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r. Goldstein说，“本书（《雪狮与龙》）将在现实政治（real politik）框架内，用平衡的方式对西藏问题进行剖析，重点放在参与各方的策略。”

 

    在我看来，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科学治史，不偏不倚。将历史事实从纷杂的史料中解剖出来，并加上合乎理性的推断和解释。在描述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关系时，Goldstein引用了这样的史料：

    “然而，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很复杂。在这种“供施”体系中，八思巴远非王座的被征服者。西藏和蒙古档案中记录了两人之间一个令人惊奇的争执，显示出西藏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了，但坚持忽必烈要尊崇他无上的宗教地位。忽必烈开始拒绝，但最终缓和，同意当他私人听法时，上师处上座；而在其他场合汗王处上座。”

 

    这段记录为我们了解藏人常说的“供施”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治史者一般是世俗中人（非佛教信奉者），对藏人常说的“供施”关系理解不深，通常倾向于忽略在这一关系中“供”者的作用。而西藏流亡政府或流亡藏人一方，特别是僧人，倾向于夸大“供”者一方的上师地位。而这种关系，需要在现实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理解。Goldstein是这样记录五世达赖喇嘛和清朝顺治皇帝的会面的：

    “清朝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清朝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不表明西藏喇嘛一边政治上的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

 

     当然，在中国一方的史家看来，因为传统的八方来仪的天朝心态，清朝史料必定可以中找出五世达赖喇嘛臣服于清朝皇帝的证据。但是，从现实政治的框架中理解，此时的五世达赖喇嘛是令藏传佛教威震一方的强者；在此次见面中，清朝有求他的方面多，可能还是达赖喇嘛占上风。然而，清朝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到1792年制定《二十九条》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福康安给达赖喇嘛的这封信，看起来殊为无礼：

    “惟藏中事务向来毫无制度，达赖喇嘛惟知坐静安禅，不能深知外事，噶伦等平时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必当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训谕周详，逐加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议时，自当敬谨遵依办理。倘或狃于积习，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纵遇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孰重孰轻，惟听自择。”

 

     如果读者真的相信，只要达赖喇嘛不遵章行事，驻藏大臣官兵就会全数撤离，那可真是太天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福康安这封信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此时的福康安大兵压境，予取予求。但是，达赖喇嘛也并非全处守势，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他最大的战友。乾隆皇帝给驻藏大臣的信中如此写到：

 

    “通常，有能力的官员派到首都的职位任职；派到西藏的多是中庸之辈，他们实际上啥事也不干，等着任期结束返回北京。因此，达赖喇嘛和噶伦可以在西藏事务上为所欲为，视此无能官员如无物。如此，驻藏大臣变得有名无实。从今以后，驻藏大臣须有效监控西藏的管理……达赖喇嘛和噶伦不应垄断权力。”

 

     这就象县官手下的绍兴师爷。虽然名义上统治者是清皇和驻藏大臣，但实际上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只能全盘依靠达赖喇嘛和噶伦。有时甚至相反，处理具体事务的人才是真正管事的人。英明如乾隆皇帝，面对这种局面恐怕也只能说说而已。在大的框架下面，影响具体权力划分的因素很多，包括：驻藏大臣的能力、清朝对藏事务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达赖喇嘛本人的能力以及噶伦的情况。而从清朝在此期间多次对西藏的政治结构进行的改革看来，清朝虽然进行了多番更改，最后还是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个人认为，清朝改革的最大缺点是，使达赖喇嘛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看来，权力分离和权力制衡的理念对他们来说，太超前了。时至今日，达赖喇嘛仍然大权在握。瑞士SF1电视台最近对流亡藏人政府国会副主席的访问，显示情况依然如此：

 

    “Thubten Lungrig担任国会的副主席，他说‘所有重要的决定须要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问题）：‘这里曾有一个决定是违反达赖喇嘛的意见的吗？’
    （回答）：‘没有过。’
    （问题）：‘那是可以想像的吗，也就是有任何通过的政策是与达赖喇嘛的意见相反的？’
    （回答）：‘不可能’。”

 

     本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对近代西藏历史的把握和描述；以及对参与冲突各方的策略的恰如其分的分析。1911年～1949年是酿成当代西藏问题的重要时期。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相信很多藏人的感受是扼腕痛惜，达赖喇嘛和噶厦错过了改变自己民族命运的最好时机。二十年代，西藏放弃了最近一次现代化的努力，Dr. Goldstein敏锐地指出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西藏并未为此立即付出代价，因为此时中国完全陷入其内部事务和冲突，太虚弱而无力挑战达赖喇嘛。……西藏事实上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会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不祥的发展，和先前一样，闭上眼睛不理会现实，原封不动的退回英国政府的来信。

      考虑到目前流亡藏人对西方社会及其政治运作的熟悉程度，这一点真是一个讽刺。陈毅有句名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1949～1950期间，西藏政府面临灭顶之灾，不顾一切地向外求救，然而为时已晚。

 

     此间西方国家的反应也令人作厌。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一方面高举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则是汉斯·摩根索的信徒，秉承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主义。这种内建的矛盾是书中多次提到的西方“坏朋友综合症”的症结。下面这个例子堪称笑谈：

    “1948年，西藏政府用自己的护照派一个商贸代表团到美国和英国。香港的英国官员签发了3个月有效的入境签证。当西藏人在美国时，英国签证过期了；当西藏人例行公事般申请新签证时，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过渡期中的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根据英国官方观点，英国不接受西藏独立，但是接受西藏护照却隐含此意。英国外交部于是纠正此错误，向中国人保证犯了个错，承诺以后不会在西藏护照上签发签证。他们向西藏人建议，在另外一张写有“身份宣誓”的纸上签发签证。代表团感到既震惊又愤慨，他们拒绝这种做法，说如果这样，他们宁可不访问英国。他们的举动令在英国的西藏的朋友们惊慌失措，于是伦敦想出了一个机灵的解决方案，真实地表现出此时盛行的双重标准。他们小心地在过期签证章上划掉了“三个月”几个字，用笔在上面清楚地写上“九个月”。这种做法，使得他们信守了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没有在西藏护照上签发新签证因为这还是老签证。同时他们也欢迎西藏代表团使用西藏政府签发的护照访问英国。”

 

     相比较四十年代的历史，刚刚过去的历史则更加难以描述。一方面是双方政治立场对立，力图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歪曲）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历史中的人物还在世，考虑到对生者的影响，也难以对事实真相解密。尽管如此，Dr. Goldstein笔下的80后历史还是栩栩如生。

 

     胡耀邦在国内、党内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西藏推行怀柔政策，但是结果却是共和国第一次西藏戒严。党内很多人士批评胡耀邦搞乱了西藏，Dr. Goldstein不这么认为，

     “1987和1988年的骚乱本质上是被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的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异族消灭国家，毁坏文化的计划外的反应。

     这种细腻的分析反映了Goldstein的历史功底和深邃的大历史观。现在藏人怀念胡耀邦，认为他是对藏人最好的汉人。可是事去人非，胡耀邦已经作古，而西藏问题依然如旧，甚至更加恶劣。如今，共产党官方已经抛弃了胡耀邦的治藏政策，只是在宣传上，还总是把胡耀邦搬出来，证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王力雄的《天葬》中对此的分析则更让人信服，胡的政策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在硬的政治框架没有建立之前，一味的缓和政策只能让人觉得懦弱。藏人对西藏的要求不仅仅是能唱经、喝酥油茶，也不仅仅是恢复藏语、让藏族人做官，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谁主导和统治西藏。不能低估他们的民族感情，而民族感情是不能被赎买的。当然，现在藏人怀念胡耀邦，是和当前的强硬路线相比；失去了，才觉得宝贵。综观整个藏族历史，我的一大感受就是藏人的政治感觉非常幼稚。他们的政治决策基本停留在十分原始和直觉的境地，缺乏政治智慧。”

 

     80后历史中最让人嗟嘘的莫过于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挑选。Dr. Goldstein对此也着力很多。在这个堪称精彩的双方对局中，彼此你来我往，一招接一招。双方有一万个理由通过合作达到双赢的局面；然而结局却是双输的政治大崩盘。继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两个十世班禅之后，西藏再次出现了两个十一世班禅，双方的互信降到历史最低点。围绕这一对局过程，还有很多未解之迷，希望能够在将来揭晓：1. 恰扎活佛选择灵童根敦确吉尼玛之后，中国是否已决策仍采用金瓶挚签？中方如何考虑恰扎避免挚签的建议？为何放弃这一建议？2. 达赖喇嘛开始愿意和中国一方合作吗？为什么他不自己在印度或尼泊尔流亡社区中选择灵童？3. 在关键时刻，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何种信息？为何达赖喇嘛在此时先发制人？他的逻辑为何？’

 

     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挑选过程，让人不由得对将来十五世达赖喇嘛的挑选充满担心。目前，中国官方执行的是强硬的同化路线，这一路线随着青藏铁路的修通达到一个高峰。在目前国内的藏人中，爱国（拥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爱藏的十世班禅喇嘛已经过世，新选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还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影响；与他同一阵营的阿沛阿旺晋美年事已高，并因为其子阿沛晋美的情况在北京的信任度降低。国内高层已经听不到以藏人利益为依归的声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提高，这两个对手的实力相比越来越悬殊。西藏问题的合理解决，变得越来越缥缈。

 

     可能这其中唯一的亮点，是西藏自然景观宗教文化对国内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的吸引。我本人也是在这一潮流中开始关注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西藏这个符号面前，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起来。相对于被烟囱废气臭水笼罩的东部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蓝天白云和纯净的雪山草地；相对于烦杂的办公室和电脑和拥挤的街道，西藏人烟稀少，每个人似乎都与人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个藏人都在向你点头微笑；相对于做不完的事，赚不完的钱，藏人那虽然清苦的生活好像乐土一样，他们虔诚信佛，心中没有烦恼。这么一个被先驱的旅游者异化的西藏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一个小资，可能对离家不远的路不认识，却可能对“然乌湖”、“纳木错”甚至“墨脱”这样的地方如数家珍。

 

     注：本文是《雪狮与龙》译者序的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原载：作者博客2006年8月17日。

http://shiyulong.wordpress.com/category/%E7%BF%BB%E8%AF%91%E6%97%A5%E5%BF%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