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9日,星期天,一座庄严、华丽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在古巴首都落成,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和好几位领导人出席了教堂落成仪式。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古巴这样一个有着天主教传统的、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兴建一座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呢?
10月21日,还在养病的古巴革命的领袖、至今仍是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菲德尔同志的思考”的栏目下发表题为《俄罗斯东正教》一文,向古巴民众解释缘何在哈瓦那兴建一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
卡斯特罗在文中说:“东正教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俄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东正教起过重要作用。在德国纳粹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卫国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曾求助东正教支持工人和农民,十月革命使工人和农民成为工厂和土地的主人。
“当苏联解体时,帝国主义没能使东正教成为它的盟友。因此,当2004年斯莫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的大主教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贡迪阿耶夫·基里尔阁下访问古巴时,我向他建议在古巴首都兴建一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作为古巴和俄罗斯友谊的象征。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莱亚尔承担起完成这项任务的责任。在这座教堂里存放着几十年来为履行义务在古巴逝世的苏联士兵的遗骸。因此,当上星期天(10月19日)教堂落成时,我愿意同正在访问古巴的这位尊敬的俄国东正教基里尔大主教交谈……他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卡斯特罗在文章中还说,这位大主教在访问古巴之后,还将访问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会见查韦斯和科雷亚总统。卡斯特罗说,查韦斯和这位俄罗斯大主教有着“同样的道德原则”,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则是信奉“解放神学”的政治领导人。
据俄驻古巴大使说,卡斯特罗会见了这位俄罗斯东正教第二号人物、基里尔大主教。
人们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对古巴加强封锁,古巴同罗马教廷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6年11月,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应邀访问了梵蒂冈并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晤;1998年1月21日至25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应邀访问了古巴。
1991年10月,古共“四大”经过反复讨论,修改了党章,取消了党章中关于“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宗教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古巴根据国情的需要,修改党章,调整对宗教的政策,不仅有助于扩大党的代表性,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也改善了古巴党和政府与宗教界的关系和改善了古巴的国际形象,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巴信教人数明显增加。
卡斯特罗本人出生于一个宗教的家庭,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他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教义有深刻的了解。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古巴的宗教状况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并在政策实践中取得成效。卡斯特罗在1985年同巴西多明我会修士贝托的谈话以及在1987年同意大利记者詹尼•米纳的谈话中充分阐述了他关于宗教的主要观点:
⒈基督教义的目标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卡斯特罗认为,耶稣基督教义的精神和实质同社会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宗教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之间不存在矛盾,两者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福利而奋斗。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他把他的整个学说都献给了受欺负者和穷人,他献身于反对不公正,反对人类的压迫。他严厉谴责富人、商人和伪善者,他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期正是社会主义者奋斗的理想。
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同对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品德要求是相同的。圣经中对教徒规定的戒律同古巴对革命者的要求是非常相似的。卡斯特罗对贝托说:“如教会提倡牺牲精神、节俭精神,我们恰恰也同样提倡革命者的义务是准备牺牲、生活节俭和谦虚”,“教会说‘不应撒谎’,而我们最指责的,批评和谴责得最厉害是也是撒谎和欺骗”,“教会批评暴食;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同样批评暴食;自私自利是所我们强烈批评的,教会也批评自私自利;贪婪也是我们和教会所共同批评的”。教会所提倡的牺牲自我、节俭、谦虚和对人类团结友爱的精神,所反对的腐败、盗窃、淫乱和作伪证等邪恶行为等,正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品德要求的标准。革命者几乎完全可以遵守《上帝的戒律》中的一切准则。卡斯特罗还赞扬修女们在养老院和儿童收容所里忘我的工作:“古巴这里有一些教团在医院、在养老院工作……如在哈瓦那有一个弱智儿童收容所,在那里,修女们和共产党人肩并肩地一起工作”。
⒊基督教徒与共产党人具有同样的历史遭遇。在基督教创立之初,它是奴隶、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宗教,奴隶主统治者对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后来,罗马帝国的执政者视基督教教义为革命的学说,对其信奉者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基督教遭迫害的历史前后长达数世纪之久。而共产党人从巴黎公社到西班牙内战、德国纳粹统治期间以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时期,也遭到残酷的迫害,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监禁、拷打和屠杀。压迫者对早期对基督教教徒的迫害同对现代革命者的迫害是没有区别的。
⒋当代拉美的天主教出现了进步思潮,从过去的为富人服务转变为现在的为穷人服务。基督教经过早期的为穷人服务和受压迫的阶级后,被统治者所控制,它便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重要工具,为富人服务。教会变成了征服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教会。它不谴责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奴隶制度,不批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到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基督徒中出现了觉醒,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把基督教义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为穷人服务,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基督教义又回归到最初的光荣历史阶段,这一转变即“解放神学”的出现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⒌革命政权同宗教团体之间应建立战略性联盟。卡斯特罗认为,革命政权与宗教团体之间不仅要建立和平共处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而且应进一步发展成为合作的关系,为社会改革的共同目标而建立战略性的同盟。
⒍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要视情况而定。马克思曾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卡斯特罗1985年5月在回答贝托就这一论断提问时说:“我的意见是,从政治观点来说,宗教既不是鸦片,也不是灵丹妙药。它可以成为鸦片,也可以成为灵丹妙药,这要看在怎样的程度上用它来保卫压迫者和剥削者,还是保卫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取决于对影响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物质问题采取何种处理办法……”。
卡斯特罗对宗教问题的独特见解和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对待宗教的政策,使古巴深刻的社会革命同宗教的冲突成功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古巴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徐世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10月23日)
来源:http://blog.huanqiu.com/?uid-51823。
转自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08-10-23。
http://ilas.cass.cn/cn/xstl/content.asp?infoid=8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