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盲文的构建无疑是可行的，这项工作最早是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行。首开中国盲教学的是澳门女塾（附带招收男生），该校1835年9月30日由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夫妇创办，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具近代范式的学校[4]。1839年停办。据曾在塾中就读的容闳记载：“其后此塾因故停办，予等遂亦星散。古（郭）夫人携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经予教以凸字读书之法”[5]。这是我们所见到对盲人进行凸字授教的最早记录，但该凸字读书法应该还属西文，不是中文盲文。

 

    中文盲文的缔造者是苏格兰圣经公会The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牧师，他1870年来华，作为一名四处走动的派发圣经人，能够广泛地接触到中国的残疾人，他发现流浪乞丐中的很多都是盲人，所碰到的际遇给他以深深触动，从而萌生创制盲文拯救盲人的念头[6]。不消说，难度极大，因为经历了千百年发展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体系本身就太丰富了。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无例外地在学习汉语问题上碰到极大麻烦，传教士甚至把中文视为“天书”，“亚述碑文上的锲型文字与这些构成中国书面语言的神秘图案比起来也实在是太普通平常不过了。”[7]一位19世纪60年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说：“对于一个想真正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人来说，他会发现语言的障碍比跨越万里长城还要困难得多”。[8]穆瑞着手工作时，既对盲文一无所知，也对中文所知甚少，他于是跟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道觉（Mina Dudgeon）学习盲文[9]。又向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人学习中文，后来还有美国传教士柯乐赛J. Crossette等人的参与[10]。他们将北京的“官话”与“布莱叶点字法”结合认读，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改进，终于在1874年前后设计，在1879年前后最后定型了中文最早的盲字系统。[11] 

 

    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文盲字系统名曰“康熙盲字”，又称“瞽目通文”，西文称The Murray Numeral System，该设计是根据布莱叶的六点盲字符型和《康熙字典》的音韵，以北京语音－当时中国的官话为基准语言，整理了代表中国北方常用单字的408个字音，用40个数字符号组成408个音节，每个音节由两个数字盲符编成编码以表示不同的读音，并以前后两个盲符号位的高低区分声调。这套系统有很强的数字规律性，每个字音都从一到十编成和“布莱叶盲字”相对称的凸点系列符号，例如，代表的符号是387，用盲人灵巧的手触摸就是3，8，7的系列，经过一定训练后的盲人立即就能感知这个序列，头脑里便会随即反映出387所代表的字义。[12]“康熙盲字”是中国最早使用的盲文，穆瑞此举为中国的盲界作了一件具启明灯意义的好事。“借助于康熙盲字，许多盲童和盲人们的指尖成了他们的眼睛，知识通过他们的指尖注入他们的头脑，流入他们的心田，对这些盲人来说，光明的世界不再是难以祈求的梦想”。[13]穆瑞盲校的赞助人库明C. Gordon Cumming女士写有一本关于穆瑞的传记，书名就是：《中国盲字的发明人》The Inventor of the Numeral Type for China。[14]直到1879年，国际盲教育界才完全承认“布莱叶法”的价值，才决定在国际盲教育界推广，穆瑞在国际社会尚没有广泛承认“布莱叶点字法”的时候，就已经将该法用于中国盲字的创制，当说是极富前瞻。它使中国盲文在草创之初就与随后的国际主流盲文接轨，从而在普通话和通用性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少走了弯路。 

 

     “康熙盲字”的功用是多方面的。用于盲人教育是“康熙盲字”最基本的功能。盲字的掌握据说非常简单，只要花几个小时就能领会其原则要义，有盲人略加训练，“便没有偏差地掌握了此项方法”。[15]据测试，只要是熟练掌握该法的学生，“在阅读书写上所能达到的流利程度和准确性并不比明眼人差”，据测试，盲生每分钟的记录速度可以达到22个字。[16]以“康熙盲字”为基准，还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盲文教科书范本，在19世纪90年代，穆瑞等人已经用这套盲文体系编拟了《中国盲人识字课本》以及圣经《旧约》和《新约》的若干章节。[17]中国最早的近代盲教育体系也赖以初建，1874年，穆瑞在北京创办了瞽叟通文馆，这是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机构，开中国近代特殊教育之先河。[18]除北京外，盲字也适用于中国北方的广大“官话区”。[19]北京瞽叟通文馆就有来自湖北、山西和东北等地的学生[20]。盲字也适用于明眼人。穆瑞经过试验证实明眼人学习此法不比盲人费时更多。这套盲文法对教授文盲识字也相当便利有效。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凭藉手读，更可以凭藉眼看。再有，因盲字结合了西文拼音的强项，改变了中文字音分离的缺陷，每个盲字看似简单，却都包含了字符、拼音和音调三重涵义，字音同时存在，字显也就音出，明眼人可以将拼音与字形结合认读，这亦是汉语拼音教学的前驱先路。1890年，穆瑞表示，用盲字来扫盲在他们“仅仅是开始，准备此后更加完善这项计划”。[21]在1900年的世界基督教普世大会上，有发言人提到，在北京工作的差会人士用穆瑞盲字法来教育中国农村的妇女，成绩也很令人满意。[22]“康熙盲字”另还可用于音乐的教学、练习、录谱和演奏。1890年5月，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的兰心剧院召开了第二次来华差会代表大会，有37个宗派和教会团体的445名代表出席大会。北京代表也是教会在华特殊教育的开创人穆瑞在会上有发言，这是在来华基督教各差会举行的联合大会上第一次将特殊教育列入大会议程，穆瑞报告结束时，其中有爱迪可（Edkins）博士利用“康熙盲字”以北京话朗诵的《新约》诗篇和盲人来信，以及盲文写录圣经的演示；有盲人用风琴演奏奈维斯Nevins博士在北京创作的谱写并用盲文记录的曲谱。[23]穆瑞曾不无自豪的说：“我推测在逐字记录法中没有别的方法比此更简便的了”。盲字由锲形组成，因此两字之间的间距可以收缩得很小，这对书籍的节省版面、降低成本、收藏运送亦有好处。[24] 

 

 

    伴随着中国盲教育的发展，“康熙盲字”的不足之处也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盲字虽已力求简便，但仍需要死记硬背，所需记忆的符号也略多，仅音节就有408个，还有专门的符号，“每音志以数目，自一至四百二十止，欲写何音，即书其数，法虽善，实难悉记，各校未便采用”。[25]其次是“康熙盲字”以北京语言为基准设立，虽适用于广大的北方地区，但在南方的方言区，因语音语调和话本方言不同，当地盲人的认读还是有困难。当然，以北京语为盲文标准设计语，应该说是最好的中文语系选择。但是，19世纪末期，教会设办的盲校主要是在南方，使得方言问题突出，也使得“康熙盲字”在南方地区的推广受限，故而，继之而起的教会特殊教育机构纷纷自行创立新的中国盲文语系，遂而出现了“群雄并起”莫衷一是的局面。 

 

    继之出现的是“大卫·希尔法”，亦称“声母韵母法”，或“汉口法”。由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来华传教士大卫·希尔David Hill等创制，故以其名字命名，希尔的中文名字叫作李修善，[26]是基督新教来华史上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圣人般人物，“李氏尤关心盲人，并创办训盲学校。……至今犹遗爱在人，令名孔彰。”[27]“大卫·希尔法”大致在1888至1889年间形成。[28]该法使用“布莱叶法”的44个盲文符号，其中有20个作为声母（initials）符号，18个作为韵母finals符号，5个作为语调符号tone-marks，还有1个作为交换符号value-mark，交换符号可以对声母符号进行交换。相比“康熙盲字”有408个音节来说，“大卫·希尔法”只有44个符号，而且，据使用者说，这些符号组合中的若干还并不是常用词，真正常用的部分也就更少，也更易掌握。所以，在诸种中文盲文体系中，“大卫·希尔法”是代用符号最少的。无怪乎，汉口训盲书院的负责人要不无自豪地说：“这套系统甚至比明目人通常使用的分音符还要简单易学，这套系统在盲教育中从未遇到过障碍”。盲生利用此法来摸读文字和认识外部五光十色的世界，普遍感到新奇愉悦[29]。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接受能力的分级课程体系也以此为基准建立，学生从学前阶段即开始学习盲文读写。后陆续增加音节、数字、公式等符号练习，以及宗教典籍和中外经典初步、中国历史和圣经历史、地理和测量、书信写作和师资训练等。“大卫·希尔法”在适应中国地方语方面是一大推进，为其后中国盲文改造提供了基础参照，并一度成为近代中国流行最广的盲文授读法，[30]而依据声母韵母原则来建构各盲文体系更是成为近代中国盲文的主流，“大卫·希尔法”则在后来直接演变成为“五方原音”，迄20世纪40年代仍在使用。 

 

    新教差会巴陵会Berliner Missionary Society也是在中国进行盲文改造的先驱，该会早在1890年之前就在广东、香港开始尝试进行盲文教育，但其最早的盲文讲授不是用中文，而是用德语[31]，中国盲人在学习盲语的同时，还要学习德语，颇为不便。有鉴于此，香港巴陵会牧师哈特蒙F. Hartmann等便将“布莱叶法”与广东方言结合，创制新盲文，巴陵会的传教士还编写过盲文广东话的识字课本和《路加福音》的片断。另一名在广东的传教士卡博（Wm. Campbell）却偱走旁路，弃置“布莱叶法”，采用了另一盲文系统－“穆恩法”Moon’s System，此法用罗马字符编就。据说比“布莱叶法”易学；并更适合于成年人或体力劳动者的手读。卡博用此法编写了简易读本。[32]“穆恩法”。除在广州、香港等地实行外，传教士还在宁波等地的盲人妇女中推广，但此法仅限于在少数地区范围内短时期使用。所以，在广州明心瞽女学校创建初期，便聘请先行一步的巴陵会教员以及香港育婴院的瞽女来教授盲文，所谓“以瞽训瞽，实自此始”。但该校在盲文的使用上也确显混乱，有使用“穆恩法”的，有使用“布莱叶法”的，学校当局也承认“当时所用之字，与今不同，今之所用者，全仿中国切音，以二字拼成。中国南北之音虽异，其法则一也”。[33]随后“字母法”和“穆恩法”被放弃，因为“大卫·希尔法”的构词方式更为简易，故而在中国南方迅速普及，进而出现将声母韵母法结合各华南方言的改进法。 

 

    此外，在福建的连江、顺昌等地，也有圣公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奥斯丽（Amy Oxley）和库克Cook着手试验用福建方言来创制盲文[34]。史料载：“澳州传教会之Amy Oxley 女士初至福建之连江县治，开始此盲童工作。……女士先至顺昌，遇在该地创设盲教事业之教士Cook先生，Cook先生欲设法以华音读盲字，故女士极力援助之，译成连江之福州语。”奥斯丽后来还创建了福建灵光学校。[35]福州盲字的创制大约在1889年前后，最初使用30多个字母，以拼音形式构成音节，因此有时一个音节要占好几“方”。1911年改为53个字母，声、韵、调各占一方，一个音节占3“方”。1920年使用简写方法，以词为单位，前后空方，初具分词形式。[36] 

 

    另在1904年出现“秦州法”，是在“大卫·希尔法”基础上，将汉口方言改用于中国使用人群最广的北方语系。因该法首先在甘肃秦州（天水）创用，故名，此法另外还采取了两项改进，一是制定了一个具体详尽的发音表，二是基于简约原则，规定将点数较少的符号用于最常用的字音。 

 

    在教中人士的努力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已出现多种盲文认读体系。这种多头试验随即带来了问题，就是中国本为一个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大国，除去少数民族不说，就是在汉语地区，也有林林总总的方言存在。所谓的“十里不同调”。但无论如何，尽管口语有别，汉文字总是相同的，不管在任何地区，汉文字总是可以互通交流的。而依照方言口语建立起来的盲文体系却不一样，它所创制的文字符号多少不一，读音也不划一，此地的盲人和彼地的盲人交流起来便会有困难，此种盲文和彼种盲文的出版物也不一样，使中文盲文的学习者大大受限于地区方言，甚至可能出现出了本方言区，到其他地区，则所学盲文难予实用，而须从头另学的现象。 

 

    1890年的第二次来华基督教代表大会上就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会议关于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最大成果是在大会上成立了“盲聋哑福利委员会”（中国教徒颜永京也是成员之一），会议议决支持开展盲人教育，并在中国重点推广布莱叶点字法，而不是其它盲字法。不过，当时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教会方面对此的认识也不是很明确。该委员会成立后，实际活动开展的很少，到20世纪初，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筹备成立时，该委员会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华国民拒毒会等共同成为协进会的参加或协作单位[37]。到1907年的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盲文统一化问题得到差会更大的关注。会议提出“更深切更全面地来探讨怎样更好地来发展一种适用于全中国盲文” 的议题。与会者表达了“真诚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种统一的盲文，只要掌握了这一种盲文，我们就能服务于全中国的各种对象和所有盲人”。与会者还建议统一盲文首先应从统一阅读的书籍开始，统一书籍又应从编辑出版起步。[38] 

 

    事情并不像大会设想的那么简单，毕竟，各地盲文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地区、语言和历史原因，有些沿用了数十年，有一整套语言习惯和教学因袭，且形成了定势，骤然要打破，有形无形的反弹力量很大。盲文的统一工作进展缓慢。而20世纪初叶又是中国近代特殊学校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各地纷纷成立新的盲校，两相交冲，盲文的统一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和尖锐。1909年5月，就连“大卫·希尔法”的创建基地和使用重镇－汉口训盲书院的负责人也在报章上公开承认“大卫·希尔法”并非尽善尽美，呼吁改进中国的盲文系统。[39]1912年，张謇也提出中国特殊教育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各省语言不同，教授尤多阻碍”[40]。反映国人中的精英分子对此问题的认知。 

 

    中国盲文的大一统势在必行，一种在全中国都能适用的新盲文体系的建构已成为盲文在中国进一步推广的紧迫需要，同时，经过多年磨合，中国的盲文也已表现出由分散混乱向趋同划一的演变轨迹，盲文的统一化不但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1913年12月，“大英圣书公会”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oble Society和“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联合邀请有关方面在上海召开会议，一些代表各主要方言区的专家被特邀与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商讨制定一种标准的汉语盲文体系。代表们一致同意制定新盲文的四项原则，即：统一采用“布莱叶法”的符号；主要以“秦州法”和“大卫·希尔法”为基础来制定新盲文；制定一个包括普通官话所有发音的发音表；选择一种标准作为汉字分类的根据。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会议最后形成了几项决议性质的意见。其一，关于统一盲文，将按照中国官话的统一发音并和“布莱叶符号”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盲文体系，体系因采纳了以往各种盲文体系的优点，将各盲文法的优长融于一炉，故名“和合布莱叶法”（Union Braile System），简称“和合法”；因其力求采用中国流传最广的官话来制定，故而又被称为Mandarin，后来中国人最习惯的名称却是“心目克明”[41]。该法力求结构的简约，全部仅有54个字母，每个音节由声韵两个盲符组成，只要记住54个音节，用各地的方言亦可拼出字音，比“康熙盲字”等便于记忆。会议希望该项盲文法的建立能够取代中国境内流行的纷繁杂乱的各盲文体系，因此，该法既“是新创的，也是最终的”，并预想成是唯一的。[42]。其二，关于发音表，与会者最后敲定采用“秦州法”的发音表，不加任何改变。“秦州法”的发音表虽发明较晚，但在西北和华东的上海乃至华南的广州都有广泛使用，效果良好。[43] 其三，关于汉字分类标准，在上海盲童学校校长傅步兰（George B. Fryer）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同意采用“标准罗马字母注音法”的缀音表，将汉字按“官话”的发音类别予以分类。[44] 

 

    三、心目克明 

 

    为了迅速推广“心目克明”，使公众尽快地了解新盲字的内容和优点。1913年的会议还决定推出相关的说明书籍和介绍资料，有关的教科书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这些教科书的编纂精神是，不仅要适用于盲人学校的教学，还要兼顾没有条件进入盲校而试图在家庭中自学的盲人的需求，因为绝大多数盲人并不在校，而是在家庭中，他们才是盲人群体的主要部分。关注家庭中自修的盲人是教会此间的新认知，这和此时盛行的基督教家庭传教活动有关，此间有教会人士指出：“家庭教学工作的大量推广是很需要的。应当注意，招收到学校里来的盲人永远只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中国教会和宣教师有责任一同去寻找这些十分穷困，离‘好牧人’的羊圈十分遥远的‘另外的羊’，‘直到’把他们欢欢喜喜地领回家来”[45]。据认为，“心目克明”就特别适宜于家庭教学。陆续的，差会方面的人员开始介入编辑新盲文教科书的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参与者有“官话布莱叶点字法书刊委员会”The Braille Literature Committee的成员，还有汉口圣书公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Hankow的克莱顿G. A. Clayton牧师，上海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Shanghai的加兰S. J. Garland小姐等。差会也意识到应该尽量多吸收有关的中国人来参与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差会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也大力向公众进行新盲文的普及性宣传。[46]各类宣介文章纷纷刊出，有文章讨论：“教授盲人进步的最大障碍就是教科书的纷繁杂乱，现在所用的书籍，单圣经就有多种版本，必须要经过每所学校教师的比较，而这又都是要被学生用手来摸读，这些不同版本的书籍的印制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同时这些书籍又很难避免出现错讹。所以，克服这些困难的前提就是必须有标准统一并为中国广大方言汉语地区的盲人所接受盲文体系。”现在这种方法已经出现了，它就是集合各体系优长的“和合法”，这个方法非常易学，它简单到“甚至没有必要专门去学习它。几乎随便什么人，只要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去细读布莱叶初学课本上的短篇的导言，就可以掌握这个方法的原则。做完了这一步，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每个布莱叶符号头上或字头上所写的汉字的发音教给学生；当学生用手指摸着凸点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指出他所学的发音所代表的那个汉字了。”[47]还有人结合盲人书写用具来介绍新法，“盲人所用图书版式，与寻常者不同，系用坚硬之纸，金质之版，印以凸凹之点，以代文字，读时用手代目，自左而右”。“心目克明”的构字方式便与此特别匹配：“盲字法用六凸点，互换其位置，计成五十四音，再分前音十八，后音三十六，用前后二音相拼，即成一音，合得四百四十余音。所用点号，国中各盲校已统归一致，不复再有隔阂之叹。刻已印成新约四福音，俱用此点号，以备各处采用”。[48]傅步兰也发出呼吁，鉴于“和合法”迅速推广，盲文读物应该尽可能跟上，为保证供应，加强流通中的计划性，建议设立盲文图书中心货栈。而上海盲童学校愿意就此作出贡献。[49]应该指出，1912年成立的上海盲童学校是推行“心目克明”的重镇，该校创办人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著有《教育瞽人法》Method of Teaching the Blind，对盲教育多有心得。实际掌校者是傅兰雅之子傅步兰[50]，学校开办后，因资金充裕，创办人在中国政学等界有较大影响力，主持人受过特殊教育的专业训练且志向高远等原因，校务发展很快，随后更成为中国近代影响极大且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名校”。[51]该校的鼎力支持，使“心目克明”法得以更快推广。 

 

    教会还决定在组织措施上予以保证。1914年，成立了“官话布莱叶点字法书刊委员会”Mandarin Braille Literature Committee。1919年，该委员会和“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有关机构合作，组成“中华盲人事业委员会”，意图在盲文书刊的出版，盲人家庭教学的推进，发行《布莱叶点字法通讯季刊》，进行盲人事业的调查，印发中英文通报以期引起更多的中外人士对盲人事业的支持等方面做工作。并致力于在中国发起一场防盲运动，运动拟实现与医院、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合作，以更多的人力投入更广泛地向社会各界提供有关盲文的宣传，制作有关的教材、电影、幻灯、图表、宣传画等来提醒社会更大程度地关怀中国的盲人问题。此项工作坚持不辍，直到1936年，新教教会专司中国盲文出版工作的“福瞽会”还刊出经专家改正后再版的耶可贵的《“心目克明”教授本》和《“心目克明”教科书》两本教材，被称为是“学习盲文入门之最善本”，“能够解决学习盲文与教授上诸难题” [52]。 

 

    1919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对中国基督教情况的全面调查，主持人将中国盲人也作为调查分类别，由加兰负责[53]，她向各差会发出调查表，要求上报有关盲人的各种情况，并发出传阅信函，向差会成员征求意见：“和合法”究竟适宜在多大范围内使用？该法的贯彻情况如何？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很是令人鼓舞，大多数地区对“和合法”评价很高，显示出“和合法”已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以推广。后来，加兰寻章摘句将各地来信和例举的部分事例予以刊布。有作者写道：“我们瞎眼的孩子已经能流利地阅读书籍，并能为村民服务，是‘合和法’改变了他，带给了他快乐和新的生活。”另一位从事盲教育的传教士吐温Twan说：“我认为‘和合法’对教与学两个方面都是宜行的”。还有一位普通女校的负责人说：“很久以来，就想给你们写信，告诉你们，我们学校中有一个盲人女生利用‘和合法’，她的学习不比明眼的学生差。她的盲文教学是由‘中国中部教育会’The Central China Educational承担的，多年来，一直用本地方言进行教学，但是两年前，改学‘和合法’，现在已经成了盲文专家，能写各种文章，学习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今年，这名盲生已经完成了高小课程，她心底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盲校教师。”另一位来信者也说，“和合法”的教学效果之好出人意料，堪称神奇快速。有位年轻人通过“和合法”学习阅读，仅6周时间，就掌握了《马可福音》，后来成了圣经学校的教师。还有一个男人，也在学习“和合法”速成后成了当地盲校的教员。[54] 

 

    “心目克明”也成为民国时期大部分盲校的教学语言，由此衍生出若干教学方法。字母教学法：“采用凸点五十四字母以资教授。凡初学者，即以字母教之。而字母之点数，由一点以至多于六点而止，故须先令勤加摸认，辨别各字点画之部位，何者为前、前上、前中、前下；何者为后、后上、后中、后下。然后教师再依次教读字母、每字之部首及字音也。初教时，每个学生由教师发给八寸宽六寸长之长方形磅纸字母一张，令学生分上下左右前后摸之，再使之将左手按纸之左侧，而教师执其右手之食指，摸于左边上面之第一凸字，教以部首和字音。以后再依此法教之。摸一字，读一字，由左向右，逐行摸读，须至极熟为止。读时须注重国音。学生如齿音不清者，教师得随时纠正之”。拼音教学法：教师考察学生“于所教字母，是否读得纯熟，牢记心中。只须令其以手摸识，果而一字不错，或口试一一能答者，方为有效。然后教以拼音，拼音教法系用声母和韵母二字拼音切读也，字母之前，十八字为声母，后三十六字为韵母，以声母一字，并三十六字，韵字一周，谓之一部，故拼音合计一十八部，而可拼成之字音，则多于国音之四百六十五音，每字分为五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是也。读时，亦须注意国音，至读何声，教师得临时规定之。”[55]福州灵光盲校利用“和合法”来进行国语、算术、历史、地理、作文等课目的教学，“故此等课目亦尽足学生之学习矣”。该校“学生成绩之佳，仍不因此而稍减。近年得助于中国盲字学会极多，……及教会盲字联合会为最多”。[56]上海盲童学校也有同样感受，其“语文”类别的课程均按照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所订规程执行，“文字皆用官话授之，以期语言统一，所用教科书乃本校特制，不久当即出版，以便各盲人院采购。或有天资明敏之辈，兼授以他国文字及打字等科，以期操翻译及教员之职”。[57] 

 

    诚然，盲文的统一化牵扯到千千万万的人和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并非可以一蹴而就。新盲文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未曾料到的两个情况，一是“和合法”在社会上的推行较易，反倒是在盲校中推行较难，换言之，就是在家庭盲人教学中有了较多推广，但在学校反倒受限；再一情况是，该法在新立盲校易于推行，而在那些老的盲校，因为均有自己的传统，反倒难以推行。以最早发明中国盲文的北京瞽叟通文馆而言，就在差会大力推广“和合法”时，仍我行我素，坚持使用“康熙盲字”，与国内多数盲校不同调，“惟所用点号，与各堂大异”[58]。不过，由于“和合法”在家庭教育中推广顺利，教会人士还是很感欣慰，1932年，“和合法”初级读本编著者艾德生G. A. Anderson评价：当今中国虽已有40所左右的盲校，但是，与在家庭的盲文读者群相比，在校盲生数目还是居于绝对少数，“和合法”能在家庭教育中打开局面，便是赢得了最大的读者群，是该法的最大成功之处。[59]  

 

    “心目克明”根据“官话”制定，而对“非官话”地区的使用者来说就有一定困难。所以，有些地区又在“心目克明”的基础上重新根据方言设计了新的地区盲文。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民族主义的激发下，国人开始不满并打破外人垄断中国盲文资源的既有格局，开始以主体角色介入盲文创制的行列中。1921年，基督教自立运动领军人物俞宗周著文指出：“教育普及，故不仅在英才已也。泰西诸国，特设专校，教以语言文字，毕业后，可以谋生，可以自立。变残废为成才，法良意美，而我国膜（漠）视之，诚憾事也。”[60]1920年代末，上海盲校的盲人教师王湘源以“心目克明”为基础，参照“康熙盲字”的标调方法，拟定出一套“心目克明两方字”，在两“方”之内即可以标出南京话的5个声调，又保持着声母和韵母符形上的联系[61]。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盲文仍处在“各种盲字因其所根据之方言不同，而其基本字母之数量及字母之凸点排列亦各异，以致恒感认识不便”的状态。1933年，南京市立盲哑学校教务主任叶炳华又以国语注音符号根据象形对称的原则，创造“国音盲字”，该校还挟政府之力发起“中国盲字改革运动”，“以期全国盲人语言统一”。[62]试图以此规划盲文。事情似乎在绕圈，从方言到“和合”，又从“和合”回到方言，从“区域性”到试图“大一统”，又从“大一统”回到“区域性”，中国盲文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上处于两难。但无论如何，后来的区域方言盲文基本上都是在“心目克明”的基础上再创制，基础性的内容还是共通的。1920年代后的盲字发明者也都以文字统一为自觉追求，希图将中国盲文一统在自我的旗帜下。[63]叶炳华先生的“国音盲字”经南京市立盲哑学校及陕西西京盲哑学校试用十余年，“成绩良好”，民国政府教育部特令“继续研究，以便全国一致采用”。[64]“心目克明两方字”和“国音盲字”是完全由中国人创制的盲字，一国的语言文字当以其国人为创制主体，盲文也不应例外，这是以上新盲文最大的意义所在。 

 

    闵汉生博士曾对中国盲文的演进过程有一小结：“除了学校所作忠实的基督式的服务之外，我们应该承认，那些为瞽目学校作文字工作的人的大贡献。从前在中国有6种瞽目字，任各瞽目学校采用，很感纷乱不齐。1913年大英圣书公会和美华圣经会召集了对瞽目字有兴趣的人，要看这件重要的事能做些什么，现在全国瞽目学校所用的瞽字Union Braille官话和合圣经就是那次会议的结果，有了统一的瞽目字，接着就有了第二步紧急的工作要作，就是需要一个中央机关来作推广瞽目字的工作。1914年组织了瞽目文字委员会，旋即和协进会合并，但没有圆满的效果产生出来。1928年召集了一个会议，就产生了瞽目文字协会，也制定了协会的宪法。从那时起，瞽目文字事业就不断地进展着，这就是瞽目教育的简史”。[65]  

 

    无须赘言，“心目克明”并非尽善，它的构词法是一个字由声母、韵母加四声符号组成，实际只是汉字的注音符号，由于字母不全，发音拼音亦难完全准确，特别是遇到同音字时更是麻烦，无法避免同音异字的混淆，例如，“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只有特别加以说明，才能区分[66]。这是导致后来又形成一些地方性方言盲字的重要原因。“心目克明”的另一个弱项是难以反映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内涵，早在1936年4月2日的《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就有人指出这一点，认为“心目克明”并不适应实际的需求，它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字音，而难以表述丰富的中文字义，难以应对盲教学中日益丰富的语言文字的需求，难以满足文学、历史、地理等多学科的教学需求。所以，作者极端建言：对整套中文盲文系统进行根本改造，即或作不到这一点，也必须对其进行完善改良。[67]显见，问题已是由来已久。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其后的中国内战，使这一工作延误了下来。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盲文仍未能达到统一，是时的调查报告称：“盲人因视觉器官失去效用，必须以凸点拼音字，用手触摸，始能辨别‘音’、‘意’，我国盲哑人现用之凸点拼音，计有：‘瞽目通文’、‘五方原音’、‘客话心目克明’、‘心目克明’四种。以最后之一种应用较为普遍”。[68] 当时流行于中国各地的盲字见下列表：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项工作才全面铺开，而在其中，黄乃先生扮演了重要角色。共和国成立后，民国元勋黄兴之子黄乃出任中央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1952年创《新盲字方案》，先在北京、大连、沈阳三市的盲校和北京盲艺人训练班、兰州生产教养院附设盲人班等处试用，证明优于旧盲字，其优点所在：一是采用分词连写法，以词而不以字为本位，并在写法上反映了中文的语法结构，它由18个声母，34个韵母构成[69]。二是字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过去相当多的盲字一度以南京话为基准），以普通话为基础。三是字母和标点符号尽量国际化。这一方案在1953由政府正式批准实行，完成了中国盲文字形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盲人读物也从1953年起采用新盲字出版，初步实现中国盲文字形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盲人读物也从1953年起采用新盲字出版。[70] 

 

 

    盲文一经产生就具有国际性，它从欧美先发展，渐行亚非拉，而在近代中国，传教士又是率先来华的一个力量很大的群体，他们有教会作为背景，有西方的经济支持和文化资源作为依赖，故而，中国近代盲文体系最早由他们创制有某种特定原因。 

 

    应该指出，教中人士创制中国盲文，无疑与其宣教事业有直接关系，是教会收揽人心、传播福音、扩张教势的一种借助手段[71]，同时亦使中国盲文的发展带有了浓重的教会气息。别不多言，只以盲文出版物来看就可略见一斑。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盲文读物基本上是宗教书籍的一统天下，真正的日常参考书很少。容闳在回忆所授读的“澳门女塾”的盲童时称：“及予辍教时，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72]，说明宗教类的书籍与课程是当时盲教育的唯一。这是19世纪30年代的情况，那时，盲教育刚刚引介中国，缺乏教材不足为奇。但在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我们仍惊人地发现，这方面的情况并无多少改变。中文盲文读物依然是极度稀缺和单一，19世纪后半期次第在中国各地成立的教会特殊学校，其教学用书除了圣经和赞美诗外，一般性的文化知识类教科书近乎阙如，“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能铭记四福音书，此外，对整部圣经的一些重要段落和金句也都了解”。九龙盲校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走进学校的教室，会发现8岁的女孩正在移动她们的手指摸读课本，她们正在读的是约翰福音。不幸的是，此时还没有更多的合适书籍来教授她们盲文”。[73]届1916年，“大英圣书公会”发行的“瞽目人所用之凸字”书籍全部都是“圣书”，分为官话、福州话、广东话三种。其中官话出版物包括：《旧约》中的《诗篇》，《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至《哥林多后书》；福州话出版物包括：《旧约》中的《创世纪》，《新约》中的《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人书》。广东话出版物包括：各福音书。该会也不隐讳它的出版目的“不惟使生番夷族得闻福音，虽瞽目者亦必欲使之能读上帝之圣书也。”[74]1922年，新教教会向中国的盲校和盲教育工作者及学生开列了全部中文盲文正式出版物的书单，包括教材类和一般读物，情形较前还是没有多少改变。此间，由“大英圣书公会”经销的书目有《初学课本－教员用书》，《初学课本－学生用书》，《天路指南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行传》、《罗马人书》至《哥林多人书》、《加拉太书》至《希伯来书》、《雅各书》至《启示录》、《诗篇》（177）。由“汉口圣书公会”经销的书目有《布莱叶点字法简易读本》、《旧约历史》、《布莱叶点字法圣诗》。[75]这是当时中国盲人所能阅读到的盲文正式出版物的全部。无外乎，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一个名叫“大中华学生会”的组织要不无激愤地呼吁：“不要上洋学堂，那儿是洋人控制一切。那儿教中国书敷衍塞责，学生的时间都浪费在念圣经上。狗先生（教会人士）教历史只教到明朝，不敢讲近代史。学生花钱进学堂，却得不到充分的教育”[76]。1928年，新教教会成立了专业性的盲文编辑出版发行机构－瞽目文字协会（Braill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国人俗称“福瞽会”），协会成立后，情况的改变亦很有限。该会1932年刊出的新书是凸体字的《席胜魔牧师传》。1933年的出版重点是“两年前出版之《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一书，销路特佳，现已准备再版”。而“本年所当进行之会务，比较以前更觉繁重，除须为新书特制凸体字外，尚须再版印制《天路历程》一书” [77]，几乎是百年前“澳门女塾”盲女们的读物原本再现，时光的倒流令人慨叹！[78]。1936年出版的书籍有《席胜魔记》、《安乐家》及《孩童梦》，已经翻译完成等待出版的有《玛利琼斯与她的圣经》及《救笃乐并传》，此外还有《天路历程》的再版。“福瞽会”还考虑到“现因对于盲文书籍需求者日多日进，故委员会已议决再译印一新书，名曰《十字架的动力》”。仍然是宗教类的书籍。搜索检点一个世纪以来差会所出的盲文书籍，除极个别外，基本均为宗教类。有关机构对此也并不掩饰，“福瞽会”就公开揭出：“本会历来所译印各书，所发行的连心目克明在内，都是充足的明显基督教性质，以便那用手指读书者可因此而得基督的救恩”。[79]其后又宣称“要为盲人读者提供更多的满含基督精神的读物”。[80]诚然，作为教会机构，自有其传教的宗旨在。只是中国的盲人长期局限于宗教书籍，所思所学，除此之外，绝少其它，无疑使盲人们的学习范畴变得局促狭仄[81]。20世纪20年代后，一些中国人创办的盲文出版机构的出现才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一些非宗教的盲文读物开始印制，其品类和数量亦显示出多样化，如湖南省区救济院盲哑学校便从1933年起设立了“图书编译股”，由专人负责，译制了不少盲文书籍，到抗日战争前，已译有盲文图书《朱注四书》、《左传句解》、《章太炎重注三字经》、《增广贤文》、《新生活须知》、《中华卫国勇儿》、《中国故事读本》、《防空常识》、《中国神话读本》、《人类日常生活》、《儿童实用书信》、《儿童活页文选》、《小学生作文作法》、《中国名人传记》、《三国演义》、《老残游记》，以及“各种正常小说一百五十余本。他若新文报，亦于每周抄译若干页，以供学生阅读。所译成点字诸书报章，盲生读之，未尝不忻然而有心得，且于课外之参考，文义之研究，常识之补充，精神之愉快，德行之增进，身心之修养，各有收效之处”。[82]这无疑是对教会盲文出版物的重大修订和补充，显示了与教会盲文出版机构大相径庭的重视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的另种精神在，显示了中国盲文逐步脱出教会垄断和羁绊而呈现的新面相。 

 

    当然，对教会人士创制中文盲文的基本面还是应该作出积极的评价。“我国数千年来，于盲人列之残废，矜其无告，仅有养而无教。能司其职者，以乐官乐师为著，次则杂厕于卜命星相之流。”[83]盲文的缔造为近代的盲教育开辟了通衢，而近代的盲教育又与人性尊严意识、人权神圣意识和人类平等意识不可或分地联结在一起，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Rousseau）在《爱弥尔》中阐述了盲人因视觉的障碍而导致了触觉和听觉的格外优势和各种感觉之间互换的可能性[84]；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等则揭出了感觉论，这些理论又被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人所发展。这些启蒙家的思想成为特殊教育的一个转折点，自此，面向残障人的特殊教育与近代的人道主义联结到了一块，它彻底改变了古人把残障人群视为是神灵对人类的惩罚，将残障人归入另类，加以歧视甚至虐待的不人道作法[85]。人类的文明形态因特殊教育的出现而迈进了一大步。盲文的诞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近代文明发生的结晶，它使对盲人的教育成为可能，在人类自身进化的历程中，特殊教育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是怎样地估价也不过分的。盲人们对盲文的掌握也就是对知识的掌握，它能够改变盲人的一生，给他们带来全新的生活和生命[86]。1930年代，有国人著文讴歌特殊教育之伟大：“耳目口鼻，人生官能不可或缺者，苟有缺焉？则不感人生之乐也。今使有人，而目茫然，视无灵也。……皆由禀赋不全，为天地间至苦至痛。”然，正是因为学得了盲文，改变了这“天地间的至苦至痛”，这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在这其间，人力克服了天然，后天之努力战胜了先天之缺陷。“近今欧西学者，因创盲哑特殊教育竟使一般盲哑之人，亦有求学机关，陶之冶之，克以常人等，讵不甚快。……昔人有言：‘人定可以胜天’，观乎，盲哑教育，乃益佩其伟大”。[87]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中国又是世界上盲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教会人士创制的多种中文盲字在这两个“最多”间架起了桥梁。中文盲文系统的缔造还为盲文的中文化开启了思路，此后的一系列中文的盲文改造都是在这些基础之上进行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盲文的改造进程中是先导，又在相当时段上是主力，先是穆瑞，又是希尔，还有“心目克明”的创建者，正是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续后中国盲文改造的基石。他们堪称中国盲文的奠基人和开山者，他们所创制的中文盲文是贡献中国盲界的宝贵遗产。再有，中文盲文的创制从一开始就有中国人的参与。其后，又由以外人为主转由国人接棒，其间历经近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案领域反映出一国语言文字的改进最终有赖于国人自身，他们才是自己母国语言的主体，是中华民族语言的传承人，这种外人向国人的转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胡适尝言：“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教会）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88]这话用来评价当年创制中国盲文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当为贴切。 

 

    （附记：本文的撰写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诸同道的帮助，特别是梁元生、吴梓明、赖品超诸教授；本文是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吴梓明教授合作研究项目的一个子课题。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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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盲的定义是：从医学角度讲，是指眼睛光学部分的功能丧失，其优眼（两眼中较好的一只）视力测定值在0.02以下；从教育学角度讲，是指无法（或有相当困难）利用视觉来接受教育，须经由视觉以外的其它感觉（如触觉、听觉等）来接受一般的教育者。 

[2] 闵汉生：《教育盲人》，《真光》第38卷第7期，上海，美华浸会书局，1939年7月，页32。 

[3] 关于国际盲文的发展历史，海外学人有大量文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盲文的发展状况，中国学人亦不乏论述。但对中国盲文的形成历史确研究甚少，仅见少量介绍性的文字，较重要的有黄加尼先生的两篇短文：《关于汉语盲文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汉语盲文统一的日子该到来了》（《中文信息》1994年第4期）。有鉴于该领域专门研究的阙如，特作此文申论之。 

[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p. 232.  

[5]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3～4。 

[6] 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Reprinted by San Francisco,1979根据1907年上海版本，p.585. 

[7] 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页83。 

[8]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页36－37。 

[9]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900, Vol. 2 ,p.244. 

[10] 林辅华编，谷云阶译：《李修善牧师传》，上海，广学会1934年版，页112。 

[11] Mrs. Murray, Mission to Chinese Blind in Peking,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19. 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p.585. 

[12]《中国教育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教育百科全书》，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页273。郭为藩：《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湾，广文书局，1981年版，页565。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900, Vol. 2 ,p.244. 

[13] The Chinese Recorder,October,1911,Vol.42,No.10,p.593. 

[14] 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p.588. 

[15] Mrs. Murray, Mission to Chinese Blind in Peking,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19. 

[16]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304.. 

[17]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900, Vol. 2 ,p.244.另按：穆瑞在1890年时，就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了旧约和新约十个章节的点字”。参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p.303－304. 

[18] 关于北京瞽叟通文馆的情况，将在另文研究。 

[19] 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pp.586－587. 

[20]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p.302－306. 

[21]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304.. 

[22]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900, Vol. 2 ,p.244. 

[23]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p.305－306. 

[24]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p.303－304. 

[25] 傅步兰：《盲童学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第133页。 

[26] G.A.Clayton, Work Among the Bl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09, Vol.40, No.5, pp.249－250. 

[2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页229。 

[28] 佐证该盲文法形成时间的除了汉口训盲书院是1888年创建外，另有在1909年，汉口训盲书院的主持人克莱顿牧师在杂志上撰文称“大卫·希尔法”的实行“已超过20年”。参G.A.Clayton, Work Among the Bl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09, Vol.40, No.5, p.249. 

[29]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p.94.. 

[30] G.A.Clayton, Work Among the Bl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09, Vol.40, No.5, p.249. 

[31] 德国传教士为在华从事盲教育的前行，除前揭澳门女塾以凸字法教授盲女外，19世纪40年代初，郭士立“得瞽女六人，遣二人至美国，四人至英，受适当之教育，其至英国者，有一人返国，充宁波瞽人院院长。”但这些机构都没有进行中文盲文的缔造工作。（详参傅步兰：《盲童学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第132页。George B. Fryer, Work among the Blind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17.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1929, p.461.） 

[32]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p.300-301. 

[33] 林女士：《广州明心瞽女学校志略》，《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1915年，第167页。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90, pp.300-301. 

[34] 圣公会来华教士在这方面也有传统。1845年，文惠廉William J. Boone、赛勒E. W. Syle、麦格基（T. M’Clatchie）、斯普鼎Splding等被视为在中国中部“建设事业，巩固根基，实为基督教方面之信仰上与知识上之开河巨子”的人物曾在上海董家渡创办了一个盲人收容所，组织盲人生产自救，但该机构未从事文字教育。详参上海新闻社编印：《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民国二十三年，页59；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13，317－318.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上），页288－290。 

[35] 福州来稿：《福州盲童学校近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上），1929－1930年，页111（肆）。 

[36] 参黄加尼：《汉语盲文统一的日子该到来了》，《中文信息》1994年第4期。 

[37]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863. 

[38]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p.93. 

[39] G.A.Clayton, Work Among the Bl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09, Vol.40, No.5, p.249. 

[40] 张謇：《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之意旨》，《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41] 关于“心目克明”的发明者和创制地有多种说法， 据《中国教育年鉴》称其创制人是英国传教士凯伦，时间是1900年，地点是南京，创制原则是以南京话的语音为基础制定的拼音字母。（见《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页390），当时的南京没有任何盲人教育机构，此说不知根据为何，待考。再按：还有材料称“心目克明”是由上海盲童学校校长傅步兰所编，“校长傅步兰，专收中国盲童，编字母五十四拼切成音，用凸点符号，令盲童以指摩读”，（参姚文楠、江家嵋、吴馨纂修：《民国上海县志》卷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据1936年本影印。页174），此说亦不准确。另还有作者称：1900年，英国传教士葛尔兰（Gar land）女士初步制定了以南京话拼写的“心目克明”盲字，共有字母54个，其中声母18个，韵母36个，多数音节的声、韵、调各占一“方”，共三“方”，韵母独立成音节时占两“方”。（见黄加尼：《汉语盲文统一的日子该到来了》，《中文信息》1994年第4期）。其中提到的葛尔兰（Gar land）疑为S. J. Garland，但未见其本人对此事的讲述，个中情况请参S.J.Garland, Home Teaching of Blind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19, Vol.50. 关于“心目克明”盲字的创制还在疑似之间，有待考订。该法应该不是一人发明，而是经过多人陆续发展而成。但其属于新教传教士的发明当无疑问。 

[42]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29. 

[43] S.J.Garland, Home Teaching of Blind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19, Vol.50, p.254. 

[44]《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页766－767。 

[45]《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页769。 

[46] S.J.Garland, Home Teaching of Blind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19, Vol.50, pp.251-256. 

[47]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29.《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页767。 

[48] 傅步兰：《盲童学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第132页。但文中所称“心目克明法”已在国内各盲校推广，“国中各盲校已统归一致，不复再有隔阂之叹”的说法，似为夸大之词。东北、北京等地的盲校此时都还没有采用“心目克明法”，实际上，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地的盲文也没有统一。 

[49] George B. Fryer, Work among the Blind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16. 

[50] 杨贤江：《参观上海盲童学校记》，《东方杂志》第13卷第9号，1916年9月。 

[51] 福州来稿：《福州盲童学校近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上），1929－1930年，页111。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1932, Vol.63, No.8, p.469.《民国上海县志》卷九，页174。 

[52] 韩怀泌：《中国福瞽会工作近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出版，页166－167。 

[53] 加兰调查的总结果其后以《中国的盲人》作为《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的一章。 

[54] S.J.Garland, Home Teaching of Blind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19, Vol.50, pp.252－254. 

[55] 宏谅：《盲生凸点字教法概要》，湖南省区救济院盲哑学校廿周年纪念大会编：《盲哑》，创刊号，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刊行，页14－15。 

[56] 福州来稿：《福州盲童学校近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上），1929－1930年，页110－112（肆）。参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pp.592－593. 

[57] 傅步兰：《盲童学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页132。 George B. Fryer, Work amomg the Blind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16.按：教会盲校中的literary课其实是文字和语言类课程的一个统称，它包含有若干子学科，一般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目，只要是关系到语言语音文字一类的课都算作literary. 

[58] 傅步兰：《盲童学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页133。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1932, Vol.63, No.8, p.469.另按：直到20世纪50年代，东北和华北也还有盲人在继续使用“康熙盲字”。 

[59] 杨家骆主编：《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五册，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版，页1698。 

[60] 俞宗周：《新建筑中之聋哑学校》，《教育杂志》第14卷第2号，1922年2月24日。 

[61] 目前在台湾仍在使用的“国音点字”也是在“心目克明”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参黄加尼：《汉语盲文统一的日子该到来了》，《中文信息》1994年第4期。 

[62]《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57年版，第900页。 

[63] 上海盲童学校在1930年代初创造“两合图表”（将盲字符予以合组），一方面“不敢自信审核精详，尚未至发表时期”，另方面又自诩“全国盲校采用者已十分之八九”。参见孙昱森：《盲哑教育发展濡滞之原因》，《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第58页。 

[64] 杨家骆主编：《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五册，页1698。 

[65] 闵汉生：《教育盲人》，《真光》第38卷第7期，1939年7月，页32－33。 

[66] 张训诰：《特殊教育的省思》，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第2版，页173－174。 

[67] 转见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36, Vol.67, No.5, p.320. 

[68]《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五册，页1698。 

[69] 赵树铎主编：《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页42。 

[70] 张华：《黄乃：凸点符号里的传奇》，《国际人才交流》1997年第6期。张伟涛：《在黑暗中－黄兴幼子寻找火种》，《纵横》2001年第10期。按：1975年，黄乃与扶良文先生又提出新盲文方案，经过试验改善，在1991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盲文研讨会上被命名为“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该方案更多地满足了“词型清晰，音意准确，少点少方，好学好用”的设计要求，以此方案为主体，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行“中国盲文”标准，国标号为GB/T15720-1995，国家教委、语委、民政部、新闻出版署及中国残联等5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双拼方案。参于连甲、贾亚玲、滕伟民：《中国盲文标准的编制》，《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3卷第1期。 

[71] 英国圣公会在华开教人麦格基来华后，正是在盲人中首开传教工作，“首批信徒皆为盲人”，参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26.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上），页288－290。而教会方面的人士也称设办瞽目学校正是为使“华人知我基督教之不徒以言教人，而必以行教人焉。”参薛姑娘：《心光书院实录》，《德华朔望报》，1911年6月，第85期，页2。 

[72] 容闳：《西学东渐记》，页4。 

[73]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pp.592－593. 

[74]《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三期，1916年，书肆，丁书报事业，委一百五至委一百六。 

[75]《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页769。 

[76] 文志忠：《文幼章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页110。 

[77] The Chinese Recorder, July,1933, Vol.64,No.7,pp.478-479.佚名：《福瞽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年，页139。 

[78] “福瞽会”印制的《席胜魔牧师传》当为戴存义（H.Taylor）夫人所著，“Pastor His, Confusian Scholar and Christian”，1900年出版，曾再版20余次，在当时中国的基督徒中间影响很大。当时，还有另一本由鲍康宁F.W.Baller牧师译述的《席胜魔记》，1906年出版，流传很少。 

<, /A>[79] 韩怀泌：《中国福瞽会工作近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出版，页166－167。 

[80]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1932, Vol.63, No.8, p.470. 

[81] 即便是教会人士也看出其中的不足，《教务杂志》上就曾有作者呼吁为中国盲人生产更多的“自然故事”类书籍。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1932, Vol.63, No.8, p.469. 

[82] 马月宾：《读孟子》，《盲哑》，创刊号，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刊行，页28－29。 

[83] 达儒：《提倡盲人教育之我见》，《盲哑》，创刊号，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刊行，页11－12。 

[84] 庐梭：《爱弥尔》，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页98。 

[85] 古代欧洲在若干历史时期的若干地区，就曾把从肉体上消灭残障婴儿列入法律条文。在古代中国，溺杀残疾婴儿的现象也司空见惯。参见王文科主编：《特殊教育导论》，台北，心理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再版，页122；朴永馨：《特殊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2－3. 

[86] 季理雯：《教育盲瞽之要义》，《万国公报》第二百十二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87] 恕：《伟大的盲哑教育》，《盲哑》，创刊号，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刊行，页23－24。 

[88] 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840。 

 

                 （本文转载自：《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