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基督教在农村扩张的典型，而周口又是河南的典型——它是基督教在河南第一个成立教会的地区。周口全市8县有1200个教堂，50万信徒。农民空闲时多聚在家庭教会。今天周口的农村，很多坟头竖着的已是十字架而非传统墓碑，而教堂则扮演着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佛教寺庙虽然大多已沦为各地方的旅游资源，但它反而为佛教复兴创造了变革的基础，大城市中活跃的非官方佛教团体举办法会时，地点早已从寺庙搬到了写字楼。昆明一个活佛小组甚至设立“办公室”，供昆明、丽江、深圳、上海等地的居士前往交流，三年间该小组已有上百位居士，自己设立道场，每周诵经、打坐、学佛、讲座。

      佛教在都市的发展特别多元：北京、上海的僧人和还俗子弟前往偏僻农村建庙，居士团体在家中举办学佛小组，皈依佛教的商人开办素食餐厅，寺庙的主持、法师们开设微博，粗略统计新浪微博较活跃的活佛有近70位、法师150 位。

      基督教和佛教在中国有相似的社会阶层分布。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带有“两头大、中间小”的阶层分布特征，即来自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分别为30%和23.4%)，大于来自中等水平家庭(17%)的学生。有研究甚至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收入较高者。

      不过，基督教在东北是奇特地以“城市包围农村”传播。以吉林为例，1982年—1993年间，基督教传播很慢，信徒只占当地各类宗教信徒总数的7.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9%)，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今天，基督徒人数已占各类宗教信徒总数的50%，而且90%都是最近20年内皈依的。

      1993年后东北发生了什么？

      重建社会归属

      时间节点上，基督教在东北爆发式增长与激烈的国企改制正好同步。

      国企改制在东北是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东北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社会结构高度单一：企业的社会化现象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更突出，人们的生老病死和全部社会关系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单位。

      国企改制不但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因为企业的关停并转，失去了旧有的社会纽带，人们不但要重新找工作，还要重新找组织。对于全民在国企上班的社会，一个人突然被企业抛离，内心的创伤和失落感会非常强烈

      从东北地区信徒结构上看，迅速增长的信徒主要是下岗工人和退休者。这说明基督教在当地的扩张，主要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虽然这种信仰动机和有些人因疾病困扰入教一样，有功利和盲从取向，但教友们的关爱和鼓励对这个群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另一方面，之所以人们选择基督教，还因为东北人口主要由关内移民构成，佛道教的根基不深。在大工业单位人情厚重环境中度过前半生的人，很容易投身到互助、关爱气氛浓厚的基督教会。

      更大面积的熟人社会瓦解发生在农村。

      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宗族和寺庙组织是重要的组织和情感纽带；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宗教、宗族，人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承包制后，意识形态的真空给了宗族意识抬头的机会，但“打工潮”导致农村空心化，只剩老人、孩子的乡村，丧失了建立宗族社会的基础。

      此时再想建立亲密的社区关系，家庭教会几乎是仅剩选项，或者说，中国农村现状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热土。今天在基督教传播较广的农村，堂点已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即使家庭教会的堂点被拆掉，村民们也不会去官方建设的“文化活动中心”，而是继续凑到堂点的废墟周围感受“基菩萨”的魅力。

      离开家乡的新一代农民工，因接受过无神论教育，很难受父辈影响信教，很多人仅在圣诞节时才跟着进教堂。有趣的是，当他们到异乡城市打工时，有些人反而会成为基督教信徒。

      “新客家人”是深圳城市教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孤身一人来到深圳，除了同事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工作薪水低、居住条件差、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每周教堂聚会就是他们抚慰精神的重要时刻。

      教会能为异乡人迅速搭建一个社会网络。人们相互认识、彼此关心、以“兄弟姐妹”相称。“交友”成了“新客家人”在教堂的重要活动。和深圳类似，在北、上、广的教会中，本地信徒所占比例在最近十年逐渐下降，很多地方外地信徒甚至高达90%。

      近三十年来，中国严密封闭的熟人社会迅速瓦解，重建社会网络的心理需求，是各种宗教迅速传播的最关键社会学因素。比如，东北在基督教高速传播的同时也盛产各类“邪教”。其实，早期基督教、摩门教的崛起也可归功于社会动荡。

      精神的指引

      宗教复兴是转型社会普遍现象。台湾和剧变后的苏联东欧都是典型，但宗教的社会功能并不仅只是重建社会归属感。

      中国大陆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等精英人群的信仰动机就复杂得多。

      浙江一些教堂是“精英人士”聚会交流的平台，此类聚会被信徒称为“工商团契”，其内容和形式都与MBA课程相似：企业家们轮流发言，分享交流管理经验，有时还会按企业规模和职务高低分组讨论。

      工商团契最早出现在临近港台的福建、深圳等地，后发展到北京、温州、沈阳，甚至安徽、湖北、四川。聚会虽在教堂举办，但独立于教会组织，几乎每个地方的团契都由老板基督徒牵头。他们最常表达的是如何把工作的基本道德与对上帝的敬畏相连，在他们看来，积累资本就是“荣耀上帝”。

      有些基督徒经营的企业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印记，他们向员工传福音，借圣经撰写“管理箴言”来处理公司事务与员工间的关系。不过，其价值不仅在于传道，更大的意义是通过基督教的道德属性来加强企业管理。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佛教徒中。与一般佛教徒不同，祈求个人福佑并非“老板佛教徒”的主要追求，他们组成各类基金会、企业道场、讲经会等团体，定期举办佛学相关讲座和学习，还根据年龄和爱好举办茶道、插花、梵乐等学习班。

      “老板佛教徒”也会把企业变成信仰传播媒介，践行其道德伦理；他们和“老板基督徒”一样，也会有额外的“信仰支出”，譬如建佛堂、供法师，捐助社会慈善活动。

      宗教在中国精英信徒人群中，很明显地扮演了道德建构和重塑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正常社会，社会道德和伦理系统通常都来自其宗教传统，譬如西方国家来自基督教传统，而传统中国社会则来自儒、释的结合。

      新儒家对中国精英人群的影响也是同样的社会背景，它们都可视为是对1978年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空洞化的矫正：大公无私、自我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集体主义道德体系，随着计划体制一道终结后，盛行的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

      宗教组织内的相互帮助，很容易发展成面向全社会的慈善。近十多年，各类宗教组织在中国一直低调地践行其社会救济和反哺功能(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有道德和伦理责任内核，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有更好的组织动员效率)。

      在社会慈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好是发展最快的佛教和基督教——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新兴的巴哈伊教，他们似乎比较偏重教育，一直以小组学习方式在落后地区普及妇女和儿童教育。

本文转载自：新浪专栏·新史记。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7-04/1422946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