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儒学或“国学”再次成为热点以来，社会反响褒贬不一，不少人对“儒教”这个提法很反感。五四运动时，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左派”还是胡适所代表的“右派”，也都反对“儒教”。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儒教本身是一个“好东西”。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儒教，而是把儒教变成“国教”。
 
    创立教派是儒家的权利
 
    我想表达三个意思。第一，全力支持真正有志于倡导儒家理念的人士大力弘扬儒学。如果有人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我乐观其成。基督教、佛教、伊斯兰都是宗教，中国道家也宗教化了，为什么儒家不能创设自己的教派？这是儒家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是义务。如果有人致力由儒学入儒教，应该是好事而非坏事。事实上，儒家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均取决于儒家们能否成功开拓出儒教。
 
    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儒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学问、一种学术，是学者在自己的圈子里写写文章、发发议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影响范围很小。这也是中国儒学历来的一个局限性，我甚至认为，它是儒学国家主义倾向的起源。儒学之所以一直作为官方正统而依托国家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学是以“学”的姿态出现，自己不能在民间普及并立足。儒家既不像墨家那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也不像道家那样在各个地方设道观。作为一门学术，它一直只是学者的产物，缺乏民间的传播渠道。只有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依附国家强力推行，儒家才能将自己的信念传播到民间。孔子周游列国，纯粹走“上层路线”，并不指望田间野夫会接受仁义礼这套东西。到了汉初，儒家终于说服统治者“独尊儒术”。这不仅意味着儒学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也决定了儒学之于统治者的依附角色。
 
    儒家之所以不得不和国家连体，不只是一件需要责怪的事，而可能是人的本性使然。儒家的这套形上学和道德伦理在很多学者看起来很好，但它比较高深，没什么“亲民感”，不易为普通的市井百姓所接受。因此，儒家便不得不通过国家机器来推行儒学，进而造成了儒家和国家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这样做解决了一个问题，却造成了更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儒家伦理不可能普及民间，因为国家纵然力量大，但除了搞“群众运动”，其塑造信仰的力量其实相当有限。其后果是，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历来是一个道德感不强的民族。士大夫有儒家伦理，但是这套东西没深入多数普通百姓。按儒家学说，有没有道德也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而君子总是少数，“小人”是大多数。《水浒》上描述的十字坡孙二娘等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物，就成了市井百姓的代表。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伦理，而是说他们的道德义务一般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至多是朋友小圈子里，对于社会一般成员则缺乏类似于公民的道德责任感。由于儒家伦理不能充分深入民间，市井百姓除了家庭伦理之外就没多少道德信仰。
 
    要让儒家伦理广为接受，儒家必须走出书斋，走向民间社会。儒学则必须通俗化，由儒学而变儒教，使之能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使更多的百姓接受儒家信仰，成为具有强烈道德感的责任公民。没有儒教，则儒学或者成为象牙塔的古董，或者继续谋求“独尊儒术”，走依附国家力量的老路，但无论哪条路都只能是邪路或死路。
 
    反对把儒教变成国教
 
    我要表达的第二层意思是坚决反对把儒教变成任何意义的“国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回到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不论宣传何种思想或信仰，都一定要坚守这个截然分明的基本底线。政教不分会产生数不清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的后果不用多说。近年埃及的民主转型为什么屡屡发生危机？原因可以很复杂，但根源就是政教不分。一个世俗政权的总统要推行自己那个教派的教义，其它教派或世俗民众自然不干，这样矛盾就来了，甚至会爆发内战。如果统治者不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埃及转型的危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儒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政教分离传统，而是实行“独尊儒术”和思想专制。基于这个原因，我毫无保留地支持儒教，但也同样毫无保留地地反对把儒教和国教混为一谈。
 
    在此基础上，我要表达的第三点意思是弘扬儒学（或儒教）任重道远，因为今天的儒家不能再期望像传统儒家那样走“上层路线”，通过国家的力量实行道德与政治专制。这条路不能走，怎么办？弘扬儒学之路只有靠儒家自己身体力行。西方的基督教、印度佛教、中国自己的道教，不也是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吗？儒家以后要发展壮大，也只有自食其力，不能指望国家施舍，所以说“任重道远”。这对于儒家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如何把高深的学问变成通俗的伦理、信仰、理念，对老百姓的日常行为发挥一种指导作用，让他们像儒家“君子”那样过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当代儒家面临的重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没有人的努力，任何学说都是一堆僵死的教条。要将儒学发扬光大，惟有靠儒家自己的身体力行。
 

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2014年8月8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