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积聚多年的问题与矛盾藉由2009年“七五”事件引爆后，中央政府曾大举派员赴疆调研，从国家层面对治疆方略予以调整，并急调张春贤入疆主政。三年来，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逐步赢得民心，并不断压缩极端势力的存在空间。

 

    但与此同时，疆内规模不等的暴力袭击事件却从未停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还从传统恐怖暴力多发的南疆地州蔓延至经济状况较好、安全态势稳定的东疆吐鲁番，11月28日更祸延内地，在极具政治敏感的天安门制造袭击事件。

 

    而梳理这些频发的暴力袭击事件，都能看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鲁克沁“6•26”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嫌犯，就曾在电视采访中称，自己的杀人动机是通过暴力和杀戮换取进天堂的资格。在新疆历史转向的关键当口，对于这种在维吾尔社会中急速蔓延的极端主义思潮，不仅政府担忧，新疆世俗穆斯林人群亦深感不安。

 

                               世俗化的逊尼派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认为，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本土化后，可以细分为四种社会群体。第一种是新疆最世俗化的“文化穆斯林”。这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构成。这部分人很少参加念经、封斋等宗教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有农民、普通市民，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活动的实践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常人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就是常说的瓦哈比教派，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平时严守戒律，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经由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人群发展而来，以宗教“改革派”为旗号，政治色彩明显。

 

    瓦哈比教派是近代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为沙特阿拉伯国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传入新疆哈密地区，至今哈密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保守穆斯林。

 

    但新疆的瓦哈比教派并未照搬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和习俗。比如当地人并不穿沙特的罩袍，全县也看不到一个蒙面的女人。虽然许多民众认为看电视会影响清修，但并不排斥汽车，亦多使用手机，有实力的人也乐于购买大房子。

 

    吐尔文江告诉《凤凰周刊》，不仅瓦哈比派在新疆的本土化中不会完全复制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本土化的过程体现出：“我接受你的宗教思想，但拒绝改变民族传统”。例如，在喀什至今仍很盛行的占卜、算命等活动是萨满教的习俗，而针扎“小人”的巫蛊之术是汉民族遗风，这些都是伊斯兰教教义绝对不允许的，但在新疆并没有被维吾尔族人丢弃，反而得以接纳和保留。

 

    并且，想要在维吾尔社会推行瓦哈比教派思想其实并非易事。该教派教义严苛，禁烟、禁酒、禁赌，不能看电视，不能穿花里胡哨的东西，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唱歌跳舞，因为这会扰乱心智，影响对真主的虔诚。尤其对女性，从着装举止到日常生活，更有诸多限制。此外，该教派传入新疆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被禁锢多年的维吾尔族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许多民众愿意追求世俗化的时尚生活，自发排斥瓦哈比教派。

 

    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穆斯林一直在维吾尔社会中占据主流，但随着这个群体近年来社会阶层的逐渐提高，人数却越来越少。以前该群体中还有小商小贩或者自由职业者，到目前基本只剩下公职人员和干部以及一部分大学生群体。而人数众多的世俗穆斯林群体，也越来越趋于保守。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正后来居上，快速侵蚀上述两个群体。

 

                             保守教派的兴起

 

    瓦哈比教派信众规模迅速扩大，主要途径是通过私办经文学校的方式培养信徒“塔里甫”。在发展之初，瓦哈比教派打着宗教改革的旗号，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图，而更像是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斗争，因而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人士介绍，瓦哈比教派只是伊斯兰教的一种改革运动。此教派认为，现在的伊斯兰教已经发生了变异，只有穆罕默德时代才是公正的（在穆罕默德时代，有一些诸如反对暴力、反对高利贷、反对歧视女孩、主张解放奴隶等主张），因而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寻找伊斯兰教义的本来面目。

 

    瓦哈比教派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修学门坎低，容易被大众接受，且来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所以很快便形成气候。进入新疆后，因为提倡简化礼拜程序，扶贫济困并传授科学知识，也得到年轻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党政官员的支持。

 

    但是，由于瓦哈比教派可以“凭经立派”，每个传经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衍生出对于经典的不同解释，在表现形态上也显得五花八门。伊朗的、沙特的、阿富汗的、埃及的、土耳其的，有时连信众自己都搞不清楚。

 

    而这一教派在新疆积极推动社会生活领域的伊斯兰化，造成的**影响也日渐凸显。思想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妇女不再穿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一袭宽大黑罩袍。南疆某些地区甚至禁止音乐、传统歌舞、绘画、雕塑等社会文化活动，并指责维吾尔族婚丧习俗违反伊斯兰教义等。

 

    尤需注意的是，瓦哈比教派催生出极端主义者，如新疆瓦哈比教派最具盛名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及其培养的“八百弟子”。阿不力克木原本是阿克苏库车县的一个农民，他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

 

    上世纪50年代，阿不力克木曾因分裂主张被判入狱20年，1977年刑满释放。因为其宗教学术上的修养，出狱后的阿不力克木当选了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从1987年开始，他开始创办经文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全疆各地追随他学经的学员约有800余名，号称“八百弟子”。他曾组织学员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这些学员后来遍布散落全疆，成为各地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

 

    而更多诞生于中东的伊斯兰新教派，也与瓦哈比教派几乎同时进入新疆，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伊扎布特”，“伊扎布特”更常见的称呼是“伊斯兰解放党”。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该组织宗教色彩浓厚，坚持“非暴力”理念，但在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开始转型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已宣布“伊扎布特”为恐怖组织。

 

    公开资料显示，“伊扎布特”最初在新疆以办学讲授阿拉伯语的方式进行发展。其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

 

    保守主义的扩散，已经开始在新疆维吾尔社会世俗化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反弹，并成为政府意识形态管控的对象。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在《新疆日报》撰文认为，刻意通过这种手段来强化民众的宗教身份意识，目的在于逐步侵蚀甚至灭绝维吾尔传统民族文化。

 

                             经文学校的影响力

 

    除了瓦哈比教派和“伊扎布特”，对新疆影响较大的还有被称为“伊吉拉特”的“迁徙圣战组织”。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虽然没有类似于“东伊运”完整统一的组织，但是它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并将职业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该组织于2005年在新疆喀什制造恐怖事件后被关注，目前已发展成为当前新疆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制造者。“伊吉拉特”还是2012年6月和田劫机事件的幕后黑手。

 

    这些外来教派，几乎皆由地下经文学校在新疆发挥影响。对于伊斯兰教信众来说，《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语言，要经常诵读。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和离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古兰经》经文，而且只有诵读阿拉伯文本的《古兰经》才有意义。

 

    在非阿拉伯语系的新疆，宗教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经文学校来实施。传统的经文学校分为三个等级，高级学校设在喀什、莎车等地大寺院内，专门培养上层宗教人士；中级学校设在较大的县镇寺院里，是成年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的场所；初级学校则遍及乡村，入学者基本为少年儿童。学习内容包括宗教仪式、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哲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在维吾尔社会，经文学校不止传承宗教知识，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个体系曾被上世纪50年代以后长达30年的无神论运动打破。1950年，随着新疆教育部门对疆内小学进行接管和改革，各地学校停授经文课。尽管此后考虑到宗教界的要求以及新疆的实际，恢复过一周两节的经文课，但因初级和高级经文学校陆续停办，宗教学校及学生一直在减少。到1958年，自治区政府再次明令取消经文学校和经文课。

 

    “文革”以后，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民间很快又出现了大量的经文教学点，有的地方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到了80年代，疆内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宗教人士擅自开办的经文学校或教经点。随着他们的影响日渐扩大，新疆政府开始从“疏导解散”转而“查禁取缔”。

 

    不过，随着1999年以后席卷全球的宗教思潮复兴，各地私办地下教经点再次出现，只是场所更加隐蔽和分散，学经人员也呈现出低龄化和女性化趋势。由于曾经历近30年传承中断，伊斯兰宗教人才断档，导致异端迭出、外来教派横行。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在《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分析》一文中分析，私办经文班持续不衰根源于普通教众学习经文的需求，一直未从合法渠道得到解决。文章认为，新疆民众学习经文的需求，既有宗教原因、民俗习惯，亦有道德希冀。很多送孩子入经文学校的维吾尔族家长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懂得起码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如参加葬礼时，口诵经文就是礼仪的重要部分；并且学习经文、接受宗教礼仪训练的孩子更懂礼貌，更听家长的话。尤其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乡村，有宗教常识并遵守宗教规范的孩子会受到村民赞誉。

 

    但以新疆现有的宗教教育能力，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仅有一所设在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中级经文学校有5所，分别设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的硬性规定，现在遍布全疆的初级经文学校均属“非法”。

 

    有观察者认为，维吾尔社会全民信教，且大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遍布新疆城乡各地的地下讲经点像一股暗流，左右着新疆未来的走向。1997年“伊宁事件”就是由地下传教热潮中的极端主义观念发展为信众在伊宁街头的暴力恐怖行为。在喀什地区叶城县，甚至发生过多起利用婚丧活动传播极端宗教主义思想事件。

 

    从80年代开始，一些人通过结婚时不给念“尼卡”（穆斯林结婚时的一种教法仪式），死后不送葬，过节不拜节等做法，向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包括党员干部施压，使其在本族人中孤立，强迫其信教。而宗教在风俗礼仪中的强化，又促使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成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

 

    据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介绍，当地政府前几年就发现有人劝说民众不要去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鼓励找不到工作的维吾尔族青年撕毁政府颁发的毕业证书。在这种宣传鼓动下，很多家长不愿再送孩子去学校，而是到地下经文学校学习宗教知识。

 

    然而，地下经文学校的虐童事件屡有发生。2012年5月，在库尔勒一学经儿童因背诵不出经文被殴打致死。一组由维吾尔民众上传至微信的照片中，一位学习经文的小女孩被非法教经人员用电线抽打，从头到脚伤痕累累。

 

    打击遍布全疆的地下讲经点，已成为目前政府反恐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政府查处力度的加大，在疆内私办经文学校的空间缩小，成规模组织新疆青少年到内地的经文学校、阿拉伯语学校学经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类学校多以学习《古兰经》为基本内容，同时灌输民族分裂思想，鼓动学经者在未来为“圣战”奉献自己的一切。

 

                           全球穆斯林“往回走”

 

    吐尔文江认为，新疆保守穆斯林群体迅猛增长，与国际大环境有关。目前全球伊斯兰都在向保守回归，而且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包括曾经铁腕推行世俗化运动的土耳其。

 

    世俗政治仍是多数土耳其人坚守的价值堡垒，头巾则被视为伊斯兰政治的象征。根据土耳其“基汉”通讯社（JEHAN）的描述，该国民众认为，禁酒、戴头巾、留胡子，与国父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价值取向格格不入。但对于遵循圣训的人而言，这是他们的宗教自由。2008年2月，曾有超过10万土耳其民众走**头，抗议政府取消伊斯兰妇女戴头巾的禁令。一名抗议者声称，他们的抗议并非针对戴头巾的妇女，而是针对那些无视头巾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意义的人。

 

    2013年10月底，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四名女议员首次在议会当中带着头巾出席会议，打破了该国90年来的惯例。11月16日，土耳其国家电视台首次出现了戴着头巾的女播音员的画面。很多人开始担心，这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不介意别人戴头巾或者天天去清真寺，但是，我也不希望别人要求我的女朋友戴头巾，还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指指点点。”

 

    女性服饰装扮上日趋伊斯兰保守化被看作全球穆斯林“往回走”的一个重要表现。一些已经建立世俗政权的穆斯林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多民族国家，都开始不同程度遇到所谓“头巾问题”困扰。

 

    与新疆相邻的哈萨克斯坦情况也不乐观。2011年3月，西部省份阿特劳州的一所大学，曾因拒绝一名身着阿拉伯黑罩袍的女性进入大学校园引发全国激烈的论辩。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后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哈国妇女穿着阿拉伯黑罩袍。哈萨克斯坦最高宗教首领也呼吁哈国民众按照自己的传统和礼节行事，而不是穿上阿拉伯或阿富汗妇女的服装。

 

    “头巾风波”甚至在新加坡出现。今年10月，一名理工学院讲师在一场论坛上提问有关回教护士戴头巾的问题，引起网民发动请愿。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就此回应称，政府有责任平衡不同社群需求。《联合早报》亦刊文呼吁国人提防种族宗教暗流，避免国家陷入危机和动乱。

 

    而新疆目前面临的状况，似乎比这些国家更棘手：除了“头巾”，亦开始出现妇女蒙面。过去在南疆，维吾尔族妇女外出不蒙面要受到“卡孜”鞭挞责罚。1950年后，由于民众自己有了选择权，蒙面、封斋人数减少，到80年代蒙面现象重新出现并不断增多。如果说蒙面算是一种宗教行为，那头巾则是维吾尔族女性传统服饰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旦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酝酿社会**情绪。

 

                                 极端主义风向

 

    在吐尔文江看来，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地区经济衰落，社会矛盾丛生。“近年来维吾尔社会遭遇到严重挫折，就业率大幅下滑，整个社会贫困面大幅度提高。维吾尔人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边缘化。”“如果维吾尔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什么极端主义来了都没用”。但现在，诸如“岗位都被汉族人抢走了，我们的资源一车一车都被拉走了，工厂里都是汉族人”等言论，成为极端主义者煽动信众的最好说辞。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伴随日益加剧的维汉矛盾，维吾尔社会愈加趋于保守。这种趋势先是反映在服饰上出现的长袍面纱。多有维吾尔族妇女迫于社会压力重新蒙上面纱，蒙面的方式也由传统的白色、棕色的长幅蒙面巾变化为中东国家传入的黑色面巾和黑色长袍。一位在乌鲁木齐定居的女士回和田老家参加婚礼，惊讶地发现以前的女伴不但全部蒙面，连短袖的衣服都不敢穿，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如不这样做，这些女子在村子和社区里就会遭到斥责和排斥。在和田地区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的一个乡村，《凤凰周刊》记者甚至看到一位幼小女童亦被包裹黑巾。

 

    一位在霍尔果斯口岸工作的维吾尔人士披露，他见到由境外进口到新疆的“吉里巴甫”（具有穆斯林原教旨色彩的黑色长袍面罩，是女性服装）一个批次就有5万件。这些黑色罩袍用料考究，做工精湛，价格不菲。在乌鲁木齐的高阶人士中，偶尔能看到穿着这种衣服的年轻维吾尔女性，只露出两只眼睛，黑色罩袍的丝绸面料闪耀着光泽，脸上蒙的黑色面纱甚至与名牌手包一样成为时尚的象征。

 

    维吾尔男性服装上的变化不太明显，但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仅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一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砸坏。男性做礼拜的姿势也由新疆传统的双手相握自然下垂改为交叉抱肩。他们还被说服让妻子辞掉外边的工作，重新蒙上面纱并穿上代表纯洁、坚贞的黑罩袍。根据一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和田维吾尔族青年观察，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颇有一些口碑不太好的年轻女性为了把自己嫁出去而重新蒙面。

 

    除了服饰，保守甚至趋于极端的观念慢慢渗透至日常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强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热木”（不清真）的区别：如内地食品、汉族人种的蔬菜、政府发的结婚证、送给贫困户的电视机、盖的抗震安居房等等都是“不清真”，而与政府对抗就是“清真”。在南疆和田乡村，目前维吾尔族人的很多婚礼已经禁绝音乐与舞蹈，葬礼则不再有哭声，也不再给去世的亲人上坟。

 

    喀什也流传着一些连能够背诵《古兰经》全本的宗教人士也没有听说过的新观点。比如“女人出去工作、做生意赚的钱是不干净的”。这个观点的盛行，导致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维吾尔族女性被迫回家，失去经济来源，而因经济不再独立遭遇“合法”家暴的维吾尔女性日益增多。

 

    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照片即会遭到辱骂，许多身着及膝连衣裙的维吾尔女孩，遭遇莫名其妙的辱骂和殴打，有的还在婚礼现场被扔西瓜皮。保守势力称类似的行为是“维吾尔净化运动”划分“真正的穆斯林”和“异教徒”，并用暴力排除异己。今年8月，吐鲁番市亚尔乡一位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3名来自和田的极端主义者杀害。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阿里木•热合满认为，运用这些极端手段是为了逐渐地侵蚀和消弭维吾尔民族传统宗教文化，重塑地方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充斥着暴力思维的极端思想也经由现代传播技术进入新疆。在很多南疆青少年的房间里，都挂着塔利班战士的照片，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古兰经》。这被一些青少年奉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从他们的智能手机里，能找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一个人在用维吾尔语宣讲，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是一排排拿着枪的阿拉伯兄弟。

 

                                  民心争夺战

 

    新疆地方政府的许多汉族官员认为，目前出现的保守宗教势力兴起除了源于境外势力影响，亦因为中共曾放松新疆宗教政策，但维吾尔族官员则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如何赢得民心。一位和田县维吾尔族官员称，这里99.98%都是信教群众，宗教极端思想又在渗透，要想赢得支持，需要更细致的工作，“那些宗教人士的‘群众路线’走得比我们都好”。

 

    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证实，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主张，一些宗教人士常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们扶危济困，借贷也不需要偿还。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一个村一年只有几万元，基层政府连过节慰问贫困户都成问题。这导致一些宗教人士在当地乡村的声望，远超基层官员。

 

    而存在于乡村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官员的粗暴做法，更激化了矛盾。新疆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毕业后在南疆做种子培育实验时遇到大旱，但所在村庄始终不予供水，直到这名学生塞给村支书3000元人民币的“红包”，才得以取得水源。

 

    许多维吾尔族官员支持目前新疆发展经济的民生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压缩极端势力生存空间，为新疆政府争取民心（详见《凤凰周刊》2013年第15期，总第472期报道）。此外，新疆当地学者认为，目前新疆政府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亦旨在增加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化因素。但如何使“现代文化”发挥社会影响力，放眼世界，新疆也找不到学习的榜样。

 

 

             （本文原载：《凤凰周刊》2013年第35期 总第4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