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新疆的历史发展似乎出现某种转向。主要可以从几个层面判断，一是暴力事件日趋频密，从南疆向整个新疆扩散，而且暴力事件也从以平民为目标转向了以政府部门为目标。今年6月26日，在东疆的吐鲁番托克逊镇所爆发的暴乱中，“暴徒”有组织地袭击派出所与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典型案例；二是维吾尔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加深，对于极端宗教思潮的泛滥，不仅政府担忧，连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维吾尔世俗知识分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在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换，今年6月份喀什、吐鲁番、和田多地爆发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调50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赴全区50个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敌情复杂的乡镇，已经多达50个？！因为这几个层面的变化，可以说，新疆目前正在出现“维稳”压倒“发展”的趋势。

 

　　                      民间经文学校为什么重要？

 

　　在新疆历史转向的关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汹涌，或许正是这股暗流将左右新疆的未来，这就是新疆的民间经文学校（也即俗称的地下讲经点）。在新疆传统社会中，经文学校分三个等级：高级学校（大学）用于培养学术人才，主要设在喀什、莎车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里；中级学校设在县城或乡镇，主要用于培养一般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和教导成年人；初级学校则设在乡村，教导儿童学习宗教礼仪、《古兰经》、阿拉伯语等等。其实，初级经文学校也等于是帮助家长带孩子的托儿所、幼儿园。

　　经文学校在伊斯兰社会中，不止传承宗教知识，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后，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开始严格控制宗教活动，曾数次命令取消经文学校和经文课。文革以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政府控制放宽，民间很快又出现了大量的经文教学点，随着他们影响日渐扩大，政府的政策也从“疏导解散”从严为“查禁取缔”。新疆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只有一所，就是设在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而中级经文学校只有五所，分别设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至于初级经文学校，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所以，目前散布在各地乡村的经文学校，可以说都属“非法”，都是地下讲经点。我们中立一点，或许更应该称之为“民间经文学校”。

　　在伊斯兰社会中，经文学校是一个地方的中心，是当地民众了解社区事务的公共场所。随着宗教思潮的复兴，新疆乡村中的各类经文学校不仅没有随着政府的查禁而销声匿迹，反而大规模扩散，并在扩散中打破初级与中级的划分，出现成年人与儿童一起学经的状况。而这种扩散，又因为经历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长达30年的无神论洗礼，宗教人才断档、传统思想难以传承，所以异端叠出、外来新教派横行。在官方打压的威胁之下，“野蛮生长”的地下讲经点，充满了无序与混乱。在维吾尔社会全民信教，而且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说，谁能主导新疆的民间经文学校，谁就具有了影响新疆未来的能力。

 

                            　 　外来新教派的影响

 

　　目前来看，外来的新教派，意外地影响了众多新疆民间经文学校的方向。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击，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中部亚洲地区，都出现过共产主义信仰与伊斯兰信仰的“诸神之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信仰退潮，传统伊斯兰经学传承也受到几十年的破坏，他们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环境，给新的教派传入创造了机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成为伊斯兰世界各类新教派滋长的温床。而这种新教派的传入，在新疆的情况与当时还属于苏联的中亚五国是一致的。这个过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为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门槛很低，容易接受，而且来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更增加了亲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亚立足。

　　诞生于18世纪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国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扶持与推广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凭经立派”，可以衍生出对经典的多样化解释，这为神学理论的本土化创造了机会。根据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教育宣讲”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将“本土化的瓦哈比”当成了意识形态的头号大敌。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响之下，“年轻妇女蒙面、穿黑长袍和青年男子留大胡须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强调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礼仪的现象增多，电子通讯工具中的宗教内容增多，要求朝觐的人员增多，学经人员增多，清真寺等建筑‘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不清真’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现象增多”。（中共特克斯县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教育宣讲，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叶城县政协副主席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参加主张分裂的“东突党”，在上世纪50年代被判刑入狱20年，1977年刑满获释。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因为宗教上的专业水平，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成为新疆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从1987年开始，在他创办经文学校，追随他学经的“塔里甫”，据说有800多人，号称“八百弟子”。尽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强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的经文学校，但他的弟子们已将他的思想散布到了新疆各地。

　　回顾新疆此后的历史演变，无法回避的开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县的“巴仁乡暴动”，其骨干成员正是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经文学校的学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疆独成员，大多都受过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是新疆当前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诞生于中东的新教派，也从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然后又从费尔干纳盆地传到中部亚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个对新疆深具影响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见的称呼是“伊斯兰解放党”，由巴勒斯坦人纳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于1953年在约旦创建。纳布哈尼毕业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本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因与当时的穆兄会有思想分歧而另创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该教派宗教色彩浓厚，坚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伊扎布特”宣布“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在国际社会眼中，开始转型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2009年，在乌鲁木齐爆发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推动，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关键的一股。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已宣布“伊扎布特”为非法组织。

　　无论是瓦哈比还是伊扎布特，都是通过民间经文学校，在新疆发挥影响。据新疆社科院院长吴福环《“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一文介绍：“新疆『伊扎布特』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以办学讲课（阿拉伯语等）的方式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这可谓伊扎布特在新疆的开场。

 

　                             　被忽略的教派冲突

 

　　民间经文学校自发扩张，纵横交错，令新疆的教派分布出现复杂变化。这期间，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争夺的对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尔清真寺的阿訇阿荣汉•阿吉，在准备去清真寺主持当天早晨的第一次祷告时，与他的儿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儿子也被刺13刀。经抢救，阿荣汉•阿吉及其儿子生还。后来，刺客被新疆警方抓获。政府认定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所为。

　　但据新疆兵团干部陈新元介绍，新疆维族上层人士中，颇有人认为阿荣汉被刺是教派之争。“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陈新元《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

　　横向比较来看，1949年之后，同为伊斯兰民族，中国回族内部教派冲突依旧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属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沟门宦回民与陈家沟门宦回民，为了争夺正统性，在宁夏西吉县爆发教派械斗，两派出动数千人次，动用枪支、土炮、炸药等互相攻打，出现几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的状况。经过四次械斗，“陈方杀死沙方36人，杀伤沙方9人，沙方杀死陈方14人，杀伤17人，绑架陈方2人生死不明”。“沙陈事件”据说最后是由兰州军区出动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纵向比较，那么在新疆历史上，涉及教派之争的案例更是不枚胜举。最著名的莫过于同属苏菲教团的“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在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此事也被大书一笔。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所推动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是新疆历史的一大转折。但此后在新疆所发生的各种斗争，是否都已与历史切割，脱胎换骨，完全变成官方叙事中压迫与反压迫、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些教派冲突，特别是瓦哈比、伊扎布特等新教派进来之后，是否因视角不同，而在过去被认定为属于其他性质的冲突，也应该予以重新审视。这对于化解未来矛盾至关重要。

 

　　                             不能确定的未来

 

　　政府已将打击地下讲经点视为“维稳”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报章，涉及新疆的报导，时常会提及“地下讲经点”与恐怖分子的关联。但是，在新疆，伊斯兰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经文学校在生活上的种种作用，无法漠视。或许，未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对于农村的宗教氛围会有所影响。目前来看，地下经文学校几乎是不可能被取缔的。这是新疆地下讲经点的发展趋势之一。

　　由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进无神论运动，导致后来的信仰断层，令中东的新教派获得机会进入新疆，展开前所未有的大扩张。不同教派对信众的争夺也是必然的。即便王乐泉主政新疆十几年间所建立的极权化统治，对地下讲经点进行持续打压，也没有改变这种扩张趋势。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种种我们目前可能还无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扩张，这是新疆地下讲经点的趋势之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硕士生丽扎在《新疆地区非法宗教活动现状浅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处地下学经人员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民族分裂活动。”所以地下讲经点是否会成为对抗政府中心，是所有关心新疆的人都感兴趣的话题。

　　当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兰经文学校，莫过于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所领导的阿富汗难民营伊斯兰学校，也就是媒体所讲的阿富汗“塔利班”。奥马尔的经文学校最初也是只有800余名学生，在1995年因为不甘于遭到军阀破坏的阿富汗现状，率学生军发动了“进军喀布尔”，竟然一举荡平除马苏德之外的各派军阀。不讲奥马尔后来收容本•拉登，制造众多挑战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讲最初的理想主义冲动，那么奥马尔的举动或许可以跟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事件相提并论，远如东汉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学生“登车揽辔，澄清天下”，近如上世纪20年代黄埔学生军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兰教高级经文学校的学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语Talib的音译，中国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学经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带的学生一般另称为“满拉”。可以说，目前新疆的地下讲经点并不具备成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装集团的机会。但是，地下讲经点是否会成为对抗政府的中心，取决于何种宗教思想主导经文学校的方向。对于政府来说，完全取缔地下讲经点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讲经点被极端宗教思想所主导，则应是工作的重点。

　
 　民间经文学校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因为“非法”状态，始终处于暗处，其影响也可谓之“暗流”。暗流潜藏于地下，积蓄力量，一旦冲出地面，可能会冲毁一切。而当前中国政府，对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处处设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触第一手材料极为困难，而享有资源优势的官方学者却又受制于“三股势力”的教条论述束缚，使得当前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新疆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发展趋势，都缺少深入了解。所以，类似地下讲经点这类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来发展还需更进一步观察。

 

 

       （本文转载自：蒋兆勇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0624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