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十个年头，亦是适当的时候去回顾在香港特区内政府与天主教会关系的转变。

      大体上，在香港的天主教会内部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宗教自由基本上得到保障。天主教徒一如既往，可以自由活动及传播福音。

      然而，这十年中发生不少社会事件，却着实影响着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笔者回顾过往十年的发展，尝试透过以下十项事件，分析回归十年来的政教关系。

                                               居留权事件（一九九九）

      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在港的居留权问题。于一九九九年初经香港特区终审庭的确认，却引来特区政府的不满，结果政府诉诸于全国人大释法这一秘密武器，终审庭的议决遭到否定。

      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枢机于六月六日发表牧函，除了支持港人所生子女在香港拥有居港权之外，更批评特区政府动辄寻求人大释法，将损及一国两制的精神。

      显然，事件引发出所谓对“一国两制”理解的矛盾；特区政府以至中央政府首先看到的是一国，而教会及非政府组织所看重的却是两制。

      事件延伸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香港教区不理香港政府的反对，为在港等候法律裁决的内地儿童提供教育服务。事件虽然没有引发政府与教区之间的法律诉讼，却使到有些亲中的媒体将香港教区的陈日君助理主教定性为鼓吹公民抗命的人。（《星岛日报》，A7版，2001-12-30）于是，在中方来看，问题由政策取态的不同演变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一百二十位致命真福列入圣品（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罗马天主教会将一百二十位于近三百年内在中国大陆上致命的中外教友及神职人员，列入圣品。选择列圣的日子原为纪念传教事业的主保圣女小德兰的庆辰，但由于列圣的日子却偏偏又是中国国庆日，中国政府却将事件理解为对中国的挑战。

      起初，北京多次透不同的渠道要求香港教区低调处理列圣的庆祝活动。但到了列圣日子迫近之际，北京官方变为高调攻击列入圣品人士的个人操守。于是，问题又一次由技术性的争议转变为立场的争议。平心而论，亲中媒体对列圣品的批评，差不多都来自一些八十年代初期极左的政治材料。这种极左的立论，在国内的学术界及文化界早已遭人扬弃，偏偏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却有政府拉出这些旧材料老调重弹，令人感到政府内不同部门的反覆无常。

                                          胡振中枢机的逝世（二零零二年）

      深受病患困扰多年的胡振中枢机，于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逝世，意外地为紧张的政教关系提供缓冲的契机。

      由于胡枢机在教会内地位超然，教宗特别委派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塞佩枢机主教（Cardinal Sepe）为特使，来港主持九月二十八日为胡枢机所作的安所弥撒。留港期间，塞佩枢机拜访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虽然这一类接触主要仍只是属于礼节性会面，但却增加了香港教区与政府之间的友好气氛。悼念胡枢机的期间，香港特区行政首长与多位高层官员都有到天主教总堂表达哀思。新接任的陈日君主教亦躬亲接待他们。一连串的友好示意，反映出教会与政府之间，其实存在广阔的调和空间。

                                    反“二十三条”的民间运动（二零零三年）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特区政府应就国家安全问题，自行立法，其条文如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二零零二年秋，香港特区政府匆匆将“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期间所产生的民间反响，相信读者已很清楚，无需笔者再加详述。值得注意的是，二零零三年特区政府以至中方驻港机构，毫无保留地为“二十三条”护航，亦从他们的网络中估计，立法工作虽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反对，但却理应能在立法会上稳得足够的支持票而顺利通过。中方的驻港机构亦到处拉拢社会上各阶层团体的支持。因此，在七月一日有远远超过五十万以上的群众自发**游行，令到特区政府以至中方驻港机构大感意外。一些中方朋友告诉笔者，他们的驻港机构被迫全面调整在香港工作的人事及策略。

      按一些民间组织所理解，这次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抗争之所以大功告成，是有赖互联网发挥了空前的作用。然而，亲中人士对事件却另有理解。他们自信已稳住了香港各阶层的群体，但事后却承认未有做好对宗教界的工作，特别是未有处理与基督宗教的关系。

      于是，他们再次将矛头指向陈日君主教，认定了他是特区政府施政的主要威胁。

                                    教育（修订）条例的争议（二零零四年）

      特区立法会于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通过了“教育（修订）条例”，规定所有资助学校的校董会，必须最迟于二零一零年或之前，完全法团化。天主教会忧虑日后由法团化的校董会主持的学校，无法落实教会的教育理想。陈日君主教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致函全体天主教学校，敦促他们维持现存的校政架构。另一方面，陈主教亦积极寻求法律意见，并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就条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可惜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高等法院裁定香港教区败诉。

      条例的争议虽然尚未到最后的阶段，但已可以说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特区政府与办学团体之间的互信至此荡然无存。另一方面，条例本身亦令到教会内许多人士质疑应否继续办学。

      至于公众方面，停办教会学校，无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学校的建议，都会被视为一种社会损失。结果，是在任何一方皆得不到利益而所有涉事群体均感到受挫的情况下，将整个香港的中、小学教育体制修改得天翻地覆。

                               天主教徒获任命为行政长官（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以个人理由辞职并获中央接纳。中央政府随即任命当时的政务司司长会荫权出任署理行政首长。会氏为一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的选举中，会氏在选举委员会七百九十六名委员中，得到七百一十人的支持，顺利当选行政长官，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宣誓就职。

      经历多年来教会与政府的磨擦之后，会荫权的接班，的确有效地缓和教会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不过，教会对会是否一个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不愿轻易下定论。陈日君主教在传媒询问到他对会氏的印象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好的教友不一定就是好的特首。”

      这句说话可圈可点。而且，这也说明了教会与政府的冲突，是对事而非对人。这为双方在日后的争执中，厘清了不必要的误解。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逝世（二零零五年）

      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二零零五年四月二日（罗马时间）在梵蒂冈逝世。数百万天主教徒，特别是年青人，从世界各地涌向罗马去追悼他。在香港，四月四日及四月七日分别举行了两次大型的追思弥撒，有数千人自发地在主教座堂参与。

      行政长官会荫权也亲身出席这些礼仪。他的出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并未使人感到意外。作为天主教徒，他的参与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中国政府为了抗议台北方面有领导人参与教宗的丧礼而拒绝出席，但外交部的发言人刘建超仍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逝世表示哀悼，这是教宗任内中方非常罕见的友好姿态。

      由于传播媒介的大量报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丧礼及新任教宗的选举成了香港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政府对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似乎表现得相当友善，又使本地的传媒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中梵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会得到改善。实际上前路依然遥遥呢。

                                     世贸会议及反全球化的抗争（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底，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数以千计反全球化运动的示威者亦因而抵达香港。

      海外示威者当中，以来自南韩的农民人数最多。虽然他们当中很多都不是天主教徒，但在香港工作的韩籍神父却踊跃出来为他们服务，并且参与游行队伍。不少本港的天主教团体都为来港请愿的韩国农民给予道义上的声援。

      整整一星期的对立，为示威者及警方均是一大负担，到了大会结束的当日，双方的正面冲突最终全面爆发。结果警方拘捕了多达九百余位示威人士。陈日君主教及一些维护人权人士强烈谴责警方对示威者作无理逮捕及不人道对待。陈日君主教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的公开声明中提到，警方完全忽略了他们对被捕者的责任。清水、食物及卫生护理用品一无所有。陈主教更称这是“香港人的耻辱”，认为应就事件向前来香港就世贸会议请愿的南韩农民致歉。

      陈主教的声明虽然已算十分温和，但却引起几个警务人员工会不满，他们强调当日的纪律行动是合理而且有必要的。他们觉得遭到误解，因此要求陈主教道歉。他们甚至扬言要告到罗马向教宗投诉，希望教宗撤换陈主教。

      有趣的是，陈主教十分欢迎他们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在世贸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内，即在刚刚满了七十四岁的当儿，致信教宗要求准许辞职。他个人来说，一直希望尽早离开主教职位而有机会继续为培育中国年青神职人员效力。

       陈主教与警务人员的纷争，显示出问题的另一种复杂性。同一件事件，可以有很多受伤害者，有时连执法人员也感到自己受到伤害。

                                        陈日君主教荣升枢机（二零零六年）

      另一方面，教宗本笃十六世非但没有接受陈主教的请辞，反过来加重了陈主教的任务。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教宗宣布晋升十五位新枢机，当中就包括香港教区的陈日君主教。

      三月份陈枢机在罗马领受红冠回来之后，在香港举行了庆祝酒会，并邀请特区政府及中方驻港机构负责人出席，但结果是行政长官出席了庆典，中方官方却拒绝参加。

      中方官员缺席，也许是因为他们长年以来一直将陈枢机定性为“制造麻烦者”，而传媒亦将陈枢机的擢升，理解为教宗有意显示对中方的强硬路线。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教宗，却是一个不受外在因素左右的人，他擢升新任枢机，与他其他行为一样，并非要触怒任何人，也不是要讨好任何人。他只做他认为应做的事

                               国内三宗非法祝圣主教事件（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的四月三十日及五月三日接连发生两宗天主教会内的非法祝圣主教事件，马英林在云南省昆明市及刘新红在安徽省芜湖市分别接受祝圣。罗马教庭对这两宗未经教宗授权的非法祝圣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及至十一月三十日，江苏省徐州市同样发生非法祝圣事件，受祝圣者是王仁雷神父。教廷同样予以谴责。

      五月间，不少传媒猜测非法祝圣事件是冲着陈枢机的擢升而来。然而，早在二零零五年底，已经有消息传出说马英林将前往昆明担任主教，而实际上他本人亦有向罗马教廷申请批准，只是审批过程尚在进行期间他已偷步举行祝圣礼，才产生抵触教会法典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底，尚接待教廷的两位高级官员以文化交流名义前往访问。这反映出他们也力求修补因非法祝圣事件所产生的恶果。

      意想不到的事，一件小插曲令到事件变得直接与港人有关。事缘特区行政首长会荫权于六月五日在昆明出席期间，参加了主日弥撒。而弥撒却刚巧由马英林主持。于是有一份本地英文报章大字标题指控会氏违反教会纪律。（SCMP,2006-6-6）事件惊动了天主教香港教区秘书长李亮神父出面澄清，表示教廷并无规定禁止教友参与国内公开教会的宗教活动。  （SE, p.1, 2006-6-18）

      但无论如何，会氏的个案已引发香港教友的忧虑，以至笔者要在教区的《公教报》撰文澄清疑虑。以会氏当时的处境而言，他是无辜的。

                                                 这十项事件有何启示？

      若要说到这些事件带给香港的天主教徒甚么启示，我们可以分以下三点来讨论。

      打错目标

      亲北京的传媒不断攻击陈日君枢机，说他是“制造麻烦者”。他们误以为天主教会大体上是很温驯的团体，只是陈枢机一人是那么尖锐而已。这种心态反映出他们对天主教会欠缺了解。显然，他们选错了打击的对象。事实上是，天主教会整体对政治事件一直带有非常强烈的批判态度。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编《教会社会训导汇编》（试译本）的出版可为一例。

      亲北京的群体与传播媒介均有理解上的盲点，以为陈枢机的位置换了，情况就会改变。但他们不明白到，新的公民社会经已慢慢形成。人们在求取更大的政治管理透明度及政府的更高问责性。天主教会也许加速了变化；但即使天主教会不存在，这类的社会冲突依然是无可避免的。

      传媒火上加油

      教会与政府之间（包括与特区政府及与中央政府）需要有更好的渠道去沟通和交谈。然而，本地传媒却无所不用其极地将任何小事扩大，以会荫权在昆明参与主日弥撒的事情为例，传媒有意无意之间，都在挑起纷争及冲突，这使过往十年特区内的政教关系，倾向不必要的紧张。

      舆论对教会的误解

      另外，在舆论界亦有太多以利益竞逐的角度去诠释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纷争。传播媒介亦忽略到，教会所争取的，是公义本身，这与教会自身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甚至需要教会有所牺牲。居留权问题、教改问题、世贸的冲突等等，都不涉及教会而是涉及留港儿童、香港的学子及韩国的农民。教会的关注点，只能以二零零四年出版的《教会社会训导汇编》（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去理解。

      当人们发现为天主所爱时，便明白到自己的尊贵，知道不该自满，而要在一个更真挚的人性关系网络中，与人交往。在主的爱内成为“新人”的男女，有能力改变这些关系的规则和质素，甚至可以改变社会结构。他们有能力在纷争时带来和平，在仇恨中建立和培养手足情谊，他们亦能在充斥着人剥削人的时候寻求公义。只有爱可以彻底改变人类之间的关系。这观点可使每一个怀有善意的人，在真和善中看到正义和人类发展这广阔视野。（《教会社会训导汇编》，第4节。）

      这亦即是说，教会肩负先知角色，致力去改造社会及建构一个更合乎人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理解下，香港社会政治处境的改变，并不会影响教会的角色。教会经常保持其先知的身份，教会的取态未必为执政当局所欢迎，但必定是社会大众所急需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这类的争执也许会导致香港的政教关系趋于紧张，但似乎并不影响教会内部生活。香港天主教会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停滞后，近几年的新领洗人数开始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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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  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编，2004，《教会社会训导汇编》（试译本）

2.《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是一份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章。

3.《英文公教报》（Sunday Examiner）、天主教香港教区所出版的英文周刊。

4. 《星岛日报》，香港中文日报。

                       （本文转载自：《鼎》2007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