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东明

 

 

 

    印度各民族以遵奉传统著称,在很大程度上,印度的统一性即是基于其传统文化基本内核的统一性(相反地,近、现代印度内部的政治离心和分裂倾向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化上的动因),而印度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轴心,就是印度的宗教。宗教成了印度各民族生活世界的意义规范、保障和根据。在其屡遭侵略的历史上,他们生活中最大的欢欣和最深的悲恸,常常是与他们庙宇的兴衰和“神明”的荣辱相伴随的。在通常的状况下,宗教也许可以使印度人对政治安之若素,但在一种危机的局面下,它也能唤起他们巨大的民族精神和政治激情。在近代殖民地处境下,以提拉克、甘地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者,就是诉诸传统宗教的精神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运动的进程。本文以下就意在对提拉克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简要的把握。(这一诉诸传统宗教的取向,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烈排斥传统、拒绝宗教的立场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许由这一对照,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印两国 后来发展中的许多相异之处,但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

 

 

    在“伟大的婆罗多”被英国征服之后,印度人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世俗文化的自信心倏然跌落。但是,他们能够一直引为自豪的,就是自己的传统宗教文化。在十九世纪初,主 要归功于一些德国宗教学家(如马克斯・穆勒、施莱格尔兄弟等)的发掘、研究介绍工作,印度古代宗教与哲学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在印度国内,本国的传统宗教文化则成了提高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复兴意识的一项法宝。然而,这种“优越感”至少在十九世纪初就己受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挑战。这不仅表现在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教的蔑视、指责。批判以及基督教向印度的渗透,而且还表现在:相对于博大、刚健、普世进取的基督教,印度教过于空灵的精神、过于保守的习俗和过于内向收敛的生活态度,已明显地不适应现实世界的潮流。为了印度民族的复兴,也为了印度教本身的振兴,对印度本土宗教加以全面、深入的改革,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得不从事的当务之急。十九世纪上叶、中叶,基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宗教、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以梵社和圣社为首的改革者在很大程度上将西方的 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引入到了印度人的生活世界之中。 ①

 

    梵社和圣社的改革主要是由知识阶层所发起的一场精神革命运动,它的直接的动因是西方近代世俗化思想与观念的感召与启发,尚没有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变革作为它的基础与后盾,而在现实社会中,宗教传统仍比较牢固地支配着广大民众的生活。改革固然合于当时印度的需要,但在当时贫困、弱小、殖民地处境下印度,至少同样需要的,还有对印度古老传统的自信,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的改革就难以直接而又全面地影响广大民众,而过于激进的改革甚至还容易脱离民众。如何在保持传统和进行改革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中道,成了摆在印度改革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梵社和圣社的影响渐趋缩小之后,原来的宗教改革者很快走向了上述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而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的宗教改革家中,出色地体现了在保持民族传统与实行宗教改革之间的一种平衡的,是孟加拉的罗摩克利希那所发起的改革运动。19世纪末,宗教民族主义的两个突出人物分别是孟加拉的班基姆和马哈拉施特拉的提拉克。他们都大力标举印度宗教传统中行动主义的一面,他们试图通过对祖国、家乡和印度教伟大历史的展示,来为印度的复兴输入宗教的自信、热忱与活力,唤起印度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其后,在19O5-19O8年争取民族权利的革命高潮中,民族主义革命家奥罗宾多・高士又提出了“精神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利用宗教的精神和热情,创造印度复兴的条件。他们的思想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梵社和圣社的“改革”相对的另一个强调“复兴”的极端。人们把罗摩克里希那、班基姆、提拉克、奥・高士以至圣雄甘地等等的这种借重传统宗教来为民族运动服务的倾向,称之为“宗教民族主义”。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以本国宗教传统来唤醒人民的民族精神,并以传统宗教文化为思想武器,鼓动和组织人民进行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

 

    二、提拉克的宗教民族主义思想

 

    在近、现代的印度,绝大多数印度人的情感和思维模式还是被宗教观念所灌注,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比过去有增无减。因此,近代和现代的印度民族主义革命家们在发动民族民主运动时,往往都要借重宗教的力量,利用传统的宗教信仰来唤起民族的凝聚力、赢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

 

    国大党成立后,民族运动中的温和派醉心于议会参政斗争,而民族派的提拉克为恢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大力地诉诸于印度的宗教传统。提拉克认为,宗教是民族历史的依托,是使人民互相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提拉克用《薄伽梵歌》论证民族派政治纲领的合理性,用对印度教经典的新的积极释义来号召群众,利用庆祝宗教节日对民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化,使民族主义派得以广泛接触民众。而提拉克的基于宗教信仰前提的社会政治理论,则为印度后来的民族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由于他的这一贡献,紧接其后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领袖甘地尊称他为“现代印度之父”)。

 

    提拉克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宗教思想基础之上的。他首先认为印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统一是依靠“有机的结合力量”的宗教信仰来维护的,因此政治不能离开宗教,任何政治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达摩罗”(法治,)———亦即宗教法则的统治。所谓爱国主义、民族自治等等都是宗教的达摩———即宗教的神圣职责。提拉克的宗教、哲学思想和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密不可分,他把三者结合在一个体系之内,其中宗教具有奠基性的地位。他在印度教的经典中选择了《薄伽梵歌》作为他的理论依据,宣称《薄伽梵歌》是印度“吠陀宗教树上所结的最甜蜜而不朽的果实”,它蕴涵了东西方一切形而上学和伦理的原则。他认为,印度的哲学智慧集中在印度的奥义书中,可是奥义书关于行动的解脱却说得不够明白,一般人不能满足于论典中的奥义书和数论哲学的结合,而《蒲伽梵歌》的宗教则把奥义书中关于 梵的智慧与可见、可爱的崇拜对象“神秘之王”② 结合了起来,这是《薄伽梵歌》的完善之处。提拉克利用对《薄伽梵歌》中“四瑜伽”思想的阐述,突出了其中的“业瑜伽”(或行为瑜伽)的方面,来为他的行动哲学寻求宗教上的根据。

 

    我们知道,在印度古代的诸种文献中,是《薄伽梵歌》第一个在理论上提出瑜伽的四种主流形态的区分并对它们进行论述的。而在近代以后,尤其通过罗摩克利希那和奥罗宾多高士的阐发与宣教,瑜伽在印度文化中的作用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宗教修炼方法的领域,印度“瑜伽”的含义已扩展得越来越宽泛,以致广义的瑜伽在印度成了一个关于宗教修持、道德操行以至日常生活的总称。根据《薄伽梵歌》,一般来说不同职业、特长和根器的人,可以分别选择一种适用于自己的瑜伽,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思想家独钟于强调哲学智慧的智瑜伽;政治家等可实行投身于行动的业瑜伽;广大信众则可投身于坚持虔信的信瑜伽;而企慕解脱的圣人则专注于重视禅定的王瑜伽。这四种瑜伽在印度历史上形成了四个派别,甚至出现了彼此相割裂和孤立的倾向。而在提拉克看来,上述四种瑜伽修持方法,虽然各自所强调的的重点有着差异,但它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即达到“神人合一”或“梵我合一”的境界。另外,四种瑜伽也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渗透与结合的。某一具体的瑜伽修行者只是偏重于其中之一,但他同时也要兼及其他诸种瑜伽,以实现完整、统一的神圣生活。他说:“依照我们在人生中相应的地位,无私地为了普遍的善益,用梵我合一的灼见,毕生热忱地尽我们在世界上不同的义务。这样,我们就永久崇拜了神或最高我。这神永恒充溢在一切所造物的形体之中,充塞在宇宙之间。在亲证神或最高我中我们就有现世和来世的幸福。因 此,行动、智慧和虔信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取消了。”③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薄伽梵歌》的解释中,提拉克突出强调了业(行为)瑜伽(karma-yoga)在四种瑜伽的统一体中的地位,把印度传统的唯灵主义和行动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明显地是要为印度民族主义者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提供积极行动的精神武器。

 

    提拉克在论述如何来证梵(或普遍意志,逻各斯)的时候,突出地倡导了“业”就是行为,以行为求解脱的积极思想。提拉克认为:“如果人寻求与神结合,他必须也寻求与围绕他的世界结合,并为世界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他和神的结合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三个因素中只有两个回素(人和神)的结合,而把第三个回素———世界———遗忘了……为世界服务,同样也就是为神的意志服务,这才是最可靠的解脱之道,这种解脱只能通过我们投身于世界而不是抛弃世界才可达到”。④ 他还进一步认为,人留在世界中的工作或行动必须使世界循着进化的方向前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世间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普世和谐中的人类联合。提拉克也用这个原则去解释印度的历史。他认为印度过去之所以繁荣,是由于成千成万精力充沛、高尚而积极行动的人们投身于为一切所造物(世界)谋福利,而今日印度之所以衰落,是由于人们疏忽了他们的行为,疏忽了追随永恒的、在世界中周行不息的宗教。

 

    提拉克的宗教哲学是直接为印度民族复兴的政治行动作辩护的。他诉诸宗教的目的是要把印度的反帝斗争和民族传统联系起来,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自豪感和行动的热情。诚如他自己所常常宣称的:一个人没有对自己宗教的自豪感,怎么能有民族自豪感呢!在高昂的宗教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提拉克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印度自治与独立的政治主张,并英勇热情地号召印度教徒和印度人民从中世纪的停滞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觉醒过来,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这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甘地的宗教民族主义

 

    杰出的爱国政治家、印度最孚众望的民族运动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民族运动中更是全身心地运用了宗教的武器。

 

    甘地是在浓郁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生来就属于毗湿奴教信徒,经常到哈利维神庙去朝拜祈祷,宗教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小的时候,有人为生病的父亲朗读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13岁的甘地站在旁边倾听。据他所说,《罗摩衍那》的诗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终生爱上了这部经典。小时候他就开始对《薄伽梵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以致后来他至死都随身带着《薄伽梵歌》,一有空闲就要反复阅读。这些印度教经典对甘地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他的以非暴力和坚持真理为核心的宗教、政治思想的主要源泉。

 

    甘地早年在南非就以其坚韧不拔的非暴力反抗而闻名,回到印度后,他在实际的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中,更成熟地发展出了坚持真理和非暴力学说。甘地对“真理”有多种表述和解说,但他的成熟思想是把“真理”比作神,把神的概念与“真理”的概念等同起来。他写道:“过去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神虽然是神,但他是高于一切的真理……但是两年以前 我向前迈进一步,开始说‘真理就是神’。” ⑤

 

    在甘地看来,“真理”的概念是鲜明而精确的,他把“真理”放在首位是为了给人以清楚明白的印象,使人不至于产生误解。甘地认为,各种不同宗教都有自己所信仰的神,佛教信仰佛陀,伊斯兰教信仰安拉,基督教信仰上帝,印度教的各个教派皆有自己崇拜的神。因此,用某种“神”的概念是很难使不同信仰者联合和统一起来的,而“真理”却是各种宗教信仰者都能接受的概念,甚至连否定神的存在的理性主义者或无神论者也不会拒绝或否定“真理”。于是,在甘地看来,“真理”为各种不同的宗教信徒,甚至无神论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观念,这种观念具有把一切人联合起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甘地力图动员印度广大民众共同投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所需要的。甘地强调“真理就是神”,是想借助“真理”一词的号召力把印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姓的人联合起来,统一起来,以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

 

    甘地的“坚持真理”说是以他的“真理”和“非暴力”的理论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坚持真理”学说就是“真理”和“非暴力”原则在社会政治斗争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按照甘地的观点,真理就是神,神性寓居于每个人之中,每个人内含的神性都是最高神性,即“最高的善”或“爱”的显现:只要人们牢牢地抓住自己内在的神性,坚持依靠自己内在的“善”和“爱”,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这种精神力量则能战胜邪恶,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在甘地看来,既然神性存在于每个人之中,那么犯错误或犯罪的人也肯定含有这种神性或善的因素。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或干恶事,只是由于他们内在的善性被私欲或仇恨所蒙蔽而不能显现。只要坚持真理者依靠自己内在的神性,通过爱的精神力量就能感化他们,启迪他们的内在善性。一旦这种善性被唤醒,他们就会忏悔自己的罪过,改邪归正。甘地的“坚持真理”就是企图用这种“精神感化”的办法来转化一切敌对者或者压迫者,从而消灭社会的不平等。

 

    甘地亦把“坚持真理”看作是普遍可行的原则,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应用。他认为,坚持真理的这种力量既可以被个人所用,也可以被团体所用。它既可以用于政治事务,也可以用于家庭事务。它的普遍应用性就说明它是永恒的和战无不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运用它。从这里可以看出,甘地已经把“坚持真理”作为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了。他早在南非时期就提出了“坚持真理”的日号。后来回到印度,他又把它运用到民族独立运动的实践之中。甘地不仅把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文明不服从运动”看作是“坚持真理”的形式,而且把他经常进行的“绝食”和“祈祷”也看作是“坚持真理”的形式。甘地看来,“绝食”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可以使绝食者达到自我净化,又能通过绝食者真心选择死的方式来改变敌对者的顽固性。甘地一生进行了18次“绝食”斗争,原因就在于此。在印度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他把“真理”与“非暴力”理论始终不渝地运用到了社会斗争的实践中。甘地相信,非暴力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使本质上也热爱正义的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

 

    甘地从“政治一旦失去宗教也就失去了灵魂”的观念出发,运用他的独特的宗教学说和反帝思想与策略,在民族运动中培养了印度民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爱国热情、基于宗教道德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不畏强暴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当时印度的条件下,甘地利用宗教精神发动群众的政治是如此成功,以致他的战斗号令一经发出,就象符咒一样,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即使面对殖民者的疯狂镇压也毫无退缩之意。以其运用娴熟的非暴力主义为武器,甘地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民族独立事业,引导印度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桔,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令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甘地所发动的初看起来仿佛消极的非暴力运动,最终竟然成功地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就在甘地奋斗了一生,独立已经在望的日子里,仿佛是为了验证甘地思想的圆满与否一样,一位因甘地保护了伊斯兰教徒的权利而对之怀恨的印度教徒,在大街上公开枪杀了甘地。甘地临死之际,不但对凶手没有恨意,反而不停地念诵“罗摩罗摩”,既是为自己祈求神的最后的接纳,也是为凶手本人赦罪与祝福。甘地在生命终结之际的无比虔敬,使他的非暴力主义达于彻底的化境,引起了印度人民心灵强烈的震撼,也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诚服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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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欧东明:《近代印度宗教改革中的世俗化倾向》,《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4期。

②这里指的是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Vishun),其在《薄伽梵歌》中的化身即是黑天(克里希那)。

③提拉克:《薄伽梵歌奥秘导引》跋,B.S.Sukthanka英译,浦那,1935年初版,第713页。

④同上,第XXVI页。

⑤《青年印度》,1928年10月11日。

 

                               （本文转载自：《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