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前的德国汉学研究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 J. 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 ）和基尔彻（ A.Kircher,1601─1680 ）。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 1911 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 1623 年 1 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 3 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 1667 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 1730 年，拜尔（ Bayer,1694─1738 ）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德国的留法汉学家和大学的汉学课程

    在 1814 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 Klaproth ， 1783─1835 ）， 14 岁时学习汉文， 21 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 1815 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 1828 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 1833 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着。奥古斯特 · 普菲兹默尔（ August Pfitzmaier ， 1808─1887 ）在 1869 至 1885 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着。在这些论着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 1839─1899 ）在 1864 年到达香港， 1886 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 19 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 1873 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 1879 年又出版了英文版。 1884 年和 1885 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 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 Gabelenz ，1846─1885 ）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 1892 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格鲁伯（ Grube ，1855─1908 ），在 1897 年至 1899 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马勒完成的。

    1912 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 Groot ，1854─1921 ）。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 1892 年至 1910 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 1903 年至 1904 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 Franke ，1863─1946 ）。弗兰克在 1888 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 1890 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 1907 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 1900 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 1909 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 1910 年和 1915 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 1945 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弗兰克之后，福克（ Forke ， 1867─1944 ）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 1903 年至 1923 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 1924 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 1939 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卫礼贤（ Wilhelm ， 1873─1930 ）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 1897 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着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 CarlGustavJung ， 1875─1961 ）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的道教研究

    马克斯·韦伯（ Weber，1864─1920 ）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马克斯 · 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 ·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不过，马克斯 · 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 · 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 · 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 · 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本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 · 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道教研究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 HellmutWilhelm ）。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 1948 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着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着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 Erkes ）着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 （ Wolfgang Franke ），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 1937 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 1950 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 （ Werner Eichhorn ），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 JosephThiel ），以研究元史为主，着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 WolfgangBauer ），即鲍吾刚，着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 HansSteininger ）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着称于世。 1965 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 1979 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 1985 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 30 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它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岳阳与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巴德里安 ─ 胡赛因）
   《“五通”中祭祀变迁史》（锡德齐希）
   《〈西游记〉中对炼丹的解释》（戴斯帕）
   《天师确认天意的方法》（亨德里斯克）
   《东华帝君在道教传承中的地位》（赖特）
   《宋元道教徒中的三教合一》（罗比萘）
   《关于敦煌文书中所见道士的法位》（施舟人）
   《郭宪的〈洞真记〉》（艾科恩）
   《关于老君八十戒》（施密德）
   《彼世的许可证 ── 后汉墓券中所见的冥界观》（安娜 · 赛德尔）
   《早期道教的治疗礼仪与恶的问题》（斯特里克曼）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 · 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 ─ 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 1984 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日本的道教研究

    日本为何重视道教研究
   

    日本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有100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据秋月观瑛主编《道教研究的进展}(1986年)所载，仅道教与中国文学一项的论著就达八千余种。据报道，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大约七百人，遍及名牌大学、佛教大学、神道教大学、天主教大学等四十余所。这就是说，日本从事道教研究的人数在国际中国学界首屈一指。为什么日本人对道教如此感兴趣?他们作如是观：
   

    立正大学的酒井忠夫和筑波大学的野口铁郎两教授在1979年英文版《道教面面观——中国宗教论集》中载文《日本的道教研究》说：“道教是中华民族和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道教内容丰富，涉及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乃至文学艺术和科学等等。道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无论对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道教与中国广大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密切之程度，并不在与儒家的关系之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国教。要想了解中国人民和社会，不可不研究道教”(鞠桂珍译文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39页)。

    福井康顺等教授监修的道教入门书《道教》第三卷(1983年)所收野口铁郎和松本浩一(图书馆情报大学讲师)的文章《最近Et本的道教研究》说：“最近数年，对于道教的关心，可以从不仅研究中国的专家如此，而且连一般的人们也相当高涨看得出来。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之间，有着以下的认识：当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时，非先了解道教或道教文化不可，这种认识有重新被重视，而且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深入的样子。如众所知，台湾的艺文印书馆和新文丰出版公司把《道藏》加以影印出版，．使研究者得以简单购得，是促进道教研究的最大原因。加上以欧美为主的人类学者根据田野调查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报告，也是引起许多人对道教或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另外，作为中国思想及文化的特征的‘道’，在期求精神世界新的地平线所作一连串的运作中获得了评价，而希望与之共为一体的道家、道教哲学和‘作法’的仙道，也到了令人瞩目的地步。以哲学的考察或田野调查等方法所发表的报告，说不定给了在日常生活中已看够‘合理’的人们，提供了不单是梦幻的兴趣，也投予某种的安息感。”(中译文见台湾1988年《道教学探索》第2号第401页)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蜂屋邦夫于1987年在《日本道教研究的现状》一文中说：“最近，13本的道教研究日益兴盛，特别可喜的是年轻的研究者有了明显的增长。虽然道教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大体都是试图探索道教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所具有的真正位置。近几年来，日本道教研究的倾向和特点是编制目录、探索方法论，以整理和掌握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现状，从而向更深的方向发展。”(译文见《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道教与传统文化》专号第124页)

    青年学者山田俊于1991年在《日本的道教研究简介》一文中说：“中日国交恢复以后，对中国历史、社会的关心高一些了。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同的关心高一些了。大家知道了现在的中国还有道教活动。大家知道了日本人所不太熟悉的道教是大陆、台湾、香港的共通文化现象。在中国，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中心，道教研究又开始了。第三阶段早就准备了日本道教研究的基础。有人认为道教和日本古代的文化有关系。一般的人对长生不老为目的的道教的关心高起来了”(译文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1期第66页)。

                            日本学者对道教的理解

    “何谓道教?”在日本道教学界，对于道教本身的意义或概念，并没有确定，见解多歧。原因是，研究者各有其专攻领域，因而产生自己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中心来理解“何谓道教”。加上对道教的关心和研究人员的增加，更无法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张把“道教”、“道士”、“道术”等名词加以整理，看它们具有什么历史的和社会的意义，再冀期对道教的性质和内容加以探讨。为此，酒井忠夫(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和福井文雅(早稻田大学教授)在《道教》第一卷《什么是道教》一章中列举13种看法，反映了道教史家、佛教史家、社会科学家、文化学家、民俗学家对道教的不同理解，各持各的定义，也表明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道教。

                                日本道教研究小史

    日本学者日本道教研究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69年至1930年，为“开创期”，经历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初三个时期。这个阶段以哲学、思想、宗教、迷信、风俗习惯等为研究中心，通常是站在儒教和佛教的立场上来研究道教的，因此研究者多为中国佛教史家或所谓的“支那通”，代表人物有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幸田露伴、津田左右吉等，其中以津田(1873—1961年)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二阶段是1931年到1945年，为“政治、军事服务期”。此间对道教的研究发生急剧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政治上要求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在文化上道教是最重要的问题。1936年成立了“支那佛教史学会”，会员中有道教研究泰斗福井康顺、木村英一，民俗学家柳田圣男、泽田瑞穗等。此外还有侵略工具“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中心”，从政治、社会等方面开始了道教研究。代表人物有平野太一郎、橘朴、五十岚贤隆、吉冈义丰、永尾龙造、酒井忠夫。其中以吉冈义丰(1916---1979年)最为出名。

    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62年，为“战后恢复期”。这个阶段主要是整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收集到的资料如“宝卷”、“善书”、“日用类书”等，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当然也利用《道藏》和西方人劫去的敦煌遗书，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学、科学等方面进行横向的道教研究。此间最重要的事件是1951年创办《东方宗教》(半年刊)和1972年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

    第四阶段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为“发展期”。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掀起了道教研究的高潮。在继承第三阶段的文献学、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领域，同时培养了一大比中青年学者，进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道教研究国际化，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及法国、美国、德国等国汉学界的联系。增加了利用外国语文献、挖掘《道藏》以外的新出资料，进行实地考察(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三项内容。

                               日本的道教研究机构

    随着道教研究在日本的深入发展，自1950年到80年代末，已先后成立了七个研究机构：

    1．日本道教学会，1950年10月18日成立于东京大学，由福井康顺(1898--1992年)等四十余人发起，福井为第一任会长。学会在成立声明中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

    学会于1951年创办杂志《东方宗教》，每年发行两期，到1997年底，共出版90号。为什么定名为《东方宗教》?创刊宗旨说：“学会创办这一刊物是为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定名《东方宗教》而不叫《道教研究》可以突出道教与东亚各宗教的关系，因为与东亚所有的宗教、风俗习惯以至节庆假日多少有些关系，因此，我们计划对以上各方面都进行研究，此外还考虑研究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文化问题。”

    2．泰山文物社，1964年成立，并创办《中国学志》。这本杂志是便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著而发行的，但也刊登日本学者的论著，以谋彼此学界的联系。每年出一册。刊登有关中国之文学、艺术、思想、宗教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民俗之学术性文章。由泰山文物社发行。编辑李献章，社址：东京新宿区苦叶l—13。李献章先生系华人学者，著有《妈祖信仰的研究》等，该杂志于1968年出过道教专号。

    3．道教谈话会，1976年由山田利明和福井文雅发起成立，宗旨是总结道教研究，结果产生了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和酒井忠夫监修的道教人门三卷本《道教》(1983年平河出版社出版)。

    4．道教文化研究会，1983年福井文雅完成《敦煌和中国道教》(为《敦煌讲座》第4卷)，交由大东出版社出版。同年秋，在东京和京都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及北非洲人文科学大会上，设有“东南亚的儒家和道家”专题组，组织者是金谷治、本田济和福井文雅。1984年一批青年学者在东京成立“道教文化研究会”，为首者是石田宪司、田中文雅、前田繁树，这又网罗了一批道教研究者，研究课题进一步扩大。

    5．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1985年成立，宗旨是努力使东洋学思想与宗教研究成果得以交流。出版杂志《东洋的思想与宗教》年刊。学会会长管原信海，有今枝二郎、楠山春树、小林正美、坂出祥伸、中村璋八、福井文雅等道教研究大家参加。

    6．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1985年成立。开始时文部省提供科学研究基金(1986---1987年)以研究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具体任务是：确定出土古文字医书；整理医学古典中养生说，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养生思想整理。共分两个班，一是医药书研究班，班长江村治树，成员12人，任务是整理与研究竹简帛书、马王堆出土医书、《黄帝内经》、《千金方》等医学古典和善本以及明清养生书籍；二是道教文献研究班，班长麦谷邦夫，成员13人，任务是从事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佛道养生资料研究。阶段成果是综合研究报告、马王堆出土医书字形分类索引、《养性延命录》训注、《云笈七签》目录。研究过程中，该会曾邀请中医研究院教授、中华全国医学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焦国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远国去Et本进行学术交流。会长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完成了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总合研究》(1988年平河出版社出版)。

    7．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六朝道教研究班，1986年成立。主要研究陶弘景《真诰》20卷，成果有吉川忠夫主编的《中国古道教史研究》，该文集已于1992年4月由同朋书社出版。

    此外还有日法东洋学会、法国远东学院·京都支部法宝义林研究等机构，以法国学者为主，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参加。

                          日本道教研究的领域

    据酒井忠夫教授归纳，日本的道教研究共分十个方面：(1)道教一般著作，(2)历史方面的研究，(3)民间信仰、民间习俗、历史、道教和文学，(4)道教与科技，(5)儒释道三教，(6)思想与哲学，(7)经书与文献资料，(8)道教的传播，(9)道观、道士、仪范和圣诞节日，(10)学术动态。

    据笔者日本道教著作看，大致可分七类：(1)道家道教经典，(2)道教史与思想史，(3)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4)儒释道三教关系，(5)道教的传播，(6)道教养生学，(7)道教研究文献目录学。

    据坂出祥伸教授在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会刊第六集《韩国道教之现代的照明》(1992年)一书中所载《日本道教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所列书目看，又可分为七大类：(1)经典史研究，代表作有：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1955年)、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的研究》(1957年)、吉冈义丰《道教与佛教第一、二、三》(1958、1959、1976年)、冢本善隆《魏书释老志研究》(1961年)、大渊忍尔《道教史的研究》(1964年，1991年改版为《初期的道教》)、大渊忍尔《敦煌道教目录篇》(1978年)和《图录编》(1979年)、野上俊静《元史释志传之研究》(1978年)、楠山春树《老子传说之研究》(1979年)、石井昌子《道教学之研究——以陶弘景为中心》(1981年)、小林正美《六朝道教研究》(1990年)。(2)道教史研究：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1964年)和《中国宗教史研究第一》(1983年)、洼德忠《中国的宗教改革——全真教之成立》(1967年)和《道教史》(1977年)、村上嘉实《六朝思想史研究》(1974年)、秋月观瑛《中国近世道教之形成——净明道之基础研究》(1978年)、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1978年)、砂山念《隋唐道教思想研究史》(1990年)、吉川忠夫《中国古道教史研究》(1992年)。(3)民间宗教经卷、善书等研究：泽田瑞穗《宝卷之研究》(1963年)、《校注破邪详弁——中国民间宗教结社研究资料》（1972年)和《增补宝卷研究》(1975年)，酒井忠夫《中国善书之研究》(1965年)。(4)民间信仰：洼德忠《庚申信仰之研究》(1960年)和《道教诸神》(1986年)、泽田．9601986瑞穗《地狱变》(1968年初版，1991年再版)和《中国的民问信仰》(1982年)、李献章《妈祖信仰的研究》(1979年)。(5)咒法占法研究：泽田瑞穗《中国的咒法》(1984年)、坂出祥伸《中国古代之占法》(1991年)。(6)养生学说研究：石田秀美《身体的气、流》(1987年)、坂出祥伸《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总合研究》(1992年)。(7)调查研究：大渊忍尔《中国人的宗教礼仪》(1983年)，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1981年)、《中国的宗教演剧》(1985年)和《中国乡村祭祀研究——地方剧环境》(1989年)。还有三浦国雄和野崎充言把韩国车柱环的《韩国的道教思想》(1984年)译成日文本《朝鲜的道教》(1990年)等。

    文章还特别指出1990年日本出版了《吉冈丰义著作集》(四卷，别卷一册)和《福井康顺著作集》(六卷)，从这两本书的目录可窥见El本道教研究之一斑。

    此外还有道教研究文献目录，主要有酒井忠夫《日本的道教研究》(1977年)及其主编《道教的综合研究》及秋月观瑛编《道教研究的进展》（1986年)等。


                          日本道教研究的三部代表作

    日本汉学家在道教研究方面的著述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列，这里仅从诸多著作中，选择三本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巨著作介绍。

    1．《道教》，平河出版社于1983年间出版，共三卷。实际主编者为酒井忠夫、福井文雅、山田利明和野口铁郎。鉴于它的学术价值颇高，我国学者朱越利教授牵头将其译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的一种于1990年出了第一卷，1992年出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三卷的内容分别冠以《什么是道教》、《道教的展开》和《道教的传播》，对于要了解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读者来说，可称得上一部“案头书”，不可不读。

    第一卷的各节是：酒井忠夫(筑波大学名誉教授，1912年)和福井文雅(早稻田大学教授，1934年)：什么是道教；秋月观瑛(弘前大学教授，1922年)：道教史；尾崎正治(大谷大学图书馆干事，1948年)：道教经典；石井昌子(创价大学教授，1939年)：道教的神；松本浩一(筑波大学学术情报员，1953年)：道教和宗教礼仪；坂出祥伸(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1934年)：长生术；村上嘉实(关西学院大学教授，1906年)：炼金术；山田利明(大正大学文学部助手，1947年)：神仙道。

    第二卷的各节是：砂山念(岩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副教授，1947年)：《道教和老子》；楠山春树(早稻田大学教授，1922年)：道教和儒教；福井文雅：道教和佛教；奥崎裕司(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教员，1935年)：民众道教；金井德幸(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讲师，1933年)：神社和道教；野口铁郎(筑波大学教授，1932年)：道教和民众宗教结社；吉元昭治(中日中医药学院院长，1928年)：道教和中国医学；游佐升(筑波大学附属驹场高校讲师，1950年)：道教和文学；中村裕一(武库女子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45年)：道教和岁时节日。

    第三卷的各节是：中村璋八(驹泽大学教授，1926年)：日本的道教；都珧淳(韩国汉阳大学教授，1927年)：韩国的道教；刘枝万(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1923年)：台湾的道教；野VI铁郎和松本浩一：最近日本的道教研究；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

    2．《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总合研究》，近十年来，国外十分重视道教与医学的关系的研究，究竟为什么说道教是以追求长生不老为目的的宗教，其奥秘何在，引起东西方人的普遍兴趣。日本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丰富的史料，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因此在养生学研究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部书就是文部省资助下的科研项目，由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牵头，于1988年2月由平河出版社出版。全书收文三十余篇，除总论外，下设五章，每章都有五六篇围绕一个中心来展开，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

                 总论：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之现状与课题(坂出祥伸)

    第一章医药学和养生思想：《山海经?山经》中的药物和治疗(大形彻)，中国古代医书中的药物物产志之考察(米田该典)，气功养生学与阴阳说(焦国瑞著，奈良行博译)，踵息考(石田秀实)，寒实散与养生(赤崛昭)，古代中国养生术中“句”的发端(高桥庸一郎)。

    第二章古代诸思想与养生说：修养与养生——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体系(柴田清继)，《列子》的神仙养生思想(泽田多喜男)，《吕氏春秋》的养生思想及相关问题(岛一)，汉代的神仙养生说?医学与知识人(崛池信夫)，董仲舒研究——气以及和养生思想的关系(宇佐美一博)，养生说中“精”的概念及其发展(原田二郎)，文人和养生——以陆游为例(三浦国雄)。

    第三章道教与养生思想：《抱朴子》的养生思想(神乐冈昌俊)，养生论中的相宅术——以嵇康的养生思想为中心(平木康平)，关于《老子中经》的某些问题(前田繁树)，早期《灵宝经》中所见养生思想(山田利明)，道家、道教的神秘主义中的永恒生命(利维娅?科恩著，明神祥译)，隋唐时期的服丹、内观和内丹(坂出祥伸)，《悟真篇》的内丹思想(吾妻重二)，欧美的养生思想研究(福井文雅)。

    第四章佛教与养生思想：疑经中所见疾病、养生观的一个侧面——《提谓经》及其相关(中岛隆藏)，《五论九字秘释》与养生思想(田中文雄)，密教的曼荼罗体(赖富木雄)。

    第五章日本、阿拉伯、印度、欧洲的养生思想：长生久思方法及其谱系——日本古代知识层中的养生与药物(增尾伸一郎)，伊斯兰教的养生法——从桑林舞到苏非的旋舞(五十岚一)，印度医学中的养生法(矢野道雄)，炼金术之原理(大昭忠弘)。

    3．《道教事典》，1994年3月，东京的平河出版社出版。野口铁郎、坂出祥伸、福井文雅、山田利明主编。共收录“事条”1147项，执笔人共132人，既有日本老中青三代学者，又有法、美、韩和中国台湾省的学者。

    这本书名为“事典”而不称“词典”，是因为后者要求网罗各种道教术语，而事典给“事条”的选择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可容纳更广泛的内容，吸收国内外的最新成果，增加现代和外国的内容，以体现“道教”并非局限于中国本土上的宗教。另外，据福井文雅教授称，该事典要克服“没注明撰稿人的姓名、没指出所用资料来源、资料年代不详、没有书目提要”等多种缺点，使之成为研究者“真正适合使用”的事典(参见福井文雅著、辛岩译《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

    这部事典的“事条”分“大、中、小”三类。大条字数3000字以上，内容丰富完整。中条字数在1000---2000字之间，小条字数则在1000字以内。在“道教”项目中列有教团、教派、人名、地名、神仙、神格、经典、文学文献、道法、修养法、仪礼、思想用语等。在“民间秘密宗教”中列有一贯道、真空教、清茶门教、天理教、德教、白云宗、白莲教、无为教、罗教等。在多少与道教有关的宗教组织中列有日本的神道、阴阳道、修验道、日本道教学会，朝鲜的东学、甑山教、大保教和风流道，越南的高台教等。还增加了有关的人物，如役小角、大江匡弼、大江匡房、贝原益轩、空海、金时习、崔致远、徐师昊和范员、万行等，甚至还增加了非道教人物如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傅奕、自居易、法林、陶渊明、郭璞等。

    关于中国道教现状放在附录中，设有“大陆篇”和“台湾篇”，由多次来大陆和去台湾进行实地调查的蜂屋邦夫和丸山弘撰写。

    这部事典最难能可贵的是各“事条”以汉字为词条，附有日语汉字的假名读音和汉字拼音，并附英译，除释文外，还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中以日文为主，也引用英文、法文、中文和朝文的。这样一来，可把该事典当作日、汉、英道教术语手册式工具来使用，为翻译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作品提供了极大方便。

    最后关于这部事典的缘起再说几句。1963年12月12日，福井文雅的父亲、已故著名的佛道教专家福井康顺在巴黎高等研究院作学术讲演时，法国学术界建议日本学者编著一部道教词典，他当场承诺。福井康顺回国后，1964年10月和1965年12月曾两次在早稻田大学召开会议，讨论编纂词典事宜。由于当时日本社会和学术界对道教的认识水平还低，而且道教研究尚没从佛教学中独立出来，直到1983年出版三卷本《道教》时，编纂条件才完全成熟。1985年10月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确定了野口铁郎、坂出祥伸、福井文雅、山田利明为主编班子，经过广大撰稿人的努力，于1994年3月完成了编辑和出版任务，对日本国内外的道教研究做了历史总结。

    关于该事典的介绍还可参看陈耀庭教授《日本道教研究百年成果汇集》(载《上海道教》1994年第4期)和森由利亚先生的《野口铁郎、坂出祥伸、福井文雅、山田利明编(道教事典)》(载日本《东方宗教》1994年第84号

                                 韩国的道教研究

    古代朝鲜自古就有崇尚神仙的仙风。这种神仙思想可在史籍中找到。中国史书《汉书》、《史记》也有记载。古代朝鲜的道教具有禳灾祈福(祭祀礼仪)、人体内有不死灵药(内丹)和俗信杂术(民间信仰)的特点。唐武德七年(624年)，中国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在国家的保护下，使原有的仙道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对朝鲜半岛的文化产生影响。这可从流传下来的许多古籍看出来，如《高丽图经》(1123年)、《三国史记》(1145年)、《三国遗事》(1280年)、《高丽史》(1451年)、《玉枢经》(1570年)、《东医宝监》(1613年)、《海东传道录》(1632年)、《周易参同契注解》(1639年)、《揆园史话》(1675年)、《新注道德经》(1681年)、《南华经注解删补》(1682年)、《庄子辩解》(1716年)、《文献备考》(1770年)、《林园十六志》(1845年)等，这些古籍大多用汉文写成。

    不仅如此，中国许多道教秘籍随着交流而传入朝鲜半岛。在道教中，秘典属师徒私下传授，一般非特许不能示以外人，故而能留存下来，在韩国也是这样。如今在韩国既有明《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所未收的版本，也有清代秘密宗门的善书、宝卷及章回、小说之类存书。据台湾丁煌教授所写《南韩公藏道教文献窥略兼论其价值》(见1991年他主编的《道教学探索》第4号)一文称：经韩国同行协助求得部分原件书目达63种，如《孤云诀》(清抄本，正一天师道教咒语类)、《金口妙诀》(清抄本，道教占课卜选孤虚之法)、《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五卷》(康熙二十三年，卢湛辑)、《吕帝君尊生治心妙经》(光绪六年重刊)、《文昌帝君醒世经》(清宁子注释，崔晃跋)、《绘图白莲教演义四卷》(民国十一年6月出版，上海世界书局)等。丁教授说：“道教及民间秘密宗教书籍之作者与初出行世年代多有不可考者，以至于教史上常有大片空白处，谜团难解，而其书又散落各地，此类之书，韩国拥有不少，倘能善加利用，应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以上举书显示了它们对宗教学与史实的意义和价值。韩国的道教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按当代韩国学者的看法，对道教研究始于19世纪，李景圭(1788_?年)被认为是道教研究的先行者。李氏系朝鲜王朝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字五洲，有《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一书留世。这部书共60卷，文千五百篇，用汉文写成，内收《道教仙书道经弁证说》、《东国道教本末弁证说》、《返还弁政记》、《元晓义湘弁证说》、《三韩始末弁证说》、《白头山弁证说》、《二斗下降弁证说》、《宫室制度弁证说》、《灵宝真灵位业图弁证说》等卷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考证性文章，被视为古代朝鲜的“百科全书”。1959年，韩国东国文化社将这部汉文手写本缩印影印出版。1990年，日本京都的中文出版社再版公开发行。李景圭的继承者当推无能居士——李能和(1867—1945年)，他承袭了朝鲜文化历史传统，长于朝鲜道教和民俗的研究，先后撰写了《朝鲜神事志》(1912年)、《百教会通》(1912年)、《朝鲜佛教史》(1918年)、《朝鲜解语花史》(1927年)、《朝鲜巫俗考》(1929年)等书，还写下了许多朝鲜儒教史、社会史、医药史、基督教史方面的论文。他的汉文手写本《朝鲜道教史》在朝鲜思想史、道教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部朝鲜道教通史，为后人的道教研究开辟了道路。1959年，汉城东国大学以《韩国道教史》为书名影印出版，开始在内部发行。1977年李钟殷将其译成朝文，与原汉文手写本合编在一起，由普成文化社公开出版发行。这部书共分29章：(1)总说，(2)朝鲜檀君神话最近于道家说，(3)神市肇降之太白即是三神仙说，(4)三神山在海东说，(5)秦之方士来东之迹，(6)高句丽道教输入，(7)百济道家思想，(8)新罗道家思想，(9)新罗仙派，(10)高丽道教：道佛行事思想杂糅，(11)高丽史上道教的行事，(12)醮祭青词，(13)明太祖遣道士来，(14)高丽仙派，(15)李朝道教之昭格殿，(16)昭格署像设及醮祭，(17)大清观沿革，(18)太一殿及太一神，(19)摩利山坛祭天，(20)老人星(寿星)，(21)朝鲜丹学派，(22)道教与盲人，(23)家宅行事与道教，(24)年中行事与道教，(25)星象星精说，(26)七星，(27)善阴骘教，(28)自谓儒佛仙合宗之教，(29)支那道教源流大概。

    自李能和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再无人涉足这一领域。据车柱环教授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因为知识界把宗教分成“上等和下等”，视道教为下等的“迷信”：60年代，国际汉学界掀起道教研究热(尤其在美国、法国和日本)，韩国国内也出现传统文化研究热。7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注意本国的道教文化，研究从文学方面扩大到史学和哲学方面。1982年和1984年先后成立了两个道教研究机构——韩国道教协会和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现改名为韩国道教文化学会)，形成了以都珧淳和车柱环两教授为代表的两支研究队伍，在他们的领导下，韩国的道教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引起了国外(特别是日本)同行们的重视。

    都珧淳，1927年生，庆尚北道人，庆北大学大学院毕业。现为汉阳大学教授、韩国道教学会会长：韩国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日本道教学会的外国评议员之一。著有《崔孤云的道教思想》i《韩国的神仙思想》、《风流道与神仙思想》、《李栗谷(诚)的思想》、《檀君神话的思想》、《儒教与人本主义》、《菜根谭》、《退奚生自省录》、《近思录》。译著有《论语》和《孟子》。1983年为日本《道教》第三卷撰写了《韩国的道教》一章对古代朝鲜道教的历史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1991年主编出版了《道教与科学》论文集(比峰出版社出版)。1992年又将台湾武陵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寺庙药签研究》译成朝文出版。都教授还积极举办有关道教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86年10月21日至22日主办的“东亚文化与韩国文化”国际文化研讨会，韩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及台湾的学者37人与会，韩国檀国大学东方学研究所所长金东旭博士和高丽大学崔东熙教授分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东亚文化中韩国文化的特性与角色》和《韩国韵原始宗教与东学》的讲演；1989年主办了“东亚的道教文化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据报道，他所领导的韩国道教学会还创办了《道教学研究》刊物，到1995年底共出了13期。

    车柱环，生于1920年，江原道人，1948年在汉城大学文理科中国语文科毕业，后又获该校的大学院的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退休，同年3月任檀国大学大学院教授。他是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会长、韩国中国学会会长、敦煌学会会长、汉城大学名誉教授。他还是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客座教授和法兰西学院的招聘教授。主要著作有《钟嵘诗歌校证》、《中国词文学论考》、《孔子》、《高丽唐乐之研究》、《中国文学史》(合著)，翻译过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和胡适的《四十自述》，著论文百余篇。道教专著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1978年由设韩国文化研究的汉城大学作为《韩国文化研究丛书》第十九种出版，1984年作了若干补充，改名为《韩国道教思想》，由同和出版社出版。1990年9月日本三浦国雄教授和野崎充彦博士将这本书译成日文，改名为《朝鲜的道教》，由日本京都的人文书院出版。全书共分十部分：(1)道教思想序说(前言，道家思想与道教，国家与道教，民间的道教，结语)；(2)道教的传人和朝鲜的接受I(神仙思想，道教与固有信仰结合，道家思想，新罗的仙风，新罗的方术)；(3)道教的传人与朝鲜的接受Ⅱ(留唐学人与道教，昭格署与斋醮，修炼的道教，地理图谶思想)；(4)新罗社会与道教思想(新罗社会之道家的侧面，新罗人的生活意识与仙风，对艺人的敬爱心，奇行与方术，新罗末学人与修炼的道教)；(5)高句丽的道教思想(始祖的神异性，道教的传来，道教的尊崇，道家思想)；(6)高丽的道教思想(图谶思想，睿宗与道教，守庚申的习俗，道教思想的推移，地理图谶说)；(7)朝鲜王朝初期的道教思想(前言，科仪的道教与儒者的反对，地理图谶思想，民间的道脉与修炼的道教，道教养生论与医药研究，结语)；(8)金丹道(前言，《抱朴子》所见金丹道，与金丹道炼造有关的事项，精、气、神与内丹、外丹统合，胎息与龙虎秘诀)；(9)科仪道教(前言，科仪的种类，科仪的一例，科仪道教的定位与变迁，我国的道士与道教科仪)；(10)计数的功过思想与司过神的信仰(功过格，庚申习俗)。

    事实上，早在1977年，韩国哲学会就编辑出版了一本实为道教研究的特辑——《韩国哲学研究》(上册，东明社出版)。这本特辑的主要内容是：车柱环的《高句丽的道教》及宋恒龙、安炳周对车文的论评；宋恒龙的《百济的道家哲学思想》及金忠烈和车柱环对宋文的论评；车柱环的《新罗社会的道家思想》及裴宗镐、李楠永对车文的论评；裴宗镐的《高丽的道教思想》及金忠烈、车柱环对裴文的论评。

    自1986年起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展开学术活动，举办以《抱朴子》轮读会为形式的道教研究发表会，成果反映在该会编辑出版的《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丛书》中，到1994年底止由亚细亚文化社出版了七本论文集：《道教与韩国思想》(1987年)、《道教与韩国文化》(1988年)、《韩国道教思想的展开》(1989年)、《韩国道教思想理解》(1990年)、《韩国道教与道家思想》(1991年)、《韩国道教之现代的照明》(1992年)、《韩国道教文化的形态》(1994年)。从上述文集所收集一百二十余篇论文的目录看，主要限于对古代朝鲜道教典籍的考据和对历史人物思想的分析、道派的研究等，后增加了外国学者的文章，如日本坂出祥伸的《日本道教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利维娅?科恩的《西方道教研究的现状与趋势》(1991年)及中国北京大学汤一介的(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道教研究概况》(1994年)等。

    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最初参加者有宋恒龙(成均馆大学)、李钟殷(汉阳大学)、卞圭龙(师范大学)、李楠永(汉城大学)及圆光大学的柳炳德、梁银容、金洛必等教授。据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科主任郑在书博士告知，该会会员后已发展到三十多人，他本人是该会的编辑理事，研究《列仙传》、《抱朴子》、《太平经》、《山海经》等。

    相继出版的专著还有许多，如金得棍的《韩国宗教史》(1978年第7版，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柳雪峰中译本)、李钟殷的《韩国诗歌上的道教思想研究》(1978年)、宋恒龙的《韩国道教哲学史》(1987年)、金泰坤和朴容淑的《韩国的巫神图》(1990年)、任荣子的《朝鲜的宗教服饰》(1991年)、郑在书的《民族秘传修炼法》(1992年)、崔三龙的《韩国文学与道教思想》(1992年)等。

    在韩国，道教经典翻译不多。但还是有的。据延世大学林采佑称：“现在已翻译的文献有《周易参同契》、《抱朴子》、《黄庭经》、《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金仙论证》、《天仙正理》、《仙佛合宗》等古典著作及现代修行者的体验纪录和气功等方面的书籍。”(见1997年第2期《世界宗教研究》所载《韩国道教的历史和问题——有关固有仙道与中国道教问题的探讨》一文，这篇文章是笔者任主编时特约他撰写的。)

    在中国道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当推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的郑在书教授，他于1994年出版了《不死的神话与思想》(韩国民音社)，并荣获年度文化奖。这部著作以《山海经》、《抱朴子》、《列仙传》和《神仙传》为中心，研讨了中国道教关于不死的神话和思想，也是郑教授本人多年来的研究的总结。全书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阐明本书的研究目的、从神话到传说的变迁过程、道教的起源及本质和文学的吸收；第二章神仙思想的定义和内容，考察神仙思想的概念，如养神、养形(服药、呼吸、房中等)；第三章神话说的起源及变迁，探讨了神话说的发生时期和地域，认为战国时代以前中国东北地区有萨满教的基础，说明它与道教哲学的关系及方士和萨满教的关系；第四章神话说的类型和结构，指出中国的神话说分天仙型、地仙型、尸解型三种，此外还有仙境型、得仙型；第五章神话说的意义，指出神仙的存在从本质上说不是神而是人，需要从内在意义(宗教和心理)和外在方面(历史和社会)进行考察；第六章中国文学对神仙说的吸收，探讨了中国诗歌、小说、戏曲所受神仙说的影响。

    作者郑在书，1952年生于汉城，汉城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1981年)和博士(1988年)，先后任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专职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起)，曾为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83--1989年)，兼任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辑理事、中语中文学会监事。致力于中国道教研究。其主要论著有：《葛洪文学论研究》(1981年，汉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列仙传)之成立及其与(抱朴子)内篇之关系》(《中国学报》，1981年)、《镜子之巫俗上功能及文学上反映》(《中国语文学》，1982年)、《魏晋神仙家之文学认识》(《中语中文学》，1983年)、《山海经译注》(民音社，1985年)、《山海经神话与神仙说》(《中国语文学》，1986年)、《神仙说之类型及结构》(《中国语文学》，1987年)、《神仙说研究》(1988年汉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汉城民音社出版)、《试论(太平经)之成立及思想》(《梨花女大论丛》，1991年)、《(太平经)与汉代文学》(《中国文学》，1991年)、《民族秘传精修炼法》(1992年)、《(太平经)与道教文学观》(《当代韩国》，1994年)等。目前正在完成《抱朴子译注》。

    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也主办国际性道教学术会议。1994年9月27日至28日，汉阳大学韩国研究所为纪念本所创办20周年，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资助下，联合本校博物馆，主办了“东方与道教文化”国际会议，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应邀与会。日本方面有早稻田大学教授楠山春树和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他们分别提交了论文《日本文化与老庄思想》和《日本文化中的道教》；中国方面有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和韦旭开，他们分别提交了论文《道家与魏晋玄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见道教的影响》。韩国方面有汉阳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李钟殷、成均馆大学教授宋恒龙、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汉阳大学副教授郑珉、民族文化促进会的金仑寿，他们分别作题为《道教思想的现代意义》(基调讲演)、《韩国官方道教的状况和特性》、《游山辞赋的道教想像力》、《韩国参同契学的渊源与系谱》的报告。作为会议评论者出席的有汉城大学教授金学主和仁荷大学教授金洛必。会议总结时，主办者李钟殷教授建议继续召开三国的国际道教会议，韩国学研究所决定出版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韩国对养生法也非常关心，1993年5月底曾召开第一次国际养生学术会议，中国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韩国圆光大学的韩医大、庆熙大学的韩医大、汉阳大学的体育大有关学者和专家就养生学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据报道，除上述官方机构外，韩国还有一个民间修养团体——韩国丹学会。总裁权泰勋，人称“风宇道人”，著有《丹》(1985年)。会员信奉檀君神话，其所属研精院于1987年创办了机关刊物《研精会报》。

                                英国的道教研究

    英国的汉学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823年至1897年为初创期；1897年至1945年为奠定时期；1945年至80年代以后为发展时期。

    1823年，英王赞助成立了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1827年该学会会报开始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1834年办起定期刊物，连续刊载宋王黼《宣和博古图》的英译本，1836年又把清马辅《绎史》介绍给英国读者。该刊创刊号鼓吹研究亚洲文物是因为它们的内在的魅力，从中可觉察出当时流行的为英帝国主义辩护的味道。同年伦敦大学大学院设立中文教授职务。1875年牛津大学也设立中文教授职务。1917年伦敦大学开办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并于1960年创办了《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以后陆续在杜伦大学、利兹大学、约克大学、爱丁堡大学、中伦百科学院、纽卡斯尔大学开设了中文系。上述机构所设汉学涉及到中国科学技术与文明、道教、中国音乐史、早期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招贴民间艺术等内容的研究。这里仅就英国新教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学者对中国道教文化的研究作一简短的回顾。从整体上看，英国汉学中的道教研究与欧洲大陆(法国、荷兰、德国)比较，显得不那么发达，但还是有不少人在从事这项研究的，他们的成果在国际汉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理雅各等人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苏格兰新教来华传教士，以翻译中国儒道经典而闻名于世的汉学家。他生于阿伯丁郡的杭特利城，1831--1836年在阿伯丁皇家学院求学，后人伦敦海伯里神学院。1839年担任牧师，同年受英国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传教，因清政府禁教不能人境而在马六甲继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至香港。他告诫在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又认为“孔子是古代事迹的保存者”，“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根据这种信念他开始研究和英译儒家经典。从1861年到1886年，共译出28卷。在香港怡和老板、鸦片巨商查顿的资助下、在翻译上得到晚清改良派学者王韬(1828～1897年)的帮助，1861年在香港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1873年返回英国。他不是贵族，又非英国国教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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