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研究佛教传播史的，今天我一来就抓紧时间阅读了张建文博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财产法》初稿。我很同意他，我们谈宗教财产的归属，必须先解决一个宗教组织身份的问题。我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来自广州，我知道广州有很多新兴的宗教已经在活动，他们在高校有自己的地点，有自己的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处于非法状态。其实不只是他们，就是五大宗教，除了各个协会和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会，寺观教堂也都没有法律实体地位。

 

    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的是从寺庙管理类型看宗教财产归属的复杂性。看这个题目有点给大家泼冷水。我们想象佛教寺庙肯定是和尚、尼姑他们掌管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我接下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关于佛教寺庙管理现状问题和未来走向的研究，同时我也接了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宗教场所法人地位研究，即怎么把宗教场所上升成法人。

 

     广东省佛教寺庙究竟是被哪些人管着，有哪几种类型，我这个分类是以管理主体来分类的。

 

    佛教寺庙第一种是我们所理解的僧人自主型管理。僧人所有，僧人组织，对寺庙财产管理运行人事各方面进行自主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管理形式。大多数是这种形式。但是至少在广东地面上还有下面五种形式，我下面就说一下另外几种。

 

    第二是政府主导型管理。寺庙有和尚，和尚是打工的，寺庙所有管理包括经济、财产、人事全部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机构，那个机构有200多人组成寺庙管理委员会来管理着这个寺庙。而且那个管理委员会主任——因为寺庙是座落在一个镇上——是由镇委副书记来兼任，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多数是退休的干部组成。和尚们是请来的，和尚们的工资由管委会发，和尚们要装修寺庙了，要做水陆道场了，先做预算，这种是政府主导的。

 

    第三种是投资人主导形式。在寺庙恢复过程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有些寺庙要兴建，往往佛教界是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有一定佛教信仰的居士特别是商业人士投资建设，建成之后完全就由投资人组织管理班子管理这个寺庙，和尚们、尼姑们也都是被请去的，像故宫一样。渐渐演变成僧人管理法务。这种形式在湛江、茂名地区还有很多，这是第三种形式。

 

    第四种是政僧管理形式。因为寺庙在收复过程中，政府出了很大力，寺庙组成了一个管委会，管委会的正主任往往就是宗教部门官员或者统战部的副部长，这样的寺庙往往有很大的经济收入，成立一个董事会的形式，真正掌权的是政府。广东肇庆的青云寺就是一个例子。和尚们也认可了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在广东还不止一处，有好多。

 

    第五种是僧商合作型。僧人和商人合作，僧人管理佛教寺庙的法务和教务，商人管理外界联络，当初建寺庙是商人出钱，但是僧人也参与了策划。

 

    最后一种叫家庭包办形式。这种可能只有福建和广东才有。广东有一种特有的地方信仰叫香花佛教。现在也有很多人研究它，在我看来实际是一种民间现象，只不过打着民间的外壳，实际上是一种红白喜事为主的，也有自己的寺庙和僧人，但是僧人可以成家不用住庙。现在分布在广东梅州，这样的僧人他们往往父子师徒来承包这个寺庙。

 

    这就是广东县城的以管理主体进行划分的六种形式。我们今天要立法的话——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寺庙的投资者和实际管理者，呈现出多元性。你要说这个寺庙是属于谁的，非常不容易。它有的是属于政府，有的属于个人，所以按照我们现在起草的法律你要去套，那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和麻烦。

 

    比方我粗看了一下张博士起草的教产法案，宗教财产遗留问题的解决：“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占有的宗教不动产，要无偿的归还给宗教团体。”我知道一个寺庙，每年春节初一到十五两个星期的时间，它收到的香火钱大概是2500到5000万，就这两个星期，所以政府就要管理住这个道场。这个道场不是和尚建的，1983年的时候，寺庙还没有正式说是合法的，当时他们镇的一个书记冒着被抓起来的危险把这个寺庙恢复了，恢复之后香火一直很旺盛，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来这里拜，因为有着5000万的利润，镇政府一定要把它管住。要把几千万近亿的财产转交给佛教界，这无疑是发动一场战争。寺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庙，里面供奉着三清、老子，如果要归还宗教团体，佛教和道教恐怕都相持不下。

 

    最后一点，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从个别到一般进行立法，一个一个宗教进行立法，我们如果企图立一个概括五大宗教或者所有宗教的法的话，我觉得现在非常困难，也不太现实，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2013宗教与法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普世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