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请允许我先分享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了施洗约翰临死前的一个故事。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派人去问耶稣，我们等待的弥赛亚到底是不是你啊？“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先锋，是宣告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他曾给耶稣施洗。但是现在，这样一个人却来确认耶稣的身份。也许因为他处在个人的困境中。他也许在想：如果你真是弥赛亚，快点让我出去啊。我怎么能因为相信你，做你的使者，却沦落到被杀头的地步呢？但更重要的是，他陷入了信仰危机。其实约翰很愿意自己衰微，耶稣兴盛。他并不在乎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只是他听过耶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而这些都超越了他对弥赛亚的理解方式。因为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说他有赦罪的权柄，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祖先。这与约翰宣告说亚伯拉罕的后代中有一位要来，看起来是矛盾的。到底祂是不是弥赛亚呢，或者说，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弥赛亚呢？约翰不是派人来向耶稣求救，而是在死之前必须确认耶稣是谁。换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然就死不瞑目。并且这也意味着，在任何政治处境下，一个人要问的首要问题，都是耶稣到底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起来并不能救命，但却能决定生或死的意义。 
      换言之，教会在世上的一切政治挑战，都必须根据福音本身来回答。而耶稣的回答有两个重点。第一，耶稣指出约翰在挣扎。约翰因为耶稣的自我宣告而被冒犯，他对弥赛亚的认识被颠覆了。耶稣说：第一，如果你因为我而挣扎、而困惑、被冒犯，但你却不因此而跌倒，你就有福了。第二，耶稣暗示说，如果我不是你们等的那一位的话，你们就将永远等待下去。要么你已等到了弥赛亚，要么你就要永远等待戈多。 
  
      1978年后，右派被平反，干部恢复工作，补发工资。那时的中国欢呼一片。人们不禁对邓小平问道：“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转眼到了1989年，赵紫阳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渴望改革的人，在那个春夏之季，他们也在急切地询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待别人呢？” 
      之后二十年来，不管是胡温上台，还是习李上台，这个问题一直重复、萦绕在神州的上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包括基督徒知识分子，都保持着两个根深蒂固的心态。一个是期待“明君”跟“贤王”的心态，背后代表着他们对地上的国度的期待。在这个期待中，我们可以来探讨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的国跟地上的国的关系。因为这显然跟非基督徒去理解地上的国，或理解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有所不同。因此，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政治挑战，这和整个社会当如何面对时代的政治挑战，应该是不同的。但是，当许多教会和基督徒也在追问和反思这个议题的时候，却反映出几乎同样的对“明君”跟“贤王”的期待，及背后对一个地上的国度的期待。这一点很可悲，显示出我们对地上的国度与那个看不见的或灵魂的国度的关系，仍然需要反思或调整。 
      第二个心态，中国的基督徒，甚至是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很暧昧的概念，到底哪些人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很值得探讨——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间，仍有着强烈的“帝师”心态。我想，在香港即使知识分子们希望某个意见被议会采纳，但因为政府中已没有一个可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被称为帝王的角色，所以也不能简单称为帝师心态。但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处境下，90%的知识分子们都程度不一地抱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不是站在跟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立场和角度去评说和建设，而是极其强烈地站在政治国家跟帝王的角度，去为他们着想，或由此决定民间的回应模式。甚至要求他人也站在这个位置上为帝王着想。“你想想，他有多难呀！”“你想想，习近平能怎么做呢”？等等。他当然有他的难处，他们也有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不过知识分子们，仍然普遍缺乏一种在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上称为的“两个国度”的视野，或者在政治学上称为“政治国家”跟“市民社会”的二元视野。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基督徒在内，都仍然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二元模式之下去看待社会的变化。更缺乏从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关系出发的历史观和自我认知。当然，的确有人处在离决策层更近的位置上，有机会出席一些所谓的高级会议，听到领导放出来的一些气球。就如最近，教会从赵晓弟兄、梁燕城博士那里，不断传出一些好消息（福音？），一些宗教政策要变化的信息。我无意于评价哪个预测对，哪个预测不对。但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心很容易被权势系统所主宰，所驱使。以至于“帝师”的心态与“明君”的期待不断复活，失去了我们要提的真正的问题。 
      刘军宁先生，曾对比这种中国人的“帝师”心态，与旧约中的“先知”角色的差别。他很正确地指出一件事，帝师都是在宫里，或期望进入宫里（在某种意义上，社科院也是“宫中”的一部分）。但先知都在旷野和民间。或者说，“宫廷先知”（或者也叫政协委员）都是假先知，“旷野先知”才是真先知。
约翰是一位旷野先知。他与君王的关系，是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之间的二元关系。并且，他与君王的关系，将取决于他与耶稣的关系。这就是当他身处政治迫害的时候，不是向君王、而是向耶稣发出“那将要来的是你吗”的询问的原因。 
      从家庭教会来讲，她在中国过去这半个世纪，已经提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并且已经确认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因此，教会已经而且必须站在一个非常确定的国度的视野，来看待她所面对的一切政治挑战。但我们有时候会受试探，离开所站立的国度，以致于在对政治的回应中忘了教会是谁，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我认为，家庭教会在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挑战，并不是肉体的逼迫，也不是任何外在权利的丧失。教会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始终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失去了教会对自己的属灵身份的认知。从而在一个政治与教会的关系模型中，也失去了看待政治挑战的福音化的视野。 
      换言之，教会对她所面临的一切政治挑战的回应方式，如果促进了教会在中国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自我身份认知，这样的回应就是好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福音所定规的。为这个缘故，教会不惜失去一切，包括身家性命。就像约翰身陷狱中却不求搭救一样。反之，如果教会的回应方式，加剧或维持了教会与政治国家的混同（或和谐），或将教会的身份和信仰置于政治国家的范畴之下或之内，这样的回应就是糟糕的，是反福音和反教会的。 
 

一 

      美国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尼布尔，曾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一个社会的形成就是政治”。有一个一百人或五百人的聚集，并不代表就有一个社会。好比我昨天到香港，我的航班出了故障，后来他们派了一个很大的波音757，把延迟的三个航班的人一起塞了进去，差不多坐了四五百人。但这四五百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虽然他们中间碰巧有一些社会关系。这两天大家都在关切马航的失联飞机。假设一架飞机遇到空难，坠落到一个孤岛上，像美国的电视剧《迷失》。当飞机掉在岛上的时候，若掉下去有二百人，他们就会经历一个形成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政治。他们当中，碰巧也有几个人是互相认识的，碰巧有几个人是老乡，碰巧大家还能说同一种语言。这会让他们互相之间连接互助，可这些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社会。 
      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形成一个社会。第一，假如有人从驾驶舱里找到一把手枪，他就可以建立一个社会。当年的罗马，或者1949年后的中国，就是这样形成的。第二种方式呢，在《迷失》中，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有一个叫洛克的人，他是个瘫子，上飞机时坐着轮椅。结果坠机后，他就站起来奔跑了。他跑去砍树。别人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他要去修一个教堂。这是很有意思的象征，因为它反映了整个西方社会——就是在过去这两千年，从五旬节开始，从福音传到罗马之后的整个西方社会——的形成过程。五旬节，或者说基督的教会，就是形成一个社会的方式。 
      五旬节圣灵降临，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甚至是一个新的城邦的形成。耶稣升天之前选定了十二个使徒，其实当时只剩十一个，所以他们一定要做一个预备工作，就是把第十二个人拣选出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教会里有五个长老，如果有个长老生重病，或者在信仰上跌倒了。我们不会说，一定要选一个人来补他的位置。至于将来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很合适，决定再增选一个长老，但这并不是为要补上一个长老的位置。意思是说，即使剩下两个长老，加上牧师，所组成的长老会仍然是合法的。但是十一个使徒，却一定要再选一个人来替代犹大的位份。为什么呢？从神学上讲，因为十二个使徒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代表着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代表着那个要扩散到地上万族、分散到各国里去的基督教会的合法代表。在宪政的意义上，或者说在盟约的意义上，你可以说，十二使徒就代表着全体教会，所以一定是十二，十一就没有任何意义。十一就等于零，十一就是非法的。所以这十二个使徒就代表着那个新形成的社会，新形成的那座上帝之城，一个在地上的、眼睛看得见的社会。到了五旬节，因为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之灵的工作，这个新社会形成了。那一天约增加了三千人。这三千人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天天在殿里、在家中祷告、互相擘饼、用饭，甚至卖了田产房屋，等于建立了一个“公社”。在广泛的意义上，教会成为了政治国家之外的、第一个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 
      当然，她首先是一个属灵的信仰共同体。圣经以奥秘的方式称之为“基督的身体”。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也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共同体。如果你来对照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历史背景，你会发现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在公元前27年，屋大维开始称为元首或叫第一公民，我们通常管他叫第一个罗马皇帝，这意味着古典的罗马共和国消亡了。在公元前后，罗马的共和制度消亡，转为了帝国体制。这是主耶稣的时代背景。但在五旬节建立教会的时候，却发生另一件相反的事，就是这十二使徒代表了一个新的、政治国家之外的“共和体”。你会发现，在教会外，旧共和消失了；在教会内，新共和诞生了。这就是尼布尔所说的“一个社会的形成”。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共和的社会。她的根基是信徒与基督的属灵的联合。这是共和的第一重意义，即她建立在一个神圣的盟约之下。其次，信徒通过众长老的议会制，形成了这一神圣盟约之下的看得见的共和体。这个信仰中的共和，跟那个正在消失的政治上的共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呢，因为它对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在一个无神论政权下所面对的政治挑战，提供了思考的模型。在当年的罗马，是从共和到帝国；在今天的中国，是从帝国到共和。而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一盘散沙。社会不是在形成中，而是在溃散中。像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只有个人，而没有社会。换言之，除了枪杆子出政权外，我们缺乏“形成一个社会”的能力。尤其是形成一个神圣的和宗教的社会的能力。我们也都知道，当代中国的总体问题，仍然是政治国家过于强大，而市民社会过于弱小。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国家的转型。但是，政治国家的转型并不是取决于“明君”和“帝师”。而是取决于在政治国家之外，有没有新的社会的诞生？在中国的“第三共和”来到之前，是否有一个“属灵的共和”的扩展？这种扩展在本质上圣灵和福音的工作，而在政治学上考察，则是一个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演进秩序”的扩展。从人类的有限经验来看，在政治国家之外的那一个属灵的新社会的形成，才可能真正带来政治国家的良性转型。 
      这是西方基督教历史的总结。第一，没有教会，其实就没有社会。在罗马帝国整个衰败跟结束的过程，甚至到了欧洲的所谓黑暗时代之后，你非常清楚地看到，有教会才有社会。当罗马失去皇帝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主教，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罗马就彻底消失了。第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第三、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也一直身在社会当中。所以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用基督教的神学术语来讲，就是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的二元关系，它们既对立，又重叠，代表着今生和永世，肉身和灵魂的争战。用一种世俗的政治学理论来说，就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关系。我们需要在这个架构中，去理解教会在中国所面对的政治挑战。 
  
      其实当邢福增教授为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似乎已经把教会放在一个有点委屈的地位了。我们很可怜，因为我们似乎必须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总是落后挨打的一群，我们总是被逼得到处跑的一群。但是在上述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直以来，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家庭教会都是对政治国家的祝福。政治国家需要教会所带给它的祝福，远胜于教会需要政治国家的保护或确权。好像我跟宗教局干部在一次谈话的时候（我在温州被他们骚扰），说到登记问题。我就跟他讲，第一，家庭教会绝不会在宗教局登记；第二，我们也期望有一天可以在民政部门登记，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分了宗教类或非宗教类的NGO组织之后来登记。我又说：第三，这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前，教会还是教会；但是在教会没有到民政部门登记之前，民政部根本就不是民政部。因为民政部还没有完成它的现代化转型，民政部只是挂了一个牌子，它实际上还是清朝的户部。它若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政部，就必须等到我们在那里登记后才能帮助它成为民政部。意思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教会对合法性的需求，远远不如政府对合法性的需求大。我就跟他们讲，不是你们帮助教会走向合法化，是教会要帮助这个国家走向合法化，是教会需要和愿意以她的受苦去帮助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所以，教会虽然面对政治的挑战，但政治其实也一直面对教会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一个理论叫“三次文革”。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场文革是打击基督教跟其它所有宗教。所以第一场文革是“对宗教的文革”，从1951年开始，在基督教内的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其它的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派，也都一起端掉了。第二场文革是针对资本家的，到1956年完成的经济上的公有制和集体制转型，消灭了资产阶级，我称为“对经济的文革”。第三场文革是从1957年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这是“对知识的文革”。最后，1966年的文革，主要指向党内，是一场“对党内的文革”，当然那也是一场波及面最大、最全面的文革。因此，你会非常发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合法性挑战，就来自教会；对一个无神论政权而言，没有比教会更大的政治挑战了。中共首先把宗教当成第一号敌人，它先搞定有信仰的人，然后搞定有钱的人。至于那些没有钱、又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击溃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们是无根的阶层。 
  
      今天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仍然不会把宗教（信仰）排到比较靠前的领域中，一定是政治最重要，或者是经济挂帅，或者是知识万能，而不可能是宗教最重要。但我们看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之后，按尼布尔所讲的定义，它是如何完成一个新社会的形成的“政治”过程的呢。并不是打完天下就自然有一个新社会，一定要透过一个广义上的政治过程去形成这个社会。而形成新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压迫宗教，第二步是剥夺有钱人，第三步是羞辱知识分子，最后才进入狭义上的政治范畴（党内夺权）。有一次我和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这样讲，我说这会不会让你有一点失落，就是原来你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对共产党来讲，又没钱、又没有信仰的人其实不那么重要，是排在第三位的。在人家眼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才是第一位的。 
      因为这就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现代国家产生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产生于文化与政治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从建政开始，就一直面对教会带给它的政治挑战。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是古代社会没有的”。有些学者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自由是古代的，专制是现代的。阿伦特说，这种极权主义跟我们古代看到的那些暴君、那些奴隶制社会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现代的极权主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它的意识形态的“伪神学”的根基之上，这种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这就是极权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一切专制或暴君统治的原因。这是阿伦特说，为什么极权主义是一种直到20世纪才出现的最邪恶的人类统治模式，就因为它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成为“活着的上帝”（黑格尔语）。它也使这个国家的治理者成为一种“祭司”阶层，它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现代的政教合一国家。 
      因此，对这种极权主义来讲，它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就是基督的教会在人类历史上不间断的存在。就是从五旬节之后的那个新的共和，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一直到现代社会中的扩展。所以，请让我这样讲，共产党体制对今天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来讲，的的确确构成一种政治挑战。但我们必须反过来讲，家庭教会，尤其是正在兴起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一直以来，政府都可以很快地镇压和瓦解其他一些社会力量。直到今天它都自认是成功的。然而，1949年以后，它唯一的败绩就是面对教会。在这六十年中，它从来没有打赢这一场仗，它从来没有赢过耶稣基督。甚至当它可以用最厉害的肉体消灭的方式时，政府都没有打败过教会。更何况今天它只能够使用一些间接的方式，甚至在身体的逼迫上它的手段也要受制于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形。因此，表面上看，家庭教会一直都在被打压，一直都在受亏损，一直都是失败的，直到今天仍没有一个合法地位。但另一方面，像北京的守望教会，几位牧师、长老被关在家里，耗上三年，也没有把一个群体瓦解掉。我所接触到的所有警察或宗教局干部，我都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执行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消灭，或者让你们解散，关门，坐牢。他们心里根本已失去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因为在与教会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手中，失败的其实一直都是政府。 
      在某个角度上讲，守望教会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政府决定要灭一伙手无寸铁的人，搞了几年，却没有把他灭下去。连逮捕的行动都没有。这不可能发生在今天的政治犯、上访者或其他任何异见人群中。事实上，在这六十年来，你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为什么，因为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新社会，是一个基于信仰而联合的属灵的共和体。而知识分子的背后呢，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尚未成年的市民社会。如果金天明牧师不是牧师，而是一位异议分子，早就抓起来判刑了。你是刘晓波也可以抓，你是高智晟也可以抓，你是许志永也可以抓，事实上你是谁政府都可以抓，不但抓了，判了，而且的确可以杀鸡儆猴，保上十年太平。但是抓金牧师却没有用。这不是因为他了不起。是因为你无法把他的主人抓起来。在四川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觉得你是最危险的，最应该抓起来的，怎么每次都不抓你呢？”在过去几年，这也让我很伤心，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坐过牢。但为什么没有抓我呢（也许就快轮到了），也不是因为我了不起，是因为我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我的背后是主的教会。抓我是很简单的，但抓我没有用。抓英雄有用，树倒猢狲散。但抓仆人有什么用呢，主人派来的第二批人更厉害。抓了我，教会就升级换代了。政治国家付出的代价更大。所以1949年之后，逼迫的结果带来教会的不断增长。正像马礼逊离世之前，面对寥寥几个信徒，他说：“百年之后，必结实百倍”。这是一个铁的定律，二千年来，颠扑不破。政府是看在眼里的，逼迫三十年，教会差不多增长十倍，又逼迫了三十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增长了多少倍。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在今天面对政治挑战时，我们需要首先看到自己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的圣洁身份，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的一个属灵的新城邦，一座眼睛看不见的城邦的意义。同时，教会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事实上扮演了未来的市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和样板的角色。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持守和捍卫这个独立的属灵身份和独立的社会地位，用表面上的失败和亏损，去面对政治挑战，并且带着祝福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心。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构成了对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政治挑战。这正是彰显福音的机会。失去了这个独立的属灵身份和独立的社群地位，就失去了复兴的机会。这是我想分享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二

 
      中国社会过去的这十年，我们对它的评价，始终要从两个很基本的东西来看。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共产党体制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是一个不放弃对人的灵魂、信仰、精神的控制与教化的一个政权。所以我们观察它的变化，首先要看宗教自由的变化，看政教合一的程度上的变迁，看它有没有削弱它在社会中的“祭司”身份，它有没有削弱对社会成员的信仰跟思想、精神的控制？那么，我的结论是，过去这十年，中国没有任何变化。 
      我既不认为，它有相当明显的倒退，也不认为有任何明显的改善。实际上，十年来，中国仍处在一个威权体制与寡头体制的平衡点上。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统治的关键性领域，什么是关键性领域呢？宗教就是关键性领域，因为它触及中国政府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和整个政权的基本性质。所以它跟教会的关系，是决定它生死存亡的关系。它可以反贪，也可以一下子对农民很好，可以在体制的某方面做一个很大的改动，给老百姓一些实惠。这些古代的君王统统都有做过，但这些改革或不改革，都不会涉及这个政权的本质，不会涉及到它的本质，就不会带来它真正的变化。 
      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你看到，“宗教自由”被界定为所有的人权和自由中的“第一自由”。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和承认这一点。甚至在教会中，很多教牧人员跟基督徒知识份子，也不一定深入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基于这一点去看到教会与整个国家的关系。在2009年，守望教会，和我们秋雨之福教会，都有被政府取缔后**的户外崇拜。那段时间，我看到一系列的国内非基督徒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我要再提到刘军宁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就叫《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写得非常好，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但他是一个对基督教的价值有很高认同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学家，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看见教会户外崇拜事件的意义。非常肯定地指出，宗教自由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跟人权运动中，是处于一个核心的基石的地位。所以，无论是过去十年，还是习李上台这一两年，我们都没有在这方面看到任何松动，在这方面没有松动，其它松动都等于零；在这方面没有松动的话，其它方面的松动都是暂时性的。总之，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政体来说，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政教关系。政教关系不变，极权主义永远是极权主义。 
      第二点就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中共体制的本质是中央集权制。但这不是共产党的特点，这是秦始皇以来的特点。所谓“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从这个方面来讲，政治上的变化，取决于中央集权的性质有没有松动。事实上，经过经济市场的开放，地方在不断得到它实际上的主控权的增大，那是因为它有钱，这是市场带来的。但是十年来的每一轮改革，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有一个相同的政策走向，就是收拾地方大员，重新在政治上“削藩”，然后进一步将中央集权体制再一次稳定下来。无论是江上台，胡上台，还是习上台，你都会发现这个特征。每一轮中共换届，一定要干掉一个地方大员。不干掉一个地方大员，就没有办法重新稳定中央集权体制。第一次“削藩”是北京的陈希同，第二次是上海的陈良宇，第三次是重庆的薄熙来。但同时，你会看到地方大员对中央的逼宫与威胁，在每一次换届中也越来越厉害。中央收拾他们、重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稳定性，花的代价也越来越大，后续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强。这是习近平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全称）的原因。不是求改革，而是求稳定。 
      当然，总会有很多人继续着对“明君”的期待，就是等他坐稳了之后，会放手一搏斗。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是一个牧师，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我只知道无论他会干什么，我们从这个政权最基本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政教之间的模式，一个是中央跟地方的模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点没有任何变化，第二点只有加强、没有削弱。因此这个极权体制仍然是钢性的，它不会呈现出任何出人意外的、人们所期待的民主和开明的变化。当然在广泛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许会有改革，但那些变化是不需要政治改革的，那些变化主要是政治力量之间角逐的结果，那些变化是历代的皇帝——当他觉得时机到了——他都可以去做的。所以这是我作为一个牧师，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评价。 

 
三 

      在过去十年，在知识分子或公共媒体中，我们已经很难再提“宪政”的转折，也很难再提“民主”的转型，甚至很难再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字眼来描绘未来的方向。但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治理转型”这个概念。你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从国家到公司，从教会到其它民间组织，大家都在面对一个治理转型。这也是我想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政治挑战，或反过来看教会对政治的祝福的议题。 
      刚才和几位牧师在一起，也分享到这个题目。我以前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属于家庭教会，也持守家庭教会的传统。所以我也批评家庭教会，是因为我爱她。就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弟兄多的教会的治理，就像《水浒传》；姐妹多的教会的治理，就像《红楼梦》；老弟兄比较多的教会的治理，就像《三国演义》；灵恩派的教会治理，就像《封神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人被神得着了，被圣灵聚集在一起。可是福音的真正目的是要使上帝的子民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使我们形成一个属灵的城邦。虽然在末世，这不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有刀剑权柄的城邦，但它的的确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新城邦，这个城邦在政治国家之外存在着，又存在于一切政治国家之中，并且反过来对政治国家产生挑战和影响。 
      这个基本模式，是福音的，也是末世论的。她影响了后来的整个西方社会的治理文化。但是中国教会的治理，显然更多是受中国文化跟中国传统的影响，而不是受圣经的影响，也不是受两千年教会历史、及改教运动以来的新教传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你基本上会看到，美国的教会是怎么治理的，美国的政府就是怎么治理的。因为这就是是美国建国的过程。美国还没有立国之前，已经有长老会和浸信会，浸信会（或早期的公理会）向美国提供了民主的原则，长老会则向美国提供了代议（或共和）的原则。所以在北美大陆上，尚未形成联邦政府之前，那一个已经形成的新社会就是教会。那一个已经形成的新社会里面的治理文化就是浸信会跟长老会（我在这里只是拿浸信会和长老会作代表），它们在民主的原则跟共和的原则上，塑造了整个美国的制度和治理文化。反过来看今天的中国呢，那就要反过来说，中国的共产党是怎么治理中国的，中国的教会就是怎么治理教会的，中国的企业就是怎么治理企业的，中国的NGO就是怎么治理NGO的。甚至，中国小学里的班长和学习委员就是怎么当班长和学习委员的。实际上，外资公司和基督教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仅有的两个携带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治理文化的载体。少数的外资公司里面，带有一种新的商业机构的治理模式跟文化，但它的数量较少，影响较窄，仍不能构成对整个中国社会治理文化的改变。而教会几乎就是唯一的，有可能改变中国治理文化的社会共同体。  
      当整个社会的治理都面临转型时，今天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就面对着一个相当重要的、福音化的使命，这是以前的乡村教会没有面对的，就是他们开始注重教会的治理，他们开始向着建立一个有美善的次序的堂会转型。这意味着宗教改革的教会观，将影响和塑造家庭教会对宗教改革的福音的理解和认识。原来的乡村教会也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城市教会在这个工作上是起头。这对教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同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于是我们看到，城市家庭教会，需要一种以福音为中心的植堂运动，不单单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传福音给A、A给B、B给C，而且需要形成一个植堂运动，以“教会”本身来传福音，以圣约群体的扩展秩序，来回应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与挑战。当一个基督徒向人传福音时，不单是告诉他人，自己信主的奇妙的内心经历和个人深刻的悔改经验。并且告诉他人，自己现在活在一个共同体中，那是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个体之间的联邦。一个“属教会”的基督徒会告诉他人，自己的自由、情感、生命，都已融入在这个群体中，这个群体才是真正的、大隐隐于市的桃花源，这个群体不完美，但唯有这个群体，指向一个将来的、完美的社会。一个新社会已经形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新社会已经降临了。这正是信徒可以继续活在一个糟糕的旧社会中、可以承受苦难和亏损而不再愤愤不平的原因。 
      我是期望，看起来也会如此，城市家庭教会正在发生的治理转型，必须先于中国政治国家的治理转型。上帝给了我们机会，应该走在政治国家的前面，应该成为一个属灵的“新共和”，反过来挑战这个国家的“假共和”，也反过来祝福和塑造未来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新的共和体。在今天的香港或美国社会，教会并不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家都已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背景下。如今的教会也不见得比其他机构更成熟，在所有构成市民社会的机构里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在今天的中国不同。除了教会，你基本上就看不到其它成熟的市民社会里面的组织跟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异议分子都可以抓，但是抓牧师还是会谨慎得多。真正的原因就是除了教会之外，你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找不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公民共和体（感谢主，相比之下黑社会的规模和组织程度都太低了）。换言之，在一个虚假的中国社会中，只存在一个真实的公民社会，那就是主耶稣的教会。作为数千万之众的、真实的公民自由结盟的共和体，教会是中国社会里唯一存在的真实的共和体。因此，反过来说，什么时候家庭教会有一批牧师被逮捕，什么时候真正的变化就可能来到。所以我们不要去问政治家，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如果在十字架上被杀的耶稣就是那要来的。祂已经来了，带着肋旁的伤口。那么城市家庭教会就要准备好，不是去迎接高层人士传出来的利好消息，而是去迎接下一波的、黎明之前的逼迫。 

四 

      今天的城市家庭教会，可以怀着祝福整个政治进程的心。这种祝福不是指我们要跑到街上示威游行，更不是要进入一个狭隘的政治空间，而是我们要以国度的眼光来看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公共社会空间，政治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形成。一旦地上有了基督的教会之后，政治就一定是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的一种二元对立、重叠和互相争战的复杂关系。 
      换言之，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其实是福音的禾场。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就是国度与国度的关系。而教会必须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清楚和守住自己是谁。我们不可能属于宗教局，不可能属于统战部，不可能被政治国家置于它的内部。我们命可以不要，钱可以没收，但必须与政治化的教会（所谓政治化的教会，就是放弃长子的名分、而屈服在政治国家和无神论宗教体制之内的教会）一刀两断。 
      从这一角度来说，教会面对的政治挑战还有一点，就是靠着信心除去心中对政治的一切惧怕。因为整个中国公共生活里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怕”。事实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一种公共政治情感就是‘怕’。惧怕构成了全体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商人，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个对政治的态度。很多人不敢来教会，是因为政治上的怕；很多人离开教会，是因为政治上的怕；很多人不敢参与服侍，是因为政治上的怕。事实上，这是城市家庭教会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挑战。 
      我归纳一下，第一个政治挑战是失去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认知和社会上的属灵地位；第二个挑战就是面对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惧怕。我曾在北京认识一个1989年坐牢的民运人士，他后来信了主。他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他去过不同的家庭教会，但教会都不接待他，因为他去了之后，牧师就告诉他，下次不要再来了，因为你一来，就把警察引来了。 
      我必须说，就基督教传统而言，这是很荒谬的事。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你会发现，把警察引来，基本上就是教会的目的之一，也是教会复兴的方式之一。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就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的运动，它里面有一种属灵的勇气；但是我对此仍然会有批评（再次强调，因为我属于家庭教会，对她的批评丝毫不意味着对她的否定）。我必须说，在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中，属灵的勇气很多时候是被夸大了的。其实所谓家庭教会的传统，里面除了有真实的属灵的勇气（这是被上帝的恩典所保守的），但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底色，就是“怕”。其实，“怕”一直就是我们作为罪人最基本的底色，这个底色一直蕴含在家庭教会和广大信徒、包括传道人的心中。让我们承认吧，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摆脱恐惧。我们从来就没有单单因着福音，而在一个无神论的极权主义体制下得着真正的自由。然而我也必须赞美主，因为家庭教会的历史表明，我们在那里软弱，我们就在那里刚强。惧怕并没有让家庭教会在整体上走向失败，这是主的恩典，并且仅仅是主的恩典。 
      最近这十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帮助我们开始逐步地、除掉对政治的惧怕。好像《加拉太书》5章1节中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如果基督徒和教会因着信仰而有一种自由，相信这种自由甚至是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一切自由的前提，相信即使法律上的全部自由都被剥夺了，而这种自由却是剥夺不了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跟中国文化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一种自由，那么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活在福音当中，不断地认识福音，不断地向施洗约翰那样，在困境中再次发出那个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如果是你，我就一无惧怕；如果不是你，我就还要继续惧怕，我就必须从牢里逃出来，不然我就白死了。
反过来说，如果耶稣是基督。我就不能继续惧怕，也不需要继续等待明君和贤王。不然我就白活了。
      以前，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很多人也夸过我挺勇敢的，好像不怕事，所以我比较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坐牢，甚至妻离子散。事实上，政治犯是中国社会中离婚率最高的群体。我曾经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理解、甚至敬佩他们当中的勇气，这种勇气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比中国的绝大部分基督徒更加有一种道德感染力。我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包括刘晓波先生。我也给他传过福音，但他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在你们教会里我没有看见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他这样说，我就不好说了，因为这表明我本身就不是他尊敬的人。当然，归根到底我认为他还是太骄傲了，连他的谦卑和宽容都太骄傲。但这是他个人需要面对上帝去解决的问题。而在另一个角度，我们的确发现，教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并没有呈现出一种不惧怕的见证，在中国精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精英不是指他有职称或在社会上有地位）、在那些道德和文化上对这个社会有担当并因此受亏损的那一批人面前，我们的确没有赢得他们的尊重。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在学问上、功德上去赢得尊重。我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你所宣称的，有一种自由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是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而我们是一群不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教会没有让那些还在追求或者无望的人看到这个差别。因此教会所面对的政治挑战，就是要不断去挑战我们心中和整个社会上对政治的惧怕和敏感，以及我们内心的怯弱，和对这个社会在公义、怜悯上的极其巨大的亏欠。因此我所服侍的教会，在这些年间，我们希望不断去突破一些界限，通过这些界限，也不断地帮助弟兄姊妹去突破他们内心对社会和政治势力的惧怕。 
      过去的五六年中，我们发生过六起弟兄姊妹退党的事件，每次这样的事件对教会都是一个震动，对他们所在的单位更是巨大的震动。这些会友都经历过许多压力，然而我没有看见过比他们更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他们的收入、职位，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没有一个真正是被开除的。 
      在这些年，我们也公开地从事良心犯家属的援助事工，在过去几年已帮助了十几个良心犯的家庭。虽然在这个义工小组的弟兄姊妹只有六七位，大部分教会成员都不会和这个事工有关。但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有了这个事工，我们所有人都有某种危险，他们都知道要共担风险，要在祷告和奉献中共同承担。这个良心犯家属援助小组里，大概有四五位曾坐过牢的基督徒，我们教会中有过监狱经历的信徒，几乎都在这个小组里服侍。 
      我们的上访者团契也是一样，义工大概有十来位，但是整个教会在这里面，都会经历到一个除掉惧怕的过程。 
      最近两年，我们也开始一个反堕胎的事工。其实在此之前，有好几个家庭因为生养多胎而受到过逼迫，承受了许多压力。去年，我们在儿童节发放反堕胎的单张，有七位弟兄姊妹被带到警察局。
      所以有一些临时来我们教会参加敬拜的弟兄姊妹，在汇报时偶然听到这些事工，有些人感到很害怕，不适应。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不适应。事实上，也的确有一些会友因此而离开，选择去“安全一点”的教会。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相信教会的讲台，是当代中国社会中言论自由度最高的讲台。在中国，没有哪个大学教授，没有哪个新闻记者，也没有任何一个公民结盟的讲台，能够单单基于他的信仰和良心，而在除去任何外在恐惧的情势下讲话，或不因政治势力的无形威胁而影响和调整他所要讲的话。城市家庭教会的讲台，必须成为中国社会言论自由度最高的讲台，必须成为中国社会的良心自由的所在，必须除掉一切的政治惧怕，单单以信仰和良心来生活、服侍、宣讲，并祝福自己所在的城市。当你向你的被共产党和CEO（有时他们是重叠的）所统治的邻舍，传讲他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必然在这个社会真实的文化、政治处境当中去传讲。若你怀着对政治的惧怕，或对世界的谄媚，你就不能去面对这个世界在政治意义上对你的信仰发出的挑战，你就没有办法来塑造新一代的基督徒，你无法使他们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携带着新的社群的基因，去拓展福音的国度，并且去祝福这个淫乱和慌乱的社会。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及“中国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讲座录音整理。限于篇幅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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