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基督宗教作为制度化宗教组织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占据极大的比例。除了全世界信教人数比例中,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佛教一同构成世界三大最重要的宗教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在世界政治、法律和经济等秩序上,基督宗教主导的规则和规范应该被视为主导性的,甚至,就人类文明史来看,近代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主导理念也是以基督宗教为主导构成力量,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工业革命在改变地球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变迁中,西方国家的主角这一不争的事实的话。
根据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就二十世纪而言,基督教的发展早就令人吃惊地超出先前所有的预期。可以确定的是,世界基督徒的总人数出现了巨大的量的增长,从公元1900年的5亿5千多万(558 millions)到公元2000年的20亿(2,000 millions)。同样可以确定的还有,自1900年以来,基督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在所谓的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已经被大规模地获得了接纳。在第三个新千年来临之际,20多亿所有种类的基督徒已经占了世界总人口的33.0%之多。整个20世纪,事实上,基督信仰(Christianity)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最广泛和最具普世性的宗教了。今天可以说地球上只要有人居住的国家里都有基督徒和有组织的教会。因此,现在可以说,教会的普世性(oikumene),就其字义而言,真正实现了它的含义: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它都存在。”
就宗教对话和不同信仰系统的平等互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而言,基督宗教内部各大派系在确立了基督宗教的新教(Protestantism)之主导地位后,宗教宽容和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和文明秩序之后,基督宗教便在法治国家和宗教自由这两大理念之内开始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实际的世界秩序中开始倡导和维护基本价值理念。 应该说,巴哈伊教能够历经磨难和艰险,最终成为正在兴起的世界型的宗教类别和信仰系统,得益于这一过程。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文明谱系中渐渐兴起的世界型精神系统,巴哈伊信仰也参与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事业,特别是就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这一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人类基本权利而言。
如何回应巴哈伊教关于建立“宗教与可持续社区”议题,中国基督教系统的成员应有的思考肯定是从圣经启示、教会传统及中国经验等层面着手。圣经启示由旧约律法和新约福音所构成,因此,律法书中大量地涉及到顺乎和敬畏自然法则的禧年则守和福音书中的道德黄金律,就是建立与巴哈伊教及其它宗教和意识形态系统关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对话基础和理念。中国基督教与澳门巴哈伊教,两者的相遇本身也预示着一幅独特的历史宏伟景观,上面厚重的色块是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化发展并构成现代世界文明秩序结构的基督教教会传统,油然簇新的斑斓亮色是蓬勃生机的中国基督教和袖珍邦畿澳门及新兴的世界型宗教之一的巴哈伊教。这样,基督信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诠释将一定具有神学解释学的魅力,因为古老的基督宗教关于创造和救赎的教义传统,在人类语言层面,已经处处时时地与其他理解和诠释系统相遇和互动,并产生了极富意义的趋同或趋异或排它或包容等各种不同的理解效果。由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基本研究本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以19世纪中叶由伊朗贵族巴哈欧拉在伊斯兰教巴布教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其澳门总会共同主办的“宗教与可持续社区”研讨会,在解释学的视野中,很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前设理解之内涵型议题,即,意识形态-新兴宗教-古老制度宗教(以基督教新教教会传统为例)应该如何才能共同协调、对话互敬和联合以促进世界文明的演化、发展和进步,其基本的共同准则和秩序应该怎样获得世俗语言和规范的确认、持守和保障?通过基督教传统关于“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解之描述和展示,本文希望对此做出思考和初探。
2. 可持续性与社区,在基督信仰的启示中显示为创造与救赎的基本理念
巴哈伊教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其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远象,显示其深厚的宗教情感之本质所包含着的创世观、历史观和神圣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一百多年的思潮纷争、冲突和战争之背景中,巴哈伊信仰创立者巴哈欧拉(Baha’Ullah, 1817-1892)。 该教派的基本信仰是:巴哈欧拉及其先驱者巴孛是神的使者,显圣者。人类历史上既存的各大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人类是一家人。神通过各大宗教创立者执行其循序渐进的教育计划,虽然显示形式不同,但却都在宣讲同一真理。巴哈欧拉的特殊职责是克服各大宗教之间的不和,创立一个普世性的宗教。该教认为人类一家,并致力于废除种族、阶级和宗教偏见。在教义教理方面,该教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伦理,因此,具有极大的现实责任和承担。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中,可持续性在启示的层面其实是对上帝创造和救赎之基本信念的一种类型的理解。这一理解具体展示在对时间中的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中人在社会中的作为亦是在神圣眷顾(又译护理,护佑,神恩眷顾:Providentia)之内获得界定和限制的陈述和持守。 因此,在神圣眷顾这一总的范畴之下,我们便可以进入创造和救赎之基本教义,并由此理解在基督信仰的启示层面可持续性其实是基督徒及其所倡导的真理性之社会学意义的体现。
创造与救赎,构成基督信仰教义系统的两大部分。
就基督信仰的文本而言,“唯靠圣经”(Sola Scriptura)决定了基督教就一切涉及信仰原则和基本存在论意义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必须基于圣经启示。旧约经文显示,最早蒙拣选的古以色列民对世界起源和人类历史是通过如下三个不同方式去理解和描述的:
a. 通过与混沌的抗争;如经文Exodus 15; Psalms 18, 68, 104; Hab. 3:8; Job 38-41; Isa. 51:9-10. 古以色列人在各种灾害、险恶和祸乱中,以坚定的意志力,将耶和华上帝作为唯一的精神力量,劣境逢生、化险为夷,最终将一切归于上帝的荣耀。自然力上的绝对认信,使得旧约关于认知力层面的信仰从人类学视野中显示其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经文见证处处可现;
b. 通过自然生殖繁衍;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开始了人类历史的自然生殖繁衍。亚当的后代一代代延续下去,出现了著名的挪亚,其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5:11)就这样,每个世代还是有神的拣选,如挪亚便是这个时候的义人。圣经记载:“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创5:9)这一传统一直到新约时期,如马太福音开篇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太:1:1-17;路3:23-28),将血统视为正统性的基本因素。我们几乎可以从全人类所有不同文化传统中发现这一痕迹,或者说,家族血亲从来至今都构成了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实质性元素。但是,最终唯有突破氏族部落的,家族血缘和家庭的界定,人类真理的发现、持守和践行才能进入救赎阶段,这就是第三时期的开始;
c. 这个第三时期就是:通过圣言启示于人伦、道德规范、法则和诫命,即,建立符合神圣性的世俗秩序、法度和伦理。从创造论神学来看,上帝创造万有之初,就预定了人具有一种特殊本质,即,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6-27)。在基督信仰传统中,所谓“上帝的形象”(Imago dei)教义便是源于此。 李锦纶评述道:“虽然圣经说明人是按上帝形象被造,但所指的形象是什么?历代重要神学家有不同看法,主要环绕在人的道德理性的主题上 -----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形象在于人的灵魂,这灵魂包括记忆(潜意识)、理性与意志;阿奎那则认为上帝的形象主要是指人类的理性,此理性甚至没有因为人类犯罪堕落而受到重创;论到罪的影响,马丁路德分别公共的形象与私有的形象二方面,前者呈现于人类管理的能力并未因堕落而失去,后者则因人类犯罪而荡然无存;加尔文视人为道德与理性的活物;巴特更加全面以位格(personhood)观念涵盖了人作为上帝形象的特质,包括道德理性、自我意识、身份定位,他认为位格是建立任何关系的基础,使人能够向上帝负责、依靠与相交。(David Cairns, The Image of God in Man, London, etc.: Collins, 1973)”
就我们现在所思考的议题而言,上帝的形象教义所蕴含的基本原则是基于三一论神观的人之责任因此而具有神圣性。“从圣奥古斯丁到马斯洛,从蒙田到叔本华,在西方传统中的诸多思想家们,一直在试图通过建构自我去追寻着个体身份这一古老的问题。从古教父时代到现今,基督教神学家们已经通过诉诸于圣经启示中的‘神的形象’(Imago dei)之教义去研究人类的自我定位,从而做出了回应这一挑战。他们充满自信地宣称,人类每一位都是在这一神圣的形象中被造。根据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上帝的形象之所在便是人的灵魂,由此,人类的自我即包含在其中。”
从整部旧约,一方面作为最早蒙受启示的古以色列人,或古希伯来民,将其家族、部落和氏族以血亲联姻等为基本因素来传承先祖的蒙福见证,另一方面,启示的真理性也同时忽隐忽现地贯穿着整个旧约子民的口传眼见的历史记载中,这就是从摩西为最具代表性的旧约先知传统。因此,从独立于世俗君王的先知传统中,我们感受到为什么新约时期,突破以色列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直指普世性真理的关键点,即,十字架事件,成为整个基督信仰的最重要中枢点!马太福音开篇依然是血缘连接正统性,而约翰福音则以“道成肉身”为核心信息: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1:1-3)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
就我们今天在此与巴哈伊教的神学家们和其他精神系统持有者围绕着“可持续性”这一共同议题而言,基督信仰传统中创造论教义可以作为一种圣经启示的教义,展示出深层次的理解。这就是上帝创造万有及其相互关系、秩序与法则,并引领着人类历史。这就是基督教圣经神学和教义神学关于世俗世界“可持续性”议题的理解起点。
第二代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言:“我们若说神在创造宇宙后就撒手不管,就是在说神是冷漠无情的。但我们与不敬虔之人最大的不同点之一是,我们相信神在完成创造之工后,仍以他的大能时时保守之。”(ICR. I, XVI, 1, 北京三联版)“既然神的护理包括他一切的作为,那若将神的护理只局限于大自然的范围是愚昧的。的确,将神的护理局限于某种大自然普遍的定律之内,不但窃取了神的荣耀,也破坏了这对基督徒极有助益的教义。若人只是被弃置于天、空气、地及水之间,则人就是最悲惨的受造物了。”(ICR. I, XVI,3)
因此,对于基督信仰而言,教会成员若“否认神恩眷顾,就无异于否认上帝本身。” Providentia, 就是人世间“可持续性”的信仰保障!这一理解的基础连接着神圣性的绝对独一性,体现在世俗世界中,就是法则、律令、诫命等自然法系统中的唯一标准。或者换言之,公平、正义和法律之唯一性问题,并超越于任何世俗的血缘、权柄、身份、地位、财富和种族、民族、氏族等等。这一神圣性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中,唯有通过基督教的传统,实现了全人类的普适性价值系统,尽管完全成为世界所有地方、国家和民族的唯一标准,尚且远远未及,甚至遥远偌视彼岸。
从基督教神学视野来看,偌视彼岸存在的神圣性,恰恰构成了基督信仰的神秘教义,充满在基督徒的直觉般认信和理性般情感持守之中。用基督信仰的系统神学术语来描述这一神秘性,这就是,救赎论。即,通过十字架受难的耶稣基督,最终行重生-圣化-称义(Regeneration-Sanctification-Justification)之旅,从而蒙恩得享天国的永福!“可持续性”便是生命的转化、更新和圣化之准则。从福传的层面来看,一如其它人类宗教信仰在世俗层面的表述一样,热爱自然和生态,遵守法律法规,孝敬父母和慈悲怜恤等等已成为人类美德和良善,基督教在过去两千的历史中,成功地超越了以色列部落和犹太教之血缘性局限,在希腊世界、拉丁世界成功地传播,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精神理念和秩序制定者与维护者,其中的奥秘在神学层面上看,就在于救赎教义(Doctrine of Salvation, Soteriology)所隐含的全部启示。
为什么可持续性和社区这一对范畴的提出,体现出澳门巴哈伊教深邃的智慧和历史性?
因为在基督教世界秩序(Christendom)景观中,社区(community, society, commune)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体,起源于一种信仰团契或信仰共同体。在宪政民主时代(1804年起)的西方文明中,社区意味着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合法性权益保障。因此,未来的法治与民主中国,社区建设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从可持续性具有基督信仰中的创造论教义参照而言,社区则为救赎论中涉及实践伦理和法则层面的基本问题。
从宗教对话起始于理解这一解释学规则来看,在巴哈伊汉译文献中,“社区”是一个非常特定的术语,它的巧妙在于日常口语语义已经连接起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同时,这一术语也不排除FBO型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的社团之存在和发展。在论述到马丁﹒路德改教并创立基督教新教及其大规模的传教作为时,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如此写道:“现在,基督教新教的领袖们仍在努力弘扬这一宗教,他们以解放苏丹好不同黑人种族的名义,在非洲东海岸建立了大量学校和学院,训练和教育尚未完全开化的非洲部落,而其真正和主要的意图是让一些黑人穆斯林部落皈依基督新教。他们每个社区都在为了民众的发展而呕心沥血,而我们(即穆斯林)却在沉睡!”
因此,理解巴哈伊教孜孜不倦地倡导和践行“可持续社区”建设议题,必须要从宗教信仰和神学的层面去着手,这样,才能够引起其他世界性宗教和精神价值体,包括意识形态系统持有者、维护者和享有者的重视。因为目前环顾世界,从主导格局来看,世俗国家或多或少地呈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政府行为规范,而非宗教信仰去支配政府行为。换言之,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政府都不再呈现为宗教型政府,而是依照其执政党的基本理念,通过政府支配的法律、法规和规范去有效地实施世俗政府的权力。
中国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巴哈伊教提出的这一迫切需要关注的议题呢?余达心坚称:“上帝临在人间,以行动回应人的处境,以行动塑造历史,以历史作为揭示他旨意的舞台,最后更亲自道成肉身,将创世以来的真理 ------ 就是他向人所揭示的神圣本相------有血有肉地摆在人的面前。每一次的临在,每一次与人的相遇,每一步塑造历史的行动,上帝都以奇妙的方式向人‘说话’,令人‘听’到他的话语,使人能用自己的语言重述上帝的话语。启示就是这样发生的。上帝既曾经以种种的形式揭示他自己,他可以继续用同样的形式向人启示他旨意的奥秘,维持一种亲切而直接的、活泼的、互动的启示形式。” 因此,我们应该自问到,作为仰望绝对至高者上帝的基督徒,是否以敬畏之心去聆听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传达的启示之声呢?宗教对话和宗教间互敬互助之必要性1789年以来早就成为人类精神界和宗教信仰界的基本共识之一,那么,中国基督徒们,特别是神学心灵,的确将受益于与其它不同形态的宗教信仰之对话与交往,从而更加确信十字架上的绝对启示!
中国基督徒所坚信的三一真神之第三位,即,圣灵(Holy Spirit)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领着基督徒去传扬悔改和得救福音。基督徒人数在近30年间以1807年基督教新教刚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通过澳门抵达中国大陆到1950年所有西方传教士及其差会机构全部离开中国大陆的70万基督徒的无数倍速度增长,多达上亿之规模,显示出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和景象!
圣灵的作用,依照约翰加尔文的神学理解,是通过圣礼、教会和政府实施其有效的引领和统治。这样,信徒、家庭、教会、社会、国家等就构成了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一起在圣灵的作用下,以特殊的方式成为人类的规范和希望。 用圣经的启示为: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22)
作为与巴哈伊教澳门灵体会的专家学者对话和交流的背景介绍,这里我将基督教关于创造与护理(Creation and Providence)教义中可以视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督教教义原则介绍给诸位,以便在对话中,能够获得不同的或类似的解释或认同。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学概念,首先,就是拉丁文creatio continuata 英文译为“Continued Creation”。用另一个神学术语,我们可以更明确地明白这一拉丁术语的含义,即,“保存Conservation (as a work of divine providence)”。 马丁﹒路德在1515年就明确:“人类总是存在于或者非本真状态,或者演化状态,或者生成状态,获得本真存在。同时,他也总是处于一种缺乏状态,一种可能性,或者实在之中 ------ 作为基督徒的存在就是对应于:总是存在于罪之上,存在于被称义之中,存在于告解之内,存在于公义之下。因为告解是一种由非正义向正义的运动。它因此便成为在非正义与正义之间的入口。 这样,作为其本质存在,它在罪之中呈现为起始点,而在公义之中则成为其抵达点。因此,如果我们总是存在于告解之中,我们便总是罪人,而且,因着这个理由,我们总是具有向善的追求并处于被断定为义的过程中。 这样,就形成了被称之信义宗神学传统的创造论原则,即,“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持续地看护着万事万物,就如同他一开始造天造地及万事万物一样。”
基督教世界另一主流宗派,归正宗传统(及受加尔文神学传统影响的长老宗、公理宗、浸礼宗和自由教会诸系),在这个教义上,基本承传了路德的教义原则。归正宗神学将上帝创造的持续性以神恩眷顾或护理(providence)加以明确并形成自身鲜明的特征。这一教义传统是基于加尔文的神学原则,从此,教会的使命和基督徒的蒙召就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即,顺乎圣灵的召唤而在日常生活中见证神的恩典,并为此奋斗一生。
其次,便是拉丁文creatio continua, 即,Continuing Creation,指的是今天上帝的创造依然在进行中,为了突出当前我们的处境和各种可能性。如20世纪的过程神学,便是强调一种正在过程中的上帝之作为。
“基督教的创造论为宇宙提供了稳定性,一反希腊思想中贬视物质界、否定宇宙可探知性的心物二元论。基督教确认上帝所造的世界都是美好的,内蕴着创造的理性。所以宇宙虽然不是上帝本体、不是永恒存在的偶然物,但仍有足够的理性或是秩序可供人探索,以至科学家可安心地把寻求知识的锚安放在自然界之上。其次,创造论清楚地指出万有是上帝从无中创造,且与上帝超越的神性本体有别。上帝用他的恩典保管及托着万有,让人可以自由探索宇宙而不会伤害上帝的尊严。人甚至可以完全关心宇宙而忘记上帝的创造,走世俗主义的路。上帝藉道成肉身启示自己,一方面显示上帝对人的爱,另一方面亦肯定创造原为美好,上帝并不因人犯罪而加以毁灭,反而施以救赎。”
这两种创造观表现出基督信仰传统中类似的神学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之主题来看,上帝创造万有,并特别赋予人有特殊的责任,就可以解释出中国政府应该善待宗教团体,坚信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完全可以远远高于世俗社会的伦理标准和自律意识成为世人的典范。目前,中国尚处于由训政朝向宪政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治政体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作为唯一合法的长期执政党和所有阶层的政府权威,因此,以列宁主义的宗教观去管理境内所有的宗教团体,并仅仅予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罗马公教为五大全国性合法组织。从政治学层面来看,“人民团体”这一概念界定了这五大宗教组织的政府性质。在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刚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之初,这样的体制设计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但是,今天,这样的制度设计的滞后性已经严重地处处显露。作为一个执政党,依法治国将最终取代具体的宗教管理干部以其个体判断通过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去管控一切的现行失序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个体性存在的宗教官员之素质、责任、心胸等,往往决定其对国家意志的解释和执行之标准,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呈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多样性,其结果则产生对政府公信力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侵蚀、耗损和危害。像基督教新教教会传统中的归正宗传统因其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其神学教义原则中的诸多教义溯源于对公平、法治和权利保障等的确认、建立、维护和弘扬。于是,目前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各地中产阶层基督徒群体中的自由教会系统,将最终有益于中国基督教整体形象和声誉的重新界定和诠释。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建设”这一议题诠释出创造与救赎之基督信仰传统的教义和启迪。
总之,可持续性,在创造神学系统中,描述出基督徒的基本恩赐和天职;而社区,则是救赎论层面的恩典之工具(Means of Grace)。我们建立一种高尚的社区,意味着宪政、法治、民主和宗教自由权利等一系列源自近代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主义及其影响下的现代西方文明获得中国语境和处境的理解与诠释。若巴哈伊教能够持续地关注社区建设,并以非西方价值系统的范式与范畴去诠释,那一定能够避开民族主义情绪与日俱增的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从而增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历史进程。那将是值得中国基督徒们称赞的感恩之举!
“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探索问题和做出决定的途径,以促进真正的参与,推进集体行动,应对努力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体系和框架的过程的复杂性。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式 -----‘磋商’----- 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实行的有原则的一种集体决策方法。现行的决策框架将世界人民中的一大部分排除在外,矛盾丛生,过分强调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的利益,常常屈从于位高权重者,已被著名不足以担当建设一个人人得昌盛的更美好的世界。巴哈伊发展途径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人不仅有权利从一个物质和灵性上皆繁荣的世界获益,也有责任为它的建设贡献力量。”
显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中国汇入世界强国之际,正在形成的特定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结构,已经成为即将进入法治国家的基本社会组织结构,并必将成为宗教信仰和组织的构成要素和既成社会基础。如何在宪政和法治时代,思考公民社会层面的社区规范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信仰长达两千多年的丰富的社会理论,特别是是宗教改革以来这500多年的政治、法律、经济和伦理等领域的实践,将为中国基督徒的领受和参与提供足够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翻译和诠释层面的巴哈伊信仰之社会理论,将是宗教对话平台上,基督教与巴哈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之间互动交流的基本准备。
从学术交流和对话立场来看,请允许我提出一些建议,一些积极意义上的批评建议:巴哈伊信仰所涉及到的社会理论这一方面,就中文文献及其诠释而言,目前似乎还是比较缺乏。呈现在我面前的既有的诸多研究和介绍,似乎主要是属于Diaconia领域,尚未涉及巴哈伊信仰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一些本体论层面的思考和解释,亦未出现在中文文献和研究之中。
其实,在巴哈伊信仰的经文文本中,存在着许多隐喻和预言类思想,透视着智慧与启示的光彩。如巴哈欧拉说:“同样,你当领会每一境界、表征和隐喻,从而观察万物各依其位,看待万事各就其理。因为于此境界,于神圣合一之城,会见到那些已进入神明指引之方舟、旅历神性纯一之绝顶之人。你将在其脸上看到绚美光彩,由其言词嗅出馥郁芳泽,于其身中庙宇目睹荣耀玄机,于其一切行止窥见上帝统权之表征。而那些未能饮取清澈泉水、未能抵达圣洁城市之人,那些一贯自认身秉正道,却追随私欲、在大地上散播纷扰之人,其所作所为亦无法将你蒙蔽。”
从基督教系统神学视野来看,我可以领悟出启示记录者内在的愿望和具有终极判断的意图。宗教的可持续发展社区这一明显属于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实践领域的议题,却深深地根植于其信仰启示之超越性之中。否则,信众和成员则无法自愿的、主动的、积极地去实践着这一特具约束性的倡导、主张和设计。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世界型宗教组织和团体的某些具有造福人类的主张和计划,背后都有连接于其启示和理念的逻辑脉络。这些脉络具有神学本体论、神学解释学和神学伦理学等范畴性规范和规则。
巴哈欧拉说:“然而,我发觉凡尘之民当中无人真诚地渴慕真理,就自己信仰中的深奥问题向上帝列位显圣寻求指引。万众皆是遗忘之地的居者,万众均在跟从邪恶叛逆之徒。上帝确认要以他们今时所为来对待他们,要忘却他们,一如他们在他的日子里罔顾他的临在那般。对于不信他的人,他的判决既是如此;对于否认他象征的人,他的判决亦将如此。”
“我主作证!尽管我已就话语之玄机与阐释之尺度对你作以诸般启示,然而据我观之,关于上帝隐秘知识之海洋与莫测智慧之精辟,我尚未道出一个字母。若属神意,不久我将在指定的时刻完成此事。的确,上帝念记万物恰如其位;诚然,我们均向上帝奉上赞美。”
3. 巴哈伊教倡导对话、和谐与发展,显示出一种博爱、和平与慈善的信仰理念,值得基督宗教的重视和尊重
荣休退隐教宗本笃十六世,作为当代基督宗教最具思想性的圣贤大德,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神学和牧养生涯中,从未停止其对各大宗教共同维护人类正义和仁爱秩序的倡导和促进。
他坚称:“在注意到社会政治制度与宗教制度有别的同时,各宗教应为人类公益作出它们的特殊贡献。”“我也愿意在这里代表教会,向各地古老宗教和精神传统致意;它们拥有一些能促进个人和民族互相谅解的价值。我们多次能在它们的宗教经典中,找到这些价值的回响,例如佛教对生命的尊重、冥想、静默、朴素;印度教的神圣意念、祭献和斋戒;孔教的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等。我们也在其他宗教经验中,看到他们对神的超然有一个真挚的关注,承认祂是造物主,并且尊重生命、婚姻和家庭,以及有强烈的团结互助精神。毕竟,若没有对每一个人的真实尊重,让他能自由地依附其信仰,对话便不会有成果。为此,主教会议一方面鼓励不同宗教的信徒通力合作,同时也提醒‘需要有效地保障一切信徒有私下及公开宣认自己信仰的自由,以及他们的良心自由;’实在,‘尊重与对话要求在各方面要有互相性,尤其在有关基本自由上,特别是宗教自由。这尊重和对话能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和谅解。’
那么,基督教信仰在去其它不同系统的宗教信仰对话时,是否会丧失其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持守?这个宗教对话的基本问题之提出,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目前世界正处于一种真理和价值标准多元化阶段,正义、公理和法则正在趋于相对主义化,因此,贪欲、混乱、强权、权贵主宰等莽林原则(Rule of Jungle)正在以国家的权威渗入并支配中国大陆的合法宗教组织,使得信教群众逐步疏离和淡漠真理的解释者及其信誉。
“对于我来说,缺乏宗教性的基督信仰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和蛊惑人心的。信仰必须作为一种宗教并通过宗教才能显现其自身,尽管它不能够完全被约减为宗教本身。宗教和信仰这两个概念所构成的传统应该在这样的界定和确认中获得新的研究。比如,对于托马斯﹒阿奎那而言,‘religion’是指义(righteousness)之美德的分支,或者可以确认其具有必要性。当然,对于我来说,作为所有不同宗教的极其有差异性的神学观之首要前提条件都必须就其信仰和宗教之概念确认其明晰性,这两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彼此观念和含混互用的。因此,人们更多是以复数的形式谈论着‘信仰’这一概念,并以此泛指所有形态的宗教,尽管信仰这一理念并非存在于所有形态的宗教之中,亦非对所有宗教而言构成一种根本性的因素,因而在不同的宗教之内所呈现的形式当然也是完全相异。”
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对话伙伴,澳门巴哈伊教提供了一个实践大神学家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嘱咐和期望之机会。那么,我能够从这样的对话中获得对巴哈伊教一种怎样的理解和认识呢?
巴哈伊信仰在初步一瞥中给人们的印象是:独一上帝观;和平主义;男女平等;重视教育;遵纪守法等等。在其汉语概述中,我获得对“社团”的理解。“除基督教之外,在最多国家拥有社团。”这里的“社团”其实就是其它宗教的组织,比如基督教的“教会”“团契”等等。
“对巴哈伊来说,一个社区不单是其成员的总和,更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单元。社区由个人、家庭及社会体制组成。它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创建和推动各种制度、机构和组织为社区内外民众的福利协同努力。”
这样的界定显示出,作为一个新兴的已经具有较为完善系统的世界型宗教,将在基本问题、伦理规范、制度设计和法律诫命等方面,向世俗世界显示其特定的见证、典范和创制。
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巴哈欧拉历经磨难,最终建立一个世界性宗教信仰系统的全部灵性基础和教义体系。他的许多睿智之言,在宗教对话层面,具有极大的启迪性。作为基督徒,当我读到巴哈欧拉的信仰陈述中涉及圣经启示的篇章时,时常不由自主地升起肃然起敬之心!
“无数掩蔽帷幕之下,我已向你透露某些隐秘玄机,现在,我继续阐释古代经书,或许能使你足不跌滑,以全然笃信领受上帝名称属性之王国里,那涌动的生命汪洋中,我要赠予你的那一份。各《福音书》均有记载,那位圣灵以纯粹光明之言对门徒说道:‘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阁下显然可见,此言之表义乃是:直到世界终了,《福音书》仍会留传世人手中,经上的律法不会废止,证言不会取消,所有训令、规诫和命谕都将永存。”
总之,“宗教与可持续的社区”作为澳门巴哈伊教主办的国际研讨会论题,本身就显示其矢志于宗教对话事业的心志,值得中国大陆学术界和宗教界的注意和参与。作为基督徒,我始终持守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特别是四个教义学文件所颁布的宗教信仰对话原则,这里觉得有必要简单提及,以便为未来从教理、教义和教规等神学层面展开与巴哈伊教信仰系统的对话预备学理基础。
教宗本笃十六世坚称:梵二公会议确认,真理也存在于其它宗教信仰系统中,它们也确认宗教自由,但是,唯有罗马公教会真正拥有拯救之工具(Means of Salvation)的完满性。 《天主教教理》明确:梵二大公会议的大公主义法令解释道:“基督的公教会是救恩的总汇,唯有藉此教会能获得圆满的得救方法。事实上,我们相信主把新约的一切恩惠,都托付给以伯多禄为首的宗徒团体,为建立基督在世的唯一身体;凡以某种形式属于天主子民的人,都该全面地加入这身体。(UR 3,5) 显而易见,基督信仰在过去两千年里,尤其是近代300多年来,以法律等制度化的方式将其救赎之理念全面介入人类社会所有领域,虽经挫折、失误、灾患,却最终建立起世界历史的主导体系和秩序。这正是中国目前面对着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必须思考和抉择的议题。因此,中国基督教将是最终的协调者和最佳的试错平台。这就是中国之教会神学迟早要全面深耕宗教对话之沃土原野之根本奥秘!
今天,工业化过程正在急速在中国实施,巨大的效益带来的财富、便利和繁荣的同时,污染、腐败、恶德等也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速度和规模侵蚀着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灵。于是,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出现了宗教信仰的茫然、寻找和皈依等景象!邱永辉在其主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中,描述了现今中国各界,特别是政府管理层对中国的宗教复兴现状的客观承认的同时,也指出其中深藏的危机,其观察和判断非常值得中国宗教界的重视。她写道:“当前中国的各宗教,确实呈现出‘同乘一条船,各划各的桨’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多元一体’的时髦词汇掩盖下,潜伏着很深的隐患。由于各门宗教都坚称自身的信仰就是最高真理,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构成‘一体’的可能。征诸历史,宗教事实上也只有宗派的分化,没有宗派与宗派、宗教与宗教的融合。如果所谓‘一体’不能像历史经验所昭示的那样,明确并且富有建设性地指向礼乐文化的主体性,而只是以政治所掩护的国家统一体为遁词,那么,宗教问题在当前就很难摆脱一个特殊尴尬处境,即,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问题,最终都将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认同和政治体制认同的难度;长远地看,心往各处想、劲往各处使得宗教,将很难像古代的‘社稷’那样发挥推动社会认同、凝聚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各种政治企图、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社会分裂的动员仪式。”
李锦纶言:“面向二十世纪,要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就得从罪恶泛滥的情况已到了为罪恶‘正名’的普遍现象,可以略窥一二。在末后的日子,那‘大罪人’出现之前夕,将因不法的事增多而使人心对罪恶失去应有的敏锐心,并且因人离弃真理而随从虚假的事(贴后2:1-12)。环顾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处境,使我们不得不担忧世俗主义当道的威胁,人类主流文化不仅越来越离弃上帝,更加因着寻找自我满足而开始敬拜万象,这是时下流行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主旨,是古代诺斯底主义的翻版。” 事实上,同属大公主义传统的加尔文传统-不从国教主义-清教主义-圣约主义等等奠定现代世界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及规则的基督宗教不同称谓的宗派和传统,也从未停止思考如何在更广泛的领域地去传言天国的福音,建立公平、正义与理性的世俗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华人世界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在伦理等实践层面的种种主张和作为,应该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界应该躬行的圣工!
2013年9月17日 初稿 南京
2013年11月4日 修订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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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艾明 牧师 神学博士,系统神学教授,现任中国基督教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
本文刊登于《宗教与可持续社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卓新平 邱永辉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感谢作者赐稿,本网转载略去注释,引用可参考原文注释,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