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当托克维尔在思考美国的民主进程并将之与自己的祖国法兰西进行比较时，有一个问题一定曾深深地困扰过他：为什么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在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下遭到了无比惨痛的打击，而在美国却安然无恙，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为了解答心中的困惑，青年托克维尔亲自奔赴美国进行了一场为期九个月的考察，甚至到了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用五年时间仔细研究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种资料。这两项学术活动分别成就了托克维尔那两本广为人知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

 

　　那么，在这两本著作中作者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来解答这个问题呢？

 

　　首先，托克维尔明确地指出宗教是一种信仰，即那些我们很难通过理性地论证来辨别其真伪的观念。这让“信仰”一词或多或少背上了教条、武断、固执与非理性的骂名。然而，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这些教条性的信仰。对单独的个人而言，短暂的人生与平庸的智力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逐一求证信仰的真伪。即使伟大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也必须接受非他们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这些真理在未经他们自身理性的检视之前，都只是“信仰”而已——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属于自己的思想大厦。对社会而言，若没有共同的信仰，繁荣与团结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共同的信仰意味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以及社会的整体性。

 

　　信仰虽然有其必要且有益的用处，但其教条性、非理性的特点却能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成为专制的帮凶。在托克维尔所谓的旧制度（贵族制）下，宗教、习惯、祖先、阶级、拥有高超理性的人等各种信仰的来源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专制体制证明并增加自身权力、权威与特权的工具。一旦信仰这些东西代表着真理，一个人就不可能通过理性来质疑这些信仰所拥护的专制制度，更遑论反抗。统治集团正是这样利用信仰美化自己，诉说一套迷人的、难以反驳的话语，以此来控制被统治者的思想，让这种专制得以延存。

 

　　如此说来，对付专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揭穿这些信仰，而每个人所能拥有的唯一武器便是他自己的理性。只有让这些信仰通过个人理性的检阅，才能让人们认清它们的真面目。法国大革命正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高举理性狙击全部专制制度及其背后所倚赖的信仰的时期。个人理性，即“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经过16、17世纪在宗教教义与学术研究领域的萌芽和发展，在18世纪民主思想的土壤中终于全面地爆发，到了大革命时期更是达到其顶点。

 

　　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在法国，个人理性这一“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有两个部分，彼此分开，截然不同”。其中一部分，便是其反专制的一面。它冲击了专制赖以维持的旧的信仰，产生了新的观念，即“一部分包含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观点，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对此，托克维尔评价道：“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

 

　　然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是其反宗教的一面。宗教在法国作为一种与专制制度密不可分的信仰，势必难以逃脱大革命的“理性”审判。托克维尔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值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因为宗教信仰与当局分享了权威，所以当以动摇旧权威为目的的革命一旦发生，宗教只能跟着政治一起被埋葬。

 

　　所幸的是，美国的宗教没有遭此厄运，基督教保全了其作为宗教信仰的地位。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最初美国社会的建立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已经与这个民族的情感交织在了一起；另一方面，美国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暴烈的、推翻一切的大革命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在美国，政治与宗教的完全分离，使得“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制而不触动旧的信仰”。作为一种旧的信仰，宗教因为没有与政治有任何关系而得以保存，不必接受个人理性的论证。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既没有人想去攻击它，又没有人想去保卫它”。这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基督教保留了对美国人思想巨大的控制力量，因为“美国人在不经论证而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后，也就承担起接受基督教所提出和支持的大量道德真理的义务”。因此，个人理性得以被限制，“使人们的主要观点多数不受个人的分析”，从而社会的团结与个人的自由得以发展。反观法国，由于宗教被彻底地否定，只能眼睁睁看着个人理性肆无忌惮地冲击、破坏所有的信仰，使得整个社会像一盘无力的散沙。

 

　　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特别是在社会大转型时期。比如，五四时期对儒家及传统道德的批判便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例子；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被信仰化”——写进永恒真理的手册、登上大学生“两课”的课本、成为公务员考试的标准答案而不容被质疑时，人们对这些“信仰”只能产生仇恨。一旦过了这一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法国，宗教仍然作为一种纯粹的信仰存在，而在中国，儒学及传统文化正在逐渐复兴。

 

　　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当个人理性狙击这些与专制制度相勾结的信仰时，应当站在一个更“理性”的高度克制自己破坏一切的本性。斩断了它们与专制的纽带后仍疯狂地攻击这些信仰，只会让民主的转型失去全部的盟友。我们的个人理性应该警惕的是专制背后所倚赖的信仰，而非所有的信仰。那些仍属于最纯粹的领域、与政治无涉的终极信仰，不应该受到个人理性恶意地攻击；那些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延续的有益信仰，甚至应该得到理性地保护与培养。

 

　　前文说过，不论对每个人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信仰都是必不可缺的。那么，在美国这个个人理性盛行的国家，除了没被攻击的宗教信仰外，其信仰的主要源泉还有什么呢？法国人把宗教信仰的命都革了之后，其又信仰些什么呢？

 

　　在民主国家，“公众的意见”成为了这种新的主要信仰。人们不再像在贵族制度下“盲目相信某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转而相信群众的智力。托克维尔这样描述道：“在美国，多数拥有向个人提供大量的现成见解和减轻个人构思己见的负担的义务。在哲学、道德和政治方面，还有一套关于每个人应不加论证而接受公众的信念的理论。” 公众的意见成为了个人理性的唯一向导，获得了无限的权力。

 

　　然而，古老的问题仍然摆在新时代的面前。信仰一旦成其为信仰，便获得了一种可以摆脱或者暂时摆脱个人的理性之审视的权威。如果对这一权威不加以限制，新的专制的威胁近在眼前。

 

　　在美国，多数人的意见成为新的信仰后，很快便与政治结合在了一起，使其不得不承受“多数人的暴政”之苦。

 

　　法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大革命后，在一片信仰的废墟之上，“理性”本身成为了新的专制信仰，而且是古往今来最厉害的那个。托克维尔如此描述这样一个巨怪：“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独裁政党、政治强人、暴烈的少数民众肆意借着“理性”、“人民”之名施行最为专制的统治，更胜于贵族制下多种信仰相互制衡的状态。

 

　　托克维尔清楚地看到了这背后的逻辑：“假如民主国家把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各种强权推翻，而只受一个多数的专制权力的统治，那末，这只是换上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邪恶而已。”

 

　　我们或许仍然不能很好地阻止信仰在不经意间成为专制的帮凶，不过我们至少知道，是民主制度的发展催化了个人理性的成熟，而个人理性是我们对抗专制最好的武器。然而，在民主时代，我们需要提防的专制信仰竟然是我们的“理性”本身及其所催化的“公众的意见”。对此，我们别无他法，仍然只能依靠我们的理性本身以及其他善良而非残酷、包容而非专制的信仰。这是一场理性与自身赛跑、信仰与专制诱惑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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