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向不幸罹难的法国漫画家致哀!恐怖主义是人类之癌，无论是以任何理由或借口为之，都不应得到同情与宽恕。

　　这次《查理周刊》的悲剧，凸显了表达自由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此类事件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其实都屡见不鲜，世界上的各主要宗教都曾为此困扰，但大多只是引发了风波或诉讼，酿成如此惨烈之悲剧，根源在于恐怖分子的介入。一方面，宗教不是恐怖主义反人类的唯一理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都代表不了宗教;另一方面，权利是有边界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亦是老生常谈。在谴责、哀悼的同时，不禁要思考：我们是否还可以谈论宗教?如果可以，那么谈论的尺度在哪里?

　　因此，笔者希望能探讨一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日常的表达中，谈论宗教的尺度。这一尺度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非必须的，仅为笔者个人的浅陋之见。

　　一、陈述现象应当是自由的。

　　所谓“现象”不是“事实”，不是“fact”更不是“truth”，不以“求真”为必要条件，这是表达自由的当然要求：如果一个人所表达的任何内容，都要求必须是“真”的，那么表达自由实际上无法实现，“求真”也就成了“苛求真”。普通人没有义务和能力去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进行调查，确保其真实性;即便某种观点，你已经很有把握，认定它就是“真”的，其他人也可能证明它其实是“伪”。如果以“求真”为表达自由的条件，那么至少会极大地增加表达的成本，而使正常的表达沦为负担。

       涉及宗教的表达尤其如此，非信众的公民对特定宗教难免有不了解之处，作为非教徒亦没有任何义务去查明，所以他们发表和特定宗教有关的言论时，不能要求必须与该宗教的实际情况相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宗教信众面对非信众的“不真实”的言论时，若不选择置之不理，那么解释和说明便成了唯一合理又合法的选择，毕竟宗教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澄清与阐明的过程;与误解、敌意的“斗争”将伴随始终，这种“斗争”应当以言辞来进行，拳头、匕首、子弹都是没有丝毫正当性的。

　　但是，单纯地陈述现象要注意避免“编造”。此处所说的“编造”，是指以表达者自己，作为没有根据的信息的源头;此处的“根据”，不一定要求权威、真实、客观，故“道听途说”是允许的，这也是表达自由“不(苛)求真”的体现。当你的言论无人关注，或有人关注但无人在意时，是否“编造”其实无所谓;一旦有人关注并质疑，此时若言论是关于宗教的，那么你或指出“根据”何在(至于“根据”是什么并无要求)，与对方交流、辩论;或无视对方的质疑，这是你的自由，但可能就要因此承受他人的(言辞上的)“反击”，这也是言论自由赋予他人的权利。

        故公民在宗教表达上所受的限制，应比一般的非宗教的表达略高一点，这是表达自由在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摩擦”中做出的一个小小“妥协”，这个“妥协”并不足以对表达自由的实现构成实质性的妨害。

　　二、尽量避免价值判断，或将之表达出来。

　　关于宗教，表达“是什么”和自己的好恶，“我喜欢(不喜欢)”，“我赞成(不赞成)”，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但可以尽量避免去评价或判断某种宗教或教义“好不好”、“对不对”，尤其是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除非言者与听众(读者)都不在意。因为很多代表了传统的宗教会与现代性产生张力，一些宗教本身就与外在大环境有矛盾之处，然价值的多元化，尊重与保护少数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要允许有人因循守旧，允许有人特立独行，允许有人格格不入，存异方求同，除非某种“异”：第一，已经激进到妨害其他的“异”;第二，有违于作为全体国民共识的宪法与法律，威胁到“同”的价值。

　　当然，价值判断事实上难以避免，好恶肯定建立在某种价值观上，因此只能是“尽量避免”，或至少尽量避免将之表达出来。譬如“我不喜欢(赞同)某宗教，因为他们要求吃素，而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再譬如“我不喜欢(赞同)某宗教，因为他们主张苦修，而我是个喜欢安逸的人”，甚至“我不喜欢(赞同)某宗教，没有理由”。在这里，“无肉不欢”、“喜欢安逸”以及“没有理由”都是陈述，而非“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同时，如果一个人说“我不喜欢某宗教，因为我觉得要求吃素(苦修)很傻”，这起码是不礼貌的冒犯，听者完全可能据此认为其言论侵犯了宗教信仰自由。

        退而言之，有权在内心进行价值判断，但表达出来则需慎重;人除了不能充当他人信仰和价值观的“法官”，充当“评论者”亦要慎重;表达自由与尊重他人并不冲突。

　　三、尽量就事论事，避免以点概面。

　　如前所述，基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不能代表整个宗教，特定宗教中的特定观点或人、事，不能代表整个宗教。我们在表达涉及某种宗教的观点时，常见的一个现象便是以点概面，典型的譬如“某宗教的信众都是恐怖分子”，“某宗教的神职人员都是骗钱的”等等。这样因为特定人或事而给某一群体整体贴标签的行为，出现在宗教上，极易形成所谓的“敌意言论”，冒犯或伤害到无辜者的宗教情感。这样的言论很常见，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的。

　　表达自由必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也要得到尊重，但对于表达(言论)自由，总结出任何的尺度或规则，在实践中往往都是徒劳的，人一旦说起话来，通常顾及不了太多的条条框框;现实中表达与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千千万万，复杂无比，譬如前几年曾引发激烈争议的“法海你不懂爱”，再譬如这次《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很难用一套标准去判断衡量。已有的“尺度”或曰底线，如我国宪法的第51条，如禁止侮辱、诽谤的法律规定等等，都只能概括地、抽象地为宗教表达划出一条轨道。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尺度”，同样也只能是建立在交流的各方，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都是理性、平和的守法公民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任何规则或尺度，都不应给表达自由增添太多的成本，因此前文才多处强调“尽量”。即便如此，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在谈论到宗教时，仍然起码可以做到以下三点吧：

　　第一，不信教的人，心怀善意;

　　第二，信教的人，心怀宽容;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言论的事用言论解决，解决不了的，请用法律。

责任编辑：林觉非

转自共识网，2015-0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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