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的威玛共和国在1933年因着希特拉成功夺权而中道崩殂，纳粹思想便迅速藉国家机器的煽荡而成为第三帝国的主流意识，这股纳粹的幽灵也随之在当时德国基督新教中觅索得其形体的躯壳：「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他们视民族国家的优胜劣败为普世的法则、政治领袖是上帝惠赐的恩泽、教会的使命在于捍卫祖国免受内敌外寇的侵扰。当「德意志基督徒」渐渐在德国教会取得实质的权力甚至如日中天之际，少数德国基督徒领袖如神学家潘霍华等另立「认信的教会」以资抗争，并且于1934年在德国巴门起草了他们的信仰宣告，史称「巴门宣言」，断言伸明他们与「德意志基督徒」淑慝殊途、幽明异路，为教会在黑暗的时代中留下峭峻的风骨、炳耀千古的见证。　 
  
    然而，「巴门宣言」作为教会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仰宣告，首先不在于其道德性，而是它的神学意涵。「巴门宣言」的信仰精义，基本上一以贯之它的主要撰稿人瑞士神学家巴特在他1922年出版的罗马书释义一书中所揭橥的神学主张，只是后者批判盲目拥抱现代价值的自由派神学，而前者则是为纳綷思想鸣锣开道的「德意志基督徒」。在巴特眼中，德国教会在这两个时期所犯下的错误首先是神学性的，并且是相同的神学秕谬，就如「巴门宣言」在第三章中所言：「我们拒斥那些虚假的教义，即认为教会可以将她宣告及体制的形式随己意交付给潮流的意识型态及时俗的政治信念」。当教会不加批判地将她独有福音的宣讲化约甚至等同为任何当下的政治理想及价值时，她失去了神学的辨识力，致使熏莸同器。按「巴门宣言」第一章所表明，她正是背弃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在圣经中所显明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必须聆听、生死相随的上帝独一的道」。 
  
    近年，香港基督徒在参与社会行动上大发热心，对于争取社会公义，追求民主政制不遗余力，仿佛是对香港教会长期在这方面的缺失的一种补赎。矫枉也许需要过正，然而，基督徒对现世政治价值的追求，并不能以牺牲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为代价。对于「神圣」如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为很多人所宣称的所谓普世的现代价值政治理想，基督徒别无选择，只能批判地审视。就以基督徒的社会行动而言，神学家卡斯培枢机主教(Walter Cardinal Kasper)便指出，近年天主教已放弃以公义作为她社会训导的基础原则(Grundprinzip)，代之以爱作为指导思想；试看看教宗圣本笃十六世(Pope Saint Benedict XVI)在近年两篇有关社会训导的通谕(Encyclical)，《天主是爱》及《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都是以爱作为主题。这一方面是天主教对基督信仰独有的理解，同时，回溯二十世纪的历史教训，也展视着一个追求公义却忽略怜爱的社会行动，最终为人类带来何等深切的悲剧。这对热衷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基督徒，无疑是迎头棒喝；甚么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社会公义？这是基督徒社会参与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千年教会历史早已清楚阐明，教会不必然与世界参辰卯酉，但教会的宣讲却也非盲目拥抱任何现世的理想价值。近年在香港常被引用的美国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便对西方基督教自由主义者为追求基督信仰在此世的相关性而犠牲其独特性大表不满，侯活士在《和平的国度》一书中指出，他们「尝试使基督教变得更具相关性(relevancy)。虽然这种策略在神学上和伦理上时常表现得激进，但最后通常会变成以宗教的名义重申业已盛行的人文主义。」也许，香港基督徒正覆蹈西方基督教的旧辙，亟欲「证明」基督信仰在现代世界的存在价值（这是我一位同事在闲谈中的判语）。如果被现代后现代的信徒置于圣坛的尼采，在宣扬他的超人道德时，尚且痛斥民主制度败坏人性、使人堕落，我就是不明白基督徒为何不可以忠于自己的信仰，对现代政治型态以至于所谓普世价值加以彻底的审视。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华人教会在更积极参与公共领域时，必须重建她辨别诸灵的恩赐。基督信仰对现代世界的贡献，并不是唯唯诺诺，向世界表明我你无别以输诚纳款，而是敢于侃侃谔谔，向世界宣告出于信仰却又与世界不一样的箴规诤言，这是巴门宣言给廿一世纪华人教会特别是香港教会的烱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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