共议题的探讨与解决,他们都是力图以社会实践表达其宗教情操的入世关怀。其是非得失很值得道教界参照与借鉴。
这也值得道教界反省的问题。道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会陪同全人类面对世间各种大小复杂议题。当道教徒面向全球社会,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关心去解决,宗教的重心方向若是关怀人类,就不可能重视议论各教教义优劣去争取更多的道教人口,反而应更关心如何走入公共领域,活出教义、贡献自己,给世界上的公共议题提供更多人力物力支援、提供更多方向的思考。
以教导宗教理论为目的的宗教组织固然是广义上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但追求个人长生或者得道成仙、不参与实质上改善大众生活的“自度度人”,毕竟并非公共领域的课题,所以也并未确切符合公民社会组合的主旨。只有当信徒或组织以“公民自觉”为了尽其“公民义务”,进入公共领域去活出经典教导的社会理念,而不是进入公共空间干涉和影响他人的信仰,这一类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或社会运动,才可以被归纳为公民社会组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宗教性质的公民社会组织。
道教要在全球化具有被他人欣赏的优势,重心不在说教,也不能一味以扩大组织外人无从理解的经忏科仪为主流。从组织到个人首先是要身体力行活出教义,积极参与贡献各项人类共同关心的议题,换回包括非信徒的信任与尊重。
道教的前景:尚待努力的全球信仰版图
道教界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论述与实践,是一条进路。宗教思想本是导人向善的软实力,宗教性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空间,不仅拥有他们应受尊重的表态权力,也有利丰富各种议题的思考和实践方式。道教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要参与以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让它的结构保持对自己的群体和对一切弱势者都是平等有利,当然也涉及跨国的组织行为或者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我们应当鼓励道教界出现更多关注、观察、研究和处理各种国际以至地方议题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这对道教来说是在当代传承后人在世界地图上寻找原有的传统,也是古老的文化智慧在契合与印证当代公民社会理念的存在意义。
宗教的神圣性能够给人带来坚定的道德情操,宗教的社会性有助信众发挥关心世界未来、服务他人的积极心态。放心将社会议论、社会服务、社会慈善的领域交待给宗教,让宗教在公共领域真正体现其公共价值,是让宗教恢复与继承自家无形的文化遗产。这等于由民间主动筹集支援和配合社会政策的各项资源,减轻政府单独承担的负担,对国家对人民也都是有利的。
而且,道教界若从信仰出发去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参与国际议题和国际事务,也有利维护世界的多元一体,转变许多国际议题和项目经常是以西方思考为主导的倾向。这将为各种议题提供更圆满的多角度思考,也有助于国际文化互动交流,不必让“文化全球化”的定义陷落在默认为“西方主导”。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会议上往往要兼顾维护弱势群体的文化平等与文化安全;何况道教原本就在戒律中秉持许多方向的公正立场?道教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温和忠厚的表达形式,人们还是可以期盼它们扮演伸张正义的积极角色。
当我们从道教的本质、进路、前景探讨道教不能缺席当前的国际议题,其实又涉及了道教在全球化社会中如何“全球化”本身。这时,重构信仰版图显得不能不是当即之务。
至到今日,东南亚和港台地区的华人庙宇还是流行主办神像“巡境”或“绕境”习俗。就神庙而言,所谓“境”是庙宇影响力所及地区,一般是信众较集中聚居的范围,不一定拥有固定而明显的地理边界,庙中也常高挂着“合境平安”的横幅或匾牌。如果能在世界地图上将华人道教神明的庙宇一一线标出,或会发现其总体“边界”是重叠在多国领土之上,可以名之为“信仰版图”。“巡境”或“绕境”习俗足可反映,道教徒早有着地方层次的信仰版图概念。重构信仰版图亦或即是发展与加强道教在全球化世界早已拥有的基础,也必须理清信仰版图的概念不同于政治版图的概念。政治学上的“版图”,原来是指国家支配权力的地理境界,在其边界以内的境内共同体必定要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版图内的成员互相之间除了认同感,还有利益分配的标准,以国家法律形式的社会契约规范了大家相互间的义务与权利。可是,笔者意识中的信仰版图会较接近《周礼?天官?内宰》的初始概念,是倾向以采用世界华人神庙的“合境平安”概念作为基础,它在国际公民社会范围内,是建立在信仰的互相认同之上,以信徒在各区域共同实践教义、投入公共议题作为联系网络,但不是超越具体的地理边界去形成宗教社会服务以外的政治权势。这也是基于全球视野的概念去思索道教参与国际议题的态势。
西方政治学以“边界”架设的“版图”观念,其中译原本借用《周礼?天官?内宰》。《周礼?天官?内宰》里说:“掌书版图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郑玄的注解是:“版为宫中阍寺之属及其子弟录籍也;图,王及后、世子之宫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孙诒让正义则说:“吏官府之形象,谓吏人所居之府寺,其方位界域,广狭远近,悉书其形象於图也。” 回到《周礼?天官?内宰》的内容,中华“版图”概念的本来意义显然不限于从地理上先行界定的范围,更着重在人事以及建设的所在、形式、归属或认同所至。笔者更倾向于“版图”在中文的原来意义。
在信仰上,根据信众寄望神明保护“合境平安”的集体意识,神明若在其庙宇势力以至信仰认同影响所及的范围之内出游,就叫“巡境”;反之,一路上经过非本身的“境”而友好经过其他庙宇的影响地区并且互相致意,则叫“绕境”。如果是祖庙的神像访问渊源于其香火分支的地方庙宇,以至巡游庙宇有所影响的地区,也一样叫做“巡境”。从这一基础上,若按照信仰上神明所保护的民间利益,如医疗、教育、妇女课题,以此作为“巡境”或“绕境”的主题,并发挥为以道教自身信仰为基础而不分彼此服务大众的公共福利服务组织/运动,道教参与从国际到地方层次的社会议题,本就拥有落实到世界各地基层的人物资源。这信仰版图是过去以来在长期建构着的、也是可以通过交流而扩大的。
实质上,在世界地图上寻索的道教信仰版图上,又是在许多地区和其他宗教的信仰版图互相重叠的。这说明道教的影响早就在中国以外经历百年以上的“全球化”,拥有很多曾经或至今的“境”,重叠在世界地图上许多主权国家的领地之上,又和其他的宗教、文化长期近距离的对视、对话。由此也更说明道教既依靠当地滋养,就有义务回馈当地,与他人共同关心当地社会公共议题。
过去以来,道教信仰版图长期重叠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版图,一直都是动员信仰向善的力量,历史证明道教徒的信仰版图不容易混淆或异化为有形地理边界的“政治版图”。今天,若能通过组织联系去重新建构全球的道教信仰版图,以促进道教徒对从国际到地方公共福利的关怀与付出为方向,是会更有利道教信仰和信徒融入各地本土文化。道教要真正落实在关心人类共同的议题,与其他人群共同努力,才会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群体的信任与尊重。
当道教徒见到其他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积极活跃于国际上以至地方层次的公共领域、看到其他人参与各种议题的讨论与解决,也不断发现其他宗教在影响与启发非政府组织主事人的思维,道教徒理应自我反省:道教在哪里?各地方的道教不应该是在当地自诩历史悠久又同时在地方公共议题上长期缺席,更应共同激励:我们第一时间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