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穆斯林为了寻求良好的生存就业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他们以经商、学习、打工、婚嫁等多种形式进入城市。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员进入城市后对城市的影响较多，最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在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多，使得城市文化多样性得到了加强［1］。这些穆斯林身处城市边缘地区，固守着自己虔信的宗教，接受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以独特的方式与城市文化进行着交流和融合。笔者试图以西北地区伊斯兰气息较浓的兰州市区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教状况为例，由点到面探索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共性及其趋向。

      一、现代穆斯林社区——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土壤

      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是伊斯兰文化的负载者，穆斯林与伊斯兰是一个两元一体互为因果的整体。这个概念的本质决定了穆斯林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按其自身的逻辑去发展［2］。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中，“社区”性质的地缘有助于穆斯林产生团结一致的集团效应，以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穆斯林群众的生存。社区主要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依据特定的规范和制度进行社会活动，并且有某种互动关系维系力的人类群体，是一个地域社会发展共同体［3］。本文要讲的穆斯林社区是指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个体或群体形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的某一区域群居下来，从而结成的以信仰、共同经济、共同文化意识为纽带的共同体。现代穆斯林社区脱胎于原来伊斯兰教信仰密度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由大的回族等族社区分流重组，远离了原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处在现代化、世俗化较明显的城市之中。以兰州为例，近年来，到兰州经商、打工的外地回族等族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在兰州仍然是围绕兰州市原来穆斯林的聚集区而租房、建房或购房居住。这样，在兰州就形成了工林路、硷沟沿、小西湖、上西园等几个大的穆斯林社区及一些小型的散布的社区这种择地而居的方式。

      从社区的居住格局看，兰州市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旧有城关区的金城关、新华巷，七里河区的柏树巷等社区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重组和新建。现在，兰州市穆斯林社区相对密度较大，人数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增加：兰州市共有本地、外地穆斯林近18万，其中城关区共有穆斯林近6万，以回族居多，多集中居住在靖远路、草场街、广武门、互助巷一带；七里河区约有穆斯林近5万人，多集中于柏树巷、五星坪、西园堡等地。

      从社区的群体来源看，外地来兰暂住经商、打工的穆斯林特别是回族、东乡族、维吾尔族穆斯林日益增加，这些穆斯林大都来自西北五省，以甘宁青三省为主。就甘肃省看，大多来源于东乡、广河、临夏、安康等地，如位于七里河区的工林路一带，沿通往阿干镇煤矿的铁路一线，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回族、东乡族穆斯林从东乡、广河等地陆续迁来居住经商，至今已达100多户、2000多人。另外，兰州穆斯林社区群体来源各有特点，如小西湖一带以东乡地区的人为主，而在南关互助巷则以兰州旧有穆斯林人口为主。

      从社区穆斯林的经济来源看，来兰的穆斯林多以小贩形式的经营饮食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其中开餐馆者居多，其他多以卖牛羊肉、羊杂碎及干果、熟食为主，这种经济形式使穆斯林在饮食业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也确保了他们在城市边缘的生存。

      现代城市穆斯林社区中的穆斯林群众在现代化、世俗化的排挤中挣扎、成长，社区内的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也必然走上与外界交流之路。作为穆斯林社区连接纽带的伊斯兰教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社区内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聚集区的伊斯兰教本身面临的环境不同，受到的文化影响也不同，其走势和活动轨迹必将有所不同。

      二、清真寺——城市边缘伊斯兰教的核心体现

      走出信仰核心地带的穆斯林，一旦进入城市，最初受到的便是城市化所带来的世俗化的冲击，对于从小口传身授而继承下来的信仰体系来说，世俗文化的影响的确很严重，这使虔信的穆斯林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找一个信仰的凝聚点——清真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为自己的信仰找到一个较好的寄托。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穆斯林相比，处于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他们对清真寺的依赖感要强得多。对于他们来说，清真寺是自己信仰的支柱，是通向永恒后世的路径，又是走向现实生活的路标。因此，清真寺成为城市穆斯林社区中穆斯林群体立足主流文化社会的根柢。

      兰州在明洪武、永乐、正德年间，就已经形成回族“围寺而居”的分布格局，到解放初已经形成14个大坊，有48座清真寺。另外，据1997年统计，兰州市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有103处，其中清真寺84处，拱北19处［4］。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受到很大的冲击，开始走向新社区的形成与重组。现在的兰州市穆斯林社区的分布及“社区—清真寺”的结构已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兰州市穆斯林人口分布呈“分布广、相对大集中”的特点，而且自市中心向郊区呈递减走势。这说明在兰州市这个二元经济结构的城市中，穆斯林群体的文化适应性还是比较强的。

      另外，兰州穆斯林社区的人口分布与清真寺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如占全市穆斯林人口67.67％的城关区和七里河区，拥有全市清真寺的51.22％、拱北的90％［5］，这一比例关系反映出穆斯林社区“人不离寺，寺不离人”的特殊人地关系。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城市，不仅兰州是这样，其他城市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也是类似的，这是伊斯兰教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特殊形式。

      城市边缘地区的清真寺，由于受其群体来源的影响，与伊斯兰教气息较浓地区的清真寺相比存在着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城市中的清真寺也分门宦与教派，如兰州的清真寺就分别隶属于伊赫瓦尼、胡门、刘门、灵明堂等一些教派和门宦；不同的是，在保留清真寺底蕴文化的方式上，处在边缘地区的清真寺比其他地区的清真寺多了一层开放式的交流，如在兰州的很多清真寺都有的“出jamaat”传统，就表现了清真寺的极大的交流欲望。“出jamaat”是指兰州市的清真寺之间以及与邻近省市的清真寺之间进行的一种交流活动，这种活动在 其他伊斯兰教地区是少见的，这也是城市边缘地区清真寺的一大特征。

      可见，处在边缘地区的穆斯林之所以能够在保留自己虔诚信仰和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交融，其所依据的文化源泉便是清真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清真寺相比，城市边缘地区的清真寺在社会功能上又多了一层文化的对抗性，因而使城市边缘地区的伊斯兰教在其承载物的表现形式上又有较多不同，这决定了作为边缘地区伊斯兰教载体的社区穆斯林，在宗教生活、教育、习俗等方面必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和特殊性。

      三、世俗化中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礼俗——边缘地区伊斯兰教文化的体现与保留

      在几乎相同的伊斯兰习俗中长大的穆斯林，面对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一些世俗化因子，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和他们所依赖的伊斯兰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艰难的抉择：保留自己的传统生活和习俗还是顺应现代化的世俗生活，这种现实的抉择迫使这些穆斯林群体不得不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在适应主流文化的同时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独特的方式在相当的程度上直接体现了处在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大众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状况，这些在他们的日常宗教生活和宗教礼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宗教生活城市边缘的穆斯林社区形成的根源在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因此，在穆斯林社区的穆斯林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同时，由于穆斯林群体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环境的限制和约束，使得他们在宗教生活方面有一定的改观和形式上的改变。对于穆斯林来说，每天的五番礼拜被视为“天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必须遵守的“功课”，这对于城市边缘穆斯林社区的人们来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然而，不同的是，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进入城市的目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非常自由地进行各种宗教生活，但他们又不可能选择放弃，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另一种形式来调和。例如，每天的五番礼拜如果不能按时去做，他们就在闲暇的时间以弥补的形式去完成，其中每周星期五的“聚礼”是必须去做的。可见，平时为生计而奔波的穆斯林群众，在坚守自己信仰的同时，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自己的宗教生活，以保留和传承自己的宗教和文化。

      2.宗教礼俗穆斯林因信仰伊斯兰教而形成了与汉族群体不同的礼仪和习俗，处于城市边缘的穆斯林群体，由于受城市主流世俗文化的影响，在保持伊斯兰礼仪和习俗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些世俗化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宗教礼俗才真正地体现着伊斯兰教尤其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精神和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在语言方面，他们保持着古老的以汉语为底蕴，并夹杂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回族特有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亲切感强化了边缘社区穆斯林的族群意识，进而增加了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在服饰方面，社区穆斯林以传统的“白帽和头巾”将伊斯兰教信仰完全外化，虽然在主流社会中显得有些不合群，但这是伊斯兰教在城市中的一面旗帜；在饮食方面，对城市边缘的穆斯林群体来说，这是最具挑战性，也是自身保持的最好的一点，穆斯林们根据《古兰经》中关于饮食方面的规定来维持自己的群体独特性，并且建立了具有个性特色的清真饮食，这也成为都市社会区分群体内外成员的标志。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婚葬习俗方面，边缘社区的穆斯林严格继承伊斯兰教的规定，以自己独特的习惯在城市中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习俗，这使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并起到了传承的作用，是城市边缘伊斯兰教状况的直接表现和城市伊斯兰教精神的外化。也正是在这方面，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群体表现出了极大的世俗化倾向，如穆斯林女子的外嫁、男子的外娶，葬礼方面的简化和形式化都说明了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倾向。

      总之，从处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礼俗的保留和表现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而且在与主流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也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城市边缘地区生存有了更多的自身依赖性。

      四、伊斯兰教育——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承与发扬

      步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受城市文化的冲击，一方面要传承自己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与城市主流文化相适应，因此，这些穆斯林群众在重视宗教教育的同时，必须学习和了解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既保留自己的宗教文化，又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

      1.寺院教育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大部分都是“围寺而居”，这种居住格局，一方面是自身群体内聚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其宗教传统的沿袭。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最本质的体现，很少受到外部的冲击，因此围寺而居的穆斯林群体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清真寺的教育功能，重视伊斯兰教信仰知识的教育，而作为城市穆斯林社区核心的清真寺在这方面也作了许多不可抹煞的贡献。寺院教育在城市穆斯林社区中显得格外重要和备受重视，如兰州市七里河区的柏树巷清真寺非常重视寺院教育，近年来，该寺改变了传统的口传身授的经堂教育模式，认为传统的经堂教育方法落后、目的单一，已不能适应穆斯林群众和现代化社会的需求。因而他们变革教材，实行学校式教育，提倡并加大中阿并重的教学力度，致力于建立一种结构合理的现代伊斯兰教寺院教育。又如，在同一个区的硷沟沿清真寺，该寺伊玛目非常重视经堂教育，认为经堂教育需要更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且注重经堂语的教授，主张把经堂语运用到实践中，以保留回族语言的特色。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增加教学方法上的趣味性，继承经堂教育教学严谨的传统。同时，针对近年来穆斯林大众信仰淡薄的现实，该寺伊玛目提倡教育要从幼年抓起，因此，寺中每年举办寒暑假两期学习班，主要对儿童进行伊斯兰教常识的教育，普及伊斯兰文化。此外，在兰州其他一些穆斯林社区的清真寺内部也都非常重视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这种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寺院教育，将伊斯兰最本质的内涵予以承袭，并且通过与主流文化的交流，将伊斯兰教文化外化，这无疑推动了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

      2.家庭教育穆斯林家庭教育是指在穆斯林家庭中进行的一种培养性活动。家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私人教育，是一种非正规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6］。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家庭，家长自身就处在一种信仰的边缘，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尤其宗教方面的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视。一般来说，穆斯林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主要通过口头传授和行为影响两种途径进行。一方面，通过给子女讲述一些伊斯兰教先知、圣贤的事迹以及本民族中主要先烈的故事使子女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及信仰来源；另一方面，通过自己日常宗教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细节来感染子女，以便其在耳濡目染中了解一些伊斯兰教的礼仪习俗。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很容易使子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和领悟伊斯兰教的精神和内质，从而使其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能够保持伊斯兰的传统。这一点，笔者在兰州走访穆斯林社区的许多回族、东乡族家庭的过程中观察到，大部分穆斯林儿童，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伊斯兰化了。可见，穆斯林家庭教育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传输，是伊斯兰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这种教育模式的民族性和宗教性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教育形式的特点。

      综上所述，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在自己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中彼此适应着对方的文化与传统，并且与城市文明相交融，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交流中，城市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教在不知不觉中便背离了原有的传统，脱离了以前穆斯林聚居区的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城市文明的夹缝中发展。一方面，由于步入城市的各民族穆斯林群众为了能在城市的漩流中生存，他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文化土壤的穆斯林社区，这样，在社区的发展中，原本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教派、门宦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中逐渐走向了趋同，中国伊斯兰教在这样一些特定的地区走向了它的新道路。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文化本身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城市世俗文化的包围中，它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吸收一些世俗的成分，从而将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部分予以摈弃或改造，使伊斯兰教能够以更加完善的姿态与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

      参考文献：
    ［1］周竞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J］.民族研究，2001（4）.
    ［2］金云峰.怎样看待回族的形成［J］.回族研究，1999（1）.
    ［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马强.兰州伊斯兰教寺院调查研究［J］.回族研究，2000（4）.
    ［5］杨文炯.Jamaat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J］.回族研究，2001（2）.
    ［6］海存福.回族家庭教育发微［J］.回族研究，2000（4）.

本文原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