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及其政治意义的文章层出不穷。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下，俄罗斯经常被忽略，因为它往往被视作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少有的互利共生关系的典型代表，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根基。本文目的就是要描述这两种最重要的俄罗斯“传统宗教”的机构特征，分析它们之间寻求合作与存在张力的原因，并阐述在强调不同信仰间对话的大背景下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和角色。
 
    一、 全球化进程中的宗教机构：俄罗斯的状况
 
    过去20年间，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化日益纷繁复杂，研究宗教也相应地成为一项难度与日俱增的工作。二战后的前20年里，许多社会学家错误的认为，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1970年代，随着几起宗教在政治领域复兴的著名案例的发生（比如近东的斗争，阿亚图拉革命中天主教会的密切合作，波兰的反共产主义斗争等），对“世俗化范式”的质疑逐渐升温。那些将世俗化视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世俗主义代表人物（如皮特·伯格）都宣称，世俗主义仅仅是局限于欧洲和其他一些适应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外国精英们中间的一种现象。
 
    另外一位著名学者何塞·卡萨诺瓦则认为，全球变化正支持着一种“去世俗化”的趋向。在21世纪前夕，宗教不仅作为一种道德的，而且作为一种政治的力量，在公共领域再度崛起。宗教团体开始质疑世俗国家的基础，要求重新定义和划分“宗教的”领域和“世俗的”领域。现代化和全球进程已经因此激活了宗教因素。  

    这个论断已经被彼得·贝耶尔提出的“除其他外”所解释。这位社会学家将宗教区分为“个人的宗教”和“公共的宗教”两种形式。其中后者（通常是宗教机构）将全球化或视为挑战，或视为威胁。在第一种情况下，机构往往以一种保守的方式（如批判现代化等）来应对全球化；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往往以一种自由的方式（能够与现代化语言相一致和利用全球进程使其使命获益）来应对。
 
    如果仅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政体74年的存在（可被视作俄罗斯历史中的一种无神论偏差）而言，在这种两分的视域中决定俄罗斯的立场，是相当麻烦的。然而，它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破坏宗教机构，损害几代人的宗教性。
 
    毫无疑问，俄罗斯东正教会是俄罗斯联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机构，自然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涉及到贝耶尔的区分，俄罗斯东正教会似乎选择了保守的选项。根据菲利普·沃尔特斯的观点，在全球化面前，俄罗斯东正教会选择了保守的方式，并试图与世俗权力合作。俄罗斯东正教会发现，宗教机构的无限多元使其难以接受。必须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确实与俄罗斯其他被认可的宗教之间保持着合作和良好关系；然而，另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东正教很自然地将自身视作“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尽管如此，沃尔特斯依然认为，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有一股向外发展的潜流，因为莫斯科牧首区有雄心扮演世界东正教领导和代表的角色，这需要摒弃孤立主义。
 
    然而，这种外向选项依然与贝耶尔的自由选项相去甚远。在贝耶尔的区分中，那些被认为倾向于自由选项的宗教机构往往将民主和多元主义看作是一个机遇，他们的行为有时会促成公民社会的成长。在詹姆斯·毕灵顿看来，宗教本来能够成为塑造俄罗斯民主的重要因素，但是很不幸，自下而上地建立宗教机构的趋势太过羸弱。正如约翰·伯吉斯所注意到的那样，国家才是宗教机构建立的始作俑者，在此背后是俄罗斯政府想要创立一种公民宗教。与罗伯特·贝拉研究的美国现象相反，“假定的”俄罗斯公民宗教看起来似乎并不能提供21世纪价值认同的现代准则。
 
    詹姆斯·沃霍尔的观点似乎也强化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保守道路”：“在国内宗教事务中，你可以因为它关于公共事务的普世精神，甚至坚持强调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和社会中的领导角色，而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努力描述为霸权式的泛基督教主义”。因此，“普世的霸权主义”的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单一文化的俄罗斯中心主义”。
 
    俄罗斯社会学家谢尔盖·菲拉托夫认为，在普京的总统任期内，通过允许教会保卫自己的利益并推动“东正教价值观”，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地位已经获得明显提高。而据阿列克谢·马拉申科所言，新牧首基里尔倾向于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公共领域的各项活动，以便更好地融入到国家结构中。因此，俄罗斯穆斯林十分愿意与政府合作，因为只有政府能够平衡俄罗斯东正教会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资助伊斯兰社团。
 
    谈及莫斯科牧首区与伊斯兰教机构的交涉，亚历山大·弗尔克霍夫斯基强调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保持与俄罗斯境内外邻居的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劝传统少数民族改宗有所克制，并公开强调伊斯兰教不应总是被与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他总结说：“两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是东正教和穆斯林宗教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的核心。”这两方面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详尽说明。
 
    二、 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伊斯兰宗教机构：结构，功能和定义
 
    2007年1月，大约有隶属50个不同宗教组织的23000个机构在俄罗斯联邦政府登记，其中超过一半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根据同一年的数据，有1亿俄罗斯公民表示自己信仰东正教，还有大约2000万公民是穆斯林。以目前的人口统计所反映的趋势来看，这种不均衡将会发生朝向穆斯林社团意愿的改变，到2020年，穆斯林人口将持续增加至总人口的20%（届时总人口将约为1.35亿，较之2007年下降约1000万）。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前苏联（除乔治亚和亚美尼亚）所有版图内获得了最好的发展——包括196个牧首区、156个主教区、29141个教区、769所修道院和30544座教堂。
 
    根据登记的社团数量来衡量，伊斯兰教排在第三位，拥有3600个机构，在这方面做得要比基督教新教好一些。俄罗斯伊斯兰教没有中央机构，而是被分成一些较大的组织。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俄罗斯欧洲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穆斯林精神理事会”的垄断地位受到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机构的挑战。目前，有能力竞争所有“乌玛”的代言人地位的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有以下几个：“俄罗斯穆斯林中央精神理事会”（机构位于乌法，领导900个社团，领袖为为塔德祖特丁教长)、“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成立于1996年，机构位于莫斯科，领导700-800个社团，领袖为谢赫·拉维尔·盖努特丁穆夫提)、“俄罗斯亚洲地区穆斯林精神理事会”(机构位于坦波夫，领袖为阿斯罗夫穆夫提)、“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协调中心”（成立于2001年，机构位于莫斯科，领导1000个社团，领袖为伊斯梅尔·贝尔迪耶夫穆夫提）、“鞑靼斯坦共和国穆斯林精神理事会”(成立于1992年，机构位于喀山，领导1000个社团，领导人为古斯曼·伊斯赫科夫穆夫提)。
 
    为了便于描述东正教主教们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派别：自由派，保守派和基要派。自由派由亚历山大·梅恩、科切特科夫和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没有实际影响力的米哈伊尔·穆迪尤金、菲拉列特·瓦克罗梅耶夫联合组成。自由派呼吁教会的现代化、福音化，强调提升信仰者的宗教意识（比如在仪式中使用俄语），以及投入泛基督教主义。另一极是基要派，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全球化和泛基督教主义对教会而言都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他们认为拯救俄罗斯的关键是从使人意志消沉的西方文化中孤立出来。2001年之前，基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当属来自首都的约安·斯尼切夫。然而近年来，这个派别中最具主导地位的代表已经变成了楚科奇和阿尔德尔自治州的季奥米德·德兹尤班主教，以及一些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
 
    处于中间的，则是由亚历山大二世领导下主导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保守派，它们也是最大的一个派别。在通向牧首宝座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第16任牧首基里尔战胜了弗拉瑞特和克莱蒙特，前者被认为是一位现代化的支持者，后者则是一位保守的基要主义者。基里尔这位新当选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领袖赢得了全部677张选票中的508张，可谓众望所归。就在第16任牧首发表就任宣言之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普京总理便表达了他们对基里尔的支持与继续合作的希望。一些宗教领袖，包括拉维尔·盖努特丁穆夫提，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
 
    作为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阿列克谢二世的可能继任者，基里尔在其被俄罗斯东正教会选为牧首之前，便在许多问题上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首要的是，他宣称俄罗斯东正教会不能将其活动仅仅局限于作为教会身份的信仰和传教问题，而要同样担负起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因此应当成为政府处理社会问题时的主要伙伴。基里尔向来将与政府良好关系的恢复视为重塑俄罗斯东正教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过去的20年里，正是以这个主教群体为主拟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那些重要文献，如《俄罗斯东正教会章程》（2000年8月13日至16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概念框架》（2000年8月13日至16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处理与其他宗教关系的基本原则》（2000年8月13日至16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传教活动准则》（2007年3月27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关于神圣、自由和人权教义准则》（2008年6月26日）等。其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概念框架》的作者们表达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教会与国家、教会与民族、教会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立场，以及东正教伦理关于法律秩序、法治、社会安全体系和一系列令人左右为难之事（如生物伦理、环境污染、大众媒体的定位、世俗化或全球化的挑战）等方面的观点。这份文件似乎明确昭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社会公共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及其不愿接受世俗化带来的教会边缘化的野心。正如阿列克谢二世所言，“在俄罗斯，教会与政府分离，但并不意味着教会与国家分离”。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游戏中扮演角色但并不直接参与政治的雄心。早在199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就宣布它从不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到了1994年，所有的主教们又被禁止角逐政治职位。俄罗斯东正教会真正想要的是被委以道德复兴和俄罗斯社会培育的重任。在基里尔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有着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的东正教国家”，政府应当建立与教会的“社会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会促成教会与政府在教育、文化、传统、社会服务、健康护理和戒毒等领域的密切合作。
 
    笔者相信，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与政府恢复良好关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被视为达到下列特定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国内层面，包括恢复财产，增加更多的比较优势（与其他宗教机构相比），克服教会分裂，增强俄罗斯东正教作为民族身份认同准则的地位；在国际层面，包括保持教区版图的完整性，重建基础设施，获得在世界东正教社团中的领导地位。
 
    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相比，要清晰区分俄罗斯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要困难得多，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央组织，缺少内部竞争，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这些组织大多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伊斯兰教”（与种族划分联系在一起，作为俄罗斯穆斯林传统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自由派”（欧化的伊斯兰教）或“基要主义的伊斯兰教”的代表。阿列克谢·马拉申科将最后一个派别称作“新伊斯兰教”，并将其划分为“伊斯兰新教徒”和“极端主义者”两部分。二者都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仪轨，但是“新教徒”与“极端主义者”相比，愿意忠于俄罗斯政府，并宣布排除使用暴力实现他们的精神理想。毫无疑问，传统派在俄罗斯穆斯林中居于主流地位，代表着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宗教机构，并且在克里姆林宫的眼中是讨论伊斯兰教在俄罗斯的地位时唯一可以接受的伙伴。
 
    就俄罗斯而言，宗教机构方面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有影响力的主要机构与依旧孱弱的、对联邦内的跨信仰对话过程没有多大意义的信仰群体之间的巨大反差。宗教间关系的模式被固定在联邦层面上。亚历山大·维尔霍夫斯基正确地指出：“正是联邦层面的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地区性和一些特殊领域内（如军队、机密部门、国际关系等）关系的框架。”1998年联邦论坛确立之后，俄罗斯所有的联邦行政区内几乎都成立了地区性的跨信仰委员会，但是这些协会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地区性宗教社团总是不断地陷入斗争、争吵，比如关于在公共场所新建圣坛或宗教标志问题上总是争论不休。然而，这些争论并没有对对话过程构成严重威胁。在地方层面与联邦层面的领袖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维尔霍夫斯基称，多数穆斯林领袖“只是想要成为本种族——宗教群体，特别是地区层面的代言人”。同时，“俄罗斯穆斯林中央精神理事会”和“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通常希望寻求制定一项清晰可辨的关于对待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在国家中的角色的政策。很明显，这种政策难以引起地区性领袖的兴趣。
 
    在俄罗斯穆斯林社团背景中，还有一个问题经常出现，那就是作为整体的、能够在联邦层面为之争取利益的穆斯林精英的缺席，这一点在政治领域更加明显。能够获得多数俄罗斯人认可的仅有几位穆斯林领袖，如车臣总统卡德罗夫、鞑靼斯坦前总统沙弥夫等。值得一提的是，沙弥夫的外交活动在其他穆斯林国家同样被认可，比如在2007年，他成为首位获得由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颁发奖项的俄罗斯公民。
 
    在俄罗斯的实例中，关于主要伊斯兰教机构的研究似乎在www.islam.ru网站刊载的两个序列的文本中也很容易找到。这个网站在俄罗斯穆斯林中非常流行，由达吉斯坦共和国穆夫提议会控制。无论是在俄罗斯穆斯林领袖序列，还是在俄罗斯穆夫提议会序列，第一把交椅都由俄罗斯穆夫提议会的领袖拉维尔·盖努特丁占据，排在第二位的当属古斯曼·伊斯哈科夫穆夫提（鞑靼斯坦共和国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局长）。塔德祖特丁、阿斯罗夫、贝尔迪耶夫也可以归到这个群体，这也证明着四个主要机构的穆夫提在俄罗斯“乌玛”中的巨大影响。
 
    所有主要的伊斯兰教宗教机构都在寻求着政府的支持，似乎多数穆夫提都持有这种观点，即唯有政府的资助能够保护穆斯林不至于变成“东正教国家的少数派”。1990年代，主要的竞争发生在前苏联穆斯林机构的继任者和新机构之间，两大阵营都有强力领袖：“旧教士阶层”以塔德祖特丁为代表，“分离主义者”以拉维尔·盖努特丁为代表，阿斯罗夫随后加入其中。
 
    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忠诚测试”的结果更有利于塔德祖特丁，他始终支持政府。盖努特丁的回应则难以捉摸和充满矛盾：时而支持政府，时而呼吁穆斯林为权利而战。这位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的主席还因为同情鞑靼人组织“祖国”（曾于2002年在莫斯科组织示威游行，其口号为“我为沙米利·巴萨耶夫投票”）而令克里姆林宫生厌。此后，塔德祖特丁作为俄罗斯“乌玛”的非官方领袖的地位似乎相当稳固。但是，这位穆夫提在2003年美国袭击伊拉克之后，呼吁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圣战反美，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后来，塔德祖特丁试图通过加强与克里姆林宫的新宠——北高加索穆夫提贝尔迪耶夫的联系来改善他的形象。实际上，塔德祖特丁——贝尔迪耶夫组合试图关注“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斗争，一方面关心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良好关系。而盖努特丁——阿斯罗夫组合对基要主义者持更加宽容的态度，承认“瓦哈比派”不总是与恐怖主义同在。此外，他们要求移除公共场所和国徽中的东正教标志，并将伊斯兰教法的部分元素加入到俄罗斯法律体系中。
 
    通常来说，对基要主义派别和东正教会在公共领域角色的态度是标志穆斯林领袖之间观点异同的两个核心问题。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是对欧亚主义的态度。在塔德祖特丁看来，欧亚主义意味着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平等两极。穆哈伊金·阿里相信，欧亚主义是一种对其他民族同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应该成为俄罗斯文化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回应。然而，盖努特丁接受这种政治观点时十分勉强，他宁愿赞成“法律应对”，也就是将一些伊斯兰教的制度吸收到俄罗斯体系中，比如银行业规章，金融文书等。
 
    俄罗斯穆斯林对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同样需要解决。伊斯兰教委员会负责人盖达尔·泽马尔在谈到穆斯林成为改变世界、带来公义与和谐的力量时，强调了宗教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他相信政府机构总是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来证明自己。出于这个原因，泽马尔认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观念是不着边际的，因为国家的唯一本质是与伊斯兰教精神矛盾的。因此，穆斯林应当首先支持“伽玛阿特”（伊斯兰教社团）。有一点需要指出，泽马尔并不反对俄罗斯政府，他的关注点在于保持严格的宗教身份认同和“乌玛”之内的社团意识。
 
    深受其他一些来自鞑靼斯坦的知识分子支持的赛尔吉·格兰蒂洛夫斯基强调伊斯兰教与俄罗斯文化融合、形成所谓的“俄罗斯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安全要求扩大对穆斯林宗教教育的控制权，在国家的资助下，俄罗斯神学院校应当有所发展，其中俄语应当扮演主要角色，忠于俄罗斯政府应当成为一个好穆斯林的道德义务。 
 
    关于“乌玛”在俄罗斯国家中的角色，最初的、也是最醒目的观点是由拉菲尔·哈基莫夫提出的，他是“欧化伊斯兰潮流”的知名代表人物。在《我们的麦加在哪里》一文中，哈基莫夫认为，多数伊斯兰教国家面临的危机能够通过“伊智提哈德”的重建来克服。也就是说，要承认每一位穆斯林阐述自己关于《古兰经》的观点的权利。流行的“塔格利德”阻碍了现代化，因为伊斯兰教的解释没有考虑到时代、进步、科技等逻辑。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在俄罗斯同样必要，必定会加强鞑靼民族的力量。哈基莫夫相信，重点应当放在教育方面，西方的解决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知识分子声称俄罗斯穆斯林附属于世俗国家的统治，因此他们觉得这种方式离西方更近。对鞑靼人而言，欧洲总是灵感之源，传播一种伊斯兰教与民主和自由相协调的现代“观点”是鞑靼人的职责。  

    与莫斯科甚至布鲁塞尔的观点相比，直接来自喀山的“欧化伊斯兰”的观点似乎十分吸引人。然而，哈基莫夫的主张从未赢得多数人的支持，他为人熟知更多的是由于其鞑靼斯坦总统顾问的身份。哈基莫夫曾被称为“沙米耶夫的右手”，2009年3月，在为政府工作18年之后被解雇。他的位置由亚历山大·特瑞迪耶夫替代。据称，沙米耶夫是迫于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才解雇哈基莫夫，他们最后的决定之一是在鞑靼斯坦语中用拉丁字母代替斯拉夫字母的提案。  

    伊斯兰教组织的多元总能使克里姆林宫轻而易举地控制所有的派别，但是在2002年至2004年间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政府越来越感觉到一个可以扮演政府和穆斯林公民之间的中间人角色的中央机构的缺失所带来的不利。2004年5月20日，贝尔迪耶夫、塔德祖特丁和盖努特丁携手建立了“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俄罗斯精神理事会穆夫提联合会”，可以被看作是部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迎合克里姆林宫意愿的一种尝试。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最近为所有俄罗斯“乌玛”建立一个统一机构的提议来自塔德祖特丁。根据这位穆夫提的计划，在三个穆夫提议会（俄罗斯穆斯林中央精神理事会、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和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协调中心）之外，应当建立一个总部设在喀山的机构，它的领袖应当是伊斯兰教法权威，并被视为全俄罗斯的穆夫提。此外，塔德祖特丁主动提出这个位置应交由他的竞争对手盖努特丁。塔德祖特丁还建议全俄罗斯的“卡迪”（伊斯兰教法官）位置应交由贝尔迪耶夫。另外，还有三个委员会需要建立，分别是：长老委员会、乌理玛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塔德祖特丁提议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实施这些计划。2009年12月5日，三家伊斯兰教机构代表的首次磋商在乌法举行。迄今为止，唯一的结果就是一个工作组的建立。 
 
    显而易见，塔德祖特丁计划的最主要的企图被认为是为了避免其失去支持和挽救个人声望，并没有引起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种观点的穆夫提们多少热情。  

    无论如何，塔德祖特丁的计划不应被漠视，这位穆夫提给梅德韦杰夫写了一封正式信件，请求总统支持其倡议。提及这封信，俄罗斯内政部长拉希德·加利耶夫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既然普京在其总统任期留下了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联合的印记，那么梅德韦杰夫或许想要在将俄罗斯伊斯兰教机构联合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样一种推测看起来是非常可能的，特别是考虑到关于机构联合带来的好处：联合起来将使官方的伊斯兰教更加强大，并给梅德韦杰夫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据称，与来自总统内阁的阿列克谢·格里申的磋商于塔德祖特丁与其他穆夫提在乌法会面之前已经进行，这一点可以证实克里姆林宫对前述计划的兴趣。 
 
    多年来，一个统一的组织的缺失是难以形成能够代表俄罗斯穆斯林的官方文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俄罗斯东正教积极活动的压力之下，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于2001年会发布了《俄罗斯穆斯林社会程序基本准则》，很明显是以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学说为样本。这份文件的作者们提及了个人权利和《开罗人权宣言》，明确强调了遵守良心自由的必要性：在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宗教与政府的分离具有特别的意义，应当尽一切可能来保护。此外，作者们还表达了俄罗斯穆斯林对国家的忠诚，并将遵守世俗法律和保卫祖国作为宗教义务。总而言之，俄罗斯伊斯兰宗教机构有义务遵守法律，忠于国家，保持政治中立，捍卫道德，加强爱国主义，缓解社会张力，与其他“传统宗教”对话，在社会关怀、保护家庭价值、戒毒等领域与政府组织开展密切合作等。  

    《俄罗斯穆斯林社会程序基本准则》还为伊斯兰宗教机构设立了目标，所有的伊斯兰宗教机构都要更加关心国内事务而非国际问题，每个机构都要寻求在竞争中获胜，成为俄罗斯“乌玛”的领头羊，并加强穆斯林在俄罗斯的地位。实现这个目标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与政府的制度化合作的有效发展，并继而形成稳固的“社会伙伴”。“社会伙伴”不仅被视为反对歧视穆斯林的“安全保障”，也被看作他们与东正教平等地位的保证。近来，伊斯兰教精英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平等权的呼声更加频繁和坚决。阿斯罗夫穆夫提及其支持者甚至提议为穆斯林代表设立一个副总统职位。  

    在对外方面，俄罗斯伊斯兰宗教机构不如莫斯科牧首区般活跃、引人注意，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传统、关系以及诸如俄罗斯东正教国际事务部之类的专门机构。不久前，一个此类办公室在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内部成立，由鲁沙姆·阿比亚索夫主管。伊斯兰教社团在国外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基础设施，他们在国外的活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俄罗斯穆斯林社会程序基本准则》称，俄罗斯伊斯兰教机构在国际领域活动的最重要目标就是要与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重要的国际组织，以及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土耳其、伊朗和埃及等建立关系。最后，穆夫提们进一步提出建立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家之间“战略伙伴”的战略。  
 
    就一种有组织的宗教而言，其国内事务影响着其跨国战略。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穆夫提议会在这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别。根据拉尔夫·德拉·卡瓦的观点，使一个组织具有跨国性的，是其“通过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推动和传播观点、人力和财力”的能力。这就可以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俄罗斯伊斯兰宗教机构无法与这些条件相匹配，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没有任何问题。就莫斯科牧首区的政策而言，国内事务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以外的战略设定航向。这一点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欧盟国家的活动能够看得出来：由于其少数派身份，俄罗斯东正教会接受了多元主义和所有其他宗教机构的平等地位。但是这并不会使俄罗斯东正教会改变其在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宗教”、“规劝主义”或“教会版图”的特殊地位。
综上，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多数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宗教机构的活动主要由国内事务决定，由那些在“社会伙伴”架构内寻求与政府恢复良好关系的传统主义者——务实主义者来管理。相互竞争以期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是其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 俄罗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紧张关系的缘由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许多方面（比如信徒数量、管理体系、财富等）的主导地位，给了伊斯兰教机构考虑其在现代俄罗斯社会中地位问题的诸多理由。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穆斯林表达关于“东正教化”现象的保留态度。社会学家德米特里·福尔曼在谈及通过密切与政府合作来获得新的利益，从而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地位的进程时使用了“东正教化”这个词。  

    2007年，阿斯罗夫穆夫提在谈及使俄罗斯融入其他“文化祖国”的最大障碍，是基于目前存在于东正教神职人员中的“东正教教权极端主义者”的群体活动而不断增长的“教权主义化”时，表达了许多穆斯林的关切。俄罗斯东正教会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加入新的必修课——“东正教文化基础”，招来严厉的指责。一个折中的建议是将课程名称改为“宗教和道德文化”，同样被所有“传统宗教”拒绝。另外一起比较突出的公开论战，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给予军队或监狱牧师以法律地位，从而使其受益的提案联系在一起。  

    国家象征和公众假期问题是一个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未来可能导致宗教间关系紧张的问题。受其他“传统宗教”代表支持的穆斯林，指责政府当局并没有真正忠于“俄罗斯是一个世俗的、多种族和多信仰的国家”的理念。在穆斯林、佛教徒或犹太教信徒眼中，政治精英们显然支持东正教传统，并期望所有公民承认其作为国家认同的基本元素。  

    关于这个问题，最公开的矛盾当属关于俄罗斯国徽的论战。在其引发争议的著名声明中，阿斯罗夫穆夫提要求从国徽和所有的公开办公场所中移除基督教符号。令许多俄罗斯公共生活评论员大跌眼镜的是，阿斯罗夫这位常常曲高和寡的穆夫提竟然得到了来自包括达米尔·穆海特迪诺夫、阿里·维萨姆·巴德维尔、瓦尔耶夫·普鲁霍夫等其他穆斯林教职人员的支持。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则发表了反对意见。盖努特丁表示，俄罗斯穆斯林尊重由国家杜马和总统决定使用的国家符号，同时，贝尔迪耶夫使他们相信目前的国徽不会伤害穆斯林的感情。  

    阿斯罗夫还批评一年一度的庆祝俄罗斯军队在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战胜马麦汗的活动，他认为以此作为战胜鞑靼人的纪念事件冒犯了俄罗斯穆斯林。政治上纠正历史事件的主题稍后由诺夫哥罗德的穆夫提们提出，他们抗议将11月4日作为“民族统一日”。  

    穆斯林在国家符号问题方面持续增长的过分自信的一个清楚表达，就是俄罗斯“乌玛”中同样流行着关于将伊斯兰教节日上升为国家节日的期望，首当其冲的是“乌拉兹——拜兰节”和“古尔邦——拜兰节”，它们目前仅在一些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共和国（比如达吉斯坦和英古什）属于官方节日。  

    在公共领域的竞争（或者说是反对俄罗斯东正教会控制的斗争）是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社团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不太明显的竞争是关于改宗问题的公开争论。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伊斯兰宗教机构在正式场合都否认有让那些非传统的信仰者改宗的意图，也同意维持建立在种族划分基础上的两种宗教所影响的范围——原则上，斯拉夫人的精神需求由东正教神父们满足，而那些鞑靼人、英古什人、楚瓦什人和车臣人的精神需求则由穆夫提满足。在劝人改宗问题上有所企图，总会挑起紧张关系。2008年11月，达吉斯坦穆夫提议会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圣经福音书翻译为阿瓦尔语和库梅克语（两种传统穆斯林民族使用的语言）表达了严重关切。 
 
    劝人改宗的实例（穆斯林成为东正教信徒或者相反）受到公开关注，特别是一些伊斯兰教精英试图用这些实例作为反对“伊斯兰教正成为一种少数民族宗教”的观点的论据，实在不是一种巧合。一些人试图将其作为伊斯兰教俄罗斯化（比如俄罗斯族改宗者数量的增加）的起点，这一点与俄罗斯境内盛行的人口统计学趋向交织在一起，强化了“乌玛”的地位。  

    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伊斯兰宗教机构都认可的数据，目前有大约2500名“俄罗斯族穆斯林”（斯拉夫族穆斯林）。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强调，这些人中的80%都是嫁给穆斯林移民的妇女。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心理上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改宗事件发生于1999年，一位原东正教神职人员维亚切斯拉夫·波洛辛该信伊斯兰教，并换了一个新名字——阿里·波洛辛。如今，他已成为一名知名的穆斯林活动家，并且是“俄罗斯穆斯林国家组织”的创立者之一。该组织整合了其他一些机构，成为代表斯拉夫穆斯林的主要机构，并于2004年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举行了第一次高峰会议。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俄罗斯穆斯林国家组织”应当被看作是伊斯兰教向“非传统”民族传播的转折点。另外一个著名的斯拉夫改宗者群体来自莫斯科，由伊曼·波罗霍夫支持。  

    莫斯科牧首区对整个事件的态度倾向于“不在乎”。东正教媒体经常带有讽刺意味地提起这股“假定的”俄罗斯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浪潮”，声称著名人物的改宗故事经常在他们死后即被伊斯兰媒体发掘出来。其所指之人，就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他被说成已经秘密地改信伊斯兰教，在其过世前甚至去过麦加和麦地那朝觐，这些说法显然永远也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另外一些穆斯林皈依东正教的实例已经公诸于世，那就是一位瓦哈比派极端主义者的例子，他在与东正教神甫进行神学争论之后，据称“找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所有答案”，并请求受洗，但是由于担心离开“乌玛”的后果而决定匿名。  

    分析俄罗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紧张关系的原因，我们同样要考虑宗教不宽容现象。由维亚切斯拉夫·卡波夫和艾琳娜·利索夫斯卡娅开展的“公众观点调查”显示，“东正教——穆斯林不宽容在俄罗斯广泛分布，一些最高层面上的不宽容在那些穆斯林人口几乎可以忽略地区的俄罗斯基督徒中也可以发现，在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相互宽容要多得多。在上述两个地区，大量的东正教和穆斯林人口长期和平共处。饱受战争困扰的北高加索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基督徒——穆斯林不宽容”。有意思的是，“数据显示多数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和穆斯林接受他们尊崇的宗教的公开表达，但其邻居除外”。此外，“多数俄罗斯基督徒仅有少数、甚至没有任何穆斯林邻居。然而正是在这些人口中，我们看到了对穆斯林最强烈的不宽容”。大多数东正教信徒属于种族上的俄罗斯人，但穆斯林更加多样，并较少有种族优越感。在俄罗斯，不断增加的宗教不宽容同样受到“欧洲反种族主义和不宽容委员会”的关注，他们在2009年5月16日发布了一个批判性的报告——“俄罗斯穆斯林形势报告”。有意思的是，所有俄罗斯“乌玛”的领袖们都刻意地与这份文件划清界限，声称文件由西方操控，目的在于攻击俄罗斯。  

    虽然如此，俄罗斯族和穆斯林之间不断增长的仇恨情绪问题绝对不能低估。一位有争议的东正教神职人员达尼拉·塞索耶夫的谋杀案，增加了这一社会张力。塞索耶夫是一位在穆斯林中传教的传教士，据称已经成功劝说80名穆斯林改宗。2009年11月19日，他在莫斯科圣托玛斯大教堂结束弥撒后被枪杀。所有的穆夫提议会一致谴责这宗犯罪，盖努特丁呼吁莫将这种野蛮行为与俄罗斯“乌玛”联系在一起，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将塞索耶夫称作“俄罗斯的萨尔曼·拉什迪”——一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反对非法移民民主主义运动”甚至悬赏10万卢布征集有关这种谋杀案的线索。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转变可以在一些伊斯兰教机构（如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企图超越传统领域（即前文所指的由于民族因素）劝人改宗的实例中发现。此外，伊斯兰教社团反对俄罗斯穆斯林的骚乱。一个显著的例子发生在2007年3月5日，俄罗斯“乌玛”的代表们向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提交了一封公开信，为未经审判便被收监一年之久的安东·斯捷潘年科“伊玛目”这位“良心犯”呼吁，称其“唯一的过错便是在一间清真寺中向非民族的穆斯林讲道的勇气”。  

    由“乌玛”发起的类似抗议正逐渐变得频繁，这表明伊斯兰教机构的社团意识、整体性和效能的增长。2007年，穆斯林们组织了一场游行，他们打着“教士的影响对民族安全构成威胁”的标语，想以此推动这个重要问题更加公开化。实际上，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良好关系对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这就是政府强调跨信仰对话的重要性，并支持那些忠于国家的、中立的、和平的、易于调和的宗教机构的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政府对特殊的宗教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些机构也在东正教信徒和穆斯林之间关系发展中扮演有关角色。对后者而言，主要是通过保持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热忱联系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一个代表所有“乌玛”的中央机构和伊斯兰教机构之间的内部竞争的缺失，使得穆斯林们结成一个对抗俄罗斯东正教会逐渐增长的主导地位的统一阵线，变得更加困难。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确保如果它敢于面对莫斯科牧首区，其他机构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其影响并赢得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尽管如此，穆斯林们正试图在跨信仰对话领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保持一致。2005年12月24日，以“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行走在对话路上”为主题的首次伊斯兰教——天主教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2006年3月，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成立了“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对话委员会”。  

    伊斯兰教机构将在那些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东正教在公共领域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机构和人群中寻找支持者。毕竟，穆夫提们自我定位为一个世俗的、而非伊斯兰教化国家原则的捍卫者。可以推断，伊斯兰教机构经常被知识分子们视作可以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抗衡的一股力量，以及世俗化的保卫者。  

    正如亚历山大·维尔霍夫斯基所言，“少数派（包括历史上的伊斯兰少数派）中的种族——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然而现在，在强化‘垂直力’和俄罗斯族多数派种族——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即便是极端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也倾向于以一种防御的姿态来应对保护少数派权利问题”。他还认为，“在东正教——穆斯林关系中，往往是东正教评论员更加好斗，而穆斯林作者，考虑到自己的少数派地位，往往选择呼吁普遍的人类价值来作为适合的防御策略”。穆斯林知识分子赛尔吉·马库斯以一种同样的精神宣称，“我们，俄罗斯联邦的公民，根据法律规定，有义务保卫我们的祖国免于除反民主的教权主义之外无他的尼康式交响曲。”  

    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同样表达了这种观点。2008年，它发布了一份题为《教权化——俄罗斯国际安全的威胁》的文件，其中的观点支持先前由俄罗斯科学院成员署名的反对教权化的信。在那封寄给俄罗斯总统的信中，教授们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我们明确反对，将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俄罗斯，替换为有一种国家垄断的正确信仰的俄罗斯精神复兴”。两年前，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第四次会议在位于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国家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军舰上举行之后，一群军官抗议军队的教权化。所有这些群体的抗议活动及其观点，都在前述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的文件中出现：“我们穆斯林，希望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享有和平与和谐；我们希望多样的生活在俄罗斯的所有民族为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而奋斗。教权主义及其所有的形式都应被拒斥。
 
翻译：孙家宝
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2010年1月号，翻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