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如果说中央集权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凝聚力，那么基督教信仰原本可以填补这个空缺。托克维尔早在《美国的民主》中就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行”。[1]《旧制度与大革命》再次强调：“文明社群–尤其是享受自由的文明社群–不能没有宗教。事实上，美国人把宗教视为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可靠保障。”[2]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面临激进改革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早先绝大多数的政治革命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的颠覆者尊重业已确立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革命中，我们发现国教的攻击者并没有在其纲领中提出全盘改组政府或现行宪法框架的主张。”[3]换言之，法国革命之前至多只有有限革命，或是政治革命，或是宗教革命，制度改革和信仰改造须分两步走。如果左右开弓、同时出击、全盘革命，既革新了旧制度，又摧毁了旧信仰，那么新的制度大厦将无以立足于长期原子化的一盘散沙之上。其实，即便是专制统治也离不开信仰，尤其在专制崩溃的一刹那间，人民失去了对权力的寄托，只有信仰才能带来心灵的安顿。

　　然而，法国革命恰恰选择了全面攻击：“宗教组织和政府系统被一并扔进熔炉，结果是人们思维的彻底混乱；他们既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4]但这并不是一时的策略错误，而是长期的集权专制使然。事实上，在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权力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控制的独裁者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即便存在宗教，也必然经过独裁者的洗礼改造，乖乖接受“庇护”并为其统治服务。改造后的教会或者和世俗权力眉来眼去，或者在自己的庇护者面前唯唯诺诺，不仅丧失了承载大众信仰的独立功能，而且很容易被民众当作政府的一丘之貉，从而不得不替政府“背黑锅”：“教会和世俗政权合作，常常纵容政府的罪恶。因此，任何人攻击教会都能期待获得大众喝彩。”[5]果然，革命群众将僧侣当作同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第二阶层"，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却全然看不到突然发生的共和与世俗化双重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法国，基督教受到几乎狂热的暴力攻击，却从未想到以其它宗教取而代之。热烈而持久的努力让人远离父辈的信仰，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绝对排斥是如此不合人的自然天性，对于心灵的安宁是如此具有杀伤力，却被大众认为是合乎常理。[6]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早已成为历史现实。继1911年的共和革命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清洗儒家文化，为更加剧烈的中国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遭到彻底清算，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信仰取而代之。托克维尔对当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这套信仰也无力控制人民心灵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承受剧烈的政治变革？换个视角设问：在高度集权体制摧毁社群自治并造成信仰真空之后，中国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与自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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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 (trans.), J.P. Mayer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 294.
[2]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53.
[3] Ibid., p. 157.
[4] Ibid.
[5] Ibid., p. 153.
[6] Ibid., p. 145.

             （本文是张千帆撰写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一文的第五节，原文转自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