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教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实质

 

    与法国相似，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也曾出现过一场颇为壮观的反封建启蒙运动。所不同的是，法国资产阶级用理性进行启蒙，而英国资产阶级则利用宗教反对宗教，即利用加尔文教反对国教，掀起了一场清教运动。

 

    首先，这是由国教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中的作用决定的。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声浪中，亨利八世为了加强专制王权，结束中世纪以来国王甸甸于教皇脚下的窘态，于1533年借教皇不批准其离婚案，下令英国教会禁止向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又通过“至尊法案”，使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同时规定，凡是与国王法令相抵触的教规条文一律废除。改革后的宗教称为“安立甘教”或英国国教，除了教会的最高首脑由教皇转为国王外，天主教的教义、主教制及宗教仪式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改革后的国教大肆宜扬“君权神授”论，倡导偶像崇拜，为专制王权涂脂抹粉。由国王任命的主教制，其实质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进一步确认。国教僧侣不仅控制人们的灵魂。而且主宰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大主教们多是政府的要员，其管辖的教会组织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他们控制的宗教裁判所，审讯一切有反封建言行的人，教规即法规。为了神化专制王权，国王的一切法令均由神坛向全国发布。任何违抗国王法令的行为，将被视为对上帝的冒犯，其罪责是不可饶恕的。因此，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其基本意义在于国家政治而不在于宗教教义方面。”改革后的国教成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御用工具，这就是资产阶级首先将革命的矛头对准它的原因所在。

 

    其次，是因为加尔文教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兴起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加尔文教，强调“宿命论”，主张因信得救和教会民主。加尔文认为，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支配者，上帝在其创世之初就将世人分为“选民”与“弃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与弃民的标志。“一个人所以发家致富，不在于他的品德、智慧或勤劳，而完全靠上帝赐恩。”作为回报，人们应利用世间的一切机会获取物质利益，否则就是对上帝事业的漠不关心。而且，“财富本身决不象某些蠢人所想的应予斥责，这样做就是袭读神明。”这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渴望发财和对金钱势力的崇拜。对于教皇和神职人员的权威作用，加尔文更是嗤之以鼻。他指出，人们与上帝的联系无须经过教皇和神职人员，只须通过圣经便可与上帝直接相通，并可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圣经。再有，上帝面前人人有罪，因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道德上的裁判并不偏祖任何人，它的判决即使对地位最高的人也同样适用。因此，教会的权利应属于教会全体成员，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教会由民主选举出来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废除偶像崇拜和繁锁豪华的仪式，建立廉洁教会。这正是资产阶级所希冀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因此，恩格斯说，“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加尔文教反封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最后，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反封宣传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仍是个农业国。人口中的75%居住在农村，他们分散、闭塞、落后，即使那些手工工场的工人，也多半是一脚踏在地里，一脚踏在工场里二经济的发展还未达到打破宗教迷信的程度，人们关心的只是，死后能否升入天堂。“因此，当时任何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如果不以“真正”信仰的名义论证资本主义关系的“神圣性”，就不可能发动人民为争取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斗争。

 

    正是上述原因所致，从16世纪中后期起，英国资产阶级开始了一场用加尔文教反对国教的清教运动。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后不久，因教会组织间题分裂为长老派和独立派，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反封建上的一致性。他们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加尔文教的模式进行更彻底的宗教改革，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成分，取消主教制，建立廉价教会。据此，加尔文教在英国被称为清教，其信徒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中的激进分子并不满足于对国教的抨击，很快便把矛头转向了专制王权本身。约翰·波奈特、埃德蒙·斯宾塞和乔治·布堪南等人，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道德裁判不偏祖任何人为依据，引伸出:王权不是由神建立的，而是由人建立的，人民为了自己的福利，在国内建立托付给国王的最高权力。因此，王权并不是绝对至上的，国王从一开始就受到人民与国王这个最高权力体现者之问所缔结的契约所限制。如果国王忘掉契约，并成为暴君时，臣民有权推翻他的统治，恢复失去的权利。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社会契约”学说的萌芽，为革命中后期的资产阶级世俗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对于清教运动的政治影响，统治阶级十分清楚。“如果这些可爱的人得到鼓励和容忍的话，那他们就会成名，就会把所有的贵族推翻。”詹姆士一世对这一运动的反封建性质认识得更为深刻，他说:“宗教改革是件坏事，因为它宜扬平等，而平等则是秩序和秩序的奠基者统一的大敌"。“他们(清教徒)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他们那种有害的政治主张和平等要求；要知道，他们总是不满意现存的政府，并且认为，无论是谁，都不能凌驾于他们的教派之上，因为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一个治理得多么好的国家，也会使他们的教派令人难以容忍。”对于国教与专制王权的关系，詹姆士一世则更为明了，“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因此，清教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场要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成分，取消主教制、建立廉洁教会的教派斗争，然而，深藏于清教运动之中的政治意义却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借宗教改革之口，行反封建之实。所以，清教运动兴起后不久就遭到了政府的镇压，许多清教徒被迫逃离家园。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迫害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那些利用讲师职位进行传教的清教徒更是严加防范，残酷镇压。不仅如此，查理一世还想把这种迫害扩大到苏格兰，不料引发了革命，最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二、革命的爆发及革命进程中的宗教因素

 

    1625年，年迈的詹姆士一世去世，25岁的查理一世登上了王位。他和他父亲一样，相信王权是无限的，而且是神授的，在位期间极力加强专制王权。对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攻击，他则报之以解散议会，最后索性实行无议会统治。在无议会统治时期，查理一世更是肆意妄为，竟然违犯惯例私自向全国征税，对抗税者则处于高倍罚金和监禁。同时于1633年任命威廉·劳德为英国国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开始了对清教徒的疯狂迫害。成立于亨利八世主要用于惩办叛乱封建主的星室法庭及成立于伊利莎白女王时期主要用于惩办天主教徒的高等法庭，此时都成了迫害清教徒的特别法庭。这两个法庭对那些进行反国教宜传的清教徒加以逮捕、拷打、罚款、施以种种野蛮致残的刑罚。如平等派的领袖约翰·李尔本，曾于1638年，因散布为国王所查禁的独立派书籍，被判罚50。英镑和当众鞭打，并在耻辱柱上被绑了一天之后，投入监狱。与时同时，劳德大主教在国内大搞偶像崇拜，举行豪华奢侈的礼拜，并命教士在布道时，要把“无条件地服从国王”做为主要内容，其讲稿由大主教办公室专门草拟，统一发放。对此，查理一世十分赞赏，就连教皇都提议授予劳德以红衣大主教的称号，以使英国国教回到天主教的怀抱。此外，查理一世还提拔非加尔文教的阿米尼亚教士，在宫中热情款待国外的天主教贵族及其代理人。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担心英国正在背离新教主流。而三十年战争更加剧了人们对国际天主教势力勃兴的恐俱。对于查理一世的天主教趋向，资产阶级反对派早在1629年就发出警告，“谁要是革新宗教，谁就是国家的死敌。”然而，查理一世根本不予理睬，并于1637年命苏格兰长老会在祈祷时必须采用英国国教的祈祷文，这极大地伤害了苏格兰人民的宗教情感。1638年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贵族的领导下，签署了《民族圣约》，他们声明准备发动一场完全是出于自卫的全国性抵抗运动，保卫他们真正的宗教及国王的权威。1639年2月苏格兰起义军越过了边境。这时，查理一世才真正着了慌。为解决军费，查理一世被迫召开已停止达十一年之久的议会。愤恨多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不顾国王的严加禁止，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及宗教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国王一气之下解散了这届议会。但这无济于军费的解决，无奈只得于年底重新召开议会，这就是著名的“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拉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长期议会的召开，为资产阶级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抨击国教和专制王权的舞台。他们要求处死斯特拉夫伯爵和劳德大主教，进行更彻底的宗教改革。纳撤尼尔·法因斯在议会讲坛上公开指出，为主教们所把持的教会管理意味着“一个人控制一切，在各教区，又由其代理人操纵一切”。洛克·布鲁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主教不能代表教会，因为他们并不是全体教士和信徒们选出来的。教士议会也不能代表教会，因为“这些宗教会议的代表只能经教士的选择而产生的，却没有通过人民，所以这些人不能代表整个教会。而且，早期的基督教教义承认世上的人都是上帝的子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教会的权力最初来自人民，教会的牧师和其他长老都应由人民选出。针对教规即法规的说法，迪林指出，“任何教会法令都不能对非教士人员有所限制，除非我们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我们可以选择制订法令的教士，除非我们在法律制订出来之后，我们已同意去遵守他们。”而“对于根本不曾为他自己所同意，也不曾为其他人所同竟的统治，基督徒并非一定要服从它。”资产阶级通过对主教制的抨击，达到了否定“君权神授气君主专制及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还借阐述早期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为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起到了号召人民起来反封建的积极作用。

 

    查理一世本指望议会帮助他摆脱苏格兰危机，不曾想却引火烧身。不仅其政策遭到猛烈抨击，而且连宠臣也遭到指控，甚至还不得不在处决书上签字。于是他决定用武力来恢复他的权威和君权。1642年8月他在诺丁汉城堡升起军旗，对议会宣战。经过两次内战，议会取得了胜利，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对于双方胜败的原因，过去多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却忽视了宗教因素对革命进程的影响。

 

    进入17世纪，特别是30年代以后，一直流传着天主教徒将阴谋推翻新教国家，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的传闻。长期议会召开后，资产阶级反对派就指控斯特拉夫伯爵在爱尔兰招募军队，计划借爱尔兰的天主教军队颠覆英格兰新教在教会和国家领域中的地位。而爱尔兰起义使查理一世陷于这种传闻的不利境地。1641年10月，爱尔兰因担心国王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失败而殃及天主教徒，发动了起义。议会坚信，爱尔兰“叛乱”是罗马夭主教徒千的事情，同时也是那些“万恶的国王谋士们”搞的阴谋。内战爆发后，查理一世为了对付议会军曾于1643年的1645年两次同意与爱尔兰天主教同盟“休战”。这使人们越来越相信，他欲用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来摧毁英格兰议会。长期议会借此号召人们起来保卫基督的事业，抵御天主教的反扑。在保卫宗教的旗帜下，广大人民群众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队伍。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及以后的新模范军多为信奉清教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他们唱着圣歌鼓舞军队作战，甚至把教堂讲坛上的布道带到军队中进行。1643年夏，在赫里福德郡的议会据点被攻陷后，当问及据点的保卫者为何要拿起武器反对国王时，那些士兵都回答说，是关于天主教阴谋的布道对他们起了决定作用。爱尔兰事件无疑加速了查理一世的灭亡。与之相反，议会则因实施了有利的宗教政策，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赢得了胜利。

 

    内战爆发后，长期议会成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由长老派把持着。在人民的支持下，1642年12月首先将主教赶出了议会，接着取消了英国国教。1646年废除主教制。为赢得苏格兰的军事支持，双方议会于1643年9月签订了“庄严的同盟和圣约”。苏格兰遂派出2万多人的军队，帮助议会围攻王军。作为条件则是在打败国王后在英格兰推行长老会。在两军的打击下，国王很快成为阶下囚。在苏格兰长老会支持下，长老派把长老会确定为英国国教，隶属议会，并成立西敏寺神学家会议操纵上下两院，禁止其他教派举行“圣会”，对参加都进行迫害。长老派的宗教政策不仅遭到了以独立派为首的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也引起了苏格兰的不满。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政府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建立一个脱离国家、政权之外的宗教群体，取消什一税。而苏格兰长老会则认为长老派并没有真正贯彻双方所签订的协议，遂倒向国王。在这种情形下，长老派为保有政权只得与国王和苏格兰妥协，于是下令解散为独立派控制的军队。而国王却乘议会阵营的内江，发动了第二次内战。此时，苏格兰和爱尔兰都站到了国王一边。独立派与平等派捐弃前嫌，很快便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将长老派赶出了议会。独立派上台后实行了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甚至允许犹太人到英国定居。然而，这种宽容是有限的，他们拒绝废除什一税，担心它的废除会危及刚刚建立起来的土地所有制；对于要求进一步民主、平分土地的平等派和掘地派则给予坚决镇压，使共和国失去了阶级基础；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远征，虽暂时平息了复辟势力，却腐蚀了军队，并因连年战争使资产阶级不堪重负，最终招致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三、复辟时期的宗教政策与“光荣革命”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因争权夺利国内一片混乱。驻守北方的蒙克将军乘机南下，于1660年邀请查理二世回国，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统治。

 

     查理二世回国后，拒不遵守布列达宣言。1661年颁布“市镇团体法”，要求各城市公务人员必须采用英国国教的圣餐仪式。接着又在“信仰划一法”中，要求全体不信国教者遵从英国国教的基本原则，禁止举行国教以外的公共祈祷会，否则将被逮捕入狱，甚至流放。1664年又要求一切牧师必须承认国教的基本教义，并宣哲绝不反对国王和国教教会。这些法令的颁布并非出于宗教狂热，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经过内战和共和两个时期，许多城镇的市政权力掌握在长老派和独立派手中，上述法令的颁布意在取消资产阶级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代之以信奉英国国教的封建贵族。到1665年宗教迫害更为严重，甚至颁布了“五哩法案”，严禁清教徒进入重要城镇。成千上万的清教徒被投入监狱或逃亡国外，使国内工商业一片萧条。为了在恢复专制王权的过程中得到法国的支持，查理二世不惜将敦克尔克卖给法国，私下接受法国津贴，在英国恢复天主教。1672年颁布“信教自由宜言”，实为恢复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第一步，因而遭到了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对，国王被迫取消宣言。1679年就天主教徒詹姆士继位间题，议会形成了两派:即丹比伯爵为首的托利党和莎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辉格党。托利党主要代表那些在革命中丧失了一部分土地和大部分政治权利的土地贵族。在宗教观上多为英国国教徒。由于他们拥护詹姆士继位，反对“排斥法案”，政府反对派(即莎夫茨伯里派)把他们讥讽为“托利党人”。辉格党主要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他们主张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力。在宗教观上多为激进的国教徒和清教徒，主张宗教宽容，但仇视天主教，视天主教为专制、暴政的象征，因而反对詹姆士继位，拥护“排斥法案”。政府派据此给他们冠之以“辉格党人”的浑号。丹比派之所以这样称呼莎夫茨伯里派是因为他们也反对夭主教，“限制和侵犯国王特权。”从两党的称呼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宗教在英国两党产生之初的重要作用。由于查理二世的否决，“排斥法案”未能通过。1685年查理二世死后，詹姆士继承王位，称詹姆士二世。

 

    詹姆士二世继位后，便着手恢复天主教。大批被监禁的天主教徒被释放，并被委以军政要职。许多夭主教徒进人了枢密院，参加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机构，甚至担任主教。詹姆士二世还在宫中公开举行天主教的祈祷仪式。他不顾议会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1687年4月颁布宗教宽容宣言，因议会反对取消。翌年5月再次颁布宗教宽容法令，宗教界大哗。坎特伯雷大主教和6名大主教联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国王取消这一法令。詹姆士二世却将他们送进了伦敦塔。詹姆士二世的宗教政策几乎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从17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的清教徒深受福克斯《殉难名录》所编织的神话影响，即天主教的国王将效法“血腥玛丽”，用大屠杀的方式消灭异端。1685年法国取消“南特救令”，大批胡格诺教徒因不堪忍受迫害而逃至英国，他们哭诉了夭主教会对异教徒骇人听闻的迫害。这更加印证了福克斯的预言。因此，天主教徒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被看成是专制、国外干涉和密谋夺取王位虚悬期政权及政治恐怖的化身。他们的存在是国内虚弱的象征，是对国外敌人尸个经常的鼓舞。夭主教的恢复就意味着专制和暴政的来临，新的宗教迫害及经济压迫也将随之而来。对于这一切，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更不能容忍。因为夭主教的恢复，不仅带来了宗教迫害，而且宗教改革和革命期间所得的教会土地也将易手，法国也会借宗教关系排挤英国资产阶级在海外的殖民贸易和掠夺。托利党中的一部分人此时也改变了一贯支持国王的作法，因为天主教的恢复不仅使国教地位下降，其政治特权随之丧失，而且他们在宗教改革中所占有的土地也将还给天主教。就连一些天主教徒也担心走得过快，会加强国内的反天主教情绪，从而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悲惨。

 

    不过，在1688年年初，无论是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不打算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国王退位，而是心存侥幸，企盼年迈多病的詹姆士二世尽早去世，好将王位和平地传给他信奉新教的女儿和女婿。然而，1688年6月10日，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个妻子，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摩德纳的玛丽，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位刚刚降世的王位继承人，无疑将随其母信奉天主教，这一点使两党的头面人物深感不安。他们仓促决定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奥伦治亲王武装干涉英国。1688年6月30日，两党的六位领袖和一名主教联名发出一封邀请信，恳请威廉来保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财富”,11月5日，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12月2日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这就是为英国人所称道的“光荣革命”。对此，资产阶级仍不放心，遂于1689年、1701年先后颁布《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立，王位继承人必须由新教徒担任，从而杜绝了天主教在英国恢复的可能性。所以，约翰·米勒认为，“光荣革命”是一次在英国保证了天主教专制主义的失败，议会政府的经久确立和法治的革命。

 

    综上所述，由于宗教改革后的国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论，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御用工具，因而资产阶级首先将反封建的矛头对准了它。再加上当时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尚未形成，人们仍有较深的宗教情感，资产阶级便将较能反映其要求的加尔文教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从而造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反封建启蒙，不是以理性地阐述政治和道德哲学学说的形式，而是以一种宗教教义反对另一种宗教教义，以一种教会组织原则反对另一种教会组织原则的形式进行的。清教运动实质就是一场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之后，由于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引发了苏格兰起义，继而爆发了两次内战。纵观双方成败的原因，宗教因素不可忽视。查理一世的迅速灭亡无疑与爱尔兰事件有很大关系，而议会的宗教政策使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它胜利的保证。纵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倡导什么宗教，反对什么宗教，并非出于宗教狂热，而是夺取政权、巩固统治的反映。宗教差别实质是阶级差别，宗教斗争实质就是各阶级间的政权斗争。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宗教斗争贯穿始终，就连“光荣革命”也是在维护“宗教、自由和财富”的名义下发动的。《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更是用法律的形式杜绝了天主教徒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从而也为这场宗教之争划上了句号。

 

               （本文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