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论断。【1】为响应党的十七大号召，我国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中，也把文化建设作为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工作来抓。这可以从近年来各地方在旅游经济开发中注重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发掘、文化符号的建构和文化品牌的树立等一系列现象中得到说明。

 

20世纪以来，“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当代发展的主流，中国佛教朝向“人间化”或“社会化”的趋势发展，佛教文化渗人人间世俗生活。佛教与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相互嵌人的关系。所以，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事务中，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地方文化旅游经济开发中，宗教信仰文化作为地方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往往被地方政府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而受到青睐与重视。本文将从政府与宗教关系层面，以湘南资兴和桂北全州的寿佛信仰文化为例，通过对政教两界在地方旅游建设中开发、重建寿佛信仰文化的角色与行为的考察，以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和象征人类学理论来透视当今中国政教关系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并对此作初步的探讨。

 

一、寿佛信仰与文化概况

 

寿佛是指我国唐代一位著名的高僧，据湘南资兴和桂北全州等地区的史志资料显示，其活动足迹曾遍及浙江、两湖两广一带，因其生平事迹神奇灵验而广为信众神化和膜拜。古往今来，湘桂一带民间百姓对寿佛的崇拜与信仰，一直流传不绝。寿佛文化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其信仰甚至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区。笔者结合实地调查的同时，参考湘桂两地的历史文献和方志工作者收集整理的资料，作如下概述。

 

(一)寿佛其人与禅学思想

 

寿佛(?一867.2.10 )，俗名周宝，法名(释)全真，号宗慧，生于郴州程水，即今湖南省资兴市周源山。对于寿佛的生年、岁数，文献说法不一：《湘山志》卷一载，全真生于武周长安四年(704)；《广西通志》载，寿佛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湘山志》说寿佛“法腊百有六十六岁”，《广西通志》、《大清一统志》说140岁，《湖南通志》记133岁，《惠州府志》记年132岁。生年记载虽不一致，但唐咸通八年(867)二月十日圆寂于广西全州湘山净土院，却都相当肯定。因其为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长寿者，所以，人们尊称其为“寿佛”。由于全真大师寿高德尊，世人认定他是阿弥陀佛之化身，又因阿弥陀佛(梵文Amitayus，音阿弥多庾斯)的意译是无量寿佛，所以远近百姓又尊他为“无量寿佛”或“寿佛(老)爷”。【2】

 

另据历史记载，寿佛幼时出家，剃度于郴州郡西北开元寺，后经行僧指点，到杭州径山寺拜道钦(又称法钦)禅师为师。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全真随道钦禅师进京晋谒了唐玄宗。天宝末年(约755年)，全真离开径山云游，读经悟法，深谙禅理。唐至德元年(756)至湘源县(今广西全州)湘山开创、住持净土院(今湘山寺)，开演大乘教义，广弘佛法，普度众生，一时高僧从者甚众，庙门兴旺，声名远扬。后于唐咸通八年(867)农历二月十日佛教“松花大会”之时，圆寂坐化于湘山寺。

 

寿佛一生创作了大量弘扬佛法、度化世人等诗歌与偈语体裁的著作，传世的有《牧牛歌》、《遗教经》、《湘山百问》等。其著作也对寿文化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思想体现为“和”、“寿”、“静”、“行，’.“实”，即“与天地而同根，共万物为一体”，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认为精神能使人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肉身为寿，寿是有量的；而以无身为寿，则寿是无量的。”“仁者寿，寿者静，静故万物生焉”则诊释了真心无妄，恬静淡泊之真谛；寿佛全真还认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要注重身体力行，少说多做。在其著述中体现了“经世致用”，因人而教，注重实效等思想，如对士农工商阶层分别宣扬“忠孝是佛”、“勤俭是佛”、“公平是佛”，【3】等等。其闪光的文化思想，在百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信众长期对寿佛的崇拜中积淀为一种文化与精神品格。

 

历史上，寿佛也深受其后各代帝王的礼敬。有史实可考的就有多次得到帝王膜拜和御封，还有元朝时高丽国王的赏赐。有宋以来至清，其被帝王敕封的称号有“慈佑寂照妙应普惠大师”、“寿世慈荫”、“保惠无量寿佛”，等。此外，还有“湘山祖师”、“万相主人”等，更享有“西祖阿弥陀，东宗无量寿”之美誉，与释迎牟尼相提并论。因此全国各地佛教寺庙内大都供奉有其佛像，有的地方还专门建有寿佛殿。可见“无量寿佛”全真大师在佛教界的地位十分显赫。还有，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楚王马先范因湘山为释全真大师坐化之地，向后晋高祖奏准将湘源县改为清源县，并置全州。全州以寿佛名“全真”第一个字相沿至今。【4】

 

(二)寿佛的传说、民俗与胜迹

 

据民间传说，寿佛释全真，乃佛祖于湘南资兴周源山的投胎转世。其生平有异行，且屡现阿弥陀佛神迹，故传为阿陀佛应化。因他头上长有癫痢，所以乡民又称其乳名为周宝癫痢。其生前云游四方传道。唐天宝十四年(756)曾驻锡衡阳雁峰寺，遗留一顶袈裟，寺僧供奉为“镇寺之宝”，还曾留下一偈诗：“云游僧者悟真空，千佛袈裟万代宗。山寺众僧留不住，五百年后归雁峰。”故信众称此地为“活佛道场”。圆寂后常显灵于湘南，明代中期出现在衡州一带，清之际又转世为高僧，居雁峰寺传经布道。因此，有寿佛“生在郴州，死在全州，成佛在衡州”一说，也有“刮风在郴州，天阴在全州，下雨在衡州”、“五百年转灵回雁峰”等传说。因农历二月初八是寿佛生辰，也是南岳的“朝寿佛日”，所以在衡岳形成有“二月初八朝寿佛”的民俗。【5】

 

另外，1949年前后，在资兴曾一直有“抬寿佛”祈雨和“拜寿佛”等民间仪式活动。民间世代口传有“寿佛井的传说”、“周源山面壁修炼”、“鱼上山吃草的故事”、“宝源山飞龙桥的传说”。另外还有“寿佛牧牛的故事”、“牛岭传说”、“金狗送稻种”、“金刚渡的传说”、“寿佛移山”、“寿佛立州”、“洗肠江的传说”、“寿佛抓癫痢炒菜的故事”、“寿佛与猪佛斗法”等神奇故事。这些故事在寿佛故里资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6】同样，在全州，流传有其真身于明代万历丙戌年(1587)在湘山寺神奇自焚而化为舍利的传说，也有寿佛“法胜老女尼”、“化身宝塔镇妖龙”等传说。

 

关于寿佛信仰的文化胜迹：(1)在湘南资兴，据清光绪元年(1875)重修的《兴宁县志》(兴宁即今资兴)记载：“无量寿佛，姓周氏，郴程水乡人——师所生之地周源山，乡人即其地为师建刹二：一龙居寺，一广慧寺。佛母葬龙居寺后，岁时常有云雨扫墓。墓旁皆产方竹，人多取为杖。”即是说，有龙居寺、广慧寺和佛母墓等宗教圣迹。因此，在历史上，周源山为一佛教圣地，据说曾拥有僧侣达百余，山林田产上数千亩之盛。遗憾的是，这些宗教文化遗产在后来的社会变革运动(尤其是“文革”破“四旧”)和地方生产建设活动(当地煤矿开采)中，几乎被毁而仅存遗址。近年来，为了优化当地旅游发展规划和呼应群众信仰等需要，不仅重建了寿佛故里周源山寺庙，还另行择址，再投巨资新建了一座“寿佛寺”。(2)在桂北全州，历史上有湘山寺，寺中还有飞来石，洗钵泉、妙明塔、寿佛殿、圆通宝殿、放生池动物石雕群等宗教文化景观。据说历史鼎盛时期的湘山寺占地两平方公里，有过四十八殿、一百零八房的兴盛场面。但在历史演变中，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曾被日军侵占而焚毁后，仅剩十余间寮房和妙明塔。后来再经“文革”浩劫，所遗残屋也就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政策逐步落实，由政府组织复建，千年古刹重获新生，佛门香火再度兴盛。

 

自然，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战略的今天，寿佛文化，必将成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底蕴或潜在的文化资本，也势必会促使两地政府与宗教界的互动与发展。还有，由于寿佛有着一佛涉三地(甚至更多地域)的悠久历史因缘或“地方佛缘”，所以，也将会带给相关地方政府经济开发和宗教界自身发展契机和启发。

 

二、协力“搭台”、“共舞”与互利双赢的新型政教关系

 

随着“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和社会剧烈变迁，我国宗教现象、政教关系也日趋复杂并且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以及政教关系有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新的表现形式。在当今国际注重文化发展战略、国家倡导发展文化产业潮流的影响下，在大力发展和谐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事业的进程中，我国宗教界以其自身信仰文化优势，主动适应、积极介人社会公共建设事务之中，并与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这里以湘桂两省区地方政府在文化旅游经济开发中如何发掘利用寿佛文化的现象为例，就我国目前政教关系的新体现，作适当的考察与探讨。在对两地旅游经济开发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目前地方政府与宗教界之间；已呈现为一种协力“搭台”、“共舞”与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局面。

 

(一)“寿佛故里”的寿佛寺：湘南资兴的“寿文化”开发

 

以资兴市“寿佛文化”的开发来看，该市人大与政府等部门一致认为寿佛文化是资兴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资兴历史文化的精髓。可以将资兴的“寿文化”与郴州(大市)的“福文化”定位结合起来，进行资源整合，打造出一个“福寿双全”的文化旅游品牌。为此，当地政府在着力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内涵与文化品牌的过程中，充分借力于“寿佛文化”符号的发掘与开发，并且把“寿佛寺”的重建纳人了该市旅游开发项目和市政工程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近三年来，在对寿佛故里寺庙建设的原有基础上，另择新址，通过各种筹、融资方式再投巨资于新“寿佛寺”的复建以及配套的广场等工程建设。据调查，新建寿佛寺的建设总体规划面积30.7公顷，建设用地面积11公顷，总投资达350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相关宣传活动。寿佛寺于2007年7月22日奠基开始复建，且于2009年5月4日圆满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庆典暨全堂佛像开光祈福法会，出席法会的有政教两界各级代表、海内外佛教界知名人士，还有来自各方的朝拜信众。据当地旅游信息，2009年5月该市新建寿佛寺开光以后，截至2010年9月初，该寺已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寿佛寺现已成为人们追求长寿养生文化、追寻一代大师遗迹的重要景点。2010年9月24日，由资兴市佛教协会、资兴市寿佛寺联合隆重举办了寿佛寺方丈升座庆典暨寿佛寺首届水陆法会。在庆典活动中，全国各地(含港澳台)200多位高僧大德在临，少林寺武僧团也应邀表演助兴，场面蔚为壮观。整个庆典仪式活动呈现出一种圣俗融和的景象。另外，该市官方主流意见一致认为，发掘和建设寿佛文化既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也是对先进文化的推动。所以，为打造寿佛旅游文化品牌，该市相关部门，以寿佛寺为基地，以寿佛历史文化为主题，采用各种形式全力展现寿佛文化。该市文化部门组织精干力量收集和编写了《寿佛的故事》，进一步扩大资兴“寿”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寿佛寺还聘请艺术名家制作了寿佛传奇的壁画6幅，成为寿佛寺内宣讲寿佛精神的主要平台之一。此外，还有《牧牛歌》系列木雕、动漫片《寿佛传奇》20集等艺术作品，目前已有专业人士在制作并接近完工。

 

(二)“佛祖圣庭”的湘山寺：桂北全州的“文化全州”建设

 

以全州文化旅游的开发情况来看，素有“广西北大门”之称的全州，是桂林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一个县，也是一个广西建制最早的县。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为全州赋予了厚重的文化。素有“楚南第一刹”美誉的湘山寺，是广西最古老的佛教寺院，距今已有1250多年的历史。据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1986年至1988年由政府组织、设计施工，重建了湘山寺庙宁殿堂。1995年开始建寺为旅游区。1997年又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及部分寺庙的修缮工作。目前，该寺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膜拜、游览，每年接待游客达10多万人次。近年来，该县响应中央文化发展战略的号召，加大地方经济发展改革力度，确立了“文化全州”的发展新思路，以便塑造全州旅游新形象，全面提升全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为此，全州县委、政府于2010年10月25日至27日在该县隆重举行了以“相约千年古城，感悟佛教文化，把全州建成桂北湘南佛教活动中心”为主题的首届“湘山文化节”。本次活动以桂林市旅游局和桂林市宗教局为指导，由全州市政府主办、全州县旅游局和全州县宗教局承办。出席活动的有来自全国知名佛教禅林寺院的住持高僧、大陆和港澳等主流新闻、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界人士、文艺界明星人士以及少林“功夫禅”的少林功夫表演团等，都以不同形式为湘山寺和佛教文化节的品牌打造捧场助力。

 

全州官方的共识认为，举办“湘山文化节”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桂林“文化立市”的重大举措，是打造全州特色文化品牌的需要。借用该县县委书记的话来说，“一个地方的文化节庆活动要享誉全国、走向世界，先决条件是如何对那些能够体现地域内涵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发扬光大。”并且进一步论述说，“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打造地方文化名片。节庆活动要成为品牌，我认为首先必须体现出一个地方的文化积淀和内涵，避免同类化、制造差异化。举办文化节，就要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湘山寺——是桂林市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为更好地将之融人桂林市的大旅游圈，打造为精品旅游线路，全州县深入实施‘文化立县’战略，不断扩大湘山寺建设规模，做大做强湘山文化旅游产业，进一步挖掘全州湘山文化内涵，打造以湘山寺为主的历史文化，——等湘山文化品牌。”【7】由此看来，挖掘全州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湘山佛教文化节”这一金字招牌，作为知名的佛教圣庭的湘山寺和无量寿佛文化理所应当成为此次“湘山文化节”的主题元素。全州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在全州丰富的地方文化系统中，“湘山佛教文化节”的推出，以“佛教文化”为支持与带动，为全州在大桂林旅游经济圈中找准了定位，也为全州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独特魅力和新的发展机遇。

 

三、对中国政教关系现状的一个初步思考与分析

 

宗教学者卓新平在考察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时认为，“当代宗教与社会的关联日趋复杂，——可以说，当代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并没有‘弱化’宗教，——宗教发展仍有加强、扩大的趋势，从而使人们从以往的‘硬实力’较量中蓦然回首，看到了这种‘软实力’的存在及其对人类未来的‘潜在’影响。”所以，当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擅变或重构，宗教对其外在社会有着全方位的辐射、多层次的渗入。与近代以来宗教“世俗化”的“祛魅”截然相反，当代世界的宗教不是“祛魅”而是“复魅”。为此他进一步提出，在当今世界各国注重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全球化”环境下，“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亦有其‘文化’定位。宗教‘淡出’政治领域，则可‘深入’文化领域，充分利用其‘文化’、‘精神’遗产及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现代文化发展服务。所以，应该明确并支持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的定位。”【8】这一见解无不充分地体现在本文的研究案例中，同时也赋予我们对当今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以启发。下文仅就目前中国政教关系的新表现和宗教发展问题，略作思考与分析。

 

 (一)“分而不离”：“社会剧场”中的政教融和与模糊关系

 

宗教学者李向平在研究中国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国家宗教事务部门多次提出，宗教可以从四个方面，去实现与体现为经济工作服务。——第四，力所能及地利用宗教界的优势，为‘三引进’(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牵线搭桥。在此机制的设计下，当代中国宗教界参与经济活动已经在全国不少地方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9】通过以上对湘桂两省区地方政府与宗教界在地方文化旅游经济开发中一系列举措的调查了解，我们发现，中国当今政教两界在地方文化战略实施、经济社会建设方面，有一种共识上的一致、意愿上的默契和行为上的合作。圣、俗两界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角色边界与区隔，在共同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在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的和谐氛围中，通过诸如上述各种庆典仪式、文化节等活动场域，【10】融和了传统的圣俗身份，模糊了往日的角色边界，见证了一种新型的政教协力“搭台”的行为表现模式。同时也看到，湘桂两地的政教界在文化旅游经济开发的合作互动中，双方都获得了收益。政府借力于佛教文化资源的发掘、建设与带动支持，不仅招来了巨大的旅游经济收人和跨地区的广告宣传效应，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其它产业的全面协调和联动发展；而佛教界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收获了有形的经济价值和无形的社会影响力，借此以维续其生存自养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化”发展。由此观之，两地的政教关系，至少从表面来看，形成了一种合作互利双赢的局面或一种“常和博弈”的关系。这种新的政教关系格局，似乎较之以往传统的“正主教从”或“行政政策管理”的关系模式，有了很大的改观。所以，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佛教的关系，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嵌人关系、相互嵌人的关系。”【11】同时也印证了宗教学者黄夏年所言说的，我国当代政教关系或者“中国佛教的‘世俗性’与‘神圣性’两者之间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处于对立的一对矛盾关系。相反，它们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12】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在政教关系这一对矛盾中，——把政府作为实现宗教目标的工具推行宗教，或把宗教组织作为实现政府政治目标的工具使其为政治服务，都是基于对政教双方作用与目标的误解。因此，正确的选择是政教双方应在各自的领域内充分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实行在政教分离基础上的相互合作。”【13】众所周知，政教分离原则是一般现代世俗国家在处理国家与宗教关系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情况不同，对政教分离的理解也不一样。我国宪法虽没有“政教分离”的文字表述，但其在赋予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规定中蕴含了政教分离的意思。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无论其新的表现形式如何，政教两界均应在遵守国家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分寸适度地交往互动，共同发展。否则，双方难以确保良好的发展关系，也不会有理想的社会效应。总之，政教两界必须要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确立一个适宜的互动规则，同时，宗教对自身的圣俗性应该平衡把握。因此，湘桂两省地方政教互动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模糊性使我们感到，面临新的世界形势，我国应有必要与时俱进地促成政教关系的某种共识并加强相关方面的宗教立法，以便进一步重构、明确和规范当代的政教关系，真正做到有“法”(而非以往以政代法)可依，以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后果。

 

(二)灵性回归：当代宗教新发展的定位

 

我们知道，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历史以来，直到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教关系基本上一直延续着“政主教从”的范式。在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卷入“全球化”的发展新格局中，整个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这种原有的“中国模式”，显然已不再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必然要随之发生新的转变。因此，“以往‘政治’影响‘宗教’的‘中国模式’因受国际影响而现在正见识着‘宗教’影响‘政治’的‘逆反’。传统意义上‘政治化’或‘准政治化’的宗教建构加速了一些宗教自身的‘官僚化’、‘世俗化’和‘边缘化’，—这些宗教机构发生了从‘宗教组织’到‘准宗教组织’直至‘准政治组织’的嬗变，成为‘半官方’、‘半政府’的建构，由此也丢失了对部分信众的吸引力。因此，这些宗教在新形势下自身的‘改革’和‘与时俱进’乃成为其时代的呼唤，而且是一种紧迫的呼唤。其要想真正发挥‘宗教’的作用，就必须回归‘宗教’，树立起‘宗教’那种感染力和号召力。其权威不能只靠政治的、管理体制的，而更需要精神的、灵性的。”【14】这一洞见，对当代中国宗教在社会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身份角色，从而以免在卷入世俗事务中迷失、甚至蜕变宗教的神圣本真，大有启发和助益。

 

从以上湘南、桂北两省区的相似案例中，我们也看到了地方政府与宗教界两者之间，在地方文化发展战略与经济建设的一致共识与行为合作上，政界与教界的行为角色边界模糊、圣俗界限淡化，身份让人难以辨别。政界借文化旅游开发之机而大兴寺庙与宗教文化建设，教界也因渗入世俗公共领域建设之际而与官方频繁往来，也似乎有渐失传统的神圣超越性而有“政治化”之偏。即是说，政教两者在角色行为与旧范式之间，存在一种难以选择的张力，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也随之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错觉与误解，从而有可能会给宗教带来丧失其神圣权威或宗教魅力等风险。所以，在积极看待当代新型政教关系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凡事都有其辩证的两面性。在国家提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新形势下，虽然赋予了当代宗教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契机，但宗教界在卷入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世俗事务中，教界对其自身的某些“过度世俗化”行为表现和身份角色的模糊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并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应有理性的估计，以便在纷繁复杂的世俗社会中，适度地把握宗教自身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定位，从而规避各种风险，以便获得良胜的社会化发展。所以，在对中国政教关系的实际现状的考察中，我们既要对其进行辩证而审慎的判别，也更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来观照。

 

四、结语

 

综以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桂北、湘南两地方政府在旅游经济开发中如何重构当地寿佛文化旅游品牌的角色行为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教关系呈现出一种合作互动、互利双赢的新格局。但是，这种新的关系模式，由于其部分对传统模式的延续性和其面临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新的规范设计的滞后或缺失，而显得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潜在的风险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今中国政教关系进行辩证的分析和反思，同时，在“全球化”的时局下，我们不仅应以全球化的眼光和开放的视野来观照当今宗教的新发展，更需与时俱进地加强相应的宗教立法来明确规范政府与宗教的行为角色，依法重构和确立良好的政教关系，以便顺应时代的新发展。在应对当今文化发展战略时，两者既要合作共赢，又须适度把握各自的法律角色定位，规避各种负面影响与风险，从而真正实现我国政教关系的健康发展。总之，“在社会层面上应该鼓励宗教走服务社会、帮助群众的道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有着积极的参与，——从而使宗教在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中成为支持‘小政府’、帮助‘大社会’的有效益、有作为的‘中间机构’。”【15】因此，在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下，我们应把宗教资源与“文化战略”结合起来，在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同时使之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因素。

 

注释：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21期，第14页。

 

【2】参见甘建华主编《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尔雅文化出品，“无量寿佛”词条；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页。

 

【3】姜贻伟，曹德莉：《寿佛故乡行：寿佛文化发祥地资兴市寻踪》，来源网络http : //003-666. blog. 163. com/blog/static/29539077200761583932921/, 2007-07-15.

 

【4】佚名：《全州湘山寺》，来源网络http：//baike. baidu. com/view/1483233. Htm。

 

【5】参见甘建华主编《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尔雅文化出品，“无量寿佛”词条。

 

【6】李桂林：《“寿佛老爷”释全真出生地的考证》，来源网络http://tieba.baidu.com/f?Kz=208044802, 2007--06-01。

 

【7】贺志刚：《弘扬湘山文化助推区域发展：中国桂林·全州首届湘山文化节创想》，《桂林日报》，2010-10-17 。

 

【8】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4, 286页。

 

【9】李向平：《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10】[美]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11】李向平：《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12】黄夏年：《佛教与中国社会：兼谈人间佛教的世俗化间题》，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17辑)，合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13】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4】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1-272页。

 

【15】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转自《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来源。