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的重要媒介。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并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内地的广州，再北上上海、天津，并以海洋中国为基地向内陆和周边地区辐射。虽然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出自西方传教士，但对海洋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涉入却无法超越固有秩序，这便要求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人在书写和言说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性。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且是以互动的方式探寻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其次，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时局动向，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上述做法也使基督宗教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一方面，他们通过阅读报刊等从基督宗教中找寻救人、救国、救世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当做自身赖以生存的舆论平台。他们不但演绎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还在与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充分伸张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融合。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既是基督宗教在世界扩散的重要动力，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方式，还成为现代文明的成长要素。 
  
    近代以来，传教士在中国和亚洲所从事的创办报刊活动与传教史、新闻史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些报刊不仅是基督宗教在中国和亚洲传播的媒介，担当了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使命，而且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报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启示，产生了影响。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P67)中所说：“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正因为如此，多年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从基督宗教传播等角度，对这些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加以考察，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近代中国和亚洲基督宗教报刊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单一的报刊为个案，分析其对基督宗教乃至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贡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以及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例如香港学者梁元生对《万国公报》的研究。在《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2]一书中，他重点考察了《万国公报》的言论立场及其创办人林乐知的思想主张，剖析了该报对晚清官吏及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影响。二是从“线性历史”的视角出发，梳理基督宗教报刊在近代中国和亚洲的发展脉络。例如大陆学者赵晓兰和吴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3]等。在该书中，作者依据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及供职于这些报纸的传教士和报人的回忆录、传记等珍贵史料，以历史沿革为基本线索，为读者呈现出基督宗教中文报刊的历史流变。上述研究无疑带给笔者一定的启示。在选题方面，研究者充分认识到报刊在基督宗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并试图借助对它的探讨使基督宗教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资料搜集方面，他们已不局限于一报一刊，而是广泛地采用档案、年鉴、报人的自传和传记等资料，使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在学术观点方面，这些研究也不拘泥于以往基督宗教报刊研究的某些结论，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依旧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遗憾。首先，他们大多关注基督宗教报刊对单一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也未能从整体上阐明其发展路径。其次，他们多偏重于报刊的言论和报人的研究，而对其所处的舆论环境有所忽视。 
  
    “海洋亚洲”的适时引入，不仅可以使研究者从新的角度认识基督宗教报刊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能够为深入探讨基督宗教报刊与东西方交流的更多面向提供一个有效的路径。近年来，有些学者由关注陆地转而聚焦海洋，提出“海洋亚洲”的分析视角，将东至欧亚大陆东端的东海、南至东南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西至红海的地域范围视为一个整体，并考察数百年来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和地域秩序，以及经济交往和思想对话[4]。他们主张在海洋文化的背景下研究亚洲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并提出近代亚洲并不是停滞的社会，东西方的近代文明受到海洋亚洲强烈的影响[5]。可见，“海洋亚洲”的提出对“冲击与回应”理论等提出了挑战，在强调亚洲主体性的基础上认识近代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 
  
    虽然“海洋亚洲”为重新阐释亚洲近代历史提供了某种路径，但是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是该区域的经济交往和环境变迁，鲜有对其中的文化交流、宗教传播进行深入考察。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进行学术尝试。松浦章在《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6]一书中以明清时期海洋亚洲中的东亚海域为研究对象，深入发掘东亚各国的历史资料，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在书中，他特别肯定了以《遐迩贯珍》为代表的基督宗教报刊在东亚海域文化交流中的贡献。首先，基督宗教报刊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群，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次，它的语言翔实、准确并具有纪实性，为基督宗教的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流创立了新的书写传统。再次，在基督宗教报刊这一独立于官方的公共舆论空间内，其创办人利用他们所掌控的话语权，向社会各界人士传播了自己所倡导的理念。 
  
    事实上，基督宗教报刊在中国和亚洲发展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过这些作用，其创办和发展与沿海的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15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此为传教士在海洋亚洲区域内创办报刊活动之始。19世纪30年代，随着该海域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急剧变化，基督宗教报刊的中心也从南洋转移至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澳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以及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一系列通商口岸，均成为基督宗教报刊创办的中心地带。有学者曾统计，自1815年至1948年，西方传教士在海洋亚洲所创办的报刊多达数千种，仅中文报刊的数量就有878种[7]。基督宗教报刊的发展呈现出沿海洋分布及跨地域、网络化等特点。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采用“海洋亚洲”这一理论框架，将基督宗教报刊在近代中国和亚洲的发展视作一个紧密相连且动态变化的整体，在强调中国与亚洲主体性的基础之上，重新阐释其传播路径及其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动基督宗教史和报刊媒体的研究。
 
一
 
    18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并纷纷开拓海外市场。其中，潜力巨大的亚洲成为它们竞相追逐的重点区域。当时的亚洲市场以中国为轴心，以海洋为纽带，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统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业已形成的关系发展、演变而来，围绕金银流动的国际通货体制的诸多方面和各国通货财政等诸多领域均受其影响[8]。正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相互交织的网络中，海洋亚洲的地域版图和内部结构及其运行秩序得以初步显现。19世纪初，透过茶叶和白银贸易，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进入该区域，冲击着海域辽阔的亚洲，觊觎着潜力巨大的亚洲市场，挑战着海洋亚洲的既有格局。
 
    而商业的发展无疑为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提供了坚强的后盾。1795年，英国伦敦会宣告成立。不久，它就确立了前往海洋亚洲传教的方针，而中国则成为其在该海域传播福音的核心地带。因为，中国是海洋亚洲的主宰，中国中心的统合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日本等海洋亚洲其他国家均受到这一理念的深刻影响[9](P26)。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入中国，无疑是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传播的重要步骤。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接受了英国伦敦会的委派跨海而来，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海域的西方传教士。1814年，英国伦敦会又增派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开展工作。
 
    针对中国陆地封闭、海域辽阔、沿海各地居民方言众多等实际情况，马礼逊、米怜制定了一系列的传教策略，率先开展文字和出版事工。他们发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系统存在这样的特点：尽管各地所操之方言千差万别，然而使用的文字则是统一的。于是，马礼逊一方面致力于《圣经》的中文翻译和《华英字典》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创作了大量旨在讲述基督宗教教义的普及性书籍，如《基督新教教义问答》《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圣经问答》等。由于清政府执行“禁教”政策，严禁基督宗教出版物在中国发行和流通，加之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带有极强的实用理性色彩，马礼逊利用文字出版在中国传教的计划实施起来颇为艰难。正如他自己所言：“当时那(圣经)被认为是禁书，负责印刷的人也被假定会冒某些危险。此外，中国人贪得无厌的性格，使他们倾向于把握任何一个敲诈外国人的机会……因此不能期望可以按本土人印其他中文书籍的通常价格印《圣经》的任何书卷。”[10](P159)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马礼逊、米怜等人开始下决心将基督宗教出版事业的中心转移至海洋亚洲的其他地区。经过一番考察之后，他们发现位于南洋的马六甲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就地理位置而言，马六甲既是中国与海洋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海路交通又相当便捷。在此，他们不但可以把基督宗教出版物迅速地运往中国，还能使之行销到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就人文环境而言，自16世纪起，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为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统治者通过推行西方的管理制度，带来一些文明与进步的因素，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处于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中，大批不满清朝统治的中国各界人士也逃往该地，成为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也特别渴望吸收外来的文化、宗教。
 
    这一切使马礼逊、米怜等人看到了在此发展基督宗教出版事业的曙光，遂迫切地希望“在马六甲出版一种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中文杂志，以月刊和其他适当的期刊形式出版”[11](P65)。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报刊正在迅速发展，并改变着受众接受信息、认知世界的方式[12](P32)。首先，这些定期、连续出版的报刊可以使传播者所输出的信息在受众当中形成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其次，它的价格较为低廉，容易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艰深晦涩的基督教义进行通俗的解读，将传统意义上颇为“神秘”的宗教及其言论，转化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普通读者都能够知晓的公共知识。这样一来，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就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之间于是也就形成了一种内聚力[13](P66)。正是因为报刊媒体具有上述优势，所以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既是第一份基督宗教中文刊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期刊。此后，许多基督宗教中英文报刊逐渐在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相继出版。详见下表： 

    在与海洋亚洲的文化交往中，这些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基督宗教报刊采取了独具特色的言说策略。一般来讲，他们以弘扬耶稣精神、阐释教理为首要任务。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米怜就以“古今圣史记”为题，演绎了《圣经》中的“创世纪”一章：“且原自无物生万物者，是全能真神也。看文者或问神造化万物在几多日之间，耶曰：神在六个日之间而造化万物也……第一日，神造光而分别光暗也……第六日，神造牲口爬行及禽兽各类也。天上地下，海内万物既造成了，神就造成人也。”[14]在阐释教义时，米怜等人采用的表达方式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因为他们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设定的读者主要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他们在海外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构起一个文质彬彬、具有浓郁中华色彩的“衣冠文物之邦”[15](P171)。而基督宗教报刊若要在此长期发展，则需要与这种文化环境相适应。在办报的过程中，米怜“十分善于观察人，能够机敏地抓住各种机会，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16]。于是，他吸取了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历史经验，确定了“援儒入耶”的办报理念。因此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有大量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仅在该刊的第一期，便有《古王审明论》《忤逆子悔改孝顺》[17]等多篇文章，将儒家文化与基督宗教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米怜等人所传播的基督宗教思想主张。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的创办人麦都思在米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通俗晓畅的语言阐释编者对宗教、道德等问题的理解。在编辑体例上，该刊采取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语言表达上，麦都思等人运用了大量白话文夹杂岭南方言，以便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该刊的序言中，他写道：“夫从前到现今，已有七年，在吗啦玾曾印一本书出来，大有益于世，因多论各样道理，惜哉作文者，一位老先生、仁爱之人过世了……夫如是，弟要继承老兄之遗志，继修其功，亦欲利及后世者。”[18]在文中，“吗啦玾”“老兄”等口语化词汇不断出现，有助于文字水平不高的普通社会各界人士接近基督宗教的理念精神。
 
    除了宣扬教理外，这些基督宗教报刊的创办者还利用自身所主导的舆论空间努力促进东西方交流。在他们看来，自己与明末清初进入海洋亚洲的传教士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应以何种身份出现，以便使初识基督宗教的社会各界人士易于接纳传教士及其所传达的福音[19](P39)。后来，这些办报的传教士发现，中国人向往斯文，若要使基督宗教传播顺畅，就必须以学识渊博的学者的形象出现，在引介西方文化的同时，尽力传扬和诠释中华文化。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除介绍基督宗教思想外，还在封面上刊登孔子的名言，如“子曰多闻择善而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等。在办报的过程中，米怜、麦都思等人逐渐意识到在书写和言说中彰显中华文化专家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他们也要成为数学家、舆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和医师[20](P45)。《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时常登载一些介绍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的文章，如《月食》《年终论》[17]等。《天下新闻》不但披露中外新闻，还刊登与东西方的科学知识、历史、宗教和伦理相关的论述[1](P70)。这不但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提供了舆论平台，更成为日后众多基督宗教报刊所遵循的传统。 
  
    总之，从1815年到1829年，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人在海洋亚洲各中心城市的媒体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至1819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总发行量已经接近40000册，平均每月的发行量为1000册[11](P4－5)。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存在的三年中，其发行量更是超过80000册[11](P73)。但由于从伦敦会得到的支援极为有限，加之各差会之间缺乏交流，这些报刊时常面临资金短缺、印刷技术落后、编辑和发行人员不足等窘境，孤立发展的态势十分明显。不容忽视的是，它们所阐扬的教理也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的传统宗教观念和文化心理有所抵触。以中国为例，社会各界人士崇拜多神的宗教心理和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对待神，几乎不考虑“它是属于哪个宗教系统，只要用得上，便毫不犹豫地加以信奉”[21]。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神灵的阵容也是异常庞大、十分壮观的。因此，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基督宗教报刊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真神”等言论除了感觉新鲜外，一时还难以接受。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存在着类似的思想倾向。这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基督宗教报刊乃至基督宗教在该区域传播的难度。然而，随着西方势力对海洋亚洲控制力的逐步加强，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和展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无疑又为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
 
    在鸦片战争开始前的十年间，西方各国在海洋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势力有所增强。为了给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诸国为了寻求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物产而加入到该区域的贸易网中[8](P11)。在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之余，它们还希望在海洋亚洲范围内推广自身的价值观，为获取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权积蓄力量。足见，促进基督宗教在该区域内的传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因为基督宗教将希伯来精神、希腊理性精神和罗马法制精神融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道德规范和思想观念的重要来源，并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此，旨在诠释基督精神、推广西方文明的基督宗教报刊获得了基督宗教和商业力量的青睐与援助。
 
    1830年至1840年，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出版时间较长、影响颇为广泛的基督宗教报刊开始涌现。例如，1832年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在澳门创办的《中国丛报》(英文)、1833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澳门杂文编》(英文)，以及1833年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文)[1]。由此可见，澳门和广州取代了马六甲而为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舆论中心。长期以来，澳门在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方面受西方影响颇深，其发展既着眼于中国，又面向海洋亚洲甚至世界[22](P178－179)。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海洋亚洲的重要交通枢纽，与该区域内的海上贸易、海上交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息息相关[23]。广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更是充当着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经济贸易的中介。同时，这两个地区还是马礼逊等西方传教士较早涉足海洋亚洲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基督宗教报刊的舆论中心转移到这两个城市，亦在情理之中。
 
    在此期间，马礼逊、裨治文等西方传教士充分利用澳门和广州两地距离较近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补性强等特点，努力促进基督宗教报刊之间的交流与互通，特别是办报人员的往来。马礼逊既是《中国丛报》的主要创办人，又是《澳门杂文编》的主办者。郭实腊既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主笔，还是《中国丛报》的撰稿人。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基督宗教报刊初步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同时服务于不同报刊的西方传教士也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自己的办报活动寻求支持或扩大影响。郭实腊曾在《中国丛报》上刊登文章，为自己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做宣传：“鉴于此项工作的成功实施，加之此间外国人社区的共同利益需要维护，编者希望各位订阅(《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便使出版物获得充足的经费。”[16]这种利用其他报刊为自己所创办的报刊进行宣传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同时也是基督宗教报刊之间相互支持和帮助的明显例证。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基督宗教报刊在言论上也相互配合、各有援引，充分表达了通过促进知识交流使西方的宗教思想和价值观念为东方人所了解乃至接受的愿望。在创办基督宗教报刊的传教士看来，造成东西方交流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等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禁止社会各界人士同西方人士交往、互动。这不仅使双方产生了诸多误解和冲突，也导致社会各界人士对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于是，他们希望在自己主导的舆论空间内增强读者对基督宗教和西方文明的了解与体认。因而，根据基督宗教报刊的不同语言类型和读者群体，他们做出了某些分工。
 
    基督宗教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主要任务是改变中国人的西洋观，消除其接受基督宗教的心理障碍，因此十分重视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引介。自创刊伊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便开辟“地理”专栏，向东方读者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希望“由是可明岛屿之远近、外国之形势、风俗之怪奇、沙礁之险、埠头之繁、好湾泊所等事，及物产贸易海关之判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几乎每期都会登载有关世界地理的文章。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风土人情，编者们更是不厌其详地加以推介。
 
    在利用文字进行介绍之余，郭实腊等人还绘制了信息丰富、翔实的地图。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所登载的海洋亚洲部分国家或地区地图中，采用了经纬度的测绘方法，将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明确标注出来。编者还以文字坐标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一些重要地名，以便阅图者更加直观地掌握各种地理信息。一方面，绘图者将一系列抽象的地域沿垂直纵轴嵌入到一个可见的世界，并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大、更稳定的地理脉络之中，诠释着他们对这一地域范围之秩序的理解[13](P161)。另一方面，图中所标示的文字弥补了孤立的图像在视觉呈现和表达上的局限，并使之在呈现空间、论述历史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24](P191)。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编者们看来，地图实际上是海洋亚洲知识和信息的物质基础，海洋亚洲隐伏不变的属性也植根于其地理特征之上。通过它们，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对海洋亚洲建立起了公开觊觎的关系，并从细节上展示出他们本民族特有的扩张力。显然，他们希望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读者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并与之产生精神领域的契合[25](P275)，接受基督宗教的信仰。尽管由于该报的编读往来并不十分活跃，研究者无法找到评价其宣传效果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珍贵的地图成为了中国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识外部世界、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例如，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的时候就受到了他们的某些启发。 
  
    基督宗教英文报刊《中国丛报》《澳门杂文编》则希望刊载中文报刊里面不便提及的内容，即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保守和落后的指责、批判。《中国丛报》上就曾刊登过这样的一段言论：“在当今所处的时代，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着变革……但所有的发展和进步都无法覆盖这个位于中央的国度，它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对抗来自‘蛮夷’。的感染。上述现象的产生源于中国人麻木冷漠、故步自封以及落后无知，这才使之无法加入各国才智发展的前列。”[26]以上观点既体现了西方传教士在英文基督宗教报刊中所一贯宣扬的主张，又道出了他们在海洋亚洲各地办报的主要目的。显然，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带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某些文化自负来到海洋亚洲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他们不但试图切断社会各界人士与传统风俗、宗教和思想的一切联系，还希望依照基督宗教文明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改变[27]。在这些传教士的话语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与西方截然相反，十分落后，文化低下。这种不同文化的比对被他们武断地“修辞性的强化、变形、装饰，似乎成为了一成不变的、经典的、有约束性的真理”[28]。与此相反，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文化和基督宗教的解读则被其无情地消声和有选择地表达。这种叙述策略十分符合西方国家在海洋亚洲范围内攫取文化特权的某些需要，甚至也成为西方国家对海洋亚洲的国家和地区采取拯救的行为、进而改变东方文明的理由。然而，这种绝对崇尚西方文明，并将东西方不同文化标签化的做法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随着海洋亚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转变时更充满变数。那么，当西方国家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发生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葛后，基督宗教报刊的生存处境及其言论又会发生哪些转向呢？
 
三
 
    1840年以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开放，一种以条约口岸之间的联系为纽带的新型地缘政治秩序开始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建立起来。一方面，西方各国在海洋亚洲的某些国家或地区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内部关系也开始出现变化。这不但使海洋亚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也为基督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与西方签订的诸多条约中，多有允许基督宗教自由传播的条款。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法两国于1844年签订的《黄埔条约》中就明确规定：“凡佛［法］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29](P518)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法两国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再次强调基督宗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30](P107)正是凭借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基督宗教沿着海洋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传播的障碍得以彻底消除，教会的势力大为扩展。
 
    随着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的广泛传播，传教士们也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宽广的公共舆论空间，以便交流信息、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并使自身的传教工作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因而，他们在依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沿海城市中创办了大量旨在传播基督福音的报刊。1853年，《遐迩贯珍》在香港创刊。次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了《中外新报》。1857年，《六合丛谈》于上海创刊。1868年，林乐知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教会新报》。19世纪70年代，《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相继在上海问世。同一时期，美以美会也在福州创办了《闽省会报》。至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基督教的不同修会、差会和跨教派的宗教外围组织在这些依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沿海城市创办了一系列重要报刊。详见下表。 
 

    由此表可知，尽管基督宗教的势力已经以通商口岸为支点延伸到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很多城市、乡村，但是基督宗教报刊的分布依旧集中在中国和亚洲的沿海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出版业发达，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速度较快，并拥有潜在的读者群体。在这些地方，基督宗教报刊不但能够立足，还可以为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创造一种活跃的文化氛围[32](P42)。更重要的是，基督宗教及其教会所创办的报刊在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施加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无视该海域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固有秩序的稳固和传统力量的强大。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所蕴含的包容性、灵活性，可以充当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之间交流的中介。针对上述情况，基督宗教报刊也做出一些调整，努力关注乃至参与社会各界人士的生活。同时，它也推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通过阅读基督宗教报刊，在心理上消除对西方文明的隔阂和敌意。为此，它们在不断加强内部合作、交流的同时，也力图将基督宗教诠释与海洋亚洲的地域文化、时代处境相结合。故而众多供职于这些报刊的教内外人士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和新的探索，并使媒体言论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某些特征。
 
    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风情更多地进行了披露和展现，在内容编排上也不断贴近社会各界人士生活，并使读者参与其中。由于此时海洋亚洲的诸多国家或地区尚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农耕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它们在宣讲教义的同时，也将一些先进的耕种知识介绍给读者，以便满足社会各界人士日常生活的需要。例如在《格致汇编》中，编者们便多次登载有关农学、园艺学、植物学等方面的信息。然而，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播毕竟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遂使社会各界人士对其产生了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并爆发教案，遂加大了基督宗教传播的难度。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基督宗教报刊试图通过问答的形式与读者进行交流，以便打消各种疑虑。以《万国公报》为例，该刊曾设有“圣教问答”专栏。在该专栏中，编者针对读者在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所产生或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一一作答：“考西之传来之《圣经》，其所言之上帝，即我国五经、四书所言之上帝。其所以教人敦伦饬纪、敬天爱人之道及省身克己、悔过迁善之功，与中国圣教若合符节。”[33](P45)在他们的解释中，基督徒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忠贞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基督宗教应当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上帝是外国的，而是因为它道出了重建心灵、整合社会的真理。因此，耶稣基督不应该仅仅为西方人所遵奉，应当超越地域、民族的限制，为东方人所接受、供奉。而他们来传教的宗旨也不是用西方文明征服海洋亚洲的国家或地区，而是在服务上述地区的基础上贯彻基督精神，并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追求文明、进步与自我救赎。这样的信仰阐释既为基督宗教报刊舆论建构奠定了某种基础，又帮助编者借助报刊进行宣教活动扫清了障碍。
 
    其次，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密切关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并试图将基督宗教塑造成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力。在这些报刊中，讲经传道的内容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时事的关注。自《遐迩贯珍》创办伊始，该刊便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动向不遗余力地予以追踪。例如，美国船只航行日本的情况、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展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等。上述讯息由于内容翔实、快捷准确，使基督宗教报刊逐渐成为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6](P235－27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道采取了貌似客观、公正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但是编者、作者依旧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上，以基督宗教信仰评价各种事物，倡言社会变革的价值。
 
    有时，他们甚至会在自己所主导的舆论空间内直接阐发救世的主张，宣传变法的思想。戊戌变法期间，《万国公报》便刊登了李提摩太的《新政诀》一文，提出：“今欲民乐从君命者，先安内而和外，先备养民诸善法。欲备养民诸善法等，先得外国诸名师。欲得外国名师者，先化其畛域之见。欲化畛域之见者，先上顺乎天心，顺天心，在新民。”这也表明，自进入海洋亚洲之后，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者、主办者对该海域的认识也产生了某种飞跃，主张中国一定要参照西方国家的“诸善法”，化畛域之见，顺天心，作新民。于是，基督宗教也为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这种舆论宣传无疑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使一些怀揣救国梦想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这个来自异域他邦的宗教，并明显出现了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倾向。进入20世纪以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子开始为基督宗教报刊撰稿，并被刊登在《教务杂志》上。他们对教会的处境、教会与传统文化、教会与社会重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从物质层面而言，基督教比儒教和佛教更具活力和向上的动力……基督教国家通常被正在谋求现代化和发展民族主义的中国作为效仿的榜样……所有在华教会事务最终需要交到中国人手中。”由此可见，这些知识分子对基督宗教的态度是极为微妙的。一方面，他们希望运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实现对本民族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们在肯定基督宗教有助于再造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同时，也看到了基督宗教对中华文化具有某种潜在的威胁。类似这样的观点不仅代表了知识分子个人对基督宗教的看法，更反映了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面对这些知识分子所流露出的思想倾向，多数基督宗教报刊选择了宽容和尊重。有时候，它们甚至会站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的立场上发声，并大力提倡乃至共同参与到基督宗教本地化运动中来。这说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对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者的改变和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带着赐予启示的激情”来到海洋亚洲，但在传教的过程中，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却给他们以深刻的启示，使其不仅是一个宣教的主体，更自觉地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即世界两大文明的中介”。《益世报》的创办人雷鸣远秉持“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34](P474)的理念，不但要求天主教神父在中国的土地上“把福音的精神活出来”[35](P150)，还鼓励广大教友参与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天津爆发了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和《益世报》大量报道了天津人民收回老西开的斗争。在字里行间中，他对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试图为其寻求舆论支持和声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侵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宗教报刊不但将日本野蛮的侵略行径披露给西方世界，还号召以宗教的力量整合人心，在抗敌御侮的斗争中有所作为。例如《金陵神学志》《真理与生命》等刊物就大量刊登了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人所撰写的文章，提出了“宗教救国”“人格救国”等主张。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融合日趋紧密。在包括基督徒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看来，某些基督宗教报刊不再是西方侵略的衍生物，而是启迪民众智慧、表达民族情感、伸张民族权利的有效手段。至此，它们俨然成为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综上所述，海洋亚洲不仅是经济交流的平台，更是宗教、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正是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并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本土的广州，再北上上海、天津，并以海洋中国为基地向内陆和周边地区辐射。虽然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出自西方传教士，但对海洋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涉入却无法超越固有秩序，如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思想体系，这便要求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人在书写和言说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性。为此，他们做出了艰难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且是以互动的方式探寻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其次，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时局动向，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上述做法也使基督宗教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一方面，他们通过阅读报刊等，从基督宗教中找寻救人、救国、救世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当做自身赖以生存的舆论平台。在此，他们不但演绎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还在与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充分伸张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融合。
 
总而言之，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既是基督宗教在世界扩散的重要动力，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西方文明的方式，还成为现代文明的成长要素。这在报刊的发展抑或是基督宗教传播的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无论从文化交流还是从新闻传播的视角加以考察，都极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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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近代中国研究网2013年07月05日。http://jds.cass.cn/Item/2328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