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人能阻止历史终结、也即文明普遍死亡的悲剧，因为，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历史终结论的幻觉。因此，中国人最有可能带给世界以真正文明的天下秩序。

 

 　　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并将持续而深入地重塑世界。基于这一简单事实，两年前，我提出“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命题。但我同时指出，由于缺乏文化自觉，日渐强大的中国对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成为什么，带来什么，懵懂而茫然。

 

　　然而，经过思想学术上的积累，近两年，在国家精神层面上，中国迅速地回归自身文化。这是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大转折。或许，中国将因此而找到前行的方向，从而有可能膺承自己的天命：给人类多一个选择。

 

　　历史终结论之幻影

 

　　过去二十年来，整个世界笼罩在历史终结论的迷幻气氛中。1989年，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随后西方，苏联东欧垮台，历史似乎真的要终结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部战略就是试图终结历史。

 

　　其实，按照政治哲学史家沃格林的看法，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差不多都有历史终结论之倾向，其根源在古希腊与基督教，其基本观念谓，人世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恶的。还好，天上存在完美，有一个天堂。但人能否进天堂，取决于上帝。

 

　　现代思想家实现了一次根本转向：人能否进天堂，不取决于上帝，而取决于人自己。对此观念最为经典的表述，见之于黑格尔：人有被人承认的欲望，这种欲望促使最初的人决斗，建立起“主奴关系”。对此，主人和奴隶均不满意，持续斗争。黑格尔所谓历史，就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为了获得他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经过斗争，越来越多的人、群体获得他人的承认。自由就是获得别人承认，民主确保这一点。最终，所有人都获得他人承认，历史终结。

 

　　马克思据此发展出一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并在苏联等国大规模地付诸实施。福山碰巧预言了马克思版本的历史终结论之终结，但他不过代之以另一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历史仍将终结，只不过这一次，终点有所不同：历史将终结于民主制度。

 

　　听起来相当美妙。不过，民主制度毕竟只是政治领域的具体制度安排，历史终结论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其对于人、对于人际秩序包括世界秩序的想象。

 

　　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关键词有三：主奴关系，斗争，获得承认。当人进入历史，就必定处在主奴关系中。黑格尔据此断言，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人奴役所有人。为获得别人的承认，不被人承认者必须斗争。通过斗争，可以获得自由，也即，他人的承认。因此，斗争，包括杀死对方，是完全道德的。而所谓获得承认，其实是强迫对方承认。所谓获得承认，通常也不是简单地要求对方承认自己跟他一样，而是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如果不予承认，就以暴力强迫他。

 

　　毫不留情地斗争，充满末世论的道德优越感的暴力强制，这就是通往神之国的大路。斗争和强制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阶层、集团之间，也发生在国家、种族、宗教、文明之间：一个国家、种族、宗教、文明，若相信历史终结论，必定要求其他国家、种族、宗教、文明承认自己的价值——其实是承认自己的优越性，顺服自己，与自己同一。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文明之间的斗争，也就具有了宗教战争的意味。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价值战争，也即让别人承认自己信仰最为优越的宗教战争。世界没有因为福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之终结而安宁，而是陷入无所不在的对立、冲突状态，原因正在于此：终结历史的过程只能是斗争，因而必定是暴力和血腥的。

 

　　即便暴力和血腥，如果确实能到神的国，那也值得。那么历史终结之后，会是何种情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终结的终点是“同”。中国先贤讨论人际秩序，提出“和而不同”一词，是为分析人际、国家间或者文明间、宗教舰的基本范式：和，或者同。历史终结论，不论是马克思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还是福山提出而为当今西方人信奉的自由民主终结论，都是同，而不是和。

 

　　同，然后呢?向往历史终结论的知识分子们恐怕很少告诉人们，福山对于历史终结后“末人”生存状态的描述：一旦到达历史终点，一切政治、文化、宗教、艺术、思想等等，均不复存在，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人的不同，妨碍人得到其他人的承认。唯有消灭这些，人才能彻底相同。

 

　　我们通常认为，宗教、政治、文化、思想等等文明的要素，让历史是文明的，那么，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就等于文明之死亡。人以为自己进了神的国，实际上到了正好与之相反地地方：地狱。但人人都假装自己处在完美自由状态，故这是一个寂静而安详的地狱。

 

　　可怕的前景。幸运的是，历史终结的人类悲剧进程，因为中国而缓慢地降低速度，并有可能停滞，从而展开一段新的历史。

 

　　王道天下，和而不同

 

　　只有中国人能阻止历史终结、也即文明普遍死亡的悲剧，因为，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历史终结论的幻觉。因此，中国人最有可能带给世界以真正文明的天下秩序。

 

　　不能不从中国人关于世界本源的信仰说起。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族群信奉有位格、甚至人格化的神，也即上帝;中国人则信仰天。两者都是普遍的，但其普遍化的方式不同。

 

　　上帝总是宣称自己是唯一的，并要求其信徒只信自己。通常，这是上帝的第一条戒律，不信这唯一神就是最大的恶。而上帝会通过自己的言辞，对人颁布完整的律法，规定人的全部生活。每个接触到这唯一神的人，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信仰、律法、生活方式、政治组织等，而完全依循上帝的话。因此，神普遍化的过程就是所有人趋向于同一的过程。这也必然是一个彻底破坏的过程：彻底摧毁原有的信仰、生活方式、政治形态，才有可能树立对唯一神的信仰。

 

　　天却不同：天生万物，天无所不在，但天并非独立于万物之实体。天就是万物之大全，而又生生不已。故天是永无止息、变动不居的万物之大全。因此之故，天不会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要求人只崇拜自己：根本上，天不是人之外的人格化实体。天不言，天不会向人颁布律法，全面地规范人。天只是生人，并静默地在居于人之上而已。人如欲享有尊严，就须向天而生，须法天而生，不断地向上提升自己。但这不是天对人的绝对命令，而出自人的自觉与自主选择：人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无数中间形态。

 

　　因此，天下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人的自主，由此必定导致人的多样，生活方式的多样，治理模式的多样。而天欲每个人生，各正性命，于是，天地之间万物，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诸宗教之间，文明之间，邦国之间，相互对待的唯一正当方式就是“保合太和”，也即“和而不同”，多样的共存、协调、并生。此乃最根本之天意。

 

　　中国文明就是据此而起步的。中国文明凝定于尧舜时代，彼时，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的不同族群，因自然环境之严重恶化，洪水或者干冷，被迫内迁至今人所说豫西、晋南地区。在此，华夏-中国诞生，诞生机制就是“协和万邦”或曰“合和万国”：具有不同信仰、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形态的族群相互协调，组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华夏，也即中国。

 

　　在中国形成过程中，有一种力量在发挥协调、沟通作用，此即“礼乐”，而不是神灵崇拜。礼乐让多样的族群得以共同生活。孔子承上启下，把礼乐予以总结、提升、转化，而发展出以“学文”为中心的“文教”。

 

　　西汉以后，维持中国之凝聚力的力量，就是儒家之文教。儒家提供了国民之共同信念，也设定了政治方向与治理模式，这让中国保持凝聚力。但儒家不是神教，不是叫人拜某个唯一神，儒家只是教给人们成就君子的道理。儒家并不替代各种宗教，儒家让各种宗教发挥其安顿人心的作用。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基本格局是“一个文教，多个宗教”。正是教化之道的和而不同，让中国持续地生长，而包容进更为多样的族群、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世界。

 

　　中国也以和而不同原则对待周边族群、邦国，对待自己接触到的各种宗教、文明。中国主持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有西方评论说，中国人很喜欢这种“万国来朝”的场景，试图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建立“帝国”。中国媒体发表评论抨击这种说法，说中国人无意建立“帝国”。

 

　　这两种看法都错得离谱。在西方人理解中，超越邦国的政治体只能是“帝国”，但朝贡体系与帝国毫不相干。帝国通常依靠暴力征服建立，以殖民方式统治，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如此。但“王者，往也”，朝贡体系通常形成于周边邦国之自愿归往。对于朝贡国的内部治理，中国也不干预，仅提供安全保障。归根到底，中国维护朝贡体系之稳定秩序的是“文德”：中国发达的教育吸引其士人学习文教，中国的治理模式被朝贡国模仿，小来而大往的朝贡贸易给朝贡国带来巨大利益。至于中国对非朝贡国，始终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被动态度。中国的皇帝当然愿意“王天下”，但儒家教诲皇帝，这是不可能以暴力方式达成目标的，只能“修文德以来之”。

 

　　总之，天下秩序与历史终结论构想的普遍秩序之最大区别在于，和而非同。中国人从来没有以儒家、以中国的习俗和治理模式，清除、替代自己影响范围内各族群的宗教、习俗、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国通常只是提供一套协调机制，让自己影响范围内的宗教、族群、文明相互协调。中国当然借助一套价值来展开协调，文教所守护之仁义礼智信。但这套价值基本上是程序性质的，而不是实体的。它只规范人际、国家间、宗教间相互对待的方式，而并不深入个体心灵深处、国家体制内部，全盘塑造新人。

 

　　因此，立足于文教之天下秩序，作为一种曾经历史地存在的人间普遍秩序，完全不同于历史终结论驱动的普遍秩序。后者也许还不错，但如果人类只有一个方向，那人类的命运绝算不上美好;甚至可以说，没有选择的人类是处在奴役状态的。人类需要另外一个愿景，另外一条道。

 

　　向人类充分地展开这样的天下秩序，提供普遍秩序的另外一种可能样态，也许是更好的样态，展示文明演进的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今日中国人之天命。不是中国人要这样，而是中国人不能不这样。文教向来是被动的，并不试图强制天下归于一。但文教中国也不可能接受被他者终结的命运，向来从来没有历史终结论观念的中国，不可能随波逐流，走向历史终结。中国必定巍然不动。只要中国巍然不动，不论马克思、福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就终究只是幻象。

 

　　由此，中国也就将为人类敞开一段新历史。天下秩序是文明的，因而必定是历史的，不会终结。因为，天下秩序不是要同天下于一，而是要给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各种价值之共同存在、相互交流创造价值基础，宗教、文化、价值将始终是多样的。因此，这其中仍然存在不同，也就始终存在紧张、乃至于冲突，因而人类仍在历史中。中国人不幻想天国，不虚构理想国，中国人只是“志于道”。文明有兴衰起伏，历史不会终结。人仍将文明中，文明是没有终点的道。

 

　　文化重建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重大意义在于，中国给人类敞开了另外一种普遍秩序之可能。随着中国日益明确的文化自觉，中国膺承这种天命的意愿正在清晰，能力正在提升。

 

　　过去几百年，欧美带给人类一个普遍秩序想象，多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推动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范围交流与技术进步，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持续的冲突、战争。而文明冲突论之阴郁画面，让这一普遍秩序的前景日益惨淡。

 

　　恰在此时，中国逐渐回复其本来享有的世界位置，按PPP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鉴于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中国人的较高储蓄率，中国人极高的人力资源投资热情，以及中国人充沛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必定会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长驱直入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这样的中国将有能力给人类带来更可取的未来。

 

　　但是，这个正在日益发达的中国，是否自觉到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群体，在精神上始终仰视欧美文明，因而大多数中国人，尚没有这种的责任自觉。不过，有些人已经始朦胧地感觉到，中国与众不同。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但如何改变?中国人根本没有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

 

　　而之所以盲目，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之坠失。过去一百年来，震慑于欧美之坚船利炮和社会治理，相当数量的知识人及由此形成的精英，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充满怨恨，而一心要让中国成为他者。中国底层民众尚在本能地坚持中国文化，但主流精英则有根深蒂固的“去中国化”情结，其知识基本上来自欧美，因而观察、思考问题的方式基本上是非中国的。他们热烈地拥抱两种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中国将随着西方人的脚步终结自己的文明。

 

　　但过去十年，知识人和精英的心态开始分化，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转身、回归，在思想上，价值上，生活方式上。这样，今日中国正在去中国化与回归中国两种力量之胶着状态。去中国化的心态仍有极大影响，以学界为例，有一大群人沉浸在普适价值梦幻中，他们相信，中国仍在古代，欧美则是现代。他们以历史终结论的口吻对中国发生的一切痛加贬斥，中国的前路就是走向欧美。另一大群人则接过了欧洲人发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基于这两者的国际政治、战略观念、理论，据此构想中国的战略、策略。这些战略、策略差不多都在欧美观念范围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一来，中国永远落于下风。中国更彻底地进入欧美构造的世界秩序中，只是地位有所上升而已。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结果相同：中国成为他者，世界归于同一。

 

　　不过，回归中国文化的力量，近些年来，已在持续增长，或许可以说，正处在决定性的历史转捩点上：执政党已从根本上调整了其文化立场。从2013年11月26日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到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习近平的文化立场已十分明确。习近平深入论证了儒家理念对于今日治国理政之重要意义，也阐明了中国文化于建设新的世界秩序之启发意义。

 

　　如果这一切得以顺利展开，那么，整个国家将有一次文化的更化，其影响极为广泛、深远。也许我们可以说，今日中国正在悄然发生一场精神、文化革命。二十世纪，中国曾发生过多次文化革命，但其方向差不多都是“去中国化”。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了，方向是从精神上回归中国。经历了多次剧烈的文化革命之后，中国终于来了一场强劲有力的文化反革命。参照英格兰、法国的经验，或许可以说，这是中国将走上现代秩序构建之收官阶段的好兆头。

 

　　当中国的知识人和精英回归中国自身的信念、文化，回归儒家义理，世界就有希望了。这不是说，持续发展的中国要对抗谁，恰恰相反，一个对自身文化日益自觉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另外一种看待人、看待历史、看待世界的方式，另外一种安顿身心、治理社会的方式。中国人给世界多一个选择，并且它很可能更好，因为，它的基本信念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它很古老，且相当有效。只是在过去一百年，被中国人主动地抛弃了。今天，中国人正在重新发现自家的宝贝。这一点，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第一，透过回到中国文化，中国人有可能形成另外一套可普适于所有人的价值观，此即仁，或者仁义。历史终结论力推的普适价值观之普遍化必定摧毁多样的价值，仁却与之不同：仁是程序性价值，它只是要人把自己当作人，也把其他人当作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人保持不同而相互尊重，相互协助。这一中国价值是唯一恰当的人类普遍价值。

 

　　第二，透过一次彻底的更化，中国有可能走出斯大林体制，但同时又不落入历史终结论的窠臼，而扎根于传统理念，建立一套具有充分正当性和卓越绩效的治理体制。中国人有漫长而连续不断的政治文明历史，其中蕴含着伟大的社会治理义理，中国人在几千年前中也有诸多卓越的制度设计。回归中国文化，这些义理和制度就能获得新的生命，而转换成为极为有效的现代制度——当然，儒家义理从来是开放的，中国人绝不会拒绝学习欧美行之有效的制度。但中国注定了将为自己创制立法，立足于中国之道，兼用西方之术。

 

　　第三，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有可能创造世界秩序的另一种前景。一个依循中国之道前行的中国，不会重蹈大国兴起必然引发冲突的悲剧，而展开另一种可能，关于中国与大国关系构想中的“新型”一词，就是文化自觉的产物。已习惯强权政治逻辑的国家、学者，对此难以置信，但时间在中国一边。

 

　　上述几个美好前景发生的前提是中国人更为坚定而明确的文化自觉，与广泛而深入的文化重建。因为中国文化内在的信念与价值，这种文化自觉不会导致文化霸权诉求，而恰恰可以塑造中国精英自信、负责任而宽和、包容的心态，这正是当今世界匮乏的。中国的文化重建不会催生民族主义狂热，而会让中国人以更为平和、公道的心态对待其他宗教、族群、邦国、文明，这同样是当今世界匮乏的。过去二十年，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随着中国文化之广泛重建，中国将极大地让世界变好。

 

　　历史会终结吗?当中国开始文化重建，历史就不会终结了。真正的人类历史其实正在开始。

 

责任编辑：凌绝岭

 

2015-01-09 

 

载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1期，转自共识网，2015-0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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