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拉姆和沙夫斯的讨论中，政教关系指的是宗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宗教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宗教或某个宗教机构如教会，而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存在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机构的总称。在这样的社会中，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并非如新约中的二元论教导那么简单，即“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中，宗教与国家政权关系出现了多种模式，包括绝对神权型、国教型、宗教身份型、合作型、政教分离型以及世俗控制型等，不同的政教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宗教自由。

    因此，德拉姆和沙夫斯教授着眼于宗教自由程度，从政府干预宗教的程度、政府与宗教的混同程度两个维度反 推考察不同的政教关系模型。德拉姆和沙夫斯教授指出，政府与宗教的混同程度高低与宗教自由的高低并不直接关联。为此，他们细究了政府与宗教的混同关系，并提出：第一，应认识到可能的关系范围不仅仅限于从完全混同到不混同这一区间。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包括从完全（而且积极的）混同到不混同，并延伸到彻底的对立与迫害（即消极混同）。第二，为了使制度安排和宗教自由连续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明确，混同连续体需要用环状来表示，即所谓的环状框架（loop framework）。在这个环状框架中，从积极混同一端到消极混同一端，政教关系呈现出神权国家、国教、宗教性体制、受支持的宗教、受偏待的宗教、合作式、妥协式、美国式政教分离、法国式政教分离、世俗控制式体制乃至废除主义体制。它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存在差异，但也存在很多相似性，导致有些政教关系在表面上呈现出相似性。例如，国教型政教关系和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

    本文主要就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所存在的差异性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第一，国教型政教关系。很多国家有官方的国教，有时称作“官方宗教”。在这些国家，国教通常以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规定，但也有经国家领袖口头宣称的。例如，伊斯兰教成为马来西亚国教源于前总理马哈蒂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国教一旦确立，就拥有特殊的地位，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除了官方宗教外，其他宗教都不可能存在，例如沙特阿拉伯。在这种情况中，国教在宗教事务方面被授予绝对的强制垄断权，甚至接近于绝对神权制。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中，除了官方的宗教外，其他宗教也被允许存在。例如，英国除了英国国教外，还允许自由地信奉许多不同形式的宗教。在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教趋向于越来越宽容。到了21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国教均失去官方宗教地位。即便一些仍保留国教的国家也保证平等对待所有的其他宗教信仰，例如现代的大不列颠。由此可见，全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国教失去官方宗教地位。当然，欧美之外的穆斯林占主导国家仍存在很多国教型国家，它们的宪法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也有一些国家将佛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这种类型的政教关系不同于政教分离型的政教关系。在政教分离型的政教关系中，国家至少在理论上根据同等适用于所有宗教的法律中立地对待所有宗教。国家不偏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宗教，也不根据宗教群体的教义、与国家的文化联系或者在总人口的比例歧视他们。但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相对而言政府与宗教的混同度更高，它们常常“将宗教作为增进国家利益的工具，或者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宣扬不信宗教的自由，或者试图限制宗教，以减少其威胁到统治集团或在社会中与之争夺合法性的可能性”。例如，二战后，共产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采取激进的世俗化运动，几乎消灭了宗教自由。在这段时间内，阿尔巴尼亚将大部分教产变为国有；对宗教机构科以大量义务；从严规制宗教团体，要求其所有的人事任免都必须获得政府批准，终止那些和外国总部有联系团体的活动，禁止它们从事教育，并剥夺它们拥有土地和运营慈善机构的权利。这些手段几乎消灭了阿尔巴尼亚的宗教组织。

    第三，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的区别。从上可知，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都是一种控制体制。所不同的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刘澎教授的话说就是：在国教型政教关系中，教高于政；在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中，政高于教。具体而言，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的区别如下：

    1、政府与宗教的混同程度不同。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表面上看都是政府与宗教的高度混同。但是，所不同的是，在国教型政教关系中，政府与宗教的混同是相对积极的，国教为政府所接受、支持乃至尊重。但在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中，政府与宗教的混同是相对消极的，政府对宗教的态度要不是敌意的话，也只是出于利用的考虑。

    2、政府与宗教的地位不同。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也存在不同。在国教型政教关系中，国教地位高于政府，国教利用政府的力量打压其他宗教势力的存在，而政府在国教的支持下获得信众的支持。在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中，政府的地位高于一切，宗教反而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成为了政府维持统治的工具。一旦宗教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及统治地位，宗教将遭到政府的迫害甚至取缔。

    3、所控制的对象不同。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在国教型政教关系中，其所控制的对象是除官方宗教即国教之外的其他宗教，防止其他宗教势力过大，甚至直接取缔其他宗教信仰的存在。例如，西班牙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都是国教型的政教关系体制，以天主教为国教，一个西班牙人必然是天主教徒，而迫害少数派宗教是一种得到政府支持的活动。而在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中，其所控制的对象是所有宗教信仰，宗教只能作为工具存在，一旦寻求独立，将面临被政府取缔的危险。有些极端的世俗控制型国家，担心宗教与其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索性取消所有的宗教活动、机构，禁止宗教存在。

    4、宗教自由程度不同。不管是在国教型国家里还是世俗控制型国家里，民众都没有随意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在国教型国家里，政府允许并鼓励民众信仰国教。而且，只要其他宗教不要挑战国教的主导地位，政府还是可能容忍少数民众信仰其他宗教的。二战结束后，欧美许多国家已经陆续修改或制定宗教自由组织法等，给予其他少数派宗教以平等的地位，尽管这种平等地位在现实中仍未得到实现。但在世俗控制型国家里，民众的信仰不能挑战政府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极端情况下，世俗控制型国家甚至禁止宗教信仰，宣扬无神论和不信教的自由。

    5、控制成本不同。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该承认，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包括“在人心安顿、道德提升、文化建设等方面，宗教往往具有其他社会存在无可替代的功能；而对于经济发展、政治统治，宗教也常常在一定条件下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国教型国家里，尽管确立国教容易造成社会的保守主义，但也有助于国家稳定。简言之，政府控制民众的成本相对较低。但在世俗控制型社会里，由于取缔了宗教信仰，民众思想较为混乱，在缺乏宗教规制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唯利是图，社会规范屡遭破坏。为维护社会秩序，政府显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而对社会的控制也将进一步加强。

    6、发展趋势不同。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都是控制型社会。在当今时代，随着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控制民众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困难，都对这两种类型的政教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两种政教关系都面临着转变的压力。就国教型政教关系而言，其发展趋势大体由维护国教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放开民众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但世俗控制型社会则趋向于对宗教进行管理。

    总之，国教型政教关系与世俗控制型政教关系尽管表面看都是控制型的政教关系，但也存在本质的差别，这些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政教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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